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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四年间，青浦思葭浜徐氏家族传记系列已经写到第三本了。《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遇见徐熙春：在江南与上海之间》
相继出版之后，又有了这一本《归来徐家良：贵州到上海有多远》，作者还是读者熟悉、曾经操刀的十年砍柴（本名李勇）。徐熙春（正章）、徐传贤和徐家良，徐氏“公正传家”辈分中的祖孙三代，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见证了150年间的变迁。经此三本传记，一个青浦家族从江南到上海，从上海到全国，再到全世界的世代生活轨迹，被作者们清晰地描绘，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在这里，除了要祝贺二位作者之外，还要感谢愿意把自己的家族历史拿出来与读者共享的徐氏后裔。他们提供的文件、资料、照片、口述记录和所有资源，被写成了作品，让大家品读，从中得到启发。我在《寻找徐传贤》序言中说，徐氏家史的撰写，超越了家族私域，有着很强的公共意义。这种类型的作品，“既是他史，又是我史，也是一部公众史”
，因为读者们在书中看到的，除了徐氏事迹，还可以读到自己。
第三次给徐氏家族史传记写序，同时又平行参与同一题材的“一个家族的百年回望”历史画卷创作，必要想到的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徐家良先生迄今为止的生活道路。思葭浜徐氏开枝散叶，从青浦迁来沪上，从事工商。徐家良先生是徐熙春（1885—1965）的嫡孙，其祖父经商之余，参与慈善，建立地方红十字会事业，从耕读传家的传统士绅，转化为内含经世致用精神、外具社会责任意识的近代商绅；父亲徐传贤（1908—1972）在上海南市、法租界接受中西混合式的初、中、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成长为个性爱好充分，家国情怀兼具，世界眼光锐利的行业干才，最终成为共和国高层干部。从江南到上海，思葭浜徐氏的轨迹表达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读过《遇见徐熙春》《寻找徐传贤》的读者都会同意作者们的叙述和判断，这是一套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著作。再看徐家良先生的生活轨迹，我想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出生在1932年，其时的中国尚未真正的统一，又逢“一·二八”日军炮火轰塌了沪北，国家陷入分裂，人民流离颠沛。生于忧患，长于动乱，中原大地在“内战”之后，又进入了“抗战”，胜利后又陷入“内战”，在枪炮声中长大，预示着徐家良的经历注定不会平坦，充满挑战。然而，徐家良在坚忍不拔的奋斗中，也在祖父母、父母，还有家族诸多成员的呵护照顾下，继承了祖父徐熙春先生认定的红十字会传统，成为一名“救死扶伤”、造福一方且很有成就的儿科主任医师。
再做一个父子不同时代的对比：父亲徐传贤的生命，上半段是幸运的，下半段则历经磨难；相反，儿子徐家良的经历，前半段多有曲折，后来则是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享受到各种“政策落实”。徐家良几十年在外漂泊，渴望回到故乡。凭着江南读书人的宽阔视野和独到判断，徐家良抓住时代机遇，于1980年代初率先调回上海，成为医院儿科主任，随后将全家迁至沪上。1990年代初，评上医疗系统的正高职称，随即还投入股市赚到一桶金。2000年后，从股市逢高退出，转而买入处于起步价的房产。此后，徐家良更支持徐建新夫妇共同创业，奠定了家族第四代的事业基础。徐家良踏准了时代节拍，开启了下半生的逆袭，如今退休颐养，晚年生活安详，遇到了幼年渴望而不可及的那种节节向上的盛世。
人生轨迹的曲线在不同阶段的上下起伏，犹如动荡社会波浪式往前推进的寄寓。从个人、家族和国家之间的命运联系来看，个性独立的孩子“自强不息”，通过求学和谋职，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来自家族的呵护照顾，相互倚靠和帮助，也可以达成亲戚间的共同进步。很同意作者在《归来徐家良》自序中所说，“比起祖父和父亲，徐家良先生及其兄妹的人生更为平淡”
。用徐家良的话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
