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收到樊鹿发来的微信时,她问我今天能不能早些回去。
我很少像今天这样按时下班,雨后的傍晚,天空并没有完全黑透,泛着一点点明亮的宝石蓝,云层被洇成更深一点的灰蓝,霓虹灯亮起,城市潮湿又闪烁。耳机里播放着带有点点情欲和迷幻色彩的音乐,未来世界的味道,树叶上残留的雨滴落在脸颊或手臂,稀疏冰凉,晕黄的路灯让世界看起来像是跳进超大杯的多冰柠檬红茶里,气泡擦着少女粉红色的唇边升起,脸上可爱的雀斑被无限放大,像一颗颗小行星,然后缓缓升向夜空。
我想起自己做过的那个关于溺水的梦,蓝色游泳池的表面漂浮着几个彩虹救生圈,室内空无一人,除了正在坠落的我。我在想,这个游泳池的记忆究竟来自哪里。
地铁里的人很多,等了两趟终于挤上去。小鸟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名叫《Baby Black Hole》的歌,我的脸几乎马上要埋进前面高个子姑娘蓬松的头发里了,她身上用的香水是干玫瑰的味道。
卢凯茵的个子也很高,她升入初中后就开始拼命长个儿,初三毕业时已经比同龄人高出很多,她人生中最后一次测量大概有一米七二。我以为等自己上了高中会跟她一样高,但长到一米六五时突然停下,数字没再变过,大学时因为经常运动,又长高两厘米。我有时希望关于她的记忆能够随风逝去,但它们总是卷土重来,每次重来又总是忍不住将它们拥入怀里,想再次忘却就要再经历一遍痛苦。
与玫瑰花味的姑娘在同一站下车后,她走向出口的方向,我还要继续换乘。这时,看着玻璃门上的倒影,我隐约记起那个游泳池在哪里见过。
卢凯茵过去喜欢跳舞,每个周末她都要去附近的白天鹅艺术团学舞蹈,自从升入初中,课业变紧后,我妈建议她暂时放弃舞蹈,把心思集中放在语数外上,她不同意,后来又坚持学了一年,不仅功课没落下,参加省里的舞蹈比赛时还拿了少年组的一等奖。她是这样子,总能把很多事情兼顾好,也乐于向别人证明这一点。
有一次,她忘记带舞蹈鞋,那天太阳特别大,下午两点半,我和我妈坐着27路公交车一块儿去给她送红色舞蹈鞋。我做了一上午作业,闷得要命,正好找机会出门透透气。马路中间的隔离带里种满月季花,那年我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摘下眼镜,月季花丛变成黄黄粉粉绿绿的一堆色块。所以我跳不了舞,没有哪个舞蹈家会戴眼镜上台。我本来就没有姐姐好看,结果还要戴上一副难看的黑边框眼镜,被同桌嘲笑为“四眼妹”。稍微懂事以后,我在心里埋怨过父母,觉得他们对我不公平,把姐姐生得那么好,我却像基因兑水的结果,将就地来到人世。
姐姐去世以后,有几年我跟父母的关系都很糟,他们以为我只是因为她的离去而悲伤,但不只是悲伤。就好像一个长久得不到重视的人突然肩负起双倍的责任,那种爱的厚望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我承认我曾偷偷地恨过她。整个大学时期我都用叛逆表达这种委屈和愤怒,做了很多不像是我会做的事,喝酒、打架、喜欢不该喜欢的人。他们曾经担心我会抑郁,所以格外关心我,甚至有些宠溺,但我深知这份关心里有很大一部分爱本该属于她。
我和我妈在国宾饭店门口下车,白天鹅艺术团在一条很安静的街上,马路不是特别宽,太阳晒得人头顶都是滚烫的。我们先是进入一个拱形的大门,我印象很深,那是一栋白色的楼,共有六层。舞蹈教室在第四层,老师已经开始上课,卢凯茵正穿着黑色紧身上衣和小裙子,光脚踩在淡黄色的木地板上,和同学站成一列,逐个练习踢腿。阳光打在她的侧面,漂亮的肩颈线条,圆润的脸庞,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天使,从此,我头脑里对“少女”的理解就应该是她的模样。她看见我们,跟老师打了声招呼,然后跑向我们。换好舞蹈鞋,她又重新回到队列中,准备练习下一个基本动作。我妈欣慰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看着卢凯茵,旁边还有其他观摩的家长。
我对那栋楼很好奇,上完厕所回来时,鬼使神差地来到五层,五层是声乐教室,还有一个大会议室,那之后的一次文艺会演就是在这里办的。我又来到六层,六层是健身房和游泳馆。健身房的门外贴着一张粉色A4纸,上面写着几行字,大意是健身房只供内部职工使用,每天上午开放。游泳馆的门半开着,里面只有一个穿粉色游泳衣的女孩在岸边坐着,头戴一顶黑色泳帽,双脚垂在泳池边缘。那扇玻璃门很重,推开时发出一些吱呀声,那女孩突然站起身,灵巧地跳入水中,造出一些涟漪,蓝色水面上的彩虹救生圈轻轻浮动了几下。
从远处过来一个驼背的老头,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沉着脸问我是学什么的,为什么不上课跑到这里来。我摇摇头。他又说,游泳馆不对外开放,让我赶紧回去上课。他用一条粗糙黝黑的手臂粗鲁地将我拦到一边,眼看就要锁门,我告诉他里面还有人,有个女孩。但他不相信,直到锁好门,那女孩也没有从水里出来,我觉得自己不可能看错,所有的细节都很真切。我感到有点害怕,后来回到四层,我妈问我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久才回来。我说去楼上看了看,她说楼上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就带我回家了。很快,这件事情就被我忘记。
它用难以察觉的方式藏进我的潜意识,某一天突然出现在梦里,反反复复,以一种寒冷而绝望的姿态将我紧紧搂住,再后来,它成了不祥的预兆,降临在生活里。
地铁到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