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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错过了一次发财的机会，至今都耿耿于怀。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反观这几年的生活，也逐步在验证。因此懊悔并没有被时间所冲洗，反而被打磨得越发光亮。我时常设想，如果我把握住那次机会，生活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只是我对富人的生活过于陌生，只能略显浮夸流于表面地进行憧憬。首先我应该有诸多的女性玩伴，她们概因钱财聚集在我的身边，但会有一两个对我动了真心，摆出要与我相濡以沫的架势。这说明抛开金钱来讲，我是有男性魅力的。可惜我是个玩弄女性的混蛋，女人们的心被伤透，自杀未遂后远走他乡。醉酒的夜晚，在良心的谴责之下，我怀揣风尘女子倾诉衷肠，哭成一副痔疮流脓的模样，仍不忘趁机捏下对方的屁股。畅想至此，我无法再继续下去，没想到在内心深处的自己是如此阴暗。
回到现实，我对现今的处境倒是有些满足，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只要不干犯法的事，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我明显感觉到周围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尤其是那些处于晚年的老大妈们，她们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不在乎，无非是说我三十多了还找不到对象，她们在嫉妒一个自由的人，她们无法容忍不循规蹈矩生活的人出现在视线内。对此，我唯有沾沾自喜，在经过她们面前表现得更加快活，希望借此能使她们心情郁结，让并不通顺的脑血管更加堵塞。去年，我将父母留给我的乡下房子卖掉，在这个老生活区租住。远离了生活了十多年的街坊邻居，让我的生活更加惬意，我不必再碰到熟人时生硬地打招呼和挤出一丝的微笑，也不用在她们嘘寒问暖时强忍住心中的怒火。和过往划清界限，这多少和我双亲亡故脱不了干系，实际上我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洒脱，多愁善感在一定程度上令我过得艰辛，对亲人的缅怀只能雪上加霜。我时常在想，为什么父母给了我一个幸福安稳的家庭，令我找不到一丝拒绝想念他们的理由。
游手好闲过了两年，父母生前留下的积蓄被我挥霍得所剩无几。姐姐隔三差五来我住的地方，带来生活用品并顺便打扫房间卫生，走时扔下几百块钱。她来的时候，我躲在卧室里不出来。这样持续了半年左右，秋后的一天，和往常不同，姐姐不打招呼登门。当时，我已经断粮两天，如果她再不来，我已萌生抢劫的念头。与半年前相比，姐姐胖了许多，这让我更加生气，把自己养得白胖，却让亲弟弟挨饿。没等她站稳，我便问，你就这么空着手吗？这句话让她顿时火大，质问我，你打算这样混下去吗？我说，要不你帮我找个工作。她用手托着自己的肚子，缓慢坐在沙发上。我说，你胖得坐下都费劲了？她说，我怀孕了，以后不过来了。突然，她捂住脸嘤嘤哭了起来。我一时慌了手脚，坐立不安。我递给她手纸，她擦了下眼泪，哽咽着说，昨晚咱爸给我托梦了，问我你找到工作了没，是不是还在瞎混。没等她说完，我站起来，说这些干什么呢。姐姐抬起头，红着眼，你让我怎么和他们说？我说，你让他们来问我啊！说着，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我赶忙扭过头，屏住呼吸，试图让自己情绪稳定。
我跑到阳台上抽烟，天空灰蒙蒙的，连个活物都看不到。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两人无话。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没有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我也不是没考虑将来，可那是我能想的吗？感谢我唯一的亲人，她早已给我做好了职业规划，并决定伸出援手注入资金。一个星期后，我开着姐姐从二手市场买的汽车，干起了黑出租的生意。这有违她的本意，但要成为正规的出租车司机，需要花钱的地方多，她也不是阔绰之人。