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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筑星海 梦想扬风帆
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才生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我取的。“先取‘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再改也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当我还是一个婴儿时，他就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权。
父亲跟我讲的话带有绍兴口音，他喊我“乖姑”，却有点像广东话里对孩子的称呼。
那个时候的上海，夏天空气湿度非常大，又没空调，人身上整天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
吃过晚饭后，我跑到2楼，躺在父亲的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我们并未开灯。
父亲准备好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再用海绵浸了药水，轻轻地涂在我身上。父亲每搽一面，母亲就用扇子扇干。有机会亲近父亲，不用怕因为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
直到天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3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去世前，有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来自何方，也许是那一段时间身体欠佳的父亲给我的心理暗示？
1936年有大半年，我们都是在又忧又喜之中度过的。
我每天从3楼下来时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他的卧室，听一会儿他的鼻息。
父亲床头的凳子上有一个瓷杯，里面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灰缸，还有个象牙烟嘴。
我自知帮不了父亲什么，但总想尽点力，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那被熏得焦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总盼望着父亲能对我安装香烟的“功劳”有所表示。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有什么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它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知道，父亲走了……
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时一样安详。
以前我不知道父亲是个那么有影响力的人。父亲去世后，很多人把他从家里抬出去，送到万国殡仪馆，后来还办了非常盛大的葬礼。在葬礼上，我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
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
我始终不愿意人家提到我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生活、我的事业。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自己并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获得今天的一切的。但很多时候，大家的确是冲着“鲁迅的儿子”来的。
我早已意识到，鲁迅是世界的——父亲是一个没有隐私的人，他的所有日记都一字未改地发表了。
作为鲁迅的儿子，我希望大家不仅研究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价值，更希望大家看到凡人鲁迅、生活中的鲁迅。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史茶座”，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