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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晚饭之前，我还不承认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啊啊”地张大嘴巴，一颗颗牙齿猛烈地上下碰撞，把一些谈资、商洽咂吧进嘴，像榨果汁那样使劲地压。随之发出“嘎嘣嘎嘣”的声音，他们毫不犹豫地如刀削土豆一般，笑嘻嘻地削成条，突突往外喷。我不是害怕这种形态的声音，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去归纳这种语言，我承认这超乎了我的认知。我最近在挑选第五种语言，我感觉必须马上要学习一种新语言去平衡生活，或许我才能更长久地活下去。
“五”这个数字对我有种致命的吸引力，从五岁起左耳失聪，五岁手臂长起烧疤，五岁换了个全新的父亲。五岁是一把划刀，在我不长的生命长河里硬生生地割出一道裂缝，腥臭无比。我也从那时起开始停止学习英语，构建起的语言体系因此被斩断了一丝经络。陌生男人的到来打开了我新的语言副本，他是个韩国人，于是我开始学习韩语。每次翻开韩语字典，上面条条框框的字符总让我有一种在堆房子的错觉，韩语相对汉语来说更为压抑死气，仿佛用一根根干巴的火柴棍围成一幢复式洋楼，轻轻一戳就倒了。学习了五年，我对这些字体缝缝补补，发出的音节也是磕磕巴巴，勉强能进行正常交流。英语的音调在我的世界逐渐被淡忘，我像个卖鱼佬，熟练地操作着尖刀一下一下地刮着鱼鳞，它们被胡乱丢弃在来回踩踏的角落里。
在家里我同他用韩语交流，母亲没有去学韩语，我充当翻译者的角色。他听得懂中文，不会说。他们像是聋哑夫妇，一个用说一个用听，就这样比画了二十年。我是其中的无声空气，偶尔为稀薄的空气供氧。我一直处在寒冷的高原位置，没有感受过正常的温暖，用蹩脚的语言表达对白菜煎饼和石锅泡菜的喜欢，浓浓的汤里泡着生硬的韩文字符，挖一勺是满嘴的苦涩，到底还是横横竖竖的符号。学习韩文的日子很冷，即使是艳阳晴天我还是冷得发抖，我只是坐着，全身就开始起鸡皮疙瘩，我以为自己过敏，对语言过敏。有一段时间我发誓不再说各类语言，保证我能活着。但事实是我会偷偷地跑到语言班找以前的老朋友交流，不管是英语还是中文，我需要换口气。我抓着他们狠狠地聊上好几小时，像条疯狂吐泡泡的鱼，从中汲取养分。
很奇怪，尽管没有去刻意地练习英文，我还是很能流畅地发音，外国人一度以为我是华裔。这并不是我爱吃汉堡包薯条的结果。父亲的承诺像可乐那样一直升腾着气泡，他承诺奖励我用投资成功后的50%资金，带我去埃菲尔铁塔搭乘电梯一路到顶层，去大本钟数时针，坐在塞纳河边喝外国人喝的咖啡。一口流利的英语是能够操纵父亲面部的开关，牵扯他眼角跳动的细纹，勾住他向下撇的嘴角，拔去他鬓前的白发。
可他就那样利落地躺在湿漉漉的泥土里，像生长了多年的草根，任由我怎么拔也不出来。那天下着小雨，他一半身体都栽在臭烘烘的土里，父亲是极其爱干净的人，我不知道他那天怎么能容许自己就那样躺着，周围有一圈人对着大坑指指点点。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他们嘴里发出的是熟悉的中文音节，但我惊恐地发现自己听不懂。只有一片类似乌鸦的鸣叫声，还穿插了蓝红色的声调，它们像潮水那样猛烈涌来，要把我吞没。我紧紧握住父亲的手，他的手反常地冰冷，我想定是雨水的原因。这雨真可恨啊，我很讨厌寒冷。后来便是一个蓝、两个蓝、三个蓝跳下来，黏糊糊的黄泥溅在我眼里，火烧一般疼痛。接着是泼天的蓝洒下来，他们渗透进父亲的身体里，我看到了成百上千只的蚂蚁，它们抬着父亲快速地往前挪。坑上的人变成了一只只尖嘴猴腮的鸟物，他们探头像盯猎物般看着父亲，那只锐利的喙就要插进他的身体，他们在贪婪地分食血淋淋的肝脏。我看着他们的嘴随着风上下张合，有什么塞进了他们的肚子，我看不清那究竟是什么。很快那泼天的蓝又开始转向我，我全身使不上一点劲去抗拒，只能任凭它们抬动我。那天我明显失去了什么，我开始排斥与人交流。
