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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漫无目的地望天上的烟花，炫目的火光，沉闷的爆裂声，总能让人蓦地平静下来，继而回忆起很多往事。犹记得家后院有间不大不小的仓库，贴着墙皮，镶着生锈的铁板，门上的把手已经掉了。里面堆着许多残损的木架，基本上都剥了漆，还布满像鸟屎一样的白色斑点。这些，便是父亲半生以来所使用的工具。首先来说我的父亲，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脸庞宽，眉毛浓，最有特点的是他红铜色的皮肤，像还未抹上腻子的砖块，走在人群里特别显眼。曾不止一次有人问他：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只会笑笑，用几句最地道、最标准的土话，来证明自己确确实实是本地人。他人无论事先有多么惊奇，预设了怎样的答案，在听到他的土话后，也都不再抱有任何怀疑。毕竟每一个生在我们这里的人，都深知本地方言有多么难学难说。能听懂已是万幸，还要能说得好，恐怕只有打小穿梭于坊隅市集的孩子能做到。外地人往往落户了很久，也无法说出几句土话来，而且腔调不同，一字一顿，难免让人笑话。这样的语言优势，能快速有效地消除别人关于身份的疑惑，对我常年在外做工的父亲来说，倒算一件好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培养我说土话的能力，带我走街串巷，从平凡的生活中获得见识。街边卖菜的老人、打理蒸屉的捣糕师傅、扯着嗓子吆喝“碗喽锔喽”的锔匠，还有牵着大捆氢气球的气球贩子……许多都是和我爷爷相识的。父亲会同他们交谈，一个个告诉我对不同年龄的人该怎么称呼，要我记在心底。我们父子也不买什么，只是随性地走，随性地看，而我就在这样朴素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将乡土世界特有的烙印深深刻进脑海。事实上，在我真正进入学校学习拼音之前，就已经能熟练用土话和大人交流了。每次有客人来，都是我去迎接，毫不认生地打招呼，端水果，每每也能收获客人们的称赞，不像别家孩子看见生人不敢言语，总被催促“叫人，叫人”。这方面我的的确确让父母省了很多心，我是知道的。
父亲对土话有如此深的执念，还要归功于他的工作——他是一个非常专业、有着二十多年经验的驮龙师傅。在我们镇子，上到传统节庆，下到红事白事，或者谁家孩子考上大学，谁家做生意赚了些钱，都需要到庙班摆酒，并请驮龙师傅们来游街添喜。这些师傅互相认识，通常十到二十人做伙，到日子再一起出工。他们的工作就是每人抬个椴木龙架，系上绳结，挂上福条，然后按照主家人划定好的路线走上一圈。木削的龙结构复杂，用料讲究，最轻也有三十来斤。有意思的是，每个架子都是分开制作的，脑袋是脑袋，尾巴是尾巴，做出来零零散散十几节，跟积木似的。工匠会在头尾底端凿出六个小孔，楔上卯眼榫头，用来进行整龙的连接。弄这么麻烦，一是因为龙架太大太沉，连起来不便搬运，单个就比较好搬；二是因为龙架按次序排列好，一条条连接，直至形成完整的“龙”，这过程在人们看来十分有意义，所谓“龙游凤舞，岁乐民喜”，恰好映衬了时节。这么多部位，每个师傅的职责自然也不相同。有的扛龙头，叫排头，也叫守龙眼；还有师傅扛龙尾，玩笑话叫“立腚眼捡金屎，顶门落福，吃不完还得盛一碗打底”；龙肚子那块人最多，占了大头，是最规矩的地方，中间预留了空间，以便新年时摆放灯台。作为资历最久、气力最盛的人，父亲的职责就是扛龙头，也是负责统筹安排诸多事情的。每次有人想预约出工，都要来找父亲，提前说明好相关事宜，比如时间、地点、具体场合。父亲身上时刻带着一个电话本，会认真记下客人的要求，再折好角当作标记。许是上了年纪，有些老人说话含糊不清，还混杂了山里人说的俚语，听起来让人难以理解。父亲有时也头大，眉毛拧巴起来，反反复复地询问，才能勉强写下几个字。
有一次从隔壁镇过来个老妇人，给小孙子摆满月酒，想请父亲过去一趟，父亲愉快地答应了。但这事闹了岔子，老妇人最初说是在“古内”办席，后面改成桥头，明明是满月酒，时间却也变来变去。好不容易定下来，结果等父亲当天备好所有工具到了桥头，老妇人又说是在上塘新装修的房子。这下重拉回去，那边人说耽误了时间，不肯付钱了。这来回一趟，什么都没赚着，货车还垫进去不少钱。相识的熟人去问，老妇人只是说地址就定在镇上，是父亲听错了话。这样不愉快的出工还发生过几次，大半是因为两边没沟通好，而父亲作为师傅，是买卖中的卖方，也只能吃亏了。后面父亲再和人交流时，总会三番两次地确认，再通知其他主家人，有人见证，纠纷自然是少了。他还找来做麦饼的邻居赵老爷子，请他帮忙翻译实在捉摸不透的话。我问过他，他的土话讲那么好，为什么还是会听不懂？父亲解释说：“土话是不一样的，每个村子，可能就隔着一座山、一条河，说的话都可能会有差异，你以后会知道的。”
