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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我到志愿军××部去进行采访工作。我在某团第一营的一连和二连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又到了三连的连部。连长和指导员都到团部学习去了，只有一位二十四岁的副指导员当家。副指导员名叫张强，他陪我住在山上从前搭的一个掩蔽部里，白天却在掩蔽部左面坡上那个简陋的住室里办公 （那里是连长、指导员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其实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并不太多。排里、班里一天断不了他的脚迹。这一班修建新住室，那一班搭新炕，战士们一边说笑话，一边劳动，这里那里都少不了副指导员。电话机装在坡上那间办公室里，电话铃常常响，老是要副指导员接电话。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却忙得十分高兴，那张丰满的长脸上老是带着笑容。
某一个上半天，他和二班的战士们一起搬石板、石块和石片，一层一层地砌着地炕，不小心擦破了胳膊皮，却带着笑自言自语：“我的肉不结实。”我正走到那里，听见他这句话，就含笑问他：“副指导员，你说谁的皮肤比你的更结实？”恰恰在这个时候通讯员小周跑来请他去听电话。他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着光头，说了一句：“这真抓瞎！”接着笑了笑，就跟着小周走了。
“我们的副指导员一定要活一百岁。他浑身是劲。越是劳动得多，越是工作忙，他越高兴，”那个年纪不到三十、身材短小的二班长正在砌炕边，带笑地说道。
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川战士在旁边上泥，就接下去说：“跟副指导员在一起劳动，你不会觉得累。不管工作再多，再苦，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班长，你说他哪一天不是笑嘻嘻的？就是那回他救出金老大娘来，手都烧伤了，他回来还有说有笑，总说：不痛，不痛！”
二班长点点头。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抬起头来说：“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就是头一次打了黑山包下来，他几天不曾笑过。”
四川战士听见这句话，便收起笑容，短短地说：“那回不同，那回大家都难过啊。”
二班长继续砌炕边，一面自言自语：“我说，炕比炉子还好，炉子烧到半夜火一灭，一样挨冻；炕只要烧好了，睡一夜不成问题。”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四川战士听见他这样说，又搭腔道：“班长，你好好地砌罢，把它砌严。现在一马虎，将来漏烟呛人，你负责。”
二班长笑了笑，望着他说：“小李，刚停战的时候，你还想回国呢。怎么，现在想通了吗？”
“班长，你说人的思想就一成不变吗？从前我那样想，现在我不那样想了。美国鬼子还在南朝鲜捣乱，天天破坏停战协定，现在喊我回国，我连饭都吃不下！”四川战士有点不服气地答道。大家都笑起来了。
讲话的自然不仅是二班长和四川战士。我站在这里听了一阵。战士们劳动得十分愉快。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地炕就要砌好了，可是副指导员还不曾回来。我忽然想起教导员在营部等我去拿材料，便离开了这些 “有说有笑”的战士，一个人往山下走去。
在营部我不但借到了自己需要的材料，还有机会向营长和教导员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得到了他们详细的解答。他们殷勤地留我在那里吃了晚饭。我回到三连连部，站在我住的那个掩蔽部门前小平台上抽烟休息。月亮刚刚从东面山头升了起来。这一轮金黄色的大圆月好像是一面铜镜；青灰色的天空中还有一抹浅红。掩蔽部背后好几棵大树上知了一直叫个不停。从右面坡上那个新平出来的小操场，送过来手风琴的声音。我知道战士们又在练习跳舞了，便把眼光移向那里。我看见浅黄色的制服在绿树丛中转动，又听见年轻人的笑声。我出神地望着那里，望了好一会儿。我有一种又轻松又愉快的感觉。
