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都市的兴起：近代上海转型

从《徐氏宗谱》的记载来看，徐公勉是思葭浜徐氏中应试科举的最后一代。到了徐熙春一辈，家族传统实现了从“耕读传家”到“商读传家”的根本性转变，其一大根源是晚清以来距离青浦不远的上海由于对外开放而迅速成为重要的国际都市。在此过程中，新式学堂的不断设立，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与发达的进出口贸易等优势为青年人打拼创造了诸多机会，深深吸引着周边郊县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年轻人来沪求学或做工以寻觅机遇。晚清民初上海的兴起，对于包括徐熙春在内的很多江南青少年而言，不啻为改变自身命运的一大良机：他们可以不用再走父辈们皓首穷经、求取功名的道路，而是通过机遇与努力，在日新月异的“魔都”上海获取人生之中的第一桶金。由此，近代上海的都市化历程成为江南地区家族与个人转型的重要契机。

一、上海开埠与租界设立

近代上海之兴起，与其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被迫开放，以及随后租界的设立与扩张等要素有极重要的关联：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并且英国方面可在上海派驻领事，专理商贾事宜。 就这样，上海在英国军队大炮的威逼下开放了。1843年11月，英国派遣的首任上海公使乔治·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经过与时任上海道台宫慕久（1788—1848）商定后，宣布上海自当年11月17日起开埠。

开埠后的上海很快吸引了大批英国人来此定居，不仅有经营各类洋行的商人，也有来此传播“福音”的传教士等。这些外国人来到上海之后的首要问题便是为“屯物经商”和“携眷居留”而需要“租地造屋”。因此，英国方面便利用《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中限定中外活动范围的条款 ，将眼光投向上海县城以北的临江荒滩，强行在此租地、建屋。这片区域在日后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外滩”（The Bund）。巴富尔希望该区域能专门辟为外国人造屋之地，清政府也希望通过外交谈判做到“息事宁人，中外相安”，故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宫慕久以上海道名义公布一项告示，宣布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租给英国商人，以用来建设房屋与居住。随后，宫慕久便公布了与巴富尔商定的《土地章程》（ Land Regulations ）23款，规定租借地界址、租地办法、“华洋分居”（中国居民与外国人分开居住）、英国专管、章程修改办法等原则，并在日后被外国人视为上海租界的“根本大法”。

尽管在《土地章程》中规定中国仍保留土地管辖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对居留地外人决议有最后审核权，但自此之后美、法两国借《土地章程》在上海建立租借地，英国则将眼光落于界外土地，时时希望扩展。可以说，《土地章程》的签订让清政府对外国人有所限制的政策一开始就遭遇重大挑战。

此后数年间，美国、法国等国家跟随英国的脚步，相继设立了各自在上海的租借地。1848年，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向上海道台提出建立美国租借地的要求，经交涉上海道台答应将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作为美国租借地，但并未议定界址。1854年2月，美国将领事馆迁入租借地内。 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贴出公告，宣布经与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Louis Montigny，1805—1868）、驻华大使剌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1800—1862）协商，法国人可在其租借土地内建造房屋、商行，并可将房屋出租或用来堆放货物。法国租借地最早的边界为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州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脚，双方注明界址。由此，上海法国租借地正式宣告设立。 英、法两国又相继通过谈判与施压的方式，攫取各自在租借地中的专管权。从1843年开埠至1849年，不到六年的时间，英、美、法三国在上海都占有侨民居留地，也就成为日后人们习惯所称的“租界”。 至此，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的租界控制范围大致划定：英、法租界以洋泾浜为界，占据着外滩；而英、美租界夹峙苏州河河口。

尽管开埠初期，英、美、法三国租借的区域都是荒郊野地，看似满足了清政府“华夷互不相扰”的想法，但这些国家挑选租借地的区域是别有深意的：三国租界均东临黄浦江，南北分别夹峙通往内地的两条内河——吴淞江（苏州河）与洋泾浜，因而通过两条河流可掌握更深的腹地。其中，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就对自己挑选的法国租借地选址有如下考量：交通方便，界沿三面都被可航行水路包围，靠近商业中心。 因此，租界只要控制苏州河、洋泾浜汇入黄浦江的周边区域，就足以扼上海县城之咽喉，从而实现对上海商埠的控制。

此后，英、法、美三国运用威逼利诱的方式，以“青浦教案” 等事件为借口，不断扩张租界范围。据学者周振鹤统计，1849年英租界第一次扩张时，其面积增至2820亩；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经两次扩张后，至1899年面积达33 503亩。1849年法租界建立后，经三次扩张，至1914年面积达15 150亩。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合计面积为48 653亩，为原上海县城面积的八倍之巨。

二、“华洋杂居”与“国中之国”

