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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县，现为上海市青浦区，位于上海西郊。区境之西，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昆山市接壤；区境之南，与上海市松江区、金山区及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相接；区境之北，有吴淞江横亘，与上海市嘉定区相望；区境之东，与上海市闵行区相连，毗邻上海虹桥机场。“青浦”之名，“青”字得名于区境东北之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旧青浦村），“浦”字则因有五浦（崧子、顾会、赵屯、大盈、盘龙）汇于吴淞江，故名。青浦区版图东西两片宽广、中部狭窄，恰似一只美丽的蝴蝶，翩翩于秀丽江南。
早在七千多年前，青浦便已成陆。六千余年前，早期先民开始居于此地，他们在脚下的土地胼手胝足、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崧泽、福泉山等遗址出土的文物与遗迹，清楚证明了青浦是上海地区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
此后，青浦区域隶属屡变：春秋战国时先后属吴国、越国、楚国，秦代属会稽郡由拳县，汉代属娄县，隋代隶属苏州昆山县。唐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后，县境隶属该县西北境。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上海县后，县境半属上海县西境、半属华亭县北境。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析华亭县修竹、华亭，上海县新江、北亭、海隅五乡成立青浦县，设县治于青龙镇，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废县。万历元年（1573）复置县，移县治于唐行镇（今青浦区盈浦、夏阳街道部分区域），隶属松江府。清雍正二年（1724）曾划北亭、新江二乡，分置福泉县，至乾隆八年（1743）裁撤，仍并入青浦县境。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青浦县隶属江苏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浦县先属苏南行署，后改江苏省辖。1958年，青浦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1999年9月，国务院批复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撤销青浦县，设立青浦区。2000年1月，青浦区人民政府成立。自此，延续四百五十八年的青浦县建置终结。
青浦湖荡密布，水网发达，水域面积达全区总面积的21.6%。区内有上海最大的淡水湖泊——淀山湖，以及吴淞江、漕港（现名淀浦河）、通波塘等主要河道。
通过水路交通，可通达上海、昆山、苏州、嘉兴等毗邻县市。伴以宜人的气候、丰沛的降水及肥沃的土地，青浦十分适宜农业生产，加上青浦人世世代代的精心耕作，使青浦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青浦县原县治青龙镇，曾是闻名遐迩的对外贸易港口。相传，“青龙”之名，源于3世纪三国时期孙权在此地建造青龙战舰的传说。造舰传说未必可信，但青龙镇历史上曾为军港却是史实。据《宋史·韩世忠传》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青龙港驻军，并在此大胜金兵。此后，韩氏船队寄泊于青龙镇。目前，有关该镇最早建置的记载，见于明嘉靖《上海县志》，为唐天宝五年（746）；而《宋会要辑稿》则记载青龙镇置于北宋淳化二年（991），后一度更名通惠镇。至明万历年间，青浦县治由青龙镇移至唐行镇，青龙镇遂逐渐废弃。由此可推知，青龙镇最早建于8世纪的盛唐，兴盛于10—13世纪的两宋，湮没于17世纪的明末，达近千年之久。