一般来说，父亲一年到头差不多有二十次出工机会，既然说是出工，必然是能够获取报酬的，而像新年节庆或是修族谱等事宜，都算作驮龙人本分，有自己的义务在，所以没钱可收。出工里最多的便是结婚，其次是大型宴席。每次接到生意后，父亲就从家后院搬出龙架来，用毛巾沾上清水从上到下规规矩矩清洗一遍，洗到发亮为止。既是对客人家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赖以为生的行当的尊重。因为架子独特的构造，许多地方都有细不可察的缝隙，父亲手臂伸不进去，这部分工作便落到了我头上。我为自己能得到一个任务欣喜不已，举着刷子认认真真寻找积灰的角落，学着父亲的样子一遍遍刮擦。等到清洗全部完成，父亲戴上手套，在龙的眼珠子里抹上一层蜡油，我眼见着龙眼变得豁亮，干瘪的龙头也好似瞬间“活”了过来。
驮龙架的，因为自带报福的属性，平日里在各乡出没，大家还是很尊敬的。办婚宴时，主家人会专门安排个桌子来招待他们，菜品必须和正桌一模一样，还得有烟有酒，中华和茅台都得安排上。我托了父亲的福，也能在不认识的人家里蹭上一顿美味的酒席。同桌的师傅许多是父亲的朋友，从小就认识，不少还是从老家一起来的，大家因此有格外多的话题，新鲜事一件接一件，乐得合不拢嘴。
闲杂事毕，到了出工时候，主家人和亲戚们已经围在屋外等候着了。父亲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根细扦，嵌进龙架下端，等抬的时候，他和许叔一左一右使力气，把龙架支起来，稳妥后便朝目的地进发。周围除了亲家人，往往还有大堆围观的看客。我想用凑热闹来形容有些不大合适，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氛围，良辰吉日，朗朗晴天，瞧见路上有如此大好景象，似乎龙经过身边时，自家也能沾染上福分，获得神仙的祝福，为家里还没结婚的儿女预先定个好的归宿。若是过年时候，则是祈福家人健健康康，诸事顺利，反正每一项习俗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而这意义只关乎人的所念所想。
每每挤在人群里，望着前方高举龙架的父亲，我都觉得风光极了。我也无数次幻想自己和父亲一样，用坚实的身子扛起龙头，在最吉利的日子里为人们带去祝福，这是件多好的事啊。烟花訇然作响，适时打断了我的思绪，但此刻并没有多少人在意。正值白天，阳光刺眼，烟花淡得几乎看不清。这情景实在是让欣喜仰头的我感到沮丧。
有件事说来不怕被笑话，我那时一直有个疑惑，就是为什么要在白天放烟花。从我的视角看来，烟花是独属于夜晚的，所有璀璨和绚烂只会在夜晚出现。既然白天看不清，也没有人看，点燃它的意义是什么？我无法理解。问过许多大人，他们的解释是：因为需要啊，需要烟花的日子就要放，哪里会管早上晚上？父亲则提起我那早早离世的爷爷。
爷爷在2004年，也就是我出生后的第三年因为尿毒症去世。他走得太早，以至于我大脑里没有留下任何与他相关的记忆。每当母亲说，爷爷那时最爱骑自行车带着我到中塘买瘦肉丸，我的心里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爷爷是见过我的，这毫无疑问，我们的生命有三年的重合，可那时我太小，记忆没能保留下来，伴随着风一起远去了。想到这些，看着照片里完全陌生的脸，心头难免会涌上悲伤。
我对爷爷的了解全部来自父亲的讲述。爷爷是镇子里第二批驮龙师傅，鞠红生老先生的徒弟，那会儿管驮龙叫“寽盂”。饭都吃不上的年代，没有活，一年出工次数屈指可数，所以家里很穷，爷爷还得靠种地和篾匠手艺养家糊口。家里放的龙架大部分时间处于积灰状态，父亲只当是摆设，也不明白爷爷做驮龙师傅的意义，直到后来慢慢懂事。
“早些年金塘一过八月就下大雨，大暴雨，连着好几天。那时堤坝水库都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半天过去，楠溪江水满起来，路边的河沟也都满上，我们就知道，要闹大洪水了。你年纪小，想象不到洪水有多可怕，整个地方全被淹了，上面的水冲下来，跟大浪一样，什么都拦不住，房子、树、人，全都被冲走。有的一家十口人，等洪水过去，就剩一两个活着。”他抿着嘴，闷出长长的一声鼻息，“老头子，总会在这时间出工。”