“我听见音乐就着急，我学过跳舞，”副指导员的熟悉的声音忽然钻进了我的耳朵。我转过头看山下。他正从下面走上来，在他的背后跟着先前在下面砌炕边的二班长。二班长并不搭腔，不过短短地应了一声。副指导员抬起头，他那发亮的眼睛看见了我。他带笑地大声说：“××同志，你回来了！”
“我才回来，”我笑答道，顺口问一句：“副指导员，你不去跳舞？”
他笑笑，就走上坡来了。“我还有事，”他答了一句。
“听说连长、指导员都要回来了，”我又说。
“星期天回来。他们回来就好了，这几天真抓瞎！”他说着，又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了两下。接着他侧头对二班长说：“我们走罢。”两个人就走过我身边到上面办公室去了。
我仍然站在这个小平台上。战士们还在小操场跳舞。山脚下那一排白色平房前面空地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知道村子里的朝鲜小姑娘们在跳舞唱歌。但是我只能看出衣服的颜色。仿佛天空中撒下了一道浅灰色的网，把整个山下都罩在网里。我看见那些平房里亮起了灯光。在我的右面忽然响起了洪亮的歌声，战士们唱着 《我是志愿军》从小操场跑下山去。
我的思想好像跟着这些年轻的声音在往山下跑，跑到半山就停了下来，因为声音突然分成三股，往三个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战士们回到班里去了，”我感到亲切地自语道。四周相当静。有一点虫声，有一只蛙在叫，还有断断续续的两三声蝉鸣。我眼前那个灰色的网早已变成浅黑，连山下的白屋也看不清楚了。
“××同志，你一个人在这里！”副指导员的充满喜悦的声音在我左边响了起来，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走下来的。
“副指导员，二班长走了？”我问道。
“班里有事，他回去了，”副指导员答道。
“这里真静，下面村子里老乡也不多，”我又说。
“现在老乡们都回来了。他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副指导员用关心的调子说；“两个多月前这里可不静啊。就在停战前一天，下面还落过弹。”
“伤人没有？”我连忙问了一句。
“一位老大爷牺牲了；老大娘受了伤，现在已经治好回来了。房子烧光了。那几间白房子还是停战以后修起来的。朝鲜老乡真坚强！”副指导员的眼里忽然闪起了火花。
“山下面那个金老大娘就是我们副指导员救出来的，”通讯员小周从上面下来，站在旁边听我们谈话，便插嘴说。
我听见人谈起朝鲜的老大娘，眼前就现出多少白衣白裙的身形、多少和善的面孔同慈祥的笑容。她们的痛苦像火一样烧着我的心。我愤怒地骂了一句：“美帝国主义真是禽兽！”
“你说得对。只有在朝鲜住下来，才明白美国鬼子给朝鲜老乡带来多大的灾难！”副指导员点头说，他把军帽揭下来，接着又把它戴回到光头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排住在这里。我是排长。我们的战士经常帮老乡们做点工作。金老大娘对我们特别好。她丈夫有病，睡在家里。她只有一个儿子，参军以后便失掉了联系。就是在停战前一天，敌机来了，又投弹，又扫射。房子马上烧着了。我带一个班去救火，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金老大爷牺牲了。老大娘奔回家来，发狂似地嚷着，直往火里扑，拦都拦不住。我跑进火里去找她。我看见她歪歪倒倒，舞着胳膊保护自己的眼睛。衣服也烧着了。她一直在叫她的丈夫，声音都叫哑了。我奔过去抱住她。她拚命挣扎。我好不容易将她拖了出来。她在火里还乱打乱踢，等到救出来认出了我，她抱住我大哭。我心里也很不好过，好像看见自己母亲受难一样。她的腿、她的胳膊都烧伤了。”
“你呢？”我问了一句。
他揉了揉眼睛，淡淡地答道：“我的伤很轻，很快就好了。不到十天老乡们修建新房子，我们也去帮了忙。老乡们很高兴，都说，旧的烧掉新的来，新的比旧的更好、更漂亮。我也想，尽管你美帝在停战以后还不断地捣鬼，可是你总毁不了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
副指导员愈谈愈兴奋，他还谈了一些话。这中间，小周离开了小平台又走了回来。月亮已经升在无云的高空。知了休息了，小虫却起劲地唱出欢乐的歌声。风吹在我穿单军服的身上使我感到凉爽、舒适。三排长来了。副指导员便结束了谈话，同三排长一起到坡上的办公室去了。