人们都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动物，他们面部只有一张嘴，我害怕从那里发出的声音。我真正体会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情，我一向爱着的语言就这样成为了言语。父亲是个纯正的广东人，他会讲很正宗的粤语。我的第一种语言就是粤语，学粤语的那段时间我总引以为傲，我很喜欢粤语，温柔得像江南烟雨中撑伞的女子，它们是有生命的。“嚟，嚟。”父亲喊我时的这两个字总是充满各种惊喜，是手心里的猪油糖，是口袋里的红包，我会欢欣鼓舞地用蹩脚的粤语去回应。现在我也会时不时地说“嚟，嚟”，但这个组词是粤语的“离开”。父亲的离开带走了粤语体系，我的喉咙再也发不出那口纯正的音节。这些年我都在靠着英文与中文去丰富我的语言体系，我在慢慢地肢解着一个橘子，掰开，分成四瓣，留一瓣包着皮。现在突然发现多出来一瓣，它同样粘着白色丝状物，纵横的纹路显示出多年的风霜，我不确定它的内核是否已经风干，但我好像得去开始新的尝试。我没有学好第五种语言的把握，毕竟我不是什么语言天才。回到晚饭前，当时我正提着一条现杀的鱼，发现家门口围满了人。
那是一团团的蓝色絮状物，它们上下拱动着，像爬动的蟑螂。它们那个又扁又薄的嘴里朝外吐出些东西，我看见母亲呆滞的眼神，她小小的身躯挤在开出的那条门缝里。她周遭被一丝丝的类似棉线的东西缠住，那是言语的一种窒息。我穿过它们，我再次沦为猎物，它们尖尖的喙啄得我生疼。那一刻我又再次丧失了语言系统能力，或许我又可以用“狼多肉少”的言语来形容。母亲问我他们在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听不懂。母亲一脸担忧，很显然她并没有相信我的话，但没有再追究。她把鱼按在案板上，用尖刀娴熟地刮着鱼鳞，再拂到红色瓢子里，加凉水冲进洗手池里。“你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有点担心。”她的言语也很娴熟，“你爸”就这样轻易地随着鱼鳞一并冲入洗手池，被咕噜的水声吞入。她仿佛一直没有觉得这个称呼有什么不妥，像五岁之前那样继承着，连考虑的想法都没有一丝。甚至她说完这句话时都是云淡风轻，只是众多鱼鳞中的一片，全然不记得那年她也说过完全相同的一句话。父亲被抬走时她在一旁成了个哑巴，蹲下来抱住我，紧紧攥住我手，给我戴上白花，在墓碑前给我拿杂草垫着，她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我仔细地去听，甚至连小声的呜咽都没有。我用手环住她脖颈，没有震动，我一度怀疑她的嘴巴坏了，需要修理。她以前很爱说话，操着不纯正的粤语同父亲说笑，偶尔用“how are you”“what's this”来考我，一圈圈放荡的笑声从她嘴里抡出，很久很久以后，这些笑的重量才像拳头一样打在我身上。我不同人说话的日子里，母亲与我同频，我们仿佛一台收音机上的音频线，只发出滋滋的电响。后来，那个男人来了，他把母亲的嘴巴修理好了，母亲从小声压抑的笑扩大到爽朗的笑。我其实是高兴的，沉默能把人杀死，任何一种有声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疗愈的功能。我要做的是配合，从语言到饭菜再到对话，我们需要一种东西连结，串上各自的嘴巴尽量保持同频。
母亲把菜端上来了，是鲫鱼白菜豆腐汤，我吃得很快，终于不是红红的大酱汤了。不论是韩语还是韩式料理，它们对我而言都是难懂的公因式，我找不到无厘头的最大公约数，二十年了，它们被我拆解成无解。门外依旧紧紧粘着黑乎乎的手印，那群人坚持不懈地敲打，自始至终他们都觉得万事能够用嘴解决。是韩语，是那个男人的同事，是精彩的讨债故事。我卧在沙发上，看着门外来来去去的黑影，像一条条披着斗篷的鱼，在成片的无声里跳跃、挣扎。我或许真的要马上学习第五种语言，以便装傻应对我能听懂的四种语言。人们通常会对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刻意宽容，在无限的刺探里一味地放宽限制的底线。用这一种语言去连线那一种语言，看着对方开开合合的嘴，试图撬出某些带有重大价值的言语，无异于在千百只蚌壳里开珍珠。我学习第五种语言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活着、装傻。