从地理位置上看，青龙镇成为唐宋至明代江南地区重要的外贸港口并非偶然。盛唐时期，上海地区的海岸线恰好就位于青龙镇附近，与4世纪前后建立的出海口军事要塞沪渎垒互成掎角之势。与此同时，青龙镇北临吴淞江，东濒大海，恰如今日的上海一般踞江瞰海，具备内河航运港口的天然优势。昔日的吴淞江，也似上海今日的母亲河黄浦江拥有开阔的水面，以及可供大型船舶逆流而上的吃水深度，且经吴淞江往上游航行即可到达唐宋时期重要的商业城市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伴以发达的内河水网，使青龙镇成为唐宋时期帝国东南地区闻名遐迩的交通枢纽型商业集镇。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至南宋时期，青龙镇已成为一个人文荟萃、风景宜人、经济富庶的集镇，被人誉为“人杰而地灵，诚非他方之所及”，乃至媲美当时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据方志记载，此时青龙镇内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院，镇上设官署、学校、仓库、税场、酒务、监牢、茶楼、酒肆，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青龙镇镇东建成了学宫，内有聚星堂、敕书楼等，终日书声琅琅，弦歌闻于百里。而后，又建拂云亭，旁有茂林修竹、苍翠扶疏，风景宜人。此外，青龙镇内街道、店肆之中常见到外国客商、留学生等身影，因此青龙镇成为古代上海地区唯一有国际交往的地方。青龙声名远播，吸引了大量富贾巨豪、骚人墨客来此观光乃至定居。范仲淹、米芾、梅尧臣、赵孟頫等著名文化人士，或游览或定居于青龙镇，留下不少诗篇与书画。
巍巍青龙，真可谓钟灵毓秀、人文渊薮！
遗憾的是，青龙镇未能长久发展下去。青龙之兴，完全依赖于吴淞江与其地处入海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吴淞江潮淤水涸，元明之后青龙镇终因此废弛，其地位渐渐为得黄浦江通海之利的上海镇（上海县治）所取代。自此，上海县城崛起，巍立东海之滨，发展至近代已蔚然成为国际大都会。万历元年（1573），明朝廷复置青浦县，有鉴于青龙镇已然衰败不堪，便将县治移往唐行镇。因此，青龙镇的衰败进程进一步加速。至明末，青龙故地竟荒芜一片、杂草丛生，全无昔日人声鼎沸之荣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青浦知县屠隆曾至旧县治青龙镇，赋《孟冬行部经青浦旧县》一诗，文辞之间流露出对其衰败的不胜唏嘘：“昔号鸣驺里，今为牧豕场。田夫耕废县，山鼠过颓墙。”由此可知，曾经布满雕梁画栋、外来客商纷至沓来的繁华商港，竟成为周边农民的养猪场，残垣断壁下几只山鼠窜来窜去如入无人之境，真可谓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世代流转！如今，人们如果要凭吊青龙古迹，只得从青浦区白鹤镇青龙寺中始建于盛唐的隆福寺塔（俗称青龙塔）塔身那斑驳沧桑的砌砖，去领略昔日那一丝遥远的香火，不由令人喟叹。
也许，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闻“上海过去就是小渔村”的观点，但从青龙镇曾经的辉煌来看，在上海的幼年期便曾拥有过繁荣的外贸港口，且有过一段灿烂的对外交往史。上海开放、包容、大气的城市性格，或许正是源于青龙镇商贾竞帆、市肆鼎沸之象。如此璀璨的过往，又岂能以“小渔村”三字蔽之？如今，青龙虽没，然因其开放之华彩，在上海地区的发展史上毫无疑问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青龙镇因吴淞江淤塞而走入历史。不过，由于明中后期之后江南地区成为财赋重地，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府、松江府等地区出现了大批经济繁荣、贸易兴盛、人口聚集的工商业市镇。其中，位于苏、松二府交界处的青浦县，其境内工商业市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明清时期，这些市镇不仅形成发达的棉布、粮食等商品市场，而且因“皇权不下县”的基本权力结构还逐渐发育出自治特征，商会、救火会、慈善团体等组织在这些市镇中的成立与发展折射出地方社会网络的日渐完善。
不同于青龙镇因自然环境变迁等原因走向衰败，明清后勃兴的青浦境内诸多市镇的商业兴旺延续至今。如今，当我们放下手边的忙碌工作，漫步于青浦区内的朱家角、金泽、练塘等古镇时，依然能见到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于青石板铺就、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古老街巷，街道两旁的商店弥漫着粽叶与稻米的清香，店门外色泽红润的扎肉、诱人的糯米粽、干瘪但余味悠长的熏青豆等物产招徕着来往的客官驻足品尝。漫步这些小镇，小桥、流水、人家构成了秀丽的江南好风光，引无数文人墨客咏诗吟唱，不禁留下了多少诗篇文章绘胜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些前往古镇的旅者品味此诗句时会不约而同地认为其所言非虚。