天时、地利、人和，个人发展和家族兴盛，人生要取得更大成就，很多时候真还是取决于时代大环境，蕴含着一种冥冥中的宿命。徐氏父子的际遇，还有一点可以比较：徐传贤的职业生涯代表了中国的邮政事业，一步步从上海走向世界，美国、法国、瑞士、朝鲜、苏联；徐家良加入的新中国的医疗事业，开初则是在全国各地辗转，北京、镇江、贵阳、凯里、上海。如今，徐熙春的第四、第五代，又走向世界，上海、东京、纽约、伦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重新连接世界，开始了新的时代。在思葭浜徐氏来沪家族前三代人中间一线贯穿的医疗卫生事业，又经徐家良先生长子、家族第四代徐建新夫妇接力，开出了一个更新的局面。1990年代，第四代闻风而动，借“浦东开发”的东风，徐建新夫妇凭着自己的技术发明，在浦东新区砥砺创业。他们的医疗企业从上海起步，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徐建新也像祖父徐传贤那样，为公务在全球奔波。从徐熙春创建青浦红十字会医院、造福桑梓，到徐建新发明创造、惠及人类，徐氏四代人的经历表现了近代中国人砥砺奋进的一面。近二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乱到治，从旧到新，从无到有，从本土到世界，普通人的生活都被卷在洪流之中，循环往复地遭受冲击。奋进者犹如水手，必须调准方向，保持动力，昼夜匪懈，等待着洋流、气候、季节等外部因素的有利时机，方能扬帆出海，到达彼岸。因此，思葭浜徐氏来沪家族第三、四代人的生命轨迹，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1932年，徐家良和他的父亲徐传贤一样，出生在青浦老城厢的徐家老宅。换句话说，自徐熙春1898年到上海做学徒，1915年开出了自己的商号，有了住处和店铺，却仍然把家眷留在青浦老家。这是近代上海历史中值得一提的现象，类似于费孝通先生说的“离土不离乡”。当年的江南子弟，并不急着做城里人，到镇上、城厢还有更远的上海“学生意”，从事工商业，都会把父老、妻儿留在老家，“在家乡和上海之间两头经营，保持着青浦人和上海人的双重身份，……赓续家族事业”
。“离土不离乡”，一方面是在上海置产昂贵，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家乡有财产牵挂。经长三角地区的方志阅读和田野调查发现，“太平天国”后的土地调整，令江南地区的自耕农比例大大增加。雇农向土地主租种田亩，契约关系稳定，力耕之余，在镇乡之间兼营工商，生活并不绝望。我们大致可以判断，1930年代上海经济的“黄金时代”，与之相连的江南地区在产业、市政、生活和文化空间上也得到了释放。和大都市工商业孕育出中产阶层同步，江南地区也从农业、手工业和传统商贾业态中，转化出一个新型的农工商阶层，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青浦老城厢，以及相邻的漕河巨镇朱家角，都是明清至民国间的传统市镇，商贸云集，汽船突突，电灯照明，邮局遍布，报刊发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描写的“小城镇发展”现象，在上海市郊更加综合，而且典型。
然而，战争毁坏了江南，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前景忽然黯淡。1924年，徐家良出生前八年，江苏督军齐燮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税收，在苏、松郡邑内交战。江南农业、手工业和现代工商业发展到最高点的时候，青浦城厢内外却沦为战场，惨遭蹂躏，财产损失无数，人员死伤遍野。“齐卢战争”后，徐熙春在青浦城厢、上海南市的生意大受影响，他忍痛负重回家收拾残局，从头再来。1927年，北洋军阀混战，被新军阀的“北伐”取代，上海周边又一次沦为战场。从南京到青浦，蒋介石和孙传芳部队一路交战，又令江南陷入兵荒马乱。据徐氏家族保存的资料显示，徐熙春、徐传贤父子筹资700元，在青浦全邑境内设立18个红十字收容点。战争令大批江南人民逃亡上海，收容站成为中转站，“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再行中断。于是，并非是征调或虹吸，而是战争和动乱，把江南人民往相对安全的大城市驱赶，造就了近代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果不是战争，生在农工商兼营的殷实之家，徐家良兄弟们的生活不说是尊养优处，也应该安逸平稳，够得上小康之户。1929年，徐家良的哥哥徐家善出生；1932年，“一·二八”事变（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同年徐家良出生。徐家良兄弟一直在青浦随母亲盛希珍和祖母董月娥一起生活，他们在动荡中度过了幼年。1933年，鉴于青浦地区地面不靖以及在上海北四川路租住有年，父亲徐传贤和叔叔徐渭江合伙决定在上海“越界筑路”的“半租界”（鲁迅名之为“且介”）地区闸北与虹口交界处一个名叫“复兴邨”的新楼盘订购房产，预备把徐家善、徐家良等留在青浦的家眷们接来上海。江南城镇原来就有“小乱下乡，大难进城”的说法，明清时期应对城里骚乱（下乡）和土匪劫掠（进城）就是这种做法。面对19世纪、20世纪的军阀混战和外敌入侵，在热兵器战争之下，江浙居民能够逃避的地方只有具有国际条约保护地位的上海租界。然而，“八一三”事变（第二次淞沪抗战）又打破了徐传贤、徐渭江兄弟的安排，而此时他们在上海的新居才住了两年多，还没等到全家人一起迁入新居。1937年，日军从吴淞口、长江口入犯，蓄意轰炸上海地区蒸蒸日上的华人工商业基础，地处闸北的“复兴邨”亦被炸毁。
