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98？“就挖”！

我参加过许多次野外工作，也常常会遇到诸多困难。做通老乡的工作，顺利进场是其一。遇到不讲道理甚至是胡搅蛮缠的老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是绝好的挡箭牌。带着虔诚，带着坚定，告诉他说：“地上地下的文物都是国家的，今天同意进地，咱们啥事好商量，不让进地，你是和国家作难。”

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的诉求其实不高，也会很容易满足，积极配合工作。协商赔偿谈判之后，一碟花生米，一碟炒鸡蛋，一瓶烧酒，大家把酒言欢。“老乡，端起酒来！相聚是缘分，我从西安来你们这儿，不是为了挖坟掘墓，是国家派来的，其实我们也难得很。不多说了，都在酒里！”

现在出任兵马俑坑发掘的领队，面对博物馆内济济人才，化解因失落而起的非议，化解非暴力不合作，自量能力不行。

“你怎么还没动静？”电话那端领导似责备。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咋动啊？”纠结的心情其实有很多成分不可明示。

领导显然没有听清楚“咋动”的含义，回答说：“具体手续你自己问省局，问国家局。”

兵马俑遗址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区，发掘管理严格，开始工作必须先向省文物局、国家文物局逐层申报，需要填写发掘总规划、发掘申请书等公文，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前身是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博物馆，2009年首次获得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领队集体资质。有开发房地产的资质，只是政府允许你可以组织盖楼，但事实是不一定有楼可盖，地皮运作是更激烈的博弈。虽然博物馆有了资质，虽然填写了繁杂的审批公文，但申请批不批准还是未知数。

逐层同省局文物处、北京文物信息中心、国家文物局考古司沟通、汇报之后，我在北京高原街的一家网吧，代表单位填报了正式的《一号坑发掘申请》。唯恐失误，我反复登录核对，很是焦虑。

3月19日，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发掘计划，据说审批过程是一波三折、百转千回。4月9日我从省文物局取回执照，有抱回足球“大力神”杯的感觉。

30年了，兵马俑博物馆自1979年成立终于取得了第一份独立发掘执照，编号很吉利：考执字（2009）第98号。发掘领队是副馆长曹玮，我为执行领队。执行领队是考古界流行的一个合情不合理身份，负责现场的实际工作。2010年之后，我去掉“执行”二字。3年后，我的现场发掘工作完成，申茂盛先生把我替换了下来，开启了他持续13年的领队生涯。

“98”，就挖。无论如何纠结，如何预想了个人的得失，发掘的那点儿事终于可以发生了。动工之前，还有关键性的一步要走：4月26日—28日，发掘方案论证会召开，张忠培、徐苹芳、严文明、徐光冀、刘庆柱等20余位著名考古学家和有关领导聚集临潼。

“正式场合发言，总是心跳加速，语速也快，怎么办？”

女儿说：“你把我当成大人物，这两天先跟我汇报。熟练了，心就不慌了。”

母亲说：“你这几天把我送回养老院吧。我自己能行。”

母亲近些年近乎失能。难得，顷刻间她清醒地给予理解。

文保预案由容波陈述，PPT结尾的动画，是一个超萌的小人冲刺撞线，全场大笑。紧张的气氛似乎有些缓解。

专家们对发掘方案没有一味附和，对遗迹、遗物的保护预案各抒己见，对现代信息技术提取资料的设想，争论激烈，抨击严厉。徐苹芳先生说：“电子信息化是否适合考古工地？我觉得还是使用传统手工绘图好。”

毋庸置疑，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数字考古”，是考古发展的必然方向。2011年3月21日，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在长沙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考古工地的数字化管理及重要遗迹数字信息采集问题。那次会议上，专家们一方面都肯定数字化考古的价值和重要性，认为数字化是一种趋势，对于考古资料管理、展示以及研究等方面将会产生很大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实现考古数字化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成本过高、是否足够实用和安全、是否简单便捷等。此外，大家对于“数字考古”是否要进行标准化建设，以及需要对哪些方面进行标准化建设有着不同看法，对于“数字考古”概念本身，专家也是仁者见仁。在遵守田野考古规程的基础上，把握好考古现实的需求来逐步推进数字化考古则是大家的共识。

一号坑新发掘方案中的电子信息化设想，主要是信息采集和管理方面。当然，我们也明白，数字化考古要走的路还很长，发掘方案的设想只是探索。

张忠培先生被尊称“张大帅”，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爷辈。大帅性格直爽，批起人来不留情面，尤其是对吉大的毕业生。先生在会下约我谈了几个工作具体细节，对俑坑堆积的地层做了询问。先生认为这里“树大招风，以你的资历，还是做执行领队更好”，不赞成多种遗迹大量提取标本，“提取后，难保存”。

