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嵌在时代大变局中的平凡人生

我在写作《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 的过程中，频频采访传主徐传贤的后人，因传主的长子徐家善已去世，其仍然健在的次子徐家良和五子章永平提供的信息较多。通过与徐家良先生的多次交谈，我对他本人的经历颇感兴趣，认为其一生在中国193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中具有标本意义，遂产生了也为他写一部传记的想法。

比起祖父和父亲，徐家良先生及其兄妹的人生更为平淡。其祖父徐熙春在13岁时从青浦老家到上海的商铺当学徒，在五方杂处、华洋交汇的上海滩赤手空拳打天下，后来拥有数家企业和多处房产，并在1924年军阀混战时为拯救遭兵燹之祸的父老乡亲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担任负责人至1950年以后。可以说，徐熙春在上海是成功的工商业主，于青浦则是乡贤。徐熙春结交诸多沪上名流，在商界与慈善界皆有相当的影响。徐家良的父亲徐传贤16岁时考入上海邮政局，一直做到高级邮务员。徐传贤亲身经历过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曾从日寇侵略上海的烽火中逃生；在抗战期间奉中国政府之命远赴异国，维护沦陷区与大后方之间的邮路；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去法国参加国际邮联大会，折冲樽俎为国家争取邮政利权。1950年后，徐传贤调入国家邮电部，参与新政权与其他各国的邮务协作与交流。可以说，徐传贤一生的经历坎坷、曲折而精彩。但是，徐家良先生则自我定位为“庶民”，并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

比起父、祖的“不平凡”，徐家良的“平凡”主要是大时代造成的。徐家良是1932年生人，在1949年时正是一名高中生。其时，新政权结束了中国连绵的外敌侵略和内战，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与统一，其施政效能远迈前代、无远弗届，单个人的成长与生活、工作所受公权力影响之巨亦前所未有。徐家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平凡”就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宿命。因此，徐家良的平凡一生，镌刻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也就有着相当的典型性。

回顾徐家良九十多年的人生道路，虽曰平淡，但总体说来是幸运的，其中有许多不平凡的闪光点。我以为缘于如下几点原因：

一、徐家良属于受到大家族庇护的最后一代人。

徐家良出生后，由于父亲徐传贤长年在上海邮政局工作，与家庭所在的青浦县城厢有相当的距离，对其兄妹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和教导；母亲盛希珍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对操持家务也算不上能干。尤其是1938年夏天父亲徐传贤奉中国政府之命离沪前往越南维护邮路后，其时徐家良的长兄徐家善才10岁，而最小的妹妹徐家敏要第二年农历年底才出生。后来，父亲又与母亲离婚和别人结婚，再也没有回归原来的家庭，因此对徐家良一母同胞的四兄妹而言，父亲的角色是缺位的。在四兄妹中，除三弟徐家达重点高中毕业时因肺病未能升学外，其他三位都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四人后来都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这样的情形放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其子女的成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概率不会顺利。他们之所以能取得日后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家族的庇护和托举。

祖父徐熙春和祖母董月娥见识宏远，十分重视儿女和孙辈的教育。当东南半壁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父亲徐传贤远在大后方，但祖父徐熙春想尽一切办法供孙儿、孙女读书。当青浦被日寇占领后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祖父徐熙春花大价钱将徐家良转学到上海租界内的学校。当徐家良的一条腿受伤被送进上海的医院治疗且医生建议截肢，徐熙春为孙儿的未来着想坚决不同意，后来聘请全国最好的骨科大夫叶衍庆先生为其动手术并保住了那条腿。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和后来的国内战争中，父亲徐传贤都不在身边，徐家良能正常地就读小学和中学，没有家族的庇护是不可能的事。在徐家良读大学期间，祖父徐熙春指示两位参加工作不久的姑妈予以资助。更为重要的是，在徐家良人生重要的关头，家族中有远见的长辈予以指点与教导。在1949年以后，徐熙春敏锐地觉察到时局之变将对普通人带来巨大影响，要求长孙徐家善中断法学专业的学习，重新考入同济医学院学医；对次孙徐家良亦是建议他报考医学院。可以说，徐熙春已经看清楚了孙儿将来从医在新时代的生活会较为平安、稳当，受政治风向的影响相对较小。

