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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熙春的父亲徐公勉（1857—1928），继承家族中的优良学风，学养深厚，年仅20余岁便成了青浦县城内的知名才子。在读书考功名之外，徐公勉也向青浦县城内的朱若愚先生学习医术，学成之后偶尔业余行医，服务一方民众。学得医术后不久，徐公勉再次专攻科举考试且表现优异，获得了增广生的资格。
增广生，即增生，为科举时代生员的一种，是科举制度中在廪生正式名额之外增加的生员名额，全称为增广生员，是为官学第二等生员。增广生的名额有定数，次于享受官府的生活补贴即食廪饩的廪生。
徐公勉的经历可谓“儒医”现象的典型样本。所谓“儒医”，指既学习医术又通儒学之人，这类现象伴随着宋代理学的昌明而兴起。据《宋会要辑稿》载：“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这一群体不仅仅把治病救人视作个人谋生的手段，而是将之视作利民安国的仁术，甚至将救人与拯世视为同务。
另外，诚如中医界长期流传的一句谚语所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诸多面向，无论是社会学、伦理学还是天文学、医学，皆可从哲学层面糅合、贯通，特别是“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的观念在上述领域有一通百通之妙，因而精通儒学者学起传统医学犹如“笼中捉鸡”一般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一些在科举考试中无法一路向上的知识分子，也抱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愿景，乐于通过学习医术治病救人、悬壶济世，同时多少可贴补一些家用，且可在乡里留得佳名。
然而，徐公勉之孙、徐熙春长子徐传贤（1908—1972）在1956年撰写的一篇向组织交代“历史问题”的《自传》
中，则记录了另一段涉及徐公勉学医与行医的经历，颇为耐人寻味：
祖父曾学医，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但自己不肯行医，甚至家里有人生病还是求神送鬼。据说要挂牌行医，必须在“贫”“夭”“绝”三个字中顶一个字，意思是要做医师，不是贫，就是短命，不然就是断子绝孙。一般人当医师愿顶一个“贫”字，但是我祖父连个“贫”字也不肯顶，因为贫穷是很难忍受的。
按常理说，以自己学得的医术救民于倒悬，本该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怎会与贫穷、短寿、断子绝孙等字眼产生关联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徐公勉学习的是传统医学，而非以分析、定量、实验为基础，从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的视角理解人类健康与疾病的现代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医学类似，有“医巫同源”的特点，即治病救人的医学与装神弄鬼的巫术深度融合。因此，上古时代，医技又被称为“方术”，被视为术数（算命术）的一大领域。其时，医治病人的主要凭据则是阴阳五行、四时六气等术数层面的理论。
古人相信，人之贫富、祸福、寿夭，皆为上天注定。因此，算命等行为被视为泄露天机，只能由盲人等自身命运已然不济的群体来担当。依照这一理论，巫师驱鬼去祟、医师治病救人等行为都改变了上天对个人命运的安排，其代价就是损失巫师、医师个人的福报。如此，民间挂牌行医则有了“贫”“夭”“绝”三字之中顶其一的说法。但是，对于一个家族而言，又有哪位老人不希望自己富裕、长寿、子孙满堂呢？因此，徐公勉即使从朱若愚先生处学得了医术，但并不愿轻易为他人诊治，更不愿放弃科考之途成为全职医师。
徐公勉的妻子孙氏（1855—1924），是青浦县庠生孙潢的第三个女儿。
但巧合的是，据《徐氏宗谱》记载，“思葭浜徐氏”中仅徐公勉一支，便有三位与同县的孙氏族人通婚：徐公勉娶孙潢之三女；徐熙春之长兄徐正祥（又名徐桂舲）娶青浦县庠生孙承爵之女
；徐正祥之子徐传经娶青浦县孙泳棠之女。
由此可见，徐、孙两家相互交往之密，乃至祖孙三代皆互相通婚。
徐公勉夫妇一共育有八个子女
：长子为徐正祥，字桂舲，生于1880年
；次子为徐正祁，生于1882年，后过继给同族徐篪，又字杏根，号午桥，但不幸在1903年早逝，得年仅21岁
；三子为徐正章，字六根，号熙春
；四子为徐正祖，生于1887年，字宝根，号又馨
；五子徐正祺早夭；长女徐岭梅，嫁与昆山县朱孝培；次女、幼女皆早夭。
幼年时期的徐熙春，与同龄孩子一样难免有些顽皮、好动。对此，徐公勉夫妇二人对三子徐熙春等孩子的管教颇有心得：通过循循善诱而非棍棒伺候，让年幼的子女能日积月累地了解做人的道理。据徐熙春长女徐珠英撰文提及，其祖母孙氏是如此悉心教育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
父亲讲到我们祖母的为人通情达理，待人和善、宽厚。教育小辈千万不要打人骂人，要做对人有益的事。父亲小时候和兄弟几人在外面玩，有时和人家吵闹了，甚至有人在骂人，当祖母听到了就一个个叫他们进屋，坐在凳子上，严厉地问他们究竟为什么吵闹？人家为什么要骂娘呢？好好地想想，你们不应该欺侮人家，也不应该被人去骂娘。就在祖母这样多次责问、教育下，使父辈慢慢地懂得怎样做人的道理，要做对得起父母的事，所以他们都非常孝敬父母，兄弟之间也很团结友爱。
年纪稍长后，徐熙春便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由于祖父、父亲皆曾为塾师，故除了前往私塾学习《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外，徐熙春在家中也多受父母的严格训导与鞭策。据徐熙春长子徐传贤在《自传》中回忆，祖母孙氏“常常叙述过去在困难时的处境，勉励孙儿辈用功读书，将来可以显亲扬名，过优裕的生活，还受到别人的尊敬”
。我们从中不难品出徐公勉夫妇对徐熙春等子女的殷殷期许：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发奋读书，方能在今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徐熙春在《徐氏宗谱》中的身份信息
与此同时，徐公勉夫妇身正为范，强调为人必先立德。父母二人的正直、敦厚与勇敢，也深深地影响着年幼的徐熙春等子女。
据徐熙春长女徐珠英回忆，她借长辈之口了解到了父亲徐熙春在八九岁时的另一则“非常可笑，也很可敬”的往事，而这件小事也很好地折射出徐公勉夫妇优良的家庭教育：
父亲他们到外婆家去玩，临走告别了大人。刚走出大门，听到里面的舅母们在议论说：这个小辫子最调皮。那时父亲留有一个小辫子，他知道里面大人们在讲他，便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去，回进屋里，板着脸严肃地对他们讲：“我还没有走，有意见当面讲，不要在背后讲人坏话。”大人们听了红着脸，只好笑笑地接受他的批评。从这件事看来，父亲从小就是一个耿直、聪颖、勇敢的孩子。
由此可见，良好的家教是培养孩子立足于世的根本保障。日后，徐熙春在经商、开展慈善事业时也秉持公正、慈爱、坚毅之心，而这便是在童年阅读《三字经》《朱子家训》等蒙学读物，以及父母日复一日的训导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光慢慢流逝，徐熙春在“人之初，性本善”等课文的吟诵声中一点点长大。到了10岁前后，徐熙春抓住了一个足以改变其个人与家族命运的重要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