我个人倒是更倾向开黑出租，符合我的性格，自由散漫。我印了几百张名片，四处张贴在所难免，然后分发给相熟的朋友。不过我也没几个朋友，这两年离群索居，还保持联系的朋友只剩下一两个了。我决定修复友谊，不只是为了刚起步的黑出租生意。这年头，小县城不同于大城市，路宽人少，私家车越来越多，活确实不好干。比如昨天，我在车上躺了一整天，腰酸背痛另说，泌尿系统似乎也出了问题。晚上睡觉前，当我在盘算是否将车变卖另谋他路时，朋友刘忠打来电话，让我明天驱车去一百公里外的鲁中监狱，接一位他刑满释放的朋友。电话中，我本打算详细询问我要接的那位仁兄的情况。刘忠正在青岛和老婆游玩，十分不耐烦。现在我只知道，要接的人叫曾立。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多出发，不知道曾立是几点出狱，一路上开得比较快，车上没有导航，问路浪费了不少时间。来到鲁中监狱门口，已是十点过五分，门口连个站岗的都没有。我在不远处的超市买了面包和水，借了一块硬纸壳，写上：曾立。硬纸壳放在车窗上。吃完面包后，我放下座椅，不一会睡着了。我被敲车窗的声音吵醒，睁开眼，一个头发花白的男的贴在车窗上朝我看，我被吓了一跳，急忙擦拭嘴边留下的口水。我摇下车窗，你是曾立？男的摇头。我摇上车窗，男的伸手挡住车玻璃，等曾立吗？我点头。男的说，他今天出不来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男的说，我是他狱友，他得再住半个月。男的嘴角一咧企图微笑，但其他的面部肌肉并没响应。我下车，点上一根烟。男的问，你是曾立什么人？我有些不耐烦，这时一辆黑色汽车从监狱里开出来，朝西边走了。我收回目光，看着眼前这个男的，他比我矮一点，大概一米六左右，皮肤黝黑，眉宇间有道很深的悬针纹，不过他身形保持得不错，瘦但不单薄，力气不小。我说自己是帮朋友接曾立的。男的问我还有烟没有？我递给他一根。他放在嘴边抽了一口，手有些发抖。曾立不出来，这意味着我今天不仅没活干，还要倒贴一两百的油钱。男的说曾立昨晚上偷狱友的钱，被逮住了，延期出狱。说到这里，男的又咧了嘴。我扔掉烟，打开车门，准备回去。男的握住我的手，别着急走，我租你的车。他自称老陈，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帆布包。上车后，他两只手紧攥着包，有些拘谨。我说，包车一天五百，先付一半。老陈听后，打开黑帆布包，取出一个状似钱包的塑料手纸外包装，里面有一沓钱，他清点出二百五，递给我。我装进口袋里，问他现在去哪里？老陈说，先找个地方吃午饭吧。
往西几公里，靠近公路的一家包子铺，我和老陈要了两笼猪肉馅的蒸包，我吃了几口，一股猪油味，难以下咽。老陈倒是吃得很香。我又要了半笼韭菜素的，同样的难吃。不时有油罐车从路上驶过，激起漫天的尘土。临街的商铺，除了这家包子铺，都是刻墓碑的，路边摆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方形墓碑，有些刻着字，有些只是光滑的石板。我有些无聊，便走过去。两年过去了，也没给父母立碑，今年清明节上坟的时候，遍地荒草，已经泯然众坟包。明年清明节立个碑，以表孝心不至于，算是一个记号。本来当初要立碑的，家族长辈说最好等我有了后代，将后代的名字刻上。两年过去了，娶妻生子的事连个影都没有。
老陈站在我的背后，盯着斜靠在路基上的一块墓碑，你觉得这块怎么样？我嗯了一声，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老陈走过去蹲下，将墓碑搬正，抚摸着它。他抬头看着我，露出牙齿，相比之前，这次他是真在笑。我过去，蹲在他的身边，这个小了点。老陈说，墓碑而已，够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成，弄那么大没必要。我指着下边，这里都缺角了。老陈说，不碍事。我问，怎么你要买？老陈点头，抬起来试了下重量，又放下。我问，给谁买的？老陈说，给自己，也给别人。
后备箱多了块墓碑，我感到有些晦气。反观老陈，他心情不错。我问，你犯什么事进去的？老陈说，捅了个人。我问，死了吗？老陈说，没有。他点上一根烟。我问，为什么事捅人啊？老陈脸突然僵住，不再言语。我笑起来，牢都坐了，说出来听听。见他不言语，我打开音乐，听歌。没唱两句，老陈将音量关掉，真想听？