我走进掩蔽部，点燃了洋烛，在桌子前坐下来，翻看从营部带回来的材料。
这都是英雄们立功的事迹。功臣并不限于三连。有几个功臣我已经访问过了。还有一些我尚未见到，也有三四位是牺牲后追评的。材料不是一个人写的，一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另一部分就显得潦草。而且整个抄稿上的字迹歪歪斜斜，看起来有些吃力。我一边慢慢地看，一边慢慢地把这些英雄事迹摘抄在我的笔记本上。烛光摇晃得厉害，我写一阵，就得放下笔揉揉眼睛。
“××同志，你还不睡？”副指导员走进来，亲切地说。
“现在还早，我抄点材料，”我放下笔，答道。
他就在方桌的另一面坐下来，埋着头望了望我面前的材料，大声说：
“郭永章，这是个好同志。第二次打黑山包，就是靠他炸垮了敌人的大母堡，才拿下来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找他来跟你谈谈。”
郭永章是二班长的名字。我还不曾看完他的事迹，只知道他是在拿下黑山包的战斗中立了二等功的，便指着材料对副指导员说：“我的确想找他谈谈。材料我刚刚看到头一段，全篇也不过一千多字。”
“这是我们的文化教员写的。当时上级催得紧，郭永章又不肯多讲自己的事，所以写得简单些。”他说到这里，就站起来，说：“你还是早休息罢。我要到郭永章那个班去一趟。有个战士发疟子，我去看看。这几天发疟子的人又多起来了。”
副指导员走出掩蔽部以后，我开始摘抄二班长郭永章的立功材料 （他立功的时候还只是普通的战士）。我在材料中看到另一个名字：张林。据说郭永章那次冲锋的时候，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替张林报仇！”然而张林同志的事迹并不在这份材料上。我抄完材料，副指导员还不曾回来。我知道他可能各排各班都去过了。我本来想等他回来，请他谈谈张林的事情，可是我又耽心会妨碍他的工作。而且时间不早了，战士们应当熄灯睡觉了，副指导员回来，也应当休息了。所以我放好材料和笔记本，就吹灭了洋烛，躺在那个铺了稻草和雨布、再盖上白布单的土台上睡了。
我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起来。漆黑的屋子里亮起一股白光。我看见副指导员站在我这个当作床用的土台前面。我呆了一下，副指导员亲切地说：“××同志，晚上很冷，我给你盖件大衣。”我连忙说：“我不要，我不要。”我看见他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单军服，便问一句：“你还没有睡？”他含笑说：“我已经睡了一会儿，刚才出去查过铺。外面很冷。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你盖上，想不到把你吵醒了。”原来夜已很深了。我说：“我不冷，你拿回去罢。”可是他已经收起电筒走开了。他就睡在旁边那个较小的土台上。不到几分钟的功夫，我听见了他的鼾声。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掩蔽部，看见副指导员蹲在屋前小平台上洗脸。他站起来，跟我打个招呼，放好脸盆，就下山去了。我立在掩蔽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往下转来转去，一下子就不见了。山洼中一片白雾，山下的村子也看不到了。我朝远处望。有一座山头只剩了一个顶，别的几座山尖都飘着雾。雾愈来愈浓，只见满山白烟，仿佛前面就是白茫茫一片大海。
我洗了脸。面孔圆圆、鼻头平平的小周从办公室里走下来，给我打个招呼，就朝通右面山坡的小路走去。过了一会儿，他从炊事班那里端来了一豌豆浆，放在那张用木箱做的矮桌上。我在一个用木板和空罐头做的小凳上坐下，喝着冒热气的豆浆，跟小周谈了几句话。我看见左边和对面的山头都罩上了阳光，雾在发亮，在移动，在消散。知了开始大声叫起来。小周打扫了这个小平台。我把昨天从营部借来的一叠材料拿出来在小平台上翻看。
“那么就让他们五个人去罢，换两个人去打草也行，”副指导员说着话走上来了。走在他后面的是文化教员。我知道他们在商量选拔文娱骨干到营部去的事情。他们很快就谈定了。文化教员走到我面前，看见我刚才放在矮桌上的材料正摊开郭永章事迹的那一页，便带笑说：“材料写得太差，我不会写，请你指教啊！”