由此，在我们流连于这些古镇秀美风光的同时，也不禁好奇这些市镇兴起与发展的历史倒影。当然，我们对江南古镇更深刻的认识，也不应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赏玩游览，而是要从历史的脉络理解市镇勃兴之进程。诚如多年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所言：
人们对它们（江南古镇）的依恋和珍惜，充满了怀旧感。这种怀旧感，并非颓废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已经消逝，离我们远去的文明的一种追忆，是对过去曾经有过，而今仍萦绕于心的辉煌业绩的怀念。
正因如此，江南市镇发展的奥秘始终成为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海内外历史学界对江南市镇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且名家辈出。此处以明清至民国初年青浦典型且成规模的市镇朱家角为例，扼要概述其兴起的过程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管窥明清时期青浦地区市镇发展风貌。
据明万历《青浦县志》记载，万历年间青浦再次建县后，县内已形成唐行镇（县治）、朱家角镇等大规模市镇。据《青浦区地名志》载，朱家角本名朱家村，宋元时期为一小集镇，后因水运之便商业逐渐兴盛，遂在明代后期成为大镇，定名珠街阁，又名珠溪、珠里，俗称角里。
明代初年，朝廷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解除元代以来对匠户的束缚制度以解放劳动力，鼓励农民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加速了江南地区社会生产的多元化。明代中期后，政府推行“一条鞭法”，即将既有的农业税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农民需将拥有的农产品兑换成货币后方能交税，故出于提高产品收益的需要，种植附加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成为农民的普遍选择。从更大的视角看，1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开始逐步形成的世界市场进行一定的商品交易，在此过程中大量美洲地区产白银流入江南地区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江南地区经济富足程度因此进一步提高。
由此，朱家角所在的松江府成为全国重要的棉布产区与交易市场，明代即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之称。至清代前期，松江产的棉布成为全国各地争相竞买的大宗货品。
▲上海青浦区朱家角古镇（摄于2018年2月）
据清代中期记述朱家角的方志《珠里小志》载，明清时期的朱家角主要的河道有北漕港、南漕港、周家港等。
通过这些河道构成的内河交通网，可前往周边的周庄、枫泾等市镇、青浦县城与松江府城，坐拥水路交通之利的朱家角由此成为松江府重要的棉布交易中心。其时，以朱家角、枫泾、朱泾为代表的市镇而非府城、县城，才是巨额棉布交易的中心。
因此，松江府布市的发展也带动市镇的社会经济规模，府内部分贸易发达的市镇如朱家角等，其经济地位或规模等反而超越县城乃至府城。
由于朱家角周围湖荡密布，并不适合种植棉花，因而朱家角的棉布市场不同于松江府内其他棉布交易市场，更倾向于棉布的加工与交易中心，经营方式主要为农家向镇上的棉业交易商——牙行处买回从府内其他区域收购且由水路方式运至朱家角的棉花，这些农户自行将购来的棉花织成棉纱或布匹后送至牙行，再换回棉花继续纺织成棉纱、布匹，以此循环。
由于牙行为棉布交易的买卖双方提供场所，因此其负责人必须常驻镇内；作为中介机构，投资牙行不需投入大额资金且获利颇丰，更有利于中小商人投资创办。所以，明末清初的朱家角除巨富之户定居外，不少中小商人也会因牙行贸易模式居住在镇上。
商人的密集居住促进了市镇贸易的繁荣。据《珠里小志》载，朱家角镇内的泰安桥周边在康熙年间是“荒冢累累，人烟疏落，月落昏黄时，闻鬼吟狐啸，行人畏之”，但至志书成书的乾嘉时代已成为“生齿日繁，屠门鱼肆，花铺牙行，开设已遍，里中市集，于此为盛”的繁荣商业区。
也就是说，泰安桥周边原本是坟头遍地、阴森恐怖、往来行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荒地，经百余年发展后成为寸土寸金、人满为患的富庶之地，商贸发展之旺不可谓不令人咋舌！