1850—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战争，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又一重大转折。由于太平天国以天京（今南京）为都城，主要活动范围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对包括青浦县在内的江南府、县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冲击。特别是由福建传入且主要成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民间秘密社会团体——小刀会 ，与清军于1853—1855年在江南多县发生拉锯战，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1853年9月5—17日，小刀会先后攻占嘉定、上海、青浦、川沙等六县，但不久后便与清军陷入攻防激战。尽管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一再向各国驻沪领事保证不伤害外国侨民、维持与各国通商等以表达善意，但欧美各国并未就此改变对小刀会的敌意。随着中外联合绞杀，经十七个月与清军和外国军队的战斗，小刀会终告失败。

由于租界特殊的地位，即便小刀会首领也不敢贸然在租界与清军交火，加之各国在上海组织了独立的武装——“洋枪队”进行保卫，因此上海的三个租界成为特殊的“避风港”。于是，为避免受小刀会与清军以及后续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火波及，大量上海县城及周边郊县的居民，以及到后期一些江浙一带的官僚、地主、富商携带家眷在1850—1860年代纷纷躲入租界，形成了事实上的“华洋杂居”，带来了英、美、法三租界人口数量的第一次大增长。据学者邹依仁统计，从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到1862年进军上海前后，上海公共租界人口从1855年（当时为英租界、美租界）的2万余人增加到1865年两租界合并时的9万余人，法租界则在同期增长了4万余人，三租界合计人口净增长达11万人之多，增长人口的绝大部分构成是中国居民。

在中国居民大量涌入租界避难之初，租界内的外国人还开展了一场关于是否容留华人居住的讨论。尽管一些反对者认为大量华人居住会破坏租界中“宁静安乐”的生活氛围，但更多外国人则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发现若将土地租给华人，或在租界内建成房屋供华人租住，并从中收取30%～40%收益的话，不失为一条迅速便捷、有利可图的生财之道。 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1845年《土地章程》中“华洋分居”的原则逐渐形同具文。大量外国侨民在租界内向中国居民出租土地、房屋，收取租金，由此带动租界地价的大幅上涨，也同时刺激了租界内工商业的发展。

英、美、法三国鉴于“青浦教案”等事件的处理方式而食髓知味，通过多年与清政府方面的谈判与要挟，谋求修改《土地章程》以扩大在沪权益。1854年7月8日，阿礼国联合美国领事马辉、法国领事爱棠，正式宣布经三人共同签字后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于三日后在英国领事馆内召开的租地人会上通过。这个完全由外国人在自己集会上通过的章程，直接绕开了与清政府的谈判流程，更直接反映了三国的真实意图。这个章程相较于1845年通过的《土地章程》有如下重要改动：

其一是租界的扩张，面积扩至1845年的三倍多；

其二是取消1845年章程中各国商人租地要向英国领事申请许可规定，改由租地人向各国领事呈报并至上海道台备案；

其三是默认“华洋杂居”，取消1845年章程中“华洋分居”规定；

其四是在租界内设立武装巡捕，以维持界内治安与协助租界当局征税；

其五是成立工部局 ，建立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之外的租界行政当局；

其六是确立绕开中国政府批准的章程修改方法；

最后是设立类似租界内立法机构的“租地人会”，可表决工部局提出的征税等议案。

如果说1845—1853年上海租界更类似于外侨聚集区的形态，清政府尚能在其间行使征税、管理等权且对租界事务还有一定审核权的话，那么从1854年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签订后，租界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了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国中之国”，工部局为行政当局，清政府对租界越来越无法行使主权，西方各国则可根据其意愿改造。

租界的殖民地化在1860年以后的几年内得以进一步加剧，首先表现在租界区域的合并、扩张。一方面，伴随着英国方面的越界筑路，租界的触角在上海越伸越长，一些新筑的马路及周边区域，如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在日后也正式纳入工部局管辖范围内。另一方面，法租界也在1860年代初实现第一次扩张。由于英、美租界在1863年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则逐渐独立于英、美租界的节制，于1866年颁布《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18条，成立相当于工部局地位的公董局（Conseil’d Administration Municipale de la Concession），使之成为法租界内最高行政当局，而清政府对法租界内事务已无发言权。其次，租界当局通过与清政府签约的形式，攫取租界内的领事裁判权，两大租界内出现司法机构——会审公廨。1869年4月公共租界颁布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规定了涉外案件需领事陪审、外国领事同时具有审理权与接受上诉权等严重践踏中国司法主权的条款，使得上海租界在司法上逐渐独立于清政府之外。至1860年代末，上海租界的殖民地化过程基本完成，这块租借地的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上海县城本身，进而导致二者地位的彻底翻转：县城逐渐走向没落衰败，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随之式微，而县城之外的租界则迅速发展起来，至19世纪下半叶上海县城以北租界的发展便极大地代表了整个上海的发展。