徐熙春逝世的1965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标。此前，徐熙春购置的多处住宅已经充公，仅剩的老宅也开始被人蚕食，弥留之际要求子女尽量保住几间房，家族不要散架。事实证明了老人的深谋远虑，改革开放后，正因为子女遵从老人的遗愿要回了几间房，徐家良一家从外地回到青浦故乡才有落脚之处。在徐家良和三弟徐家达运作回沪过程中，叔叔、姑妈和长兄提供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徐家良在上海出生的四位同胞兄妹构成巨大反差的是北京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命运。1950年，徐传贤偕第二任妻子章一涵进京，于1952年、1954年先后生下章卫平、章永平，而儿随母姓，也不照着家谱起名，在当时是一种破旧趋新的进步行为，也可解读为拥抱新时代的徐传贤与旧家族疏离的主观意愿。章一涵在抗战期间考入邮政储汇总局，1949年后长期担任国营大厂的财会人员，比徐传贤第一任妻子即徐家良的生母盛希珍的文化程度和见识高许多，且章卫平、章永平天资不低，在这样的父母身边成长原本应该取得比几位兄、姊更大的成就，然而时代给他们这代人开了个残酷的玩笑。章卫平、章永平比徐家良小二十多岁，从年龄上看属于两代人。读初中时，他们遇到了“停课闹革命”，初中毕业后无法正常升学，一人插队，一人留京招工。在狂飙突进之下，传统家族这类被视为“封资修”的小共同体被击得粉碎，也就不再能为他们两人提供庇护和帮助。

二、徐家良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的一代儿科医生的代表。

由于长辈的指点和少年时朦朦胧胧的理想，徐家良幸运地考入医学院，后来行医四十二年。诚然，从徐家良大学毕业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且也曾被打上“白专典型”的标签。但应当承认，比起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医疗卫生领域所受的冲击是最小的，不管如何“左”风盛行，人总是要生病的。因此，比起大多数同龄知识分子，徐家良仍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专业并没有被太多地耽误。虽然从1966年至1977年，徐家良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也必须参加各种非业务的学习，但其一直在医疗一线诊治病人。此何其幸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家良从事儿科临床医学。他1951年入大学学医，1956年开始行医，直至1998年退休，他们这代儿科医生在中国医疗史上——甚至可以置于世界范围内——贡献最大。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各项事业中，重大成就之一应该是中国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和婴幼儿死亡率的大幅下降，而徐家良从医期间也正是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四十年。据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国婴儿死亡率约为200‰。1954年，对14省5万余人的调查显示，婴儿死亡率为138.5‰。1973—197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47.0‰。1981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34.68‰。2010年，全国婴儿死亡率已降至13‰。这些巨大进步，与包括徐家良在内的无数儿科医生的默默奉献是分不开的。

在1950年代的中国，贵州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省份之一。被分配至贵州的徐家良心里虽不情愿，在贵州生活艰苦，工作条件远不如东南沿海，他时时想调回上海，但是他并未因此影响自己的工作态度。徐家良先后在贵阳和凯里的三家医院工作，一直是业务骨干，技术精湛，态度认真负责，有口皆碑。徐家良曾对儿子说过他每一年抢救危重患儿至少50例以上，收治成千例小儿，以此加以计算他一生行医拯救了上千例危重病患儿的生命，治疗过的患儿数以万计。当然，做一名优秀的儿科大夫，光有好的专业水平还不够，更需要爱心和耐心。徐家良的人生是平凡的，但他做出了伟大的事业，令人敬佩！

三、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要保持学习自觉性和学习能力。

纵观徐家良九十余年的人生道路，尤其值得后辈师法的生活态度是他酷爱学习，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能敏锐地观察和接受新生事物，虽至暮年而不衰。徐家良在贵州工作、生活的二十五载里，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大部分时间整个社会不鼓励甚至是贬损勤学善思的人，而他本人远离故乡，背着家庭成分不好的“十字架”，长期感到孤独与苦闷。但即便处于如此的困顿之中，他没有躺平，没有自暴自弃，哪怕为周围的人所不理解乃至排斥——曾经一度被攻讦为“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一直在埋头钻研业务，不放弃学习英语，想一切办法阅读专业资料，了解国内外儿科医学的发展动态。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先知先觉，并不能预测民族和自己的命运何时能好转，他的好学只是出于对知识朴素的渴求和对本职工作的热爱。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不是刻意为之，总在焦虑地期盼云开雾散那一天到来，而是一种内化于心的生活状态。当整个国家的时运好转后，徐家良很快就在业务上冒尖，能诊断出同事从未听说过的疑难杂症，能在国家级医学刊物上接连发表文章。因此，在1981年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之时，他能顺利地调回故乡青浦，其业务能力在人才汇聚的上海获得业界好评、得到重用，并拓宽了事业的空间。徐家良的一生教科书般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坚韧而柔软地在逆境中生存和坚守底线，如何以建设者的专业能力为社会添砖加瓦。

