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早高峰的地铁上人挤人，每天早上都要忍受带有人类体温又一言难尽的味道，等出了地铁，还要再沿一条笔直的街道步行一段，才能到我工作的地方。

疫情猛烈时，地铁里冷清过那么一阵儿，大家不敢出门，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公。等新生活的秩序恢复运转，除了脸上五颜六色的口罩还在时刻提醒人们，病毒仍然存在于周围的世界，世界已然与过去不同，鸡毛蒜皮、具体而微的生活却又似乎没什么两样。戒备心和恐惧逐渐被日复一日的琐碎与更生动的生存现实消磨，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被遗忘或者习惯，人们麻木又迫不得已地靠在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打发难以忍受的时光，打打游戏、看看新闻、刷刷视频。

这种情形下玩手机很容易头晕恶心，我索性站着观察周围的一圈屏幕，股票、连连看、美女扭动性感的臀部、一大盘黄金炸猪排配玉米汁。站在我前面的男士已经倾斜出略显别扭的角度，一只手扯着拉环，另一只还在屏幕上奋力地指指点点，操控游戏里的红头发男人，打算干掉对面那个紫头发的。

我想过是否要搬到公司附近来住，每天早上可以多睡一小时，但每个月的房租就要凭空多交一千五到两千块，这价格不是最夸张的，大城市的懒觉非常昂贵。稍微便宜些的，室内环境普遍很差。最后宁愿选择住远一点，居住环境稍微好点儿，人的心情也会顺带好点儿，无非是每天难受两小时！我安慰自己。

为错过地铁里的晚高峰，我经常主动加班，主编看见后神色中偶尔会露出欣慰，我旁边两位同事的处境则显得有些尴尬，想走又不敢走，打完卡便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继续摸鱼，等着领导先走。久而久之，他们对我有些看不惯，觉得我是在故意加班给领导看。我很想解释，但最终也只能任其看不惯，继续沉默地吹着空调，看看稿子。

写字楼迎着一条大街，我们公司在五层，而我的工位正对窗户，窗台上摆了几盆永不开花的绿植。有时工作累了，会望着眼前的大街走神，回忆过去的时光，或者想想中午吃点什么。被老板、同事、设计师、作者气到筋疲力尽，已经无力发怒时，也会望着这条大街走神，回忆过去的时光，或者想想晚上吃点什么。我大概属于心理素质极好的年轻人，也可能只是因为我比较容易走神，很难久久地沉浸于一种情绪——痛苦和愤怒都需要专注。但是我记得谁惹我生气了，谁故意给我穿小鞋了，谁在背后讲我的坏话了。

工位上除了电脑、水杯、日记本、字典，以及一把30厘米长的尺子外，还有一只小狐狸的毛绒玩具，以及泡泡玛特推出的童心系列盲盒手办，兔耳朵女孩乖巧地坐在滑梯上，天真无邪，心如止水。其余什么都没有。其他编辑的桌上、脚边都摆满摞得高高的书籍，仿佛置身知识的海洋，他们的工资和学历都比我高，我摆再多书也没用。桌上的家当用一只帆布包就能全部打包带走，人力资源部门的姐姐怀疑我有随时跑路的倾向，加班又给她营造出一种努力的错觉，因此她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大明朗。

被夜晚笼罩的公司显得异常安静，墨蓝的天空没有一片云，弯弯的黄月亮像粘在玻璃窗上的贴纸，电脑屏幕的光隐约勾勒出我的面部轮廓，映在玻璃窗上的那个人看起来有些陌生和好笑。加湿器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源源不断地喷出朦胧的白雾，像文艺片，也像恐怖片。除了打印机和饮水机的灯不灭，只有门口那盏嵌在屋顶的白色长方形灯仍然亮着。眼看其他工位一个个变空，我成了公司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而白天，我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独自漂泊在外，远离父母，没有男朋友，没人等我回家，公司竟成了最有归属感的地方。

9点15分，关灯锁门，摁亮电梯里的数字，缓缓降落。想象自己是从飞碟里走下来，大概过于入戏，门口保安看我的眼神当真像看一个外星人，警惕、犹疑、轻蔑。我对他笑了笑，他尴尬地把脸扭过去。

我在楼下新开的奶茶店里买了一杯黑糖牛乳，又在麦当劳点了一份薯条和汉堡，坐在落地窗前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吃完。想起小时候去肯德基问人家要“不辣的香辣鸡腿堡”，后来才知道，不辣的那个叫“劲脆鸡腿堡”。

这时的地铁相对没有那么拥挤，至少不必闻别人头发上的味道，或者看到对方T恤上的线头和轻微油渍，得以保持安全又体面的距离。车窗外的广告里有一只很可爱的金毛犬，正摇着尾巴走过来。而外面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屏，只有一根根均匀排列的LED灯柱，当地铁快速经过时，视觉的暂留现象使人眼看到舒展连贯的画面，但那是错觉。 bBC3LXMjWMZ+oKtIFuEH7VyOkFt8HXiWxaeVXc6EAwf1qXOSGdYLd3dWrqzh7a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