我把眼光移到材料上，在那里停留了片刻，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疑问，便说：“教员，你不必客气。我正要请你谈谈张林的事迹，我在这份材料上找不到。”
文化教员停了一下，才答道：“张林的材料大概拿到团部去了。”接着他又望一下副指导员，说：“你还不如请副指导员谈谈。他很清楚。他们是一家人。”
我感到意外地看了副指导员一眼。他伸起右手到军帽下面搔了搔他的光头，说了一句：“他是我的哥哥。”
我愣了一下，倒是副指导员爽快地说了：“今天晚上抽个时间扯一扯罢。”
我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也就不再提张林的事情了。
这天下午三点一刻钟，我和副指导员、文化教员、通讯员小周在小平台上吃晚饭。副指导员吃得很快，我还不曾添饭，他已经放下碗了。他站起来，笑着对我说：“××同志，请你在家里等我一会儿，我回来就跟你扯我哥哥的事。”
他并没有让我等多久，过了半点多钟就回来了。他坐在小凳上喝了大半茶缸的凉开水，解开军服的钮扣，道歉似地带笑说：“对不起，教你等久了。”他从右边裤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翻了一下，接着又把它放了回去。他抬起头说：“我不看本子，随便扯扯罢。”
“张林是我的亲哥哥。我们弟兄自小在地主家干活，挨打、挨骂、受冻、挨饿。解放后斗了地主，分了地。我们弟兄一块儿报名参军，一块儿到朝鲜。我们都分配在三连，他当战士，我在连部当通讯员。他立过几次功，当了班长。他在一排一班，我后来到一排二班当副班长。第一次打黑山包的时候，本来要调他到师里去学习的，因为战斗任务重要，他要求留下来，上级也就同意了。他很高兴，起劲地进行准备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全班的人都起来了。大家练习爬山，演习进攻。战士的动作要是不合要求，他就耐心地纠正，并且做出示范的动作给大家看。在休息和游戏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找个别的战士谈话，不让任何一个人心里有顾虑。他还带着大家练习瞄准投弹，学习爆破动作，因为这个班上有好几个新战士，他们离开祖国的农村才几个月，还不熟习战斗的事情。他和大家一起在住室的门口用松枝和野花扎了一个 ‘凯旋门’，在门上还贴了些宣传鼓动的标语。大家的情绪都很高。……”
副指导员停了一下，拿起祖国慰问团送来的那个茶缸，喝了两口水，又接下去说：“上级决定：一班担任突击，同二班并肩前进，给全连打开冲锋的道路。在出击以前，张林还不放心，亲自摸到敌人的铁丝网跟前，去检查突破口。我们两个班在自己挖好的待蔽洞里待了整整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我们的大炮开始响了。炮弹不停地在我们的头上飞过去。黑山包上亮起来一团一团的火。过了两分钟，张林就带着第一组跟着炮火向前冲去。他跑在最前面，看见前面有两个大地堡，恰好我们二班的爆破手朱明也赶上去了。他们一个人对付一个地堡。他扑过去把一个手雷从地堡的枪眼投进去，连忙向左边闪开。地堡马上爆炸了，六个敌人全死在里面。朱明也把另一个地堡解决了。道路打开了，部队也跟上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正在延伸，炮弹爆炸的硝烟笼罩着整个山头，十米以外就很难看清目标，瓦斯呛得人快透不过气来。张林正在前进，忽然发觉他刚才向地堡扑过去的时候，敌人的枪弹打中了他的右胳膊。不过这是轻伤，他也不去包扎，就忍住痛继续往前跑。他听见左边不远的地方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的几挺机关枪从一个暗堡里射出密集的子弹来。我们的冲锋部队就给这几挺机关枪压在山腰，没法上去。张林看到了这个暗堡，连忙把第二个手雷的插鞘拔开，朝暗堡冲过去。他接近暗堡的时候，忽然从侧面飞过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小肚子。可是他一步也不停，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从后门把手雷扔进去了。暗堡塌下了，机关枪都变成了哑巴，敌人完蛋了。张林也昏倒在地上。……”
副指导员一面说，我一面写。他说得不慢，可是我写得并不快。我只能匆匆地记下大意。他忽然闭上嘴，拿起茶缸，埋下头喝了一口水。停了片刻，他又抬起头，放下茶缸，继续说下去：