从上海推究战争发生的缘由，中日战争之所以再次爆发，并不仅仅是日军因武力强盛而敢于悍然入侵，而是日本关东、西财阀们眼见华商强势崛起而肆意并吞。当时，中国军事固然落后，上海经济却是不弱，但日本关东、西财阀们动用军事力量解决经济危机，是野蛮不是强大。例如，徐家良的父亲徐传贤自1924年工作的上海邮政总局，日本商、政、军势力一直觊觎这项华人事业，企图以股本、高管、职员、技术设备渗透和控制。又如，商务印书馆曾在1903年与日商金港堂合资，1914年中方因利好收回股权令日方怀恨在心，原本正常的商业合作与竞争却得罪了日本的政客和军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们对商务印书馆实施报复性轰炸，粹含中华古籍瑰宝的“涵芬楼”以及东方图书馆付之一炬，闸北地区尽遭摧毁。回看20世纪民族国家之间的灾难关系，给人类的一个教训便是：国家级的政治行为应该出面维护商业、经济合作，而不能大规模地干预正常的商业竞争，更不能为了暂时利益使用灭绝性武器诉诸战争。
日军侵华打断了中国经济的上升通道，也改变了思葭浜徐氏来沪家族前三代人的生活。两次淞沪事变和抗战的全面爆发，重创上海的现代事业，令其引领长三角、全中国现代化的使命不得实现。其时，商业繁华超过法租界八仙桥、不亚于公共租界南京路的闸北市区几乎毁去，上海经济的“黄金时代”只剩下租界范围内的“孤岛繁荣”。战事范围在淞沪之间，青浦却也遭受严重影响，沪北的罗店、宝山、吴淞、江湾、闸北一带人员伤亡惨重，建筑毁去大半。为此，徐氏传记的作者们找到大量资料，包括《申报》上的记载，如徐熙春再次启动青浦红十字分会，回乡动员人力、物力、财力，帮助救护、收容因战事受伤的士兵和流离失所的平民。在此期间，祖父徐熙春为救济民众奔走于青浦和上海之间；父亲徐传贤在上海邮政局上班，在虹口与日籍职员、军人面对面周旋；叔叔徐渭江看店，在租界坚持营业，固守家产。徐家良1932年9月5日出生时正值炮火间隙，发蒙读书时青浦遭遇沦陷，但他不能前去上海租界避难，不得不留在家乡的小学，听日伪教师奴化说教，与日籍孩童为伍。
当20世纪的中国逐渐陷入战乱，在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二代人的求学道路开始变得艰难。1905年“废科举”以后，新式教育普及，留日、留欧、留美之出国求学，加上江苏教育会等各种机构、团体和个人兴办之本地公立、私立与教会小、中、大学，上海地区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覆盖率远远超过科举时代，读书越来越方便，知识越来越普及。但是，战乱令很多孩子基于各种原因失学，这一期间的适龄学生完成中、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下降了。例如，一位1920年出生在清华园的前辈学者，经常遗憾地诉说他参加抗日活动后辗转各地，未能如父辈那样读完大学和留学。笔者的父亲出身于1930年提篮桥地区的商户家庭，抗战爆发后断断续续地读着小学、中学，然后只能辍学工作，到1950年代再入中等专业学校进修以追赶时代。徐传贤一代人是幸运的，他赶上了上海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中法学堂和中法工商学院（前身中法工商通惠学校）完成了中、高等教育，考上了高薪职位，在事业中做出了国家级贡献。
生于忧患，战争中的一代孩童便无父辈那样的幸运。1939年，徐家良进入青浦县立小学读书，这也是他父亲徐传贤的母校，一所“废科举”以后建立起来的教育改革模范学校。然而，此时的县立小学为日军占领，实行“奴化教育”。祖父徐熙春想到孙子徐家善、徐家良弟兄俩每天入校向日军鞠躬敬礼，父亲徐传贤感受到自己经过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和四川路桥北堍时日军宪兵所施加的那种欺辱，均不能忍受。因此，徐熙春、徐传贤父子无论如何也要把徐家善、徐家良兄弟接来上海，住在租界，接受正常教育。1940年，徐家良兄弟俩转入位于法租界四川南路圣若瑟堂附属的类思小学，这是上海开埠后法国文化的核心社区。当时，法国维希政府虽然屈从于轴心国，但法侨社群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态度上仍然很友善。徐家良兄弟在此读书和毕业，于战争期间在上海“孤岛”文化中受到知识上的滋养和心灵上的庇护。