最后，有必要诠释一下本书的关键词——“归来”。

“归来”在第一个层面是它的本义，此书的主要内容讲述了徐家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二十五年后再携家人回到上海的故事。他的归来之路是中国大中型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许多家庭共同的记忆，也是中国人口迁徙史上一个经典案例。从1950年代开始，上海、北京通过各种方式（大中专生毕业分配、知青插队、支援三线）持续向外省份迁出大量人口，外迁人口以青壮年为主。改革开放后，这些外迁人员又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上海、北京，当然还有不少人则永远留在了异乡。可以说，当时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几乎每一户人家都有外迁的子弟。以徐家良为例，在上海的四兄妹中，他和三弟徐家达被派遣到贵州和新疆，而其在北京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中一人去了吉林插队，外迁者占50%（其小妹徐家敏在青岛读完大学后留在当地工作，似不应算外迁）。这些外迁者每个人的离乡和回乡之路都是曲折艰辛，令人心酸。

在徐家良兄弟所处的时代，外迁者众多，他们很难说都完全心甘情愿。不管怎样，这些人远离故乡，在条件艰苦的内地和边疆贡献了青春年华，当多年后他们想回到生养自己的大城市，是合情合理并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的要求。

若将“归来”引申开来，可以视为一种隐喻。它不仅指众多的“徐家良”在空间状态上回到了故乡，也可以说是社会正常状态的回归。这样的社会尊重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自主选择权，为每个人的才华营造公平、法治的施展环境。徐家良能在1980年代初回到上海，就是托中国改革开放的福，社会的秩序、氛围、主体的价值判断和激励机制回归正常，促使其迸发了更多的工作激情和生活热情，五十岁以后的人生变得充实而精彩。同时，徐家良的子侄辈也赶上了浦东开放开发的大好时机。这便是将徐家良个人经历讲述出来的公共价值所在。因此，我不揣浅陋，斗胆一试，写出了《归来徐家良：贵州到上海有多远》这本书稿。

最后，感谢徐家良先生和他的夫人卢瑞英阿姨不嫌其烦地一次次接受我的采访，如今徐老先生已是92岁高龄，仍精神矍铄，讲述往事条理清晰，可谓“仁者寿”，祝他和夫人健康快乐，活过百岁；感谢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的厚爱，再次为拙著作序，使粗帛劣绢增色不少；也感谢现代出版社不弃，继《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之后出版此书。

十年砍柴
2024年12月22日于北京东城独树斋

2023年12月30日的正午，上海浦东陆家嘴香格里拉大酒店36层翡翠西餐厅正在举行一场法式宴会，青浦思葭浜徐氏家族和他们的亲友五十多人欢迎徐子蕙女士和她的夫君李朝政先生回沪省亲。

徐子蕙是伦敦国王学院在读博士生，李朝政是北京人，已取得国王学院的博士学位，正在剑桥大学的Milner Therapeutics institute做博士后的学术研究。徐子蕙、李朝政两人在英国相识、相恋、结婚，因为众所周知的全球大疫，他俩直到这年年底才得以归国拜见双方的长辈。

宴会开始前，第一位致辞者是位满头银发的老者，他缓缓站起，声音徐缓而清晰地向在座的亲友表示感谢。他叫徐家良，一位退休医生，是新娘的祖父。徐家良老先生为与宴人员中辈分最高、年岁最长者，当时虚岁九十二。与他面带沉静而淡然的微笑不同，坐在他身旁的夫人卢瑞英则是笑逐颜开。

当宴会气氛达到高潮时，宾客们纷纷前来敬酒祝福。徐家良除了礼貌地举杯回应，更多的时间则隔着落地玻璃望着窗外静静流淌的黄浦江，以及浦西的高楼林立延伸到天际。他看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什么呢？

或者想起小辰光从浦西看浦东，这里还是一片荒野。

或者在努力寻找老城厢的地方：从大东门进去往一条巷子里走，永安路上有祖父徐熙春开了多年的烟行，尚文路上有他念初中的学校，往北走到山东路曾有祖父的美新公司，再往北走过苏州河在四川桥路北堍的邮政大楼，父亲徐传贤在那里上班二十五年。如今，祖父去世已五十八年，父亲也故去五十一年了。

或许想起在北京城短暂的高中生涯、镇江五载的大学时光和在贵州的二十五年。

或许什么都没想，只是安静地享受这一刻的天伦之乐。

看到活泼大方的孙女和高大帅气的孙女婿，徐家良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判断得到了更确凿的强化：当年历经千辛万苦带着全家人回到上海，这一切都值得。 2aoEDzPuGsPxkJ8Mb2Rtr+xBTFFyzpFPaF1wfX9eIrSNIhO7oFqPtPeikj1rsk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