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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筑星海 梦想扬风帆
“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恐龙没有灭绝！”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星常在公开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他说，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上万种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这和他28年前参与的一次野外发掘中，当地人捐献的化石标本密切相关。
多年后，徐星仍清晰地记得1997年发生在辽宁省北票市的那一刻，“当时那种感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像是命运把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门后是恐龙向鸟类进化的史诗。这块化石后来被命名为“意外北票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保存有羽毛的镰刀龙类恐龙化石。正是这次发现，让徐星进入了带羽毛恐龙的研究方向。
徐星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和同事命名的恐龙新物种超过80个。走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图书馆，书架上陈列着古生物研究领域的中外学术期刊，你随手拿起一本，就能看到徐星的名字。
重大发现的到来往往令人猝不及防。21世纪初，辽宁省朝阳市的挖掘现场改变了人们对恐龙的认知——徐星和同事发现了前后肢均具飞羽的小盗龙，提出了四翼恐龙假说。
彼时，大多数学者相信鸟类飞行奔跑起源说，即两足行走的小型兽脚类恐龙在奔跑当中会将前肢解放出来，演化出拍打能力。但徐星等人的研究证明，这些长有4个翅膀的恐龙很可能具有滑翔能力。这一发现为鸟类飞行起源于树栖动物、经历了一个滑翔阶段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2011年，在新疆五彩湾，科考队队员余涛发现地层上暴露出一排弯曲尖锐的牙齿。经过艰苦采掘，队员们发现了完整且罕见的侏罗纪时期的暴龙家族化石。
2015年，奇翼龙的发现掀起了更大波澜。这种恐龙有着类似蝙蝠的皮膜翼，完全颠覆了羽毛飞行演化史。
随着在恐龙演化领域的深耕，徐星发表了30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他于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此前，恐龙命名都遵循拉丁语命名的传统。基于用本地语言来命名恐龙以增加恐龙的地方特色的初衷，徐星于2004年首次用汉语拼音直接命名“寐龙”，既描述化石蜷缩睡眠的姿态，又暗喻其亿万年的沉睡。之后他又命名了很多中式风格的恐龙名称，如“奇异帝龙”“朝阳传奇龙”等。2012年，《自然》杂志评价：“徐星革新了恐龙进化研究，帮助中国成为古生物学的动力室。他已经对60多个物种进行了命名，比其他任何在世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所命名的都多……”
虽然命名的恐龙种类很多，但对徐星和众多科研人员来说，没有什么重要发现才是野外发掘的常态。徐星早年开展野外工作时，常带队深入前人未涉足的区域寻找恐龙化石。10多人组成的科考队，经常在无人区一天行走二三十公里，连续工作一两周，都没什么发现。
寻找化石的过程往往枯燥至极。徐星每日的野外工作始于黎明前的装备检查，地质锤、放大镜、加固剂等被装进褪色的帆布包。队员们到达目的地后，手持地质锤俯身敲击岩层，每日重复着剥离、清扫、标记的动作。
风餐露宿是团队的日常状态，有时甚至要与狼群争食。车辆发生故障更是家常便饭——方向盘在颠簸中脱落，轮胎被锐石扎穿……
让徐星印象最深的，是在蒙古国的戈壁上作业。为了节约水，团队成员连续20天不能洗漱。徐星的袜子因为汗盐结晶与沙土板结，硬得像靴子一样，竟能直立在帐篷角落。在戈壁沙漠中工作，他们还时常遇到极端天气。
大约在2003年，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徐星在搬运化石的时候，清晰地听见腰部发出“咔”的一声闷响，剧痛顿时袭来。现在，腰疼成了老毛病，他常常要站着工作。
徐星的故事始于新疆伊犁，父母是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的江苏淮安人。童年时期，他萌生过许多梦想，比如当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初中时，他又迷上了物理，想要考北京大学。
第一次命运转折发生在1988年夏天。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未在新疆招本科生，当录取通知书上的“古生物与地层学专业”映入眼帘时，徐星十分疑惑：“这是个什么专业？”老师也一头雾水，摇了摇头说：“可能是一个新专业。”
开学后，徐星才知道，这个学科方向是地球科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他对古生物学并不感兴趣，大学4年没有认真学专业课，时间都用在了读各种各样的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临近毕业，当同学们热议“下海经商”“转计算机专业”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上旁听。
徐星和同事2010年命名的“临河盗龙”化石
命运的第二次转折来得更戏剧化。1992年北大保研季，徐星意外获得推荐，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年唯一招录的应届硕士研究生。在读研期间，他仍没有对专业产生太大兴趣，算是“门外汉”，“又自学了软件设计，想当个软件工程师”。
直到硕士研究生最后一年，为完成毕业论文，徐星才开始系统研究恐龙化石，来到野外挖掘。“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恐龙化石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需的技术和方法，与我的能力也很匹配。我很喜欢大自然，一到野外我就喜欢趴在地上，寻找化石。”从那时起，徐星才算真正进入了古生物学研究领域。
几年后，徐星开始涉足科普领域。刚开始，他写了很多科普文章，也举办过科普讲座。他第一次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办讲座时，“现场工作人员、家长和小孩，再加上我，总共就7个人”。他也曾受到质疑，“有人说，院士的时间很珍贵，应该用来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但我觉得，科普和科研是同等重要的”。
最令徐星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是自己的一篇1000字左右的恐龙科普文章被刊登在小学课本上。文章兼顾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既照顾孩子们的认知程度，又具有语文学习特点。短短1000字，徐星反复推敲，重写了好几次。
文章最终呈现在课本上时，徐星觉得“自豪感比做一个科学家还要强烈”。后来，他的科普讲座上每次都有很多孩子说，正是通过学习《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他们才对恐龙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如今，徐星的科普讲座场场爆满。“我们了解世界，都是从孩童时期开始的。恐龙化石能够抓住七八岁孩子的眼球。它背后的科学问题，可以让孩子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了解科学。”徐星说，“我做科普，并不是希望所有孩子将来都选择古生物学专业，而是希望通过科普让更多孩子关注自然和科学。只有全社会形成对科学的关注，崇尚这种氛围，我们才能真正培育科技发展的黑土地，建立起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
（白醒摘自《环球人物》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