1945年，抗战胜利，二战结束，徐家良回到青浦，考取县立初中，即后来驰名江南的青浦中学。初中阶段的学习也不顺利，战争的创伤依然不得痊愈，家庭内部父母的婚变也影响到儿女们的学习情绪。抗战有年，父母生活天各一方，徐传贤于1947年“复员”上海、南京后与发妻盛希珍离婚，其情形类似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战争的可怕，在于它造成的后遗症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平复。更不幸的是，徐家良在学校里扭伤左腿，延误治疗，竟造成败血症，甚至有截肢的危险。好在祖父徐熙春、父亲徐传贤及时从上海赶回青浦，将徐家良接到上海最好的仁济医院，用各种方案进行治疗，包括休学疗养。徐家良因多次手术耽搁学业，也因父亲再婚而到处转学，初、高中在青浦、上海、南京、北京四五个中学之间断断续续完成。由于学习刻苦、家族呵护，徐家良在高中阶段读过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和北京弘达中学、崇实中学，于1951年高中毕业参加新中国的高校招生考试。
徐家良报考大学时选择医学专业，有着毫不动摇的决心。因为战争，目睹死亡和伤残，徐家良生出了更多的同情心，要解救人生的痛苦；因为慈善，祖父徐熙春在青浦创建红十字会医院，他有着家族事业需要传承；因为腿伤，他的生命被仁济医院名医叶衍庆挽回，更加促使其思考用医技报效社会。在这个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下，医学专业就是一个年轻人与一个大家族自然而然的共同选择。当时，上海还保有全国最好的医学院校，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陆军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是全国领先的五大医学院，回沪学医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徐氏在大上海地区有着深厚的医学背景，也有着广泛的商业资源，本当方便地支持徐家良的志愿。但是，社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徐家良在北京地区参加高校招生考试，选择有限。1952年的“院系调整”计划已经影响到前一年的招生，高、中学生报考志愿也受到招生名额、培养方案的限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家良在北京地区报考上海和江苏的院校就有相当的难度，最后他被录取到位于江苏镇江的江苏医学院，在风景秀丽的北固山下、金山寺边度过了五年学医生涯。
1950年代，中国社会的运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轨道，各个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按照物价市场流向上海的物资、货品和人力资源，开始按照分配和调拨的计划原理从上海导向全国各地。1949年7月22日，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大区相关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经过二十多天的讨论，陈云主任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应急策略。
一方面，当时新政权进入上海不足二个月，战火刚刚停息，市场完全失效：港口封锁，物资告急，资金抽逃，生产难以为继。但500万人口的上海，生活一天也不能瘫痪，于是“财经会议”决定从根据地紧急调拨“两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投入上海，维持这个世界大都市的运转，这是“全国支援上海”的起源。
另一方面，除了“支援上海”，稳定局势之外，对新政权来说更重要的是让一个稳定下来的上海尽快“支援全国”，以恢复和发展各地经济。“支援全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央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上海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具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素有中国工业‘半壁江山’之称。建国前，其拥有的各类机器设备已占全国总量的65.7%。”
当时的“支援”做法，实施计划调配，“中央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要求上海等国家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立足全国，树立全国全面发展的观点，在技术、设备、人才各方面，支援中小城市发展地方工业，帮助工业不发达地区”