“我到了上面，看见张林躺在血泊里，人事不醒，一节一米多长的肠子从小肚子上的伤口出来了。我轻轻地扶起他，要背他下去。他忽然醒过来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我，教我不要管他。他严肃地说：‘任务要紧！快争取时间继续前进，彻底消灭敌人！’我还不忍离开他。他却嘶声叫起来：‘同志们，大家狠狠地打啊！给祖国争光、给毛主席争光的时候到了！……’”
通讯员小周来找副指导员去听电话。他不说什么，只是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了两下，就朝左边坡上跑去。
小周望了望他的背影，回过脸来，看见我把自来水笔挟在笔记本里，知道我要休息了，便对我说：“副指导员平日很少讲他哥哥的事情，他们弟兄感情很好。”
“你见过他哥哥吗？”我问道。
小周摇摇头说：“我没有见过。我是在拿下黑山包以后才来的。我听见人说他们弟兄相貌差不多。张林喜欢唱歌，那天出发的时候，他还在唱：‘炮火震动着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
我把小周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小周又往下说：“听说那天把他抬下来的时候，他一路上昏昏迷迷，一直在喊：‘狠狠地打啊！’抬到包扎所就断气了。后来给他评了一等功。……”
我正在记录小周的话，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原来副指导员匆匆地跑下来了。小周已经在茶缸里盛满了凉开水。副指导员坐在原处，端起茶缸喝了两口水，看见我摊开笔记本在等他，便抱歉似地说：
“我得抓紧时间讲完它，过一会儿我还要到营部去开会。……当时，我就冲上去了。我解决了敌人的两个地堡，同志们都上来了。鬼子的枪都不响了。我不放心张林，折回去找他。我突然听见一阵枪响，原来冲锋枪和卡宾枪的火力交织着从敌人的一个住室里射出来。阵地上敌人的火力又渐渐复活了，我们的前进部队遭到了敌人的侧面射击。我看见同志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不能前进，怒火直往上冲，便拿出一颗手榴弹，向那个火力点爬去。阵地上布满炮弹坑、石头、树枝，弹片同被炮弹翻起来的树根和土块，把我的衣服都挂破了。我正在爬，忽然看见前面火光一闪，跟着起了一声轰隆的巨响，那个火力点马上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张林干的事情，便在这附近找他。我走过了先前跟他分手的地方，后来又跳过一条交通沟，离交通沟不远找到了他。……”副指导员埋下头静静地过了片刻。小周在旁边望着我，他的眼光好像在说：副指导员心里不好过啊。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他躺在地上，军服全破了，满身都是血和泥土，肠子出来一大段，右腿也打穿了一个洞。我叫醒他，他还拉住我的手吃力地说：‘我差一点儿爬不过交通沟……那包炸药……差一点儿……也丢不进去……’他又昏过去了。那几个一班的同志也来了，大家都伏在他的身边喊：‘班长！’他又醒了过来。大家告诉他：‘我们胜利了！任务完成了！’他吃力地接连说了两个 ‘好！’字，又说：‘我知道我们一定会胜利。以后你们还要继续狠狠地打美国鬼子啊……’他勉强笑了笑，又昏过去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去，到包扎所，他就牺牲了。”
副指导员站起来，默默地走了几步，又朝山下望了望。刚刚休息了片刻的知了又烦躁地叫起来了。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可是我一提到它，就好像看见我哥哥把打出来的肠子塞进伤口去，抱起一包炸药，咬紧牙关，朝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我好像看见他昏过去又醒转来，小肚子上的伤口擦着树枝、弹片、砂石，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爬；我好像看见他慢慢地支起身子，用力扑过交通沟，倒在交通沟对面的边沿上；我好像看见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他停一下又往前爬；我好像看见他忽然抬起身子把那包炸药扔到敌人的火力点去；我好像看见……”副指导员的带着痛苦和愤怒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他转过身，走回到矮桌前，又在小凳上坐下去，望着我说：“他的仇总算报了。