与此同时，朱家角镇区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行业的高度分化。据《珠里小志》记载，当时的朱家角有120行之多，不仅存在金属工匠、泥水匠、成衣裁缝等技术工种，也有剃头、乐工、贩夫走卒等非技术工种，此外还有占卜者、风水堪舆师等其他职业。
朱家角市场经济的发达催生了各行各业的兴起，同时商业贸易繁荣促使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市镇社会也因行业分化而更加成熟。
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通商口岸开埠，外国棉纱、棉布大量输入中国，加之中国土布对外销售阻滞，导致中国本土棉纺织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青浦县所在的松江府周边地区。当时，外国棉纱、棉布以更低廉的价格与更优良的品质对松江府地区纺织业产生了极大冲击与破坏，造成了松江府“无纱可纺”的局面，进而导致朱家角等市镇原有的布市“消减大半”。
因此，朱家角市镇中既有的棉花、纱、布交易中心牙行，由于棉纺织业的整体衰落而面临转型，而出于止损需要一些牙行经营者不得不将过往投资棉业的资金转向投资其他行业。由此，大米在晚清时期取代棉纱棉布，成为朱家角等市镇更重要的大宗交易商品。
青浦原本就是上海周边重要的稻米产区，其著名的“青角薄稻米”由于优良的品质在清初一度被列为贡品而声名远扬，但漕运的限制使青浦地区的稻米贸易流通量有所限缩。但自上海开埠后，上海拥有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更大的市场容量，加上松江府旧有米粮运输制度的废除，吸引着大量的外地客商来沪收购米粮。借此商机，邻近上海、地处稻米产区和水路交通要冲的青浦城厢、朱家角两镇，出现了大量从事粮食交易的米行。至民国初年，城厢、朱家角两镇共有米行30余家，其他行业也有相当程度发展。例如，朱家角镇内除米行外，有绸缎、洋货、药材等多类型商号达百余家之多，商业网络辐射昆山、松江、嘉善等周边县份
，有“三泾不如一角”之称。
在清末民初，青浦县内的城厢、练塘、白鹤、重固、金泽、观音堂等市镇也呈现出百业繁荣、店多成市的局面。
米、油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需求，加上水网密布的先天自然优势，催生了青浦城厢、朱家角等镇繁忙的轮船运输业。清末以来，青浦城厢、朱家角等镇开辟了由本县或上海轮船公司经营，从这些市镇前往上海、苏州、松江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朱家角就此成为重要的轮船航班集散地。
青浦县内市镇的商业繁荣，催生出一些服务于地方商业的社会团体，如商会、同业公会等。青浦市镇成立商会，可追溯至清宣统元年（1909）在白鹤、朱家角、城厢等镇成立的“商务公所”
，其成员主要由同业公会会员及部分商店主构成，旨在调解工商业者之间的纠纷，以及作为工商业人士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商会负责人通过选举产生，一般由县内较有名望的工商业领袖人物担任。伴随着清末青浦地区工商业的繁荣，商会的职责也日趋扩大，甚至成为地方筹办公益事务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慈善组织资金筹措、建设学校医院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出于维护同业利益、分享商业情报、革除行业弊端的考量，以业缘为基础的同业公会在20世纪初年的青浦县境内也有出现。例如，朱家角镇米业同业协会，即本镇人俗称的米行厅，其构成核心为朱家角镇中“四大米行”，不仅在商业方面起到传递米业市场信息、交换行情等作用，更重要的是以米行的富有而使其成为地方公益事业最重要的“金主”。
发达的社会团体网络为青浦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奠定了良好基础。伴随着清政府于辛亥前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地方自治运动成为“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重要环节。青浦县的地方自治始于宣统元年（1909），邑人金咏榴呈请县政府拨款1500文成立城厢自治公所。地方士绅借助这一新的参政平台，推动了本地公益事业与新式教育的快速发展。
