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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跋扈将军”梁冀与“五侯”之间的冲突算是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第四次大较量，那么，“十常侍”的崛起便是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最后一次大较量。
所谓“十常侍”，其实是汉灵帝刘宏时期的十二个宦官张让、赵忠、夏恽、郭胜、段珪、孙璋、毕岚、栗嵩、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的合称。这十二个宦官因曾担任中常侍而得名，尽管实际上有十二人，但通常被统称为“十常侍”。这当然是受到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中的“十常侍”，指的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段珪、封谞、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十个宦官。
西汉后期，皇帝近臣中常侍主要负责传达皇帝诏令、掌管文书，并作为皇帝的顾问应对各种事务。东汉时期，中常侍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其官秩为千石，后来增至比二千石（次于二千石，银印青绶），多由宦者担任。汉安帝刘祜即位后，中常侍全部由宦官担任，负责传达诏令和掌理文书，权力极大，中常侍的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年更是增加到十二人。
公元 168年 1月 25日，汉桓帝刘志去世，汉灵帝刘宏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她听政期间，委任陈蕃与父亲窦武共同辅政。鉴于宦官势力猖獗，祸乱朝政，大将军窦武“既辅朝政，常有诛翦宦官之意”，计划“斥罢宦官”“悉诛废，以清朝廷”（《后汉书》）。在窦太后的支持下，窦武联合太傅陈蕃等正直朝臣，首先诛除了“颇具才略，专制省内”的宦官管霸和苏康，之后打算继续诛除宦官头目曹节、王甫。不料消息走漏，宦官集团抢先下手，劫持了汉灵帝和窦太后，然后假传诏令，捕杀窦武、陈蕃等朝臣。最终，陈蕃被处死，窦武兵败自杀。外戚窦氏及参与谋除宦官行动的朝官“皆夷其族”。而以曹节为首的一大批宦官则封侯受赏。
汉灵帝执政早期，中常侍王甫、曹节深受信任，张让与赵忠也逐渐迈入宦官集团的核心。到后来，王甫被杀，曹节去世，张让与赵忠便成为十常侍的首领。
成为首领之后的张让与赵忠，可谓是牛气冲天。当时，孟达的父亲孟佗与张让的监奴结为朋友，将自己所爱之物全部相送。监奴很感动，就问他有什么需求，孟佗就说只想你们为我一拜而已。后来孟佗到张让府上，监奴就率领奴仆在路上迎拜孟佗，并且共同抬着他的车子进门。那些拜访张让的宾客以为这是什么大人物，纷纷向他送礼巴结，可见张让是如何位高权重。孟佗最终得任凉州刺史。
黄巾起义爆发，侍中张钧上书直言斩杀“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宦官们惶惶不安，以退为进，脱掉帽子、靴子叩头请罪，还表示愿被关进大牢之中。汉灵帝果然心软了，没有处置张让等人。相反，说出一番肺腑之言的张钧就遭难了，被诬陷与黄巾道有勾结，直接拷打至死。就连力战张角的卢植也因为没有贿赂小黄门左丰而锒铛入狱，若非皇甫嵩救助，一代名将或将憋屈地死于宦官之手。
汉灵帝为什么如此信任宦官？一是掌权的宦官伴随着他长大，在刻意培养下，汉灵帝自然要更加亲近他们；二是宦官知道汉灵帝喜好享乐，便拼命搜刮民膏来讨皇帝的欢心。为了供皇帝玩乐，也为了方便自己敛财，宦官怂恿汉灵帝大肆修建宫殿，甚至不惜为此抬高赋税。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亿钱，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宦官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在东汉后期的戚宦纷争中，外戚利用皇帝幼弱，得以专擅朝政，宦官也力图拥立幼主，以便于自己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刮，竭泽而渔。总之，双方都力图挟持皇帝，排除异己。戚宦交替专权、乱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一是导致政治腐败：戚宦相互倾轧，使政局动荡，朝纲不振。无论是外戚或宦官，大都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卖官鬻爵，广收贿赂。
二是引起党锢之祸：戚宦乱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满，他们多支持外戚而攻击宦官，宦官便利用权力大加迫害，于是酿成桓、灵之世的两次党锢之祸。
三是造成起义四起：政治日趋黑暗，东汉王室、贪官污吏及地方豪绅的敲诈勒索愈益加剧，百姓无法生活，便到处流浪和暴动，最终引发大规模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