。1956年，徐家良从江苏医学院毕业，参加“分配”工作。这一届是中央开始计划调配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一心想回青浦或上海的徐家良先被分配到安徽，后因误以为安徽、贵州皆为异地无差别而与同学调换至贵州，进入贵阳市人民医院成为儿科医生。1970年，被调整到“三线”城市凯里的818职工医院。
“上海支援全国”，成为共和国的一项长期政策。1949年，人民政府即在没收的日伪和官僚资本企业中“抽调”设备和技术，调往东北地区；1950年，开始将上海一些过剩日用轻工企业“内迁”至全国各地；1950年代初期，各地兴起工业化，陆续向国务院申请调拨上海企业支援，文件中使用“支边”“支内”等词语；1964年，中央提出一、二、三线战略，重点建设“三线”地区，从上海、东北等地成建制地调动工厂，有的是整个行业的搬迁；1968年，上海提出在浙、皖、赣、闽临近山区帮助建设“小三线”，又有一大波企业“支援全国”。据官方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8年，上海动员赴外地参加工农业建设的劳动者共计150万人以上。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训艺徒13万人。支援各地机床4万多台，各种电机300千瓦，棉布85亿米，汽车外胎86万条，胶鞋4亿双。通过商业部门调出的工业品总值达302.3亿元”
。按《归来徐家良》作者十年砍柴查考到的数据：“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和几百万名人力，安排了2000余个建设工程项目（包括小三线和解放军建设项目）。”
但还没有找到“抽调”“内迁”“支边”“支内”“三线”“小三线”等涉及的人员总数，仅以如上数据给出的上海1950年500万人口底数来考察，数字背后呈现出来的社会和心理反响，在上海和全国范围内都是巨大的。
1956年，徐家良苦学五年，从江苏医学院毕业。共和国建立后，着手解决“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经过数年“社会主义改造”，动员方式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单位“抽调”和社会“招聘”，而是点对点的直接“分配”。徐家良被分配到贵州的贵阳市人民医院，一是地处大西南的贵州本身医疗资源紧缺，二是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工厂即将内迁之后的病员需求。为了满足“支内”人口的各项需求，大量医院、商店、学校、剧团……都随着上海单位一起内迁，在各省会和边疆城市形成了一个个“上海人”社群。徐家良的文化认同以青浦为主，上海为辅。然而，离开了青浦，在南京、北京上中学，到镇江上大学，在贵州工作，徐家良都被看作是上海人。实际上，文化认同并非仅仅是因地域或者户籍造成的，而是在自我与他人的情感互动中出现的。《归来徐家良》的作者十年砍柴把徐家良的父亲徐传贤离开上海到北京，形容为“沪才北用”，而徐家良也可以算作广义的“沪才北用”。我曾询问长辈，当年从上海北上工作的干部、职员、工人和学生总数有多少？好几个人的回答都估计是15万～20万人。徐传贤、徐家良等人在北京、贵州甚至在全国，被认为是“南方人”、“江浙人”和“上海人”。
1950年代的“内迁”“支内”，1960年代的大、小“三线”建设，在外地生活的上海人是全国范围内的一道风景。《归来徐家良》中提到《青红》（ Shanghai Dreams ，2005）的电影导演王小帅是这道风景的描写者。王小帅在上海出生，与徐家良的长子徐建新同年，同在贵州长大，经历了与徐家父子在沪黔两地奔走同样的心路历程。很多人的经验都说，没有离开上海，对上海本无所谓；离开了上海，在异乡艰苦环境刺激下强化了认同意识，如同国人移民在加州奋斗，反而意识到自己是华人。在家里说上海话，在厂里烧家乡菜，尽量复刻老上海生活，在当地建了一座比变化了的上海更加传统的“文化孤岛”，“回到上海”成为外地上海人的强烈愿望。然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一种因刻板印象而来的误解，这些并不完全能够解释为徐家良的“乡愁”。据作者十年砍柴在《归来徐家良》中的描写，也据我们历史画卷团队与徐氏夫妇和父子的交往，徐家良一家在贵州的生活处境相当幸运。医生的职业，救死扶伤，受人尊敬；边疆的工资加上补贴有88元，按收入比较，远高于当地职工。加上贵州的物价水平远低于上海，徐家良在贵州的生活，远好于一般“支内”工人。况且，温良敦厚、一心治病的徐家良，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并不紧张，而且娶了美丽贤惠的护士卢瑞英，有一双懂事的儿子，完全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徐家良和他的妻儿，还有整个徐氏家族，仍然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回到上海”。