宣统三年（1911）二月，清政府颁布《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一县需置议事会、参事会与乡镇议事会（后称市乡联合会）。同年，青浦县议事会及参事会宣告成立，县境内选民有选举职员、教育会、劝学所等机构的权利。从人员组成看，青浦县议事会与参事会的活跃成员仍以地方商业团体会员、新式学堂教师等为主。因此，青浦地方自治团体大力推展国民基础教育等工作，乡绅、商人等成为捐办学校的重要力量，同时疏浚河道、修桥筑路等市政工作通过地方自治的推展得以更高效地推行。
此外，青浦县热心自治运动的士绅还以创办报纸的形式，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舆论空间。例如，宣统二年（1910），由叶袖东、徐达璋等士绅发起创办《青浦报》。在发刊词中，叶袖东明确指出该报创刊的目的是开启民智、推动地方自治，强调“惟地方能自治，而后国家能自治。地方者，国家之雏形；自治者，自强之导线也”。
士绅还借助青浦县议事会这一平台进一步成立保安团、救火会等自治团体，以“地方人办地方事”的运作模式，客观上促进了本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繁荣，令地方自治更富活力。
明代以来，随着政府对社会救济事业的重视，孤老院（后名养济院）、药局等官办慈善机构逐渐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但在明末朝纲混乱、社会动荡之际，仅有的官办慈善机构常难以为继，因而民间慈善事业渐兴。特别是在经济发达、文教兴盛的江南地区，不同于原先仅由个别富人参与如捐钱谷、修路桥等慈善活动，同善会等民间发起的慈善组织开始兴起。地方士绅是慈善组织的建立者，同时也是活跃的参与者。至清代，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民间慈善机构更多、更快地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善会、善堂组织，呈现出机构业务种类多样、创办形式多元、财力充裕、社会参与程度广等特点。
青浦县地处江南，经济发达，自明末以来便逐渐形成了数量较多、品类较为齐全的传统慈善机构。兹以下表介绍明清以降青浦县内活跃的慈善机构：
表1 明末至清末青浦县传统慈善机构一览
续表
从组织架构看，上述慈善机构组织与组织间有横向业务联系。例如，接婴堂与同仁堂是共同运营体，二者在管理人员（司事）上实现共享，官方扶助的经费由接婴堂与同仁堂按7∶3的比例分摊。
在组织的纵向架构方面，单一民间慈善机构在青浦县下辖各乡镇设立分支，辅助开展慈善活动。例如，在朱家角、金泽、黄渡、七宝等乡镇设有同仁堂、同善堂，业务上与青浦县城内同仁堂保持一致，即施棺掩埋。
保婴局业务上的纵向联系则更为明显：清同治八年（1869），县司事张文奎在县下辖乡镇推广分局，珠溪（朱家角）、金泽、凤溪、七宝等乡镇分局之后陆续建立起来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镇—县—府”三级婴孩转送机制，一定程度缓解了县城内单一育婴堂的抚婴压力
。
经费来源上，青浦县传统的民间慈善机构大多拥有独立田产，而不单一依赖民众捐款。在经费筹措方面，这些机构不仅有地方士绅利用捐款、田产等方式直接资助
，也有官府对慈善机构的补贴
，在关联慈善组织之间还存在资金相互流动扶助的现象
。经营者方面，既存在由政府建立的养济院，对于鳏寡孤独废疾者进行经济补助，更活跃的则是由地方士绅出资、出地且由官方通过经费补助并加以背书的民间慈善组织。业务方面，慈善组织的业务范围由单一走向多元，如同仁堂在原先收埋代葬等业务外于清同治九年（1870）新增了施医及种牛痘的部门。
组织规范上，这些慈善机构大多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章程，对于施善的经费收支、技术规范等做了详细规定，以利于善行的推展。例如，接婴堂针对婴儿的照料、死婴掩埋、乳母工资等按接婴、保婴两方面做了八项具体要求。
因此，明末以来青浦地区慈善组织的运作，行之有年且较为规范，形成了纵横交织且颇见效率的慈善组织网络，让救贫济苦、施医送药、掩埋施棺等慈善事业得以更有效地开展。其中，特别活跃的便是由地方士绅出资，并由县内热心人士运作的民间慈善机构如同仁堂等，反映了明清时期青浦县慈善助人蔚然成风的现象。毫无疑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青浦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出民众对公益事业的高度热情，使得这片伴水而生的土地名副其实地成了“上善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