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戚宦之争的起因，还得从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说起。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了以太尉、司空、司徒为主的“三公”权力，使得经常担任内朝官职的外戚或宦官没有了“三公”的制衡，这就给外戚和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
汉光武帝刘秀自称“以柔治天下”，这里的“柔”，就是对统治集团尽可能地予以宽容笼络，其中手段之一就是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姻，用婚姻关系来维系政治关系，企图借此巩固皇室统治。因此，东汉时期选皇后不出窦融（前 16—62）、邓禹、马援、梁统等功臣的家族之外。可是，刘秀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室的目的，反而是在皇帝身边培植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外戚势力。
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56—88年在世，75—88年在位）三个皇帝在位期间，是东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从公元 89年东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刘肇（79—106年在世，88—106年在位）即位起，至公元 189年汉献帝刘协即位止，历殇帝、安帝、前少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后少帝，前后共计十一个皇帝，都是年幼继位。正如《后汉书·皇后纪》所言：“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所谓“外立者四帝”，指的是安、质、桓、灵四帝。当然，这只是概而言之，其实何止此数。既然外戚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他们就必然是“贪孩童以久其政”，也就是说要故意立年纪幼小易于左右的皇室后裔为帝。自章帝以下，所立皇帝最大不超过十七岁，最小的不过百日。皇帝幼小，皇太后就有理由援例临朝听政。而所谓“临朝者六后”，即是窦、邓、阎、梁、窦、何六个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帝年幼，年轻的皇太后临朝之后，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与这些皇太后相联系的父兄窦宪、邓骘、阎显等都相继掌握了朝廷大权。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制造了机会。
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他们为所欲为，根本不会把年幼的小皇帝放在眼里。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只能结纳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一旦青年皇帝死去，宦官因身份卑贱不能辅政，故而立了新皇帝后，再度出现新的外戚上台辅政的局面。如此循环往复，整个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斗残杀，交替专权擅政，形成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危害最为严重的争权“怪圈”，史称“戚宦之争”。“戚宦之争”也由此成为东汉中后期政局的一大特点。其中，“跋扈将军”梁冀（？—159）掌权之前，外戚与宦官之间，历经了三次大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