陈多云，五十一岁，临淄人，已婚，有个二十岁的儿子。他是地道的农民，如前所述，两年前老陈故意伤人被判入狱，刑期是到两个月后，因表现良好减刑到今日。这么说来，我和老陈今日的相遇，颇有些因缘巧合。监狱生活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在我狭隘的想象中，大概和寄宿的高中生活相仿，对于老陈这种习惯了劳作的农民，繁重学业和体力劳动哪个更让人难以忍受还真不太好说。兴之所至，我问里面是否真有鸡奸的现象。老陈说，我所要等的曾立凭借白皙的皮肤和柔软的身体正是小有名气的男宠。老陈笑起来，坦言曾立出狱，让诸多狱友感到不舍，他这次偷盗被举报，十有八九是莫须有的，只是这些家伙挽留他。我又问，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呢？老陈笑言，里面就相当于一个工厂，我们这些干活的，只是工资少点而已。他拍了下自己的帆布包，两年就攒了这点钱。老陈头发全白了，活像六十岁的老头。他看着后视镜里隐约的脸孔，深舒了一口气。我说，现在你自由了，多好。老陈说，顺利的话，今晚上我还得进去。
兄弟三人，陈多云排行老二。回到两年前，他早该从大哥和三弟的身上看出厄运将至的端倪。先说大哥，他在农村每年的免费体检中查出了肺癌，幸好是早期，靠化疗维持。三弟四十多岁的人，至今光棍一条，为人鲁莽，打架斗殴，把人脚筋砍断，碰到严打，入狱十五年。大哥查出肺癌那年，三弟出狱。
兄弟三人中，陈多云脑袋灵光，与人为善，性格温和，日子过得也安稳富足。当同龄人大多选择进工厂上班时，陈多云四处借债在镇上开了一家卖卫生洁具的店铺。刚开始的两年生意不好，没少遭到妻子段良芬的讥讽嘲弄，她的原话，脸都洗不干净还顾得上洗腚。短短几年的光景，热水器在农村风靡一时，似乎大家都开始注意起了个人卫生。一开始陈多云骑着摩托三轮去安装热水器，半年后换成面包车。陈多云很知足，小富则安，儿子初中辍学在家玩电脑，他也觉得没什么。
三弟出狱后，陈多云打算让弟弟跟着自己一起干，留妻子在家操持家务，一来帮衬弟弟尽下哥哥的责任，二来段良芬有高血压碰到外出安装的活，她也帮不上自己。但这个提议，被段良芬否决了。陈多云只好帮弟弟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作为一个有前科的人，年龄偏大，工作确实不太好找。陈多云的良苦用心弟弟没领，他自顾在劳务市场蹲点，说这样自由没人管。
那天星期五，段良芬正在店门口摘韭菜，准备中午包水饺。陈多云去外面修理热水器还没回来。娘家大哥打来电话，情绪激动，儿子在丰收大道上青田桥下面出了车祸。青田桥离店面只有一里地，挂掉电话，段良芬扔下手里的韭菜，锁上店门，骑着电动车到了事故现场。段良芬看到侄子正躺在桥下的阴凉位置悠闲地抽着烟，电动车被撞碎，散落一地，车头躺在下水沟里被污水浸泡。司机蹲在路边一脸愁苦地抽烟。肇事的白色小型货车在不远处，车门大开。这个位置是车祸多发地段，每年都要死伤七八个，前年一天死过五个人。西边过来刚好的下坡，视线不佳，车速难以控制。侄子在地上已经躺了半个小时，初夏的天气，衣服都湿透了。张店区的交警和救护车前后脚赶到，查看后发现并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事发地在桥东边归临淄区。段良芬站在道路靠中央的位置维护现场，示意过来的车辆避让。电话响起，是陈多云打来的，他到店里发现门锁着问她在哪里。段良芬简略叙述，让他立刻过来。
上文所说，段良芬有高血压，她臃肿的身体便是明证，最近耳朵也时常耳鸣。天气炎热，段良芬站在道路中间，感到胸闷和头晕。躺在地上的侄子能切身感受到，车祸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不会给你任何反应的机会。陈多云亲眼看到摩托三轮车疾驰而下，撞到段良芬的肚子，晃悠了一阵，加速逃逸，从他眼皮底下跑远。段良芬仰躺在路上，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如同睡了过去。救护车还没到，段良芬已经不行了。
回忆至此，陈多云拿出一张有些褶皱的照片。我在路边停下车，递给他一根烟。照片上的妇女短发，体态臃肿，面对镜头眼神有些含羞，两只手不自然地下垂紧贴着身体。除了皮肤有些白净，和普通的农村妇女别无二致。我把照片递给老陈，他轻手放好，问道，杀妻之仇，能不报吗？上次没捅死他，让他多活了两年。我说，车祸是意外。陈多云说，有什么不一样，人都是没了。