三、现代文明的窗口

租界的成立、扩张是近代中国领土、司法等主权沦丧的重要象征，但客观上其的存在又向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方文明的“展览馆”。因此，租界“既是耻辱的标志，又是文明的窗口” 。

（一）市政管理的样板。租界较之上海县城，有更整洁的市容与更先进的市政建设与管理制度。1902年，在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后，清廷便鼓励全国兴办新式学堂。为改变初等学堂传授乡土史时无书可参的现况，李维清奉学部令在1907年编成的《上海乡土志》一书中，将他所见的租界与华界（指租界之外的地方）市容风貌进行了一番形象的对比：

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

尽管“天壤之异”这样的字眼难免有夸饰之嫌，但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在市容上存在巨大差异，应属史实。之所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一方面固然与县城既有的基础设施、居民素质和传统习惯等有关，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租界系统的市政规划与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求更为契合，从而适应了日益繁荣的通商需要。与此同时，租界通过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市政管理更趋规范化、制度化，如工部局设立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共同构成市政工作的重要环节。相较于城市发展陷入停滞的上海县城，租界市容已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之间相差无几。

在租界中，上海本地居民第一次见到以煤气灯、电灯、自来水为代表的近代先进的物质文明，其使用之方便快捷，逐渐改变了他们既有的生活习惯。以煤气为例，本地居民最初接触时认为其为“地火”，只能穿着皮鞋通过煤气管道附近，乃至部分赤足者不敢行经煤气公司附近。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煤气、电灯等，较之油灯等旧物件使用起来安全、便捷，便逐渐接受了这些新事物。 新事物的出现，也彻底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如有时人留下诗句歌颂当时的上海租界夜景：“火树千株照水明，终宵如在月中行。地埋铁管通街市，真个销魂不夜城。”

租界的城市管理制度，在清末逐渐为中国士绅接受并效仿。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于1909年改为城自治公所）成立，是为上海城厢地方自治之滥觞。作为重要推手的李平书（1854—1927）强调，上海县城厢的地方自治必须“采取东西国市町制度”，即将租界的管理经验移植到上海城厢来，因此1905年成立的总工程局便师法工部局，不仅仅限于办理市政工程，而是同步纳入社会治安、司法审判等事宜。在总工程局的《简明章程》中，规定了总工程局涵盖编查户口、测绘地图、推广埠地、开辟马路、整理河渠、清洁街道、添设电灯以及推广警察、举员裁判等事宜，并从机构设置角度说明地方自治办理的事务：总工程局下设户政、警政、工政三科，也与工部局的机构设置高度相似。 从此层面上看，租界的市政管理对于中国部分有识之士而言，能够不出国门便可借此了解西方更为科学、高效的管理制度，从而改变了先前对西方社会的误解与偏见，并在思考中国城市管理不足的同时，积极对标租界更优质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升了中国城市自身的管理水平。

（二）经济活动的枢纽。租界设立之初，外滩设立了大量洋行开展进出口贸易，因而开埠后不久上海的进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随之成为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进行大宗贸易的唯一港口。仅从出口数据便可看到上海作为全国进出口贸易重要枢纽的地位：1846年，上海出口占全国出口比重七分之一，仅过了五年便占到三分之一，在紧接着几年便达到全国出口半数以上。 由此，上海取代广州的地位，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埠。

贸易的勃兴带来上海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1848年，租界内还出现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标志着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上海。 1865年，英国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Ltd）成立，是为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此后，上海本土钱庄开始接受外商银行的“银拆”。 这一方面标志着外商对上海金融市场开始控制；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钱庄业与银行业的整合，而钱庄业通过学习外国银行，建立行业规范，自身也逐渐有良性发展。

作为中外贸易新的主要据点，外国船舶来沪日多。1840—1850年代，外国资本家陆续在上海开设行栈、码头等，如1852—1853年，英、美等国在上海和浦东开设的船坞。同时，设立一批船舶修造厂及沟通信息的印刷厂和报馆等，如1850年的字林报馆，是为上海最早一批外国资本企业。之后，外国资本企业不断开设，英商祥生船厂与耶松船厂先后于1862年和1865年成立，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造船厂。此后，外国资本家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相关条款，逐渐在上海直接投资设厂。1878年后，外国洋行先后建立了怡和、宝昌等缫丝厂及日、美、英、德四国资本合办的“上海机器轧花厂”，还有一些食品工厂与化学工厂。此外，工部局经营的公用事业，如上海电气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前身）、电车公司（英商、法商）、电话公司等，由于其垄断和稳定的性质，因此也成为清末民初上海产业工人所在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至1894年，各类外国资本的近代企业共雇佣工人达1.9万人。

