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想要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仅有的那几个手势变得越来越不够用了。要是别人搞不懂我的意思，我就控制不住地大发雷霆。我感觉有只无形的手似乎在掌控着我，而我则发狂地想摆脱束缚，得到自由。我不停地抗争——抗争其实根本于事无补，只是我心中的抗争意识实在是太强烈了。结果一般都是我痛苦得大哭一场，累得筋疲力尽。如果母亲正好在我身边，我就会扑到她的怀里，悲痛得连自己为什么发脾气都搞不清楚了。过了段时间，与人交流沟通的愿望变得更加迫切，这就导致我每天都会发脾气，有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大闹一次。

我的父母非常痛苦，却也束手无策。我们家附近没有一所盲聋学校，要找个愿意到塔斯坎比亚这样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既聋又盲的孩子的老师，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的朋友和亲戚们都觉得我不大可能学会什么东西。母亲从狄更斯的《游美札记》中看到了唯一的一线希望。她读到书中关于劳拉·布里奇曼 的故事，依稀记得那是个又聋又盲的女孩，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可是她又记起来，那位发现了教育盲聋人方法的格利德里·豪博士已经去世多年了。这让她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他的教育方法很可能随着他的去世也一起消亡了。即使没有消亡，这个方法又怎能使一个在亚拉巴马州偏远小城里的女孩儿受益呢？

大约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极有名望的眼科专家 ，他成功地治疗了许多看起来根本无法治愈的病人。父母便决定立刻带我到巴尔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治好。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至今想来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与许多人交了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钻了洞，好让我把它们串在一起。这串贝壳让我快活又满足地玩了很长时间。列车长也很和蔼。他过来查票并给票打孔的时候，我就抓着他的衣角跟着。他让我玩他的打孔器，那个东西简直太好玩了。我蜷缩在座位角落里，自得其乐地在硬纸板上打出有趣的小洞来，一连好几个小时都兴致不减。

我的姑姑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娃娃。这个随手做成的娃娃特别滑稽，几乎不成样子。它没有鼻子、没有嘴巴、没有耳朵也没有眼睛——什么都没有，就算是拥有神奇想象力的小孩子也无法想象出一张脸。奇怪的是，相比起其他缺陷，没有眼睛这一点最让我难以忍受。我向所有人指出这个问题，一副不解决便誓不罢休的架势。可是似乎没人能给这娃娃安上眼睛。不过，我灵光一闪，倒是想出个好主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溜下来，在座位底下东翻西找的，终于把姑姑的斗篷找了出来。那上面装饰着一些大珠子。我扯下了两粒珠子，向姑姑示意我想要她把珠子缝在我的娃娃上。姑姑把我的手举起来，放到她的眼睛上，确认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点头。珠子终于被缝到了合适的位置上，我高兴得忘乎所以。可是我很快就对那个娃娃失去了兴趣。在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因为有太多的事情吸引着我，我的脑子和手指没有一刻能闲下来。

到了巴尔的摩后，奇泽姆医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不过对我的病他却无能为力。可是他说我这种情况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找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 咨询一下，他那里有关于盲童与聋哑儿童的学校和教师的信息。我们听从医生的建议，立刻到华盛顿去找贝尔博士。父亲的心情沉重，而且忧虑重重。可我却全然不知道他的痛苦，不断变换地方的旅途让我无比兴奋，无比快乐。尽管我只是个孩子，但是见到贝尔博士时我也立刻感受到了他的慈爱和同情。他的人格使他受到许多人的热爱，而他无与伦比的工作成就则令人仰慕。他把我抱在膝上，我则拿着他的怀表把玩，他便让表为我报时。我做的手势他都能理解，于是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不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会面正是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大门。从此我将不再孤独，并步入充满友情、知识与爱的美好天地。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珀金斯学院的院长阿纳诺斯先生写一封信，问问他那里是否有适合我的启蒙老师。那里正是格利德里·豪博士曾为盲人付出巨大努力的地方。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阿纳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让我们大为宽慰的是，他在信中告诉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老师。那是1886年的夏天。不过莎莉文小姐在第二年的三月份才来到我的家。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到了西奈山前 。仿佛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触摸到了我的灵魂，赋予了我光明，让我领略了世间之神奇。我听到一个声音从这座神之山上传来：“知识是爱，是光明，是视野。” 5Jt/czE4DjapJgWW2DFNxZOs8IKmsFNbmaE5S8IILyLQEmyTni/n11bzd+19y1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