头一次打黑山包，我们全部歼灭了美国鬼子三个步兵排，一个火器排；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第二次打黑山包，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一共消灭了二百三十几个美国鬼子，而且把黑山包拿下来了。我们不仅拿下了黑山包，而且接连拿下好几个山头。好罢，你不肯停战，我们就揍你！不断地揍你！揍得鬼子只好在停战协定上面签字。我们不怕鬼子不老实，它再敢动一下，就揍它，朝鲜人民也要狠狠地揍它！”他又端起茶缸，一口气把水喝光了，站起来说：“我要讲的话都讲了。……我讲得不好。……××同志，你还要了解什么？指导员后天就回来了，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排长，知道的事情多。”我看见他的脸上渐渐地现出了笑容，我知道他又在准备安排什么工作了。他可能在等待我的新问题，也可能在打算向我告辞到营部去。我还想留他多谈几句，我就向他发问了：
“副指导员，你家里都好吗？”不用说，我想知道的是张林家里的情况。
“很好，很好！”副指导员答道，这一次他笑了。他从左面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我前两天接到的家信。”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请看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拿在手里。我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坐在正中，一个四岁的男孩站在她的膝前，两个梳双辫的年轻女人站在她的背后。衣服都很整齐，脸上都带笑容。
“我知道这位是你的母亲，”我指着颧骨高高的老大娘说。“这位是……”我指着那个大脸、大眼睛的女人说了三个字就咽下了其余的话。他在旁边替我接下去说：“这是我的嫂子。”我便指着那个身材较高、脸也丰满、穿花衣服的年轻女人说，“那么这位就是你的爱人。”他笑着答一声 “对”。我又说：“这个小孩是你的侄儿罢？”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对”字。
“你一家人都在？”我把照片交还给他的时候，又问一句。
“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弟弟到县里学习去了，”他笑答道，就把照片放回信封，揣到袋里去了。
“那么这封信是——”我只说了这六个字，我望着他微笑。
“是我爱人写的，”副指导员爽快地接下去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参军的时候，我们结婚不过半年，她还是个文盲，现在她可以写信、读报、记笔记了。她信上说：家里生活很好，母亲身体健康，嫂子当上劳动模范，到县里开过会了。她也受到了表扬。她还向我挑战：她要争取当军属模范，争取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来。——”
他突然闭了嘴，我忍不住替他接下去：“她要你立功，要你也争取参加归国观礼团到北京，是不是？”
他笑笑，过了两分钟，才答道：“这些事情在解放前连做梦也想不到。”
“这几年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我说。
“还有一张照片，也请你看看，”他说着又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从笔记本里取出来的。我把这张二寸半身照片拿在手里，望着上面那位小眼睛、厚嘴唇、满脸笑容、额上有几条皱纹的朝鲜老大娘出神。
“这就是金老大娘，她今天早晨给我的，”他解释道；“我上次忘记告诉你，金老大娘治好伤回来，前些天得到了儿子的信，她儿子在东线，在人民军里当军官。她多年没有照相了，这次特地照了相给儿子寄去，她也给了我一张。”