“文革”结束，不久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然后“改革开放”，上海回到了正轨，又向国内外的有志之士敞开了大门。1981年，徐家良回到青浦，他离开的时候上海还在延续保甲登记，这次报进了正式户口。1982年，长子徐建新回到上海，转学复旦大学附中。1984年，在徐家的合族努力下，徐家良的妻子卢瑞英、次子徐锋的户口也迁入上海。据粗略估计，十多年间大约有二百万在外地“支内”的上海人，包括知青子女、顶替子女、回乡工人、退休人员、病退职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上海，其遭际也是各不相同，不能细数。徐家良一家或许也被算在这二百多万人口中，比如他们也有把贵州户口和身份证从520（“吾爱您”）换成310（“侪要人”）的程序。然而，细究起来，徐家良一家返沪有自己的理由。徐家良在贵州处境不差，甚至优于上海，回沪的缘由并非为了生活。笔者的表亲阿姨随上海第二妇婴保健医院内迁到云南曲靖，便是因为当地气候、环境和物价适宜，放弃了回上海的努力。和大多数返沪人员相比，徐家良一家并不是在企事业单位经营恶化以后，因经济压力和生活窘迫回沪，而是为了某种精神价值“回到上海”。
作者十年砍柴在《归来徐家良》中用副标题发问：“贵州到上海有多远？”为了写这篇序文，为了理解徐家良、徐建新父子的思想境界，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徐氏矢志不渝要回上海的心理动力是什么？在和徐氏家人的多次聚会接触中，以及在和徐建新的多年深入交往中，我们一直感觉到有一种隐形的家族力量。例如，2023年应家乡青浦的文化机构邀请，徐建新和表叔方针（徐熙春次女徐毓英之子）合力支持创作一幅名为“一个家族的百年回望”的家族历史画卷，于是徐熙春名下家族成员找资料、献文物、捐资金，一次聚会能聚合近百人。又如，徐氏家族早在徐熙春次子徐渭江（1910—2001）健在时就牵头提议，决定和徐熙春长子徐传贤之子徐家良，徐熙春之女徐珠英、徐毓英、徐传珍出力，事业刚刚起步的徐熙春曾孙、徐家良之子徐建新担纲，共同捐资100万元人民币成立医学基金。2008年，徐氏家族与青浦区中心医院（原青浦红十字会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共同设立“徐熙春医学基金”，基金附设奖项“徐熙春医学奖”，主要颁发给医院内优秀的医学工作者。在这些事例里，我们看到一种真实的心理动因，一种亲情，一种大家族成员聚在一起延续祖业的决心。
在《归来徐家良》自序中，作者说徐家良是“受到大家族庇护的最后一代人”
，这话具有深意，可以加以诠释。徐家良和我父母同年，正是我们这个年龄最能够理解的那“一代人”，“大家族”的社会性含义，以及它的变迁过程，我们都更加熟悉。1950年代以后，历次运动都会肃清“封建思想”影响，对家族观念加以批判。回溯“五四”人物对于“自由”和“个人”的理解，奠定中国现代思想的那一代人激烈反传统，认为有觉悟的知识青年应该摆脱家庭和家族宗法制束缚，接受全新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培养。这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在中外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1930年代那一代青年对于欧美“个人主义”的片面理解。儒家传统社会讲“五伦”，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如今，君臣关系已经消失，现代大都市里的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家族之伦亦有更新，多向“友伦”靠近。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更新之后的现代亲情联系仍然重要。家庭和家族之中纵不能逃脱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的缠绕，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更易沟通的情感联系。
