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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过程，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与筑梦机会，让无数青年人怀揣着各种梦想来到这座崭新的大都会打拼。像沙逊（Jacob Elias Sassoon，1844—1916）
、哈同（Silias Aaron Hardoon，1847—1931）
这样不远万里的“淘金者”，尚且都来到这座东方的“冒险家乐园”寻找致富良机，那么对于不少身处近水楼台的江南青少年而言，上海的新式学堂、各类工厂乃至传统的手工业作坊等，相较家乡的营生更是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因此，“到上海，去打拼！”，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青少年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的心中，较之生气日淡的江南故乡，上海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魔都”，既有着散发洋气的“摩登”（Modern）一面，又有着遍地机会以发家致富乃至扬名立万的独特“魔力”（Magic）一面。
由于天资、家境、教育程度等差异，江南地区的青少年前往上海谋生的起点也大相径庭。若有幸生于家境殷实的家庭，这类年轻人通常会前往上海的各类新式学堂学习新学。例如，比徐熙春年幼2岁且出生于青浦县邻县吴江县的柳亚子（1887—1958），出身吴江黎里镇内的书香门第，自家族中的高祖起好几代有诗文集行世，他年仅12岁便能作五言、七言旧体诗。
1902年，南洋公学爆发“墨水瓶风潮”引发大批学生退学，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发起成立“爱国学社”，接纳退学学生继续接受教育。
经亲友介绍，柳亚子了解并赞成“爱国学社”的革命主张，于是决定前往学习。1903年，柳亚子在父亲的帮助下坐着一艘小船，从家乡吴江黎里镇出发，经过芦墟到青浦朱家角再换乘小轮船前往上海，进入“爱国学社”旁听课程。与胡适类似，柳亚子在学社中经吴稚晖教习读到了《天演论》。此后，章太炎成为柳亚子的授课老师，接触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受此影响他为自己起名“人权”，表字“亚卢”，意为“亚洲的卢梭”。
可见，前往新学堂读书学习，引发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这从柳亚子的经历中便可见一斑。
当然，在江南，更多普通家庭并不会如吴江黎里柳家一样有着富裕家境与家学涵养，这些家长一般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上海的工厂、手工作坊、商店等当学徒；而出身经济条件更差家庭的年轻人，则会到码头等从事苦力劳动，甚至沦入“黑道”谋生。例如，比徐熙春年长3岁且来自江苏镇江的程子卿（1882—1961），其经历就颇具典型性。程子卿早年肄业于镇江高功书院，后来因为家中贫困便到镇江的何益顺米店当学徒，由于在店中每天需要不断拎米包，因而练就了过人的臂力。约在1900年，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先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在十六铺，程子卿结识了帮会首领兼“包打听”的黄金荣（1868—1953）与丁顺华，三人意气相投，便结拜为青帮弟兄。是时，程子卿年龄还不到20岁，由于皮肤黝黑，人称“黑皮子卿”，属青帮中的“悟”字辈人物。待到积累了一些钱财后，程子卿进入“法书斋堂”学习文化知识。1911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巡捕房当巡捕，此后长期任职于法租界巡捕房。
再说青浦县城内的思葭浜徐氏，至徐熙春的父亲徐公勉一代，其家庭的经济环境相较于祖父徐景一代的“财雄乡里”，显然衰弱了不少。根据徐熙春长子徐传贤的《自传》记载，他如此回忆祖父徐公勉的家庭状况：
我的家庭那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母生下八个子女。靠60～70亩出租的田度日，经济很困难。所以我伯父（徐桂舲，已死）和我父（徐熙春）很早就到上海去学生意、当学徒，把另外一个伯父嗣出去了（杏根，婚后不久即死）。
在晚清江南地区，思葭浜徐氏的经历并不罕见。徐公勉虽有秀才功名，家中也有还算不少的田地供出租，但由于子女众多，小农经济生产低下，即便担任塾师且偶尔为邻里行医治病，也只能勉强维持大家庭的基本生活，因此“经济很困难”并非夸饰之词。徐公勉一家通过祖上的积累有些家族财产，尚有捉襟见肘之感，那么对于更多家境不如他们的家庭而言，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例如，徐熙春的同乡、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1871—1914），便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且家境清寒的家庭。由于家境实在贫困，夏瑞芳的父母变卖了家中的田宅，在上海董家渡开设小商店，并在其9岁时将他寄养到青浦县内的亲戚家中。等到11岁时，夏瑞芳已表露出强烈的“到上海去”的意愿。有一次，适逢夏母回青浦老家省亲，夏瑞芳借此机会便想跟着母亲到上海见见世面，但遭到拒绝。于是，夏瑞芳偷偷地尾随母亲，但被眼前的一条河流阻拦而不能过河，心急的他看到了行经的一艘小船，便央求船夫载他渡河。船夫一看孩子年龄尚小，开始并未答应。夏瑞芳大哭道：“你要是不载我渡河，我就跳河死掉！”船夫为其决心触动，便载他过了河。到达朱家角后，夏瑞芳再次见到了母亲，母亲也深感孩子坚定的意志，便带着他到了上海。很快，夏瑞芳便在上海基督教清心堂附设的小学免费读书。
或许，夏瑞芳是从大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了解到远在自己家乡40多公里之外，有这样一座风气时尚、机会遍地的摩登都市，慢慢地对它有了强烈的向往，乃至于在11岁时终于坚定决心，冒着危险只身踏上了前往那座城市的旅程。那时，每一位有志少年来到上海的道路，有不少与夏瑞芳一样，布满艰辛乃至危险。但正是上海开埠之后，独有的魅力与机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内心，驱使着他们冒着辛苦去那座大人们口中洋气、有钱的城市追逐梦想。
距离上海约400公里之外的徽州，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古徽州人对十三四岁年龄段孩子的态度：如果孩子天分好，便继续上学，考秀才、举人乃至进士；若读书天资稍逊，十三四岁时孩子的身体也基本长成，那么父母则会安排他们外出打工，先从学徒干起。
如此看来，思葭浜徐氏对孩子的培养也与古徽州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家族中长期以来科举表现平平，并未有举人、进士层级的族人，加之前述较为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于是徐公勉便想着不如让徐桂舲、徐熙春这些孩子放弃科考之路，待他们长到十三四岁时“往外一丢”，让他们到上海去已经打拼有成的亲戚处做学徒来贴补家用。
就这样，1898年3月
，年方舞勺的徐熙春便跟着大哥徐桂舲的脚步坐上了前往上海的乌篷小船，从青浦城厢镇出发，顺着漕港河，沿途经过蟠龙、七宝、法华等镇，经一日航程便登上了十六铺码头。抬头望去，外滩沿岸洋楼林立、招商码头汽船嘶嘶，摩登都市的图景已全然不同于江南县城，不禁让徐熙春和哥哥徐桂舲怦然心动。距离十六铺码头不远的南市新开河，便是他们“学生意”的所在，兄弟俩的人生即将就此翻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