我交还照片以前，把它翻转来看看背面，我看到了两行不十分端正的中国字。一行是 “金贞淑”，另一行是 “中朝亲如一家”。我便问一句：“她自己写的？”
“我在下面碰见她。她拉我到她家里去，她当着我的面写的。她还说，她将来要到中国，要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母亲，也要请我母亲到朝鲜来玩。她想得真多，讲得真高兴，”副指导员一边说，一边慎重地将照片放回在笔记本里面。他又笑了笑。
小周在坡上办公室里大声讲起话来。大概又是电话来了。可是副指导员却好像不曾听见似的，望着我说下去：“××同志，你说战士们都在讲我成天高高兴兴，不知道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生在这样好的时代，谁不高兴呢？我一高兴，劲就来了。越忙越有劲，我从来不觉得累。只是我能力差，当副指导员还是停战以后的事。这些天连长、指导员都不在家，真抓瞎！你来了几天，也该看出来了。……”他看见小周从坡上下来，便闭了嘴，望着小周。
“副指导员，教导员来电话，要你马上去，”小周还不曾走到他面前，就大声说。
“好罢，××同志，晚上再扯罢。”副指导员亲切地对我说声：“再见，”匆匆地往山下走了。
我站在小平台上望着副指导员的背影。这个对我显得非常亲切的背影很快地消失了。我回头看小周。小周也不在这里。可是一两分钟以后，小周的声音又在办公室里响了起来。我埋下眼睛看山下，仍然找不到副指导员的影子。那一排白色平房顶上冒出了烟，烟雾飘到了小山头。“老大娘在烧饭了，”我这样想道，便移动脚步往下面走，我也许想走到平房去看看。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二班的新住室。我昨天还在这里看战士们砌地炕，现在炕已经砌好，那个四川战士坐在屋子外面一块石头上，把干树枝放进炕洞口烧起来。二班长从住室里走出，带笑说：“我说不漏烟，你还不相信。现在没有话讲了罢。”
四川战士满意地笑了笑，答道：“副指导员帮忙砌的炕还会有问题吗？”
二班长失声笑了。“小李，你真鬼！你提到副指导员，我还有什么话好讲？”二班长刚刚说到这里，看见一个脸上没有血色的战士慢腾腾地走过来，便换了口气说：“小王，你不多睡一会儿？到这里来干吗？”那个年轻的战士有气无力地答道：“班长，我现在好多了，想出来走走。卫生员拿来的桃子真好吃。”
二班长又笑了。他问道：“小王，你知道桃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等小王回答，自己接下去说：“副指导员拿出他的津贴交给卫生员，请司务长买些桃子来，给发疟子的病号吃。”
发疟子的年轻战士轻轻地吐出了一个 “啊”字，接着又说了一句：“我还不知道。”
二班长温和地笑道：“真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
烧炕的四川战士马上含笑插嘴道：“班长，你知道的事情多，跟我们讲一点儿也好。”
二班长得意地笑道：“小李，你倒会出主意。可是我不像你，我不会摆龙门阵。我还有别的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大家都喜欢副指导员，可惜你们没有见到他哥哥，他同他哥哥是一个样子。真是两个好同志，好上级！”二班长动感情地赞了这一句。他到这个时候才向我说：“××同志，你要报导我们连里功臣的事迹，你不能把张林同志漏掉啊。”
我站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谈话，有时走两三步，但马上就转身回来。他们同我熟习了，并不介意。我听见二班长的话，便接嘴道：“郭永章同志，请你什么时候跟我谈谈张林的事迹，还有你自己的事……”
二班长不等我说完就打岔道：“张林同志的事迹你请副指导员谈罢。我的事实在值不得谈。”他那张黑黄色的、看起来像是很健康的瘦脸突然发红，他又把眼睛掉去看那个正在冒烟的炕洞口了。
我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连忙接下去说：“郭永章同志，副指导员刚才跟我谈过了。他要我找你谈谈。”
二班长不看我，也不答话。过了两三分钟，四川战士在旁边替我帮腔道：“班长，你这回非讲不可了。”二班长望着四川战士笑了笑，说：“行了，不用烧了。”他又对我抱歉似地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他还说：“××同志，你要不要到我们班里去看看？”