从父亲的讲述里我能感觉到，洪水袭来的日子，绝望、疲惫，还有说不出的悲伤，弥漫在整片旷野上，整个金塘死气沉沉。哪怕洪水退去，镇子依旧到处是恶心的脏水，里面有粪、树干、死猫死狗，田地全淹烂了。如此景象，却是爷爷出工的时候。刚刚带全家躲过一劫的他，马上要和其他驮龙师傅一起扛起龙架上街，做陌生而熟悉的事，因为他们有义务。“寽盂”创造的初衷就是为了帮人躲避水祸，这也是架子呈龙形的缘故。或许他们无法阻止洪水发生，或许他们长时间做着别的行当谋生，如今在这黑暗时节，在洪涝的废墟之上，他们敲锣打鼓，走遍村子每一处，尽自己的责任驱散阴霾，为村子带来救命的生气。
爷爷一直干到五十多岁，那之后，镇边上修建好了水利设施，镇子再没闹过大洪水。父亲高中毕业了，爷爷最初想让他和大伯一样上大学，出来当老师，不过他不愿意，有另外的想法。临近千禧年，时代发展，驮龙师出工的机会多了，挣的钱也多，足够养活一家人，父亲顺理成章接过爷爷的班。他会挠着胡子感叹：现在的生活比那时好太多了，你们是幸运的一代。我想他骨子里一直期盼接过爷爷的名声，在灰色背景下，挥起张扬鲜艳的红色龙架。他的心里是装着几分幼稚的，年轻的心在胸膛跳动，一震一颤，是鼓声，是梆子声。他怀着儿时的念想，又庆幸如今的太平盛世。即使没机会见到最震撼的场景，但在另一个时节，安稳的时光里，他继续传承着驮龙的使命，报福报喜，驱邪避祸，意义始终如此。父亲为自己所做的事而骄傲，也坚信自己会做到老去的一天，他崇拜着他的父亲，一如我崇拜着我的父亲。
关于信仰，关于平凡，这便是父亲给我的答案。包括我的爷爷、我的母亲，以及诸多相识的师傅，他们都在最明亮的时节里，告诉了我这个答案。
比较可惜的是，父亲并没有干到理想的年纪，他在我高中毕业那年光荣退休了——因为腿病。他本想再干两年，可母亲担心情况恶化，腿彻底走不动道，说什么也不同意。无奈归无奈，终究还是为了身体着想，加上父亲依旧管理着庙班，也算得上是结局圆满。当坐在落满阳光的窗台前读书，静下心来，我总不自觉想起那年正月初三的情景：月色溶溶，天朗风清，空气中掺着寒意。街上熙熙攘攘，每个人的脸蛋都被火光映得通红。一盏盏孔明灯升起，飘得快活，于是半边天镶满了火盏子。远处烟花爆炸声此起彼伏。人群在某个瞬间排开，分列在街道两侧，往那边一瞧，游街的队伍到了。父亲在前面扛着獬豸木雕，一只手把持住担棍，吆喝着声音就来了。邻里街坊基本都认识，乐滋滋打起招呼，有的爱凑热闹，也加入进去，帮着游街队伍一起抬。这种场合没有太多规矩，各种行为都是可以的，新年的快乐也在于此。烟花筒不过几步的距离，站一会儿头上还会掉下发烫的小灰屑。队伍经过桥面，桥底下挂了许多小灯笼，底下的河水，满河都泛着的光影……这是父亲最后一次驮龙，真正意义上的谢幕。在周围人的笑声中，我和他并肩走着，对他说大学毕业后要当个驮龙师。以前的他会竖起拇指，不过此刻的他莞尔一笑，给我展示了因为干活磨得皴裂的手，好像在说：你吃不了这份苦的，该做更适合的事。于是我们开玩笑似的争执了起来，为我不可预见的将来的种种事由而陷入揣想。我想这些大人确实很矛盾，他们既有着平凡俗气的一面，又充满理想主义，不过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就像此刻的我。事实上，若干年后的今天，我的确没有成为驮龙师傅，甚至已经很久没触碰过后院的架子了，但我长大了，有了自己喜欢做的事，这足以宽慰父亲。如今的驮龙依旧延续着它的传承，恰如那白日里的漫天焰火，生生不息地存在和燃烧着。
这篇文章有很好的题材基础，而且有一点处理得比较好：现在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写乡村与城市/商业经验对立的问题，通常会写得非常主题先行或者概念化，这位作者可能恰恰因为年纪较小，出于一种本能，他观察事物仍然处于懵懂状态。它对许多事情没有做出结论，也并未将某个事物上升到很高的高度——避免了可怕的煽情。糟糕的作者可能会对传统手艺的丢失发出一系列感叹，情绪激动，调子起得太高。《白日焰火》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在写到这些事时很平静，而这种平静在青年作者里非常难得。
点评人 桂传俍（萌芽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