凭借现场遗留下的电话本，两天后，青州市的六旬老头潘庆祥被逮捕。谈到赔偿问题时，潘庆祥已经把名下的财产转移出去，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当天，潘庆祥开着摩托三轮车先撞了一个人，在逃逸的路上又撞了段良芬。撞的头一个人只是受了些皮外伤，眼看讨要赔偿没戏，他也就自认倒霉了。潘庆祥的态度明确，让法院判决，不论是死刑还是坐牢，他毫无怨言。潘庆祥靠养猪为生，那天开着摩托三轮是去拉饲料。陈多云来到猪圈，七十多头猪尚在，已经在其儿子名下。儿子对陈多云说，我听我爹的，他想坐牢我也没办法。段良芬下葬后，三弟对陈多云说，弄死潘庆祥的儿子以命偿命。陈多云去派出所与正在拘留的潘庆祥会面，商谈赔偿事宜。审问室，在两个警察的注视下，陈多云将匕首戳进了潘庆祥的肚子里。
来到青州潘庆祥的家，已是下午两点。陈多云已不记得具体的位置。在树下乘凉的老头误以为我们是镇养老院的人，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瞬间拉下脸，咕哝骂了句。推开门，尚未进屋，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酸臭味。陈多云表情严肃，不为臭味所动，径直走进屋内。在垃圾堆般的陈设中，窗户边的一张床上，潘庆祥躺在上面，被周遭的衣物和食品包装袋包围着。床边的塑料桶里，漂浮着黄褐色的大便。先前问路的老头跟在我们的后面，捂着鼻子问，你们干啥的？陈多云来到床边，潘庆祥身上盖着一个床单，床单下面如同空的一样。他的头既细又长，只剩下一层皮。我问老头，他怎么了？老头掐着鼻子，摆手示意我去屋外。我跟出去，大舒一口气，递给老头一根烟。老头说，老潘活不过这个月。他的儿子联系不上，靠附近村民送些饭餐，但老潘也吃不了多少，食道癌晚期，喝口水需要一两个小时。老头联系过养老院，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过了好一会，不见陈多云出来。我怕出意外，往屋里去。老头追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陈多云坐在床边，正用一个勺子给老潘喂水。老潘梗着脖子，用力吞咽。水大多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陈多云再喂，老潘紧闭嘴巴。
上车后，我问陈多云，临走老潘哭什么了？陈多云说，他想让我杀了他。我笑起来，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杀他吗？陈多云说，我不希望他死，这叫生不如死。陈多云心情不错，终于有了刚出狱的样子，他给我买了瓶饮料，请我抽了根二十块钱一盒的烟。我们坐在车上，像是发了一笔横财。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三年前。
我坐在刘忠的车上，发财的欲望围绕着我，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令我不得不抱怨自己过往的二十八年都在干什么。几年而已，刘忠已经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成为繁忙的体面人，都来不及扶持我一把。我说，刘忠，给条发财的路子吧。刘忠连看都没看我，你这样不挺好吗？这句话惹怒了我，仿佛我注定要贫穷，没有办法，我拿友情作为要挟，让他务必要帮兄弟一把。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刘忠的原话，只要发财的信念足够大，就一定会成功。一个家伙欠了刘忠五十万迟迟不给，合情合理的途径毫无用途，只要我能要回这笔钱，他会分给我二十万。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愣住了，似乎二十万已经装进了口袋里。
后来发生的事有些曲折，不管怎样，我并没有完成刘忠交给我的任务。可能是我发财的信念不够大，或者我善念尚存。如同陈多云今天这次失败的复仇，他并不是想让潘庆祥继续忍受病痛的折磨。他只是单纯的怯懦，故去的妻子没能让他丧失理智。陈多云用刀捅潘庆祥，一如他给潘庆祥留下墓碑，都是作为农民的后代，看到地里有杂草不能熟视无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和陈多云略有区别，我是作为农民的后代，丧失了耕种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