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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风起云涌、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为后世人留下的，不只是对历史兴亡、人世浮沉的无限嗟叹，同时也为后代文学家进行艺术创作留下了丰富的素材。其中，最早关注到三国历史并加以忠实记录的是三国蜀汉至西晋时期的史学家陈寿。
陈寿以高度严谨的历史编撰手法，客观公正的态度，编著了一部流芳百世的历史巨著——《三国志》。陈寿《三国志》完整记录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百年间，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全过程。其最大特点，是引文精练，叙事简约，史实准确，取材严谨。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此书刚刚问世，就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很大反响，纷纷予以肯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人才把《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及成书于《三国志》之后的范晔《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当然，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一是缺少表、志，显得内容匮乏；二是对原来已经成书的史料，删削过多。最明显的例证如马钧、张仲景（约 150/154—约 215/219）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他没有为之立传；许多见于鱼豢《魏略》的少数民族史料和曹魏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制度——护军制，他都删之殆尽。另外，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魏晋改朝换代的史实，多有隐讳，不敢直书，多有曲笔，创立“回护”笔法，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
上述几个问题，从史料学的角度着眼，几乎都是致命伤。
继陈寿之后再度关注到三国历史，并加以忠实记录的是东晋、南朝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372—451）。
刘宋建立后，裴松之接到宋文帝刘义隆（407—453 年在世，424—453年在位）的御旨，要他为《三国志》充实史实，也就是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广搜资料，精心撰作，于公元429年写成《三国志注》。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除了访问遗址，考证三国一些事件发生的经过，听年长者之回忆，还对所记载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书考证。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补阙，凡陈寿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和虽已见而删削不当的史料，均补入；二是纠谬，即通过增补史料，纠正陈寿《三国志》的错误之处，或进行必要的考证；三是存异，即对同一件事或人物，几种史书有不同的说法，裴松之均录而并存之，给后人留下了思考与考证的余地。
因此，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最大功绩，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以音义训诂为主的史注体，创建了一种以补遗、纠谬和存异为主要目标的史注体。通过这种史注体，保存大量的史料，使之不至于散佚无闻。这正是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最大价值所在。
由于大量征引，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共达三十六万七千余字，比陈寿正文的三十二万余字还多，弥补了陈寿《三国志》原来记载简略的缺陷。
裴松之引用大量史籍以补《三国志》，使《三国志》的内容大为丰富。这些史料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民族融合、民风民俗以及人口史等各个方面。
史学家陈寿和裴松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这两部史学巨著，竟然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文学名篇《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又被称为《三国志演义》《三国全传》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和最高成就的代表。明清时期甚至有“第一才子书”之称，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该作品成书以后，有多个版本传之于世，到了明末清初，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整顿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毛宗岗本的《三国演义》也成为诸多版本中水平最高、流传最广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