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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烟大规模普及之前，中国民间吸烟方式主要分旱烟、水烟两种。旱烟即将烟叶切成烟丝装在烟斗内点火吸烟的方式，烟斗则附在竹制或铜制的数寸长的烟杆之上；水烟则是通过在烟杆的一端装置盛水部分，使烟丝燃烧后通过水的过滤作用减少烟火气的吸烟方式。
由于水烟吸取时能够营造烟雾缭绕的朦胧感，因而颇受当时有钱有闲的地方士绅的青睐。例如，力帆集团创始人、“老重庆”尹明善（生于1938年），曾如是回忆他童年时代所见乡里的绅贾享受吸水烟的飘飘欲仙之感：
在卷烟流行之前，水烟是中上人家的常用品，似乎可以说是乡绅商贾的最爱。吸水烟要轻轻装烟丝，噗噗吹纸捻，咕嘟咕嘟听水声，香烟缭绕飘飘然进入仙境，不少人享受的就是这个近乎美妙的过程。女主人坐在堂屋手捧水烟袋，娴静、淡然，是民国时期一幅典型的民俗风情画。而吸卷烟过程简单、方便、随意、潇洒。两相对比，水烟文化可说是从容优雅，卷烟文化却是自在悠闲。
水烟的主要产区是甘肃兰州，在全国各地的流行得益于太平天国后左宗棠的部队换防西北，令往来西北与内地的人数逐渐增多，于是部队中的人返乡时便常常将兰州产水烟带到南方馈赠亲友。其时，一些有闲阶层视水烟为珍品，互相宣传称赞。清末民初，上海德隆彰商号瞅准了贩运水烟背后的巨大商机，便携巨额资金在兰州开办水烟工厂，制成后将水烟成品贩售至上海，随之赚得丰厚利润。在德隆彰的刺激与引领下，兰州当地开设近百家大小水烟作坊，每年产量十万担以上，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等地市场，形成了从种植、制作、贩运到零售且横跨兰州与上海等地的完整经营生态链。在上海南市，有五大著名的水烟批发贩售商行异军突起，分别是一林丰、协和成、德隆彰、永生瑞、义源厚，均开设于上海南市的新开河一带。
德隆彰正是徐熙春13岁时前往投奔的商号，其所有者为汤侍绳及汤椿年、汤圣才叔侄三人，与徐桂舲、徐熙春兄弟为表叔侄、表兄弟关系。据多年从事青浦徐氏宗谱考据工作的徐家益先生回忆，从清末到抗战前夕，汤氏家族在南市地区主要经营钱业、房地产、参燕、西烟等业，为当地望族。当时，汤、徐两家往来甚密，时相晤叙，长袍马褂、衣冠楚楚，鞠躬作揖、相互寒暄，在徐家益等晚辈看来，汤氏叔侄与徐家兄弟的互动甚是有趣。
由于近代上海商业企业大多由传统的旧式商号转化而来，尽管开埠为上海带来了西风影响下的管理制度，但由传统手工业与商业延续下来的学徒制，因其强大的历史惯性而得以保留，而学徒是商业企业中最底层的劳动者。可以说，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大多数人都有学徒背景，甚至商号业主由学徒发迹而来者也不乏其人。例如，上海滩知名的“赤脚财神”虞洽卿（1867—1945），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幼年失怙且家境贫寒，靠母亲一手将他抚养长大。1881年，虞洽卿念完三年私塾后便前往上海进了瑞康颜料行当学徒，“满师”后任跑街。1893年起，虞洽卿至德商鲁麟洋行当买办，此后通过自身多年经营创办三北轮船公司、新昌榨油厂等企业，并参与发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逐渐成了上海金融、航运等行业的巨擘。
尽管各行各业招收学徒与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各业学徒依然有如下基本共性：
其一是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商业企业中，无论生意规模大小如何，学徒均需向业主拜师。如此，商业企业所有者利用学徒制变相招募童工，在规避政府法令限制与社会舆论谴责的同时，亦可利用“师徒”关系建立起对学徒生活的绝对支配，同时学徒在正常工作之余还需要伺候业主家庭的衣食起居。按上海著名中医师、曾经为学徒的陈存仁（1908—1990）的说法，“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
，因而相应地学徒自我支配的时间被严重压缩。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学徒“满师”出店，这样的“师徒”关系仍可存续。
其二是学徒劳动的无偿性。学徒制通过变相的人身依附，迫使学徒学艺期间从事近乎无偿的劳动活动且人身自由等受到限制，甚至有时还会遭受业主的打骂。尽管业主负责学徒的日常衣食等开销，但为压缩经营成本，学徒的生活待遇往往较差，社会上普遍称这种生活是“吃三年萝卜干饭”。
由此看来，即便投靠的是亲戚创办的商号，徐桂舲、徐熙春兄弟二人的学徒生活想必也绝不会太轻松。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徒生涯虽然辛苦，还不时会受些委屈，但对于多数普通人家的子弟而言，这段生活是磨炼能力与品性并进而立足上海滩之前最重要的职业训练。因此，徐熙春也正是通过学徒三到四年的训练期，逐渐养成了勤劳、细致、坚忍的性格，待人处世开始变得八面玲珑，也慢慢地和五湖四海的客人、老板打起交道来。经过五年的磨炼，徐熙春终于在1903年正式“满师”，并离开了德隆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