语言从二十年前开始就成了我的保护罩，我用无声的言语回馈葬礼上宾客们高高低低的哭声，用来回切换的中英文应付东西南北，用蹩脚的韩语维持男人的热情。我很难再去抱怨什么，更不能同人诉说我血液里那艘横冲直撞的孤舟。我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点戒断能力。听到“你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去死”之类尖酸刻薄的话，路边野狗“汪汪”大叫争抢香肠，喂猫时严厉的“喵喵”警告，语言让生活里的现实降维成记忆，抽象的记忆，我像在梵高的星空画里摘着模糊的星星。我搬来一张梯子，先是费力地爬，再是努力地找，接着看到马赛克似的星星，它们近在咫尺，但我又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在远离它们，就像那时父亲逐渐被抽离的半截身体。任何一种语言最终都能概括为不痛不痒的话，它们在我皮肤上织成一层老茧，人们只能从我这得到满手的粗糙。在想要捂起耳朵反复冲刺出群体重叠的包围中，我选择了入乡随俗，甚至发现狗语也能对上人话。
“你去找找你爸吧。”母亲洗了一盘葡萄，放在我面前，“你都不担心他吗？”她开始剥葡萄皮，紫色的汁液渗透进她的指甲。我很确定这是一个真心的疑问句，她希望我能够担心他，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去寻找父亲。“怎么找？”我抓起一粒葡萄，我不习惯剥皮，微微的酸涩融化在嘴里，把我的问句融成一句陈述。“就，问问相关的人？”她剥皮的速度很快，盘子里很快装满了晶莹剔透的葡萄。她在剥这方面一直很有天赋，无论是葡萄皮还是鱼鳞。只是负责沉默地剥着，一直都是。我开始去找，生活了二十年，我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语言构建的框架在这一刻被击溃。我去到他公司，90%的韩文环境让我感到头痛，我像一条穿梭在污水中的鱼，我的语言在这里毫无作用。我试图找寻最大公约数，一切都毫无线索毫无头绪，那是一种迟钝的无力感。
“你系佢女儿？”那是一种穿透耳膜的语言，熟悉的陈旧感从鼻息里发出。“佢喺边度？”我确定自己听到了巨大的敲钟声，我再也受不住往外跑，语言的力量让我慌张。我感到身后一直有藤蔓在追着我跑，它们快要缠上来了，我感受尖刺的钝痛，还有那湿漉漉的油腻。我躲入一个厕所，迅速关上门蹲坐在马桶上。我想变成一颗腐烂的水果，只管掉进纵深的下水道中去。我闻到了一股烂茄子味，是自己身上传来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粤语了。我一直以为在五岁那年我就已经丧失了粤语体系的能力，但它并没有随着我生锈的脑子一起退化。隔壁传来呼哧的抽水声，一只手把褪到脚踝的裤子抽上，露出黑色的拖鞋，上面印着一个黄色笑脸。
“找到你爸了吗？”母亲发来信息。喉咙一阵干巴，有什么东西梗在喉口，我需要喝水。我不知道哪里有水，我应该走到哪里去，走出去是一片大草地。与其说是草地，其实更偏向于荒地，光秃秃的只零星站着几棵喊不出名的草。但草地上坐满了很多人，他们呼噜呼噜很吵闹，像鱼的喊声。风吹过他们的头发高高飘起，像漂浮着的水草。我生出一种怪异感，干涸的地上，种满了说各种语言的水草，它们在朝我招手。我赶紧走开，我对上百张张开的嘴感到害怕，下一秒就要把我吞食。很渴很渴，我一路向前走。看到了一座荒废的塔。我终究还是走到了这里。
这座塔很老了，底部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杂草，上面刷着的漆辨认不清颜色，它在我的记忆里是红色，红的发亮那种。它前面那个大坑仍然没有填补，残缺的裂痕像被啃得乱七八糟的苹果，底下落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子。我朝下看，看父亲的半截身子，看我那只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我站在坑前再一次失声，我好像理解了母亲变成哑巴的原因，那是一种超乎语言的力量，把我的嘴巴缝合。吹来的海风咸咸的，我把自己想象成电视剧女主，试图矫情地挤出两颗眼泪来，想要在此刻为我悲伤的回忆写上个结局。没有，一滴眼泪我都哭不出来，似乎哑着的还有我的眼睛。
“找到没有？”手心一阵震动，“回个信息。”屏幕上的字体开始扭曲，我感觉我即将要丧失读懂语言的能力。“找到了。”我回，然后关机。找到了，我的父亲在这里，在深不见底的地下，在一声声正宗的粤语里。“啊爸，我翻黎啦。”我终于，说出了，二十年封锁在喉口的话。我突然就不渴了，原来我并不需要喝些什么，只是要吐出些东西。或许这些年我都需要这么做，是我意识得太晚了。又或许并不晚，在我打出“找到了”那条信息时。
“嚟，嚟。”风声很大，我独自庆幸，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