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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和寡，一直是考古工作的基调。一号坑第三次发掘过程，采取了发掘与展出同步进行的工作模式，迈出了考古发掘钻出象牙塔、改弦更张的第一步。
实际上，选择这种模式属于“无奈之举”，因为本身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从兵马俑发现之初，同步进行的模式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
1976年5月14日，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来华访问，成为目睹奇迹的第一位外国首脑。当时，博物馆的建馆工程正处于紧张时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考古人员将已回填的一部分陶俑重新清理出来。
李光耀总理带着40多辆国宾车队，缓缓进入参观场地，那时候外国人少见，十里八乡都赶来看稀罕。老李看秦俑，临潼人民看老李。李光耀是华裔，围观的群众当时估计挺失望，李老头没啥好看，除了衣着鲜亮。老李没失望，不虚此行。第二天报纸纷纷登载李光耀参观秦俑馆工地的消息和照片，并引用了他对兵马俑的评价——“这是世界的奇迹，民族的骄傲”。这次报道，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外友人接踵而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978年9月，身为法国总理兼巴黎市长的希拉克来华访问，在时任副总理邓小平的陪同下，希拉克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并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成为秦始皇兵马俑的代名词。
1979年4月9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出现在发掘工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1917年，叶剑英元帅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重大关头三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许是出于一种军人的情怀，在参观结束后，他欣然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1979年9月，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到西安访问。在一号坑参观时，她突然提出要下坑观赏，通过协商，接待部门破例满足了她的愿望。她兴奋地穿梭于数百件已修复的兵马俑之间，激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考古，也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的考古工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振奋人心的场面，这里的一切给我留下了永恒纪念。”
玛格丽特二世是一名考古学家。随后到现场参观的泰国公主诗琳通也是一名考古学家。女性贵族从事考古学的还真不少。考古界流行一句俗语“天下考古是一家”，考古工地同行之间互访司空见惯，彼此之间都尽可能提供方便。秦俑坑被称为“考古学家的天堂”，玛格丽特、诗琳通两位贵族莅临发掘现场，“穿梭于”兵马俑之间，应该算是和中国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但社会影响有限。
至1979年开馆前，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达40多万人。特别是附近驻军在奉命组织召开的军委“四七”会议期间，两天之内，各军区、军分区及师以上领导前来参观的共计有2000多人
。这种轰动堪比者似乎只有一例：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因为出土了“老太婆”——保存完好的女尸，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
脸熟好办事。兵马俑坑发掘工作迅速赢得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遗址博物馆建设获得立项，各项经费迅速到位。
对比30余年来秦俑发掘走出象牙塔，实行与展出同步的模式，有非常明显的发展轨迹。当初发掘只是“兼顾”宣传，内容侧重展示考古成果，有点像“亮宝”，受众群体“贵族化”。今日发掘、宣传两条腿迈步，宣传的内容更加侧重学科流程的展示，受众群体“平民化”。买张门票，栏杆之外随便站，再有媒体不请自来采访，宣传内容越来越多，花样形式越来越多。这些反映了工作的进步性。
当然，万事有利必有弊。发掘、宣传并举的“高调”背后，考古工作者首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潜规则”，因为媒体需要满足民众对兵马俑探秘的兴趣。借助媒体开展的公共考古宏观的实践，尤其是直播现场考古“办公”做结论的治学方式，对考古学无疑是一种伤害
。如老山汉墓发掘直播现场，体质学家被要求马上回答出骨骸的性别、年龄，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做法。说穿了，不过是考古现场的“真人秀”。我和我的同伴经常被“作秀”折磨。虽然不需要现场回答问题，但各种“摆拍”令人厌烦。
同步展出的另外一项内容是配合贵宾接待。这一“同时”模式附属的子项目，不好做，尤其是一级接待。贵宾到达之前，安保部门要清场，这些人也是职责所在，又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会对着发掘区呵斥：“你们是干吗的！赶快离场！”
被训斥时，伙伴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第一，有话礼貌地说，我们不是罪犯。第二，专门安排展示发掘情景，你确定要我们离场？”之所以顶撞安保人员，是因为我们太需要被尊重了。
发掘钻出象牙塔，负面的影响不可否认。公众个人的素质和感悟能力良莠不齐，世俗化的导向显然增加了考古工作者的心理压力，使得决策者和发掘者“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尽管发掘区的显著位置摆放了“请勿拍摄”“感谢静观”等警示牌，但来自一栏之隔的喧嚣，“到此一游，拍照留念”的欲望，使得静心工作成为发掘人员必须修炼的功夫。闪光灯的此起彼伏甚至严重干扰彩绘遗物的影像拍摄。
钻出象牙塔，不足之处多多，如实际的宣传效果。尽管现场展示的考古信息非常丰富，但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看懂现场的遗迹、遗物、工作程序十分困难，发掘区更多的考古信息因观众的视线无法到达而被“屏蔽”。仅就现场发掘流程的展示而言，也是不全面的、片段性的。对于流动的游人来说，所遇见的只能是届临现场的一瞬间情景，发掘所经历的漫长过程只能保存在影像资料和工作者自己的记忆中。这块宣传阵地完全交给导游的从业水平和游人的自我感知，弊端显而易见，展示手段平铺直白，内容残缺，公众难以形成完整的体验，无法取得公共考古实践的应有效果。
对公众的宣传模式，我尝试做点儿改进。我与领导有段对话，或许能体现当时的一些苦衷。
我问：“能不能在现场不定期地开展一些公众参与的发掘活动？”
领导答：“不能，这里一直游人不断，发掘面要有良好的秩序。”
领导答：“不能，这样做的安保隐患太多。”
秦俑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其行政管理体制在国内比较特殊，它隶属遗址博物馆的业务范畴，公共考古实践活动更多是由博物馆其他职能部门分担。有学者在研究博物馆学与考古学间的辩证关系时将两者喻为“一对冲突的孪生胞”（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useum and Archaeology），如何把公共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融合在一起，有待正确认识。
英国考古学家M.约翰逊（M.Johnson）曾经说过，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完成秦俑遗址保护由发掘到展示的完美结合，建立“同时”模式下的桥梁，真正钻出象牙塔，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