我知道他指的是二班的旧住室。新住室刚刚搭好，他们还没有搬过来，新的地炕既然不漏烟，那么过两天他们便要迁居了。他邀我到旧住室去，一定是要跟我谈话。我便点头应道：“好罢，我现在跟你去看看。”
我们两个一路走到二班的旧住室。旧住室在新住室的后面，我们往右朝上走了十几二十步便到了那里。这个茅棚一样的屋子里没有人，外面土坡上倒有讲话的声音。我们进了屋，二班长便说：“请在炕上坐罢。”屋子里有两个大炕，他匆匆地走到一个炕前，拿过自己的包袱，打开了它，从一个小纸包里取出一张纸来。他把纸交给我，一面说：“张林亲笔写的信。”
我接过纸来。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带格子的白纸，纸上有用自来水笔写的笔划清楚的小字，我把纸拿到住室门口，轻轻地念出信上的话来：
永章同志：
我们那天谈话以后，我还是不放心。你说打仗要死人。你还说志愿军入朝后，牺牲的烈士不少。你忘记了毕竟是活的英雄多。死的只是极少数。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有胜利的信心。我即使在战斗中死掉，我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革命一定胜利。我们班要执行任务了。可惜你还在疗养所，不能回来。我一定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敬礼！
张林××日
二班长已经走到我身边来了。我掉转身把张林的信递还给他。他接过信声音低沉地说：“这是他出发前一天写的，信到我的手里，他已经牺牲了。”
我默默地望着他。他又讲下去：“我那个时候思想搞不清楚，老是想，打仗要死人。我把打仗跟牺牲连在一块儿，老是以为上战场就要做烈士。张林同志是我们的班长，他找我谈过两次话，跟我讲了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道理。他批评我成天板着脸、想牺牲、没有一点积极的快乐情绪是不对的；他还批评我常常跟新战士谈我这种看法更不对。他说，英雄抱炸药跟敌人同归于尽，当时也只想到怎样消灭敌人，不会想到自己牺牲不牺牲。他讲得很多，头一次他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还不大服气；第二次他讲得更诚恳。我的心给他打动了。没有想到过两天我出去打柴把左胳膊摔坏了，到疗养所住了一个时期。我回到班里，副指导员刚调来当班长。他把张林同志的信交给我。他告诉我，张林同志受伤以后在阵地上还提到这封信，要他把信交到我的手里。他在张林同志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了信。我请他跟我讲讲张林同志牺牲的情形。他讲了。他说，他看见张林同志牺牲，并不惋惜，他只想到他哥哥完成了任务，给他立下一个视死如归的好榜样。副指导员讲他哥哥的事，他自己并不哭。我倒哭了。他也不劝我。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向上级要求下次的任务了。’我拿着张林同志的信读了不知多少遍。我明白副指导员那句话的意思。后来我就参加了二打黑山包的战斗。”二班长说到这里，突然闭了嘴，不等我问话，便拿着那封信走回到他的炕前去了。
我跟着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屋子里光线暗，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他站在炕前，俯下头，将信慎重地放回到小纸包里面，又将包袱包好放到原处。我在等他。
他走到我面前，听见我说：“郭永章同志，你讲讲以后的事情罢，”便答道：“我讲完了。”
我接着又问：“那么二打黑山包的事情呢？”
他又笑了笑，摆摆头说：“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不是立了二等功吗？”我再说一句。
这一次他不笑了，他带了点歉意答道：“这是张林同志的功劳啊。”他看见四川战士同患病的战士谈着话走到了门口，连忙小声补了一句：“还有副指导员的功劳，”就撇开我，朝那两个年轻的战士走去。
我慢慢地向门口走，可是我并不打算再提刚才谈过的事情，我知道他今天不会对我再讲什么了。
1960年9月15日在上海写完
1961年6月初在杭州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