祠堂旧家族转为都市新家族的情况，在上海中、上阶层相当普遍。通常，社会角色较优、经济条件更佳的族人，担当更多的家族责任。百数十年里，青浦思葭浜徐氏从江南士绅转化成上海商绅，一直还保存着相互帮衬、共同进步的家族传统。1910年代是徐熙春，1930年代是徐传贤、徐渭江。1960年代起，早在1949年前加入中共的四姑妈徐毓英社会处境较优，但她没有抛弃家族关系，反而主动承担起对于侄子徐家良、徐家达等“家”字辈的部分责任。当历史处于动荡时期，在祖父徐熙春、父亲徐传贤、叔叔徐渭江或因经济条件限制，或因政治处境窘迫，对孙子、儿侄（女）们的大学教育负担力不从心的时候，大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照顾和帮助，仍然是一处可靠的港湾。最后，在徐家良调动回沪和徐建新读书的事情上，竭尽全力，玉汝于成。在动荡时期，一些家族关系濒临崩溃，一些家族则抱团应对，亲情得以维护，子女后代终得庇护，徐氏家族的情景是后者，相当不易。此时，我忽然明白，徐家良一家在贵阳、凯里生活处境不错，但仍然觉得孤身在外，一心要回到温馨的大家族，游子返乡之心理动因应该在此。
“贵州到上海有多远”？在飞机、高铁的时代真是不远，二三小时或五六小时足矣。21世纪的全球化，令时间大为缩短，空间瞬息转换。然而，只要我们扪心自问、三思三省，就会发现人类之间在地理（地缘）和心理（亲缘）上的距离仍然存在。西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市的动物”，这并不一定确切。如今，城乡之间的物理差别日益消失，乡村也可以过上城市的生活。我们换一个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动物”，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中国人讲关系，万事都讲“缘分”，未必没有道理。亲缘、友缘、家族缘、邻里缘、习俗文化之缘，这些绑定个人一生的社会关系，带有明显的地缘性。地缘关系，同样也是人的文化皮肤，难以突破。这就是一般人可以浪迹天涯，却仍然还要回到家乡的深层心理。我们在徐家良一家从“贵州到上海”的长路上，理解了那些满怀“乡情”的人性。批评家们不恰当地批评这些情绪是消极的“怀旧”（nostalgia），其实nostalgia不是melancholy（思乡抑郁），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基本人性，很多场合是相当积极的。正是在这里，我明白了“贵州到上海有多远”的设问意义，明白了在艰难时代中保存基本人性之不易。
回到上海的徐家良一家，与家族、与青浦、与上海重建了联系，幼年的记忆一一寻回，新的事业不断开展。青浦县人民医院（又名青浦区中心医院）早在医院前身青浦红十字会医院创建时就设有内、外、妇三科，徐家良1981年调入医院时担任儿科主治医师，次年升任儿科主任，在祖父创建的医院里继承徐氏家族的医学传统。1984年，徐家良的长子徐建新从复旦大学附中毕业，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1989年毕业后，徐建新先后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某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7年，徐建新夫妇共同创业，入驻浦东张江园区，将自己的医疗技术在浦东新区投入生产，成功转型为企业家。在沪第四代又一次接续了徐氏医学传统，令徐家良先生喜不自胜。更有希望的是，徐建新夫妇的女儿留学英伦，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基因生物工程，有望成为接续徐氏家族医学事业的第五代。
医学传统之外，徐熙春开始的都市公益传统也是代有传人。近年来，当初由徐渭江、徐毓英、徐家良等倡建的“徐熙春医学基金会”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附设的“徐熙春医学奖”已经颁发了四届。徐建新夫妇的企业发展顺利之后，不断投入精力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他们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下设立账号，发放奖学金，帮助贫寒医学生；他们还远赴敦煌研究院，资助樊锦诗院长在莫高窟、榆林窟的文物修复项目。由于徐建新带头出资，引来众多捐助，这种合众慈善的方式和徐熙春的做法如出一辙。如今，徐家良先生退休有年，虚岁九十五渐进期颐，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幼年时不敢期待，青年时努力而不可得的家族成就，中年返沪后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中一一实现。结束本文的时候，我不禁又在想：在沪第三、四、五代人所经历的时代，长可达二百年，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出现。人生无常亦是有常，问题是我们该做怎样的努力，才能找到并把握住那个恒常？
李天纲
2025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