论证会上接送专家的司机是一位老邻居。坐上他的车，我突然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要人看得起，记住就别做让人看不起的事。”

那一刻，我想这位大哥是理解我的。张先生更预测到我作为小人物将要面对的压力。

论证会之后，反复酝酿，最终确定了具体发掘区域为一号坑东北侧，原编号T23的中部，面积为200平方米，包括两条过洞和两条隔墙。长远计划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有目的、逐渐地完成一号坑北侧约2000平方米的发掘，最终贯通东西。

发掘点不是我个人最希望的区域。围棋讲“金角银边草肚皮”，一枚棋子放在不同位置，效率不同。俑坑西南角远离游客参观的主要路线，干扰少，以前又从未涉及过，拓荒有新鲜感，有助于查清俑坑首尾两端建筑形式、陶俑排列的对应，学术意义更强。

人在组织，身不由己。不仅不由己，还得和队友做解释。组织决定发掘区是T23中部，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5月，多方联络后，工人逐步到位，先是一色的娘子军——吴红艳、和西娥、杨爱荣、孙秀霞，她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参加俑坑发掘，是考古队的老人。靳欣艳，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生，“80后”，年轻，文化程度高。2010年春，近60岁的杨靖毅从其他工地退下来，没谈待遇薪资，我对杨师傅说了一句话：“欢迎加入，你是娘子军中的党代表。”

全国考古工地发掘协助人员一直都有“3860部队”的绰号，工资待遇低，工期不固定，用工来源多是妇女和60岁左右的老年男子，用工困难，没办法。

2010年之后，李杰、孙双贤、孙坤三位高校毕业生加盟，另外，何媛盟、李帅、邓普莹、张燕、陶贝娜、杜学静等学生短期实习，姜宏伟画师做兼职协助绘图。“3860部队”建制基本完成。

很遗憾，李杰、孙坤两位小伙子在能独当一面的时候另觅高枝，“长安米贵，理解万岁”。离别送行，同龄的女孩子颇为伤感。但我很开心他们能飞得更高，也希望未来当他们以观众的身份站在发掘区以外时，指着陶俑能自豪地说，“这个俑是我挖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已经把对文物工作的一种情感传给了他们，这是我的自豪和笃定。

20世纪80年代俑坑发掘停止后，俑坑大部分区域进行了保护性回填，因展厅多年漏水，局部覆盖的塑料布已被水滴穿透，造成大面积霉变。揭开塑料布的瞬间，一个“惨”字是全部感受。

保护性回填，就是用土把已经发掘的地方再覆盖起来，以避免暴露条件下的风吹日晒。所以，我带领工人首先要做的事是把回填土清理运走，这是纯体力活。

就像一所久未居住的房间，一脚踏入便尘土飞扬。工人每天下班的首要任务就是洗脸、洗鼻子。为了不影响参观的正常秩序，回填土只能在晚上游人散尽时清运出坑。眼看开工吉日来临，将回填土全部清运出坑的计划只能改变。

“姐姐们，今天开始，晚上加班一律把自己的老公带来。”

“为啥？”

“干完活太晚，我操心你们回家路上的安全。”

家属来了，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姐夫们，站在大门口负责接土袋子吧，明天带上照片办理出门证。每晚都得来，工资按照一次30元算。”壮劳力增加后，每晚拉土400多编织袋。这次的执行领队与很多年前的不同，因为安全制度规定，我执行到必须自己亲自押车运土。这应该能算是兵马俑考古工地的一个奇观了。

5月27日晚10点，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拉土车陷在草坪动弹不得，望着漆黑的夜幕，我的心就像压了一块钢板……憋屈、沮丧，我真想喊一声：请对愿意卖力干活的人多点儿仁慈！

这发自心底的呐喊啥意思？我想有人会懂。

2009年端午节，栏杆外有个童声大声喊：“谢谢你们，你们好辛苦！”我瞬间热泪盈眶。

理解万岁！谢谢家人的体恤，谢谢外围科室的支持，谢谢“3860部队”后方家属的援手，也谢谢端午节时天真孩童的天籁。 K4dwWJayST+wmdrij0ixMA/C1MWzHjIDsL7m56R8ScSpHCA1ne3DWwwXYBaWCe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