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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蓄意杀人的恶棍即将逍遥法外，李膺不干了，在大赦令已出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处死了张成之子。
虽然李膺此举违反了大赦令，但就张成案本身来说，实在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况且张成不过区区方士，即便他是宦官党羽，正常情况下，宦官也不至于为这么一个走卒而去跟士大夫较劲。问题在于，此前宦官和士大夫之间早已结下梁子，双方甚至已达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
这群宦官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倚仗皇帝的宠信，为非作歹，仅中常侍侯览一人就抢夺民宅三百八十余所，土地一百多顷，所作所为与强盗毫无二致。目睹此情此景，朝中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挺身而出，不顾皇帝对宦官的庇护，大胆予以指斥和打击，侯览在其家乡修建的坟墓和府邸被毁，家财也被没收。
在挺身而出的士大夫中，李膺是领袖级人物，设于洛阳的太学里便流行一种说法：“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元礼）。”当时的太学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太学生在对李膺等贤能大臣给予褒扬的同时，也同样对弄权的宦官予以鞭挞，谓之“清议”。
宦官集团对这些士大夫、太学生恨之入骨，称之为“党人”，时时欲挟私报复。张成案发生后的当年秋天，侯览唆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一个猥琐小人，上书朝廷，指控李膺等官员拉帮结派，私养太学游生（即游学的太学生），诽谤朝廷，移乱风俗。
有学者将唐宋以前的皇权政治称为贵族政治，其特点是士族能够形成与皇权相颉颃的力量。作为皇帝，自然会“严加注意”党人士族的言行，具体到汉桓帝，他别的可能还无所谓，最看不得的就是臣子违令，李膺无疑触犯了这一禁忌，而侯览也正是揣测到汉桓帝的想法，才会利用张成案借题发挥。
果然，牢修的上书使得“天子震怒”，汉桓帝诏令天下郡国逮捕党人，一时间全国通缉，传令的使者相望于道。“党人”的帽子本是宦官所强扣，其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经过各级司法机关互相牵引、勾连攀附，最后包括李膺在内，一共抓了两百多人，后来也把这些被捕党人称为“钩党”。
“钩党”大多是天下名士、社会贤达，消息传出，引起朝野的强烈不满。次年，经朝中重臣力谏，汉桓帝宣布大赦天下，“钩党”被全部释放出狱，赦归乡里，但他们的姓名被各级官府记录，本人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虽然其间没有党人被处死或在狱中病死，但皇帝之昏庸，宦官之凶狠，社会之黑暗，也在这场持续达十个月的政治风暴中暴露无遗。
黄河清，原来不幸真是灾异到来的标志！给“黄河清”做鉴定的大学者襄楷，在党锢之祸前曾给汉桓帝上奏，说我以前从琅琊宫里得到过一本神书，按照神书所示，今年天气反常是因为冤狱太多，汉兴以来，朝廷从没有像如今这样拒绝进谏、诛杀贤人、滥用刑罚的，至于“龙尸”和陨石，则预示着朝中已有奸佞。
“党锢之祸”表明皇帝并没有听从劝告，党锢造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冤狱，而以宦官为代表的朝中奸佞则继续胡作非为、横行无忌，把朝野弄得乌烟瘴气。年幼的刘备当时未必知道这一重大事件，或即使从大人口中有所听闻，也难以深入了解，汉桓帝成为被他经常念叨的反面典型，那是后来的事。不过相比于其他人，成年后的刘备似乎更有资格对皇帝进行评判，因为他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
刘胜为汉景帝的庶出子（即非正妻的嫔妃所生之子），汉武帝的异母兄，被封中山王，因其谥号靖，故称中山靖王。满城汉墓（又名中山靖王墓）系中国二十世纪考古大发现之一，此即刘胜与妻子窦绾的墓葬，墓内除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外，随葬器物达到上万件，规模如此之大，其生前待遇可想而知。
刘胜妻妾成群兼子孙满堂，居然有一百二十余个儿子，这么多儿子里面，又有二十人得以封侯，刘备的直系祖先刘贞作为最早封侯的五人之一，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
在汉代，亭侯大致与乡侯同一级别，处于县侯以下，当时封地在涿县境内的乡、亭侯有五六人，陆城亭侯刘贞只是其中之一。
刘贞当了十五年亭侯，到了第十六年，却碰上了“坐酎金免”的倒霉事。汉代制度，每年正月初一酿酒，八月酿成，称为“酎酒”。新酒酿成后，皇帝要用新酒在宗庙举行大祭，称为“天子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这种献金被称为“酎金”。当年是汉武帝致祭，诸侯王、列侯按照常规缴纳酎金，但汉武帝认为他们的酎金在分量、成色上都不足，作为处罚，于是下令削减诸侯王的诸县封地，并废除了一批列侯的爵位。
“坐酎金免”实际上是汉武帝大规模削藩行动的一部分，讲穿了，就是想把已封的爵位和食禄都收回去，所谓酎金的分量、成色不足，不过是故意找碴儿而已。刘贞成为这一事件的牺牲品，他被免去爵位，降为庶民百姓，其子孙也从此失去了继承爵位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