与此同时，清政府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在上海创办了一些军事企业。1867年，由“上海炮局”（1862年成立）与由李鸿章收购的美商旗记铁厂合并而成立的“江南制造局”，成为洋务派建立的最大军火工厂，成立时有工人2821人。为了解决军事企业的资金筹措与原料运输等问题，洋务派也兼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90年投产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截至1890年代，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中约有7000名以上产业工人。

此外，1870年代后，因外商刺激及传统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一些商人、地主、官僚等投资于近代工业。至1880年代，国人投资的缫丝业兴起。至1890年代，又成立华新、裕源等纱厂，其他如面粉、火柴、印刷、机器等企业也陆续为民族资本所开办。截至1890年代，上述民族企业共拥有产业工人约1.41万人。

回顾上海在1860—1890年代外商、洋务派与华商创办近代企业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大多采用近代机器生产而非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大大推动了近代上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这一时期近代上海工业形成高度集聚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工人总数的集中。据统计，1894年上海产业工人人数为4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41%～44%。 另一方面表现在设厂空间的集中。尽管上海并非工业原料产地，但由于较之其他地区“混乱失序”，上海租界内的企业经营环境明显较优，因此不少企业主宁可远离原料产地与消费区，也选择将工厂设于上海。据统计，直至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内各类工厂有3400多家，占到上海工厂总数的2/3。 由于汇集商贸、金融、航运等中心，加之近代工业在此起步，租界名副其实地成为上海经济活动的枢纽。

（三）新学新知的渊薮。外国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等在上海租界及周边地区，开设了一些学校如徐汇公学、圣约翰书院等，创办了一些译介西学的新式报刊如《万国公报》等，翻译出版了不少西学书籍如《格物探源》《天演论》等。诚然，传教士等创办学校的初始目的，当然有传播基督教的需求，但建学校、办报刊、译西著等文化活动却客观上向中国人传播了西学、普及了新知。无论是徐汇公学等教会学校，还是非教会学校，理化知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等新学成为这些外国人创办学校授课的主要内容，由此西人所办学校开了中国近代教育风气之先。中国人创办的新式学堂，如张焕纶（1846—1904）创办的梅溪书院（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小学），以及盛宣怀（1844—1916）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其学制、课程等皆借鉴西人所办学校。

西人创办的新式报刊，以及教会等机构出版由西人或中国作者翻译的西学著作，则将西方的新学问，包含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知识等，向中国读者译介。一些中国人从这些报刊、书籍中了解到民约论、进化论，甚至还知道了当时被称为“百工领袖”的马克思及其学说 ，从而引起这些接受新知的人们开始思想上的震动，进而怀疑传统而走向革新，其中最典型者就是1906年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的15岁少年胡适（1891—1962，本名胡洪骍）。胡适从学堂内杨千里先生处阅读到严复（1854—1921）译《天演论》后，第一次了解到“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加之亲身经历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和庚子、辛丑之辱，其内心与不少人听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公式一样受到了“绝大的刺激”。后来，在二哥的提议下，胡适取《天演论》中“适者生存”之意，为自己起了表字“适之”，并在考取留美官费学生时（1910年）正式更名“胡适”。

当时，《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等外商创办的新闻类报纸，则对近代中国新闻出版业起到很大的刺激与促进作用。一些国内人士创办的报刊，其印刷技术、报纸版式、办报方针等深受外商影响，如晚清颇有影响力的革命报刊《苏报》，其国际国内新闻就直接取自西人创办的《字林西报》。

因此，由于租界的特殊作用，近代上海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批发部”和“中转站”，求西学、奔上海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心理；加之租界对于言论限制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而言更为宽松，故清末民初的上海形成了一种比较适合文化发展的环境。就这样，上海如同海纳百川般培养、吸纳、汇合了大量文人学者，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具有明显开放性、灵活性的海派文化，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回溯近代上海都市化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近代上海对外开放的历程，而上海的开埠就此成为江南与上海地位扭转的转折点。开埠前，上海县城与中国其他传统城市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在地理空间与江南城市群中属于江南的“边缘”地带，且不与苏州、杭州等江南中心城市比较，其城市规模也逊于松江府城；开埠后，上海一跃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及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枢纽。此后，上海开始以中心口岸的力量重塑江南区域经济与文化版图，江南则成为上海广袤且丰饶的腹地。其实，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的转变过程，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开埠前，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是埠际贸易主导的一个“区域性世界”，上海在其中仅仅是苏州的转运港；开埠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转变为由对外贸易主导的深度卷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体系的“世界性区域”。这种以“边缘”缔造“中心”的变化，不仅对于江南区域史而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而且就此牵动中国由传统迈入现代的整体变迁，最终促成现代中国的转型。 SGtXpzs6OoK1ae95oPdjUUILjJ8koMdNYJK74NoRCNllvbL2sYBAOU7CUMlroZ1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