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打算写下我的人生故事时,心里还是有些许恐惧的。童年的回忆仿佛被金色的雾霭笼罩,要把这层帐幔揭开,我颇为犹豫,好像冥冥中害怕什么似的。写自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我努力把孩童时期的印象梳理分类的时候,却发现把过去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年里,难以分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幻想。一位女士正在用自己的想象去描绘一个孩童的经历。一些画面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分外生动鲜明,而“另一些则如牢狱般晦暗不明”
。另外,童年的欢乐与悲伤如今已经不再强烈鲜明。早年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已经渐渐被更加激动人心的崭新体验所替代。因此,我只把那些对我而言最为有趣、最为重要的片段做些简略地陈述,以免我的自传成为冗长无味的流水账。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作塔斯坎比亚的小城。
父亲的先辈是来自瑞士的卡斯帕·凯勒家族,他们最初在马里兰州定居。其中一个瑞士先辈是苏黎世第一位聋哑人教师,还写了一本关于聋哑人教育的书——这的确是奇特的巧合。不过事情往往如此:每一个国王的祖先中都有奴隶,每一位奴隶的祖先中都有国王。
我的祖父,即卡斯帕·凯勒的儿子,对亚拉巴马州的大片土地提出了“所有权”要求,并最终在那里定居下来。据说,他每年都会骑着马从塔斯坎比亚到费城去采买种植园所需的各种物资。我的姑姑至今还保留着祖父的许多家信,在信中他栩栩如生地记载了这些旅行经历。
我祖母的父亲名叫亚历山大·摩尔,他曾是著名的法国贵族拉斐特伯爵
的副官之一。她的祖父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则是弗吉尼亚州早期的殖民地总督。此外,我的祖母还是著名的罗伯特·李
将军的表侄亲。
我的父亲名叫亚瑟·H.凯勒,内战时是南方联邦军的上尉。我的母亲名叫凯特·亚当斯,她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比父亲要年轻许多。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E.古德休为妻,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新伯里居住了很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就出生在新伯里港,而后来搬到了阿肯色州的海伦娜。内战爆发之后,查尔斯参加了南方军队,后来成为一名准将。他与露西·海伦·埃弗里特结婚。露西与爱德华·埃弗里特和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博士来自同一个家族。战后,这一家人搬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病魔尚未夺去我的视力和听力之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小房子里。那房子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和一个供用人栖身的小房间。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农庄旁边建一座附属的小房子以备不时之需。内战结束后,我父亲就建起了这所小房子,父母亲结婚之后就在那里居住。小房子爬满了葡萄藤、攀缘蔷薇和金银花,从花园望过去,就好像一座由藤蔓和鲜花搭就的绿色凉亭。小小的门廊也被金黄的蔷薇和郁郁的青藤形成的屏障所覆盖。于是这里就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乐园。
长辈住的家族庄园离我们的蔷薇小舍只有几步之遥。大家称那里为“青藤园”,因为无论是房子、篱笆,还是周围的树木,都被郁郁葱葱的常春藤缠绕覆盖。这座老式的花园就是我童年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我也常常依着正方形的黄杨木树篱,随着气味的指引,慢慢摸索着找到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有时我也会在脾气发作之后摸索到这里来,将怒火烧得滚烫的脸庞埋进清凉的树叶和青草之中去寻求慰藉。陶醉在这鲜花满地的花园中,徜徉在葱茏芬芳的树丛中,突然间美丽的青藤挡住了去路,通过抚摸叶子和花朵,我便能分辨出这已经是覆盖花园另一端那个摇摇欲坠的凉亭的藤蔓。这是怎样的快乐啊!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垂悬的素馨,以及稀有的蝴蝶百合。这种百合香气甜美宜人,花瓣娇嫩轻盈,像极了翩翩起舞的蝴蝶的翅膀。不过蔷薇花才是最美丽的。我在北方的花圃中从来没有见到过像我南方家中这样令人心满意足的攀缘蔷薇。这些多花蔷薇在我们的门廊上一串串、一束束垂悬下来,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花香,未被任何泥土的气味沾染。花朵被清晨的露水浸润,摸上去是那样柔软、那样纯洁,我会禁不住想,上帝花园中的日光兰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像其他的幼小生命一样,我的生命之路也是在平凡简单中开始。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
几乎所有的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都是这样。为了给我起名,家里人也像其他家族一样,着实讨论了几回。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大家都觉得这是件大事。父亲的提议是给我取名为米尔德里德·坎贝尔,因为那是他十分尊敬的一个先辈的名字。之后他就不再参加后面的讨论了。母亲说她的愿望是用她母亲的名字为我命名,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是海伦·埃弗里特。但是在把我抱到教堂去的时候,父亲一时激动,就把这个名字给忘记了。这倒是情理之中,因为他后来就没再参加讨论。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是决定用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于是他就说出了她婚后的名字:海伦·亚当斯。
听人说,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表现出急脾气的个性,而且总是特别有主见的样子。每次看见别人做什么事情都坚持要有样学样。六个月的时候我就能蹦出“泥好”的声音,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得所有人都过来看我。即使在我生病以后,我仍记得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那些字中的“水”字。后来我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可我依然能够大致发出这个字的某种声音来。直到我学会了拼写“水”这个单词之后,我才不再发出“瓦——瓦”这样的声音
。
家人告诉我,我在一岁那天学会了走路。那天,妈妈刚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拥在她膝头。当时阳光明媚,树叶在阳光中舞蹈,将斑驳的树影洒在光滑的地板上。我被这舞动的树影所吸引,便从母亲膝上溜下来,几乎是朝影子跑了过去。这一股冲劲过去后,我跌倒在地上,哭着要妈妈把我抱起来。
这幸福的日子却并不长久:春日苦短,我快乐地度过了一个画眉与知更鸟婉转鸣唱的春天;又度过了一个果实累累、蔷薇满园的夏日;接着是金黄与深红的丰美秋季在我身边掠过。季节在这个性情急切而又欢乐阳光的孩子脚下留下了她们的礼物。之后,便是阴郁的二月,病魔袭来,蒙住了我的眼睛和耳朵,使我坠入了新生儿时那种无法感知的黑暗深渊。他们说是急性胃瘀血和脑瘀血,
医生以为我没救了。然而,一天清晨,高烧却在突然间神奇地消退了,就像最初向我袭来时那样突然而神秘。那天早上,家人们全都喜出望外,高兴坏了。可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在内,都不知道我将永远看不见东西,永远听不到声音了。
我模糊地觉得我对那场病依然有些混乱的记忆。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当病痛将我折磨得无比烦躁与痛苦,而我开始号哭时,母亲尽力抚慰我时的那份慈爱与温柔。还有就是我在蒙眬迷糊的状态下辗转反侧,醒来后把干燥发热的眼睛从墙壁转开,迎向我一度那么喜爱的亮光时的苦痛与迷茫——那缕亮光非常昏暗,而且它一天比一天更加昏暗。不过,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断片之外——如果它们的确是记忆的话——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虚幻得像一场噩梦。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向我包围而来的死寂与黑暗,甚至忘记了我曾经体验过那有色彩、有声音的另一个世界,直到她——我的老师——来到我身边,是她解放了我的灵魂。不过,在我生命最初的十九个月中,我看到过一望无垠的绿色田野,看到过明亮蔚蓝的天空,也看到过树木和花朵。虽然后来黑暗吞没了我,但这些却不是黑暗能够全部抹掉的。我们一旦看到过,“那胜利的一日就属于我们,那一日所显示出的一切也便属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