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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对理解这个问题有用吗？或者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吗？可悲的是，经济学家无法独自将世界从气候危机中解救出来，但经济学至少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经济理论可以提供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监管。政府可以对某些商品的生产进行监管，甚至对产量进行严格控制。例如，可开采的煤炭数量可能受到国家的限制。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有效的。但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确定“正确”的产量是多少，所以也无从确定配额。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准确计算外部性的确切规模及其造成的社会成本，这不仅需要从现在的维度，也需要从数百年的维度去计算，因此所涉及的数字将令人眼花缭乱。你得把诸多相互作用的变量的影响汇集起来，但是即使是这样，得出的数字也可能很片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找到答案。但这里的问题恰恰是市场不起作用。
另一种选择是尝试改变个体的成本，以更好地反映全社会的成本。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征税。
1920年，早在气候变化给我们造成严重的生存威胁之前，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rthur Pigou）就写了一本关于外部性的著作。他主张征收一种税（现称庇古税）以提高具有负外部性的商品的价格。在理想情况下，税收会导致涨价，以有效地弥补外部性所造成的额外成本。例如，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化石燃料的真实成本会是现行市场价格的2倍，那么税率应该是100%。当然，调整税收可能很难，但考虑到市场机制、弹性理论和需求定律，我们有理由认为，让产品变得更贵会导致需求减少。
庇古认为，在这种征税机制下，除了产品将以真实成本进行定价之外，决策权仍然在那些利用市场机制和激励措施来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手里。同样地，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提供补贴以降低个人的成本，而且这种补贴应当真实地反映该产品的社会效益。尽管庇古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了这一理论，但至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世界上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成立了庇古俱乐部。近20年来，他们一直在倡导把庇古的理论付诸实践，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避免气候灾难。在不同的背景下，庇古补贴正是那些免除学费的政策想要提供的。
还有第二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即并不是要减少市场的作用，而是要增加市场的作用。有观点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市场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市场化的程度还不够。如果人们能根据化石燃料的真实成本（交易外部性的影响本身）进行交易，那么市场机制就会找到反映成本的价格。
这一观点是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对庇古的批评而提出的，之后逐步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并已发展成为能够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实际建议。2005年，欧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根据这一体系，欧盟对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总排放量设定了上限。根据欧盟的气候目标，这一总排放量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到目前为止，欧盟就是这么监管的。那么，市场机制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这个上限内，任何会产生碳排放的企业都必须购买碳排放份额，而任何持有碳排放份额（通常以许可证的形式）并设法减少碳排放的企业，都可以将多余的份额出售给其他企业。这实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化的减少碳排放的激励措施，增加了碳排放的财务成本。通过供给和需求机制，碳交易市场将确定一个更准确的、反映负外部性的价格。碳交易市场的想法，尤其是ETS式的机制，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新西兰、韩国等30多个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ETS。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就市场对环境的潜在负面影响曾做出最终回应。她专注于研究公共利益，并发现结果并不总是像加勒特·哈丁描述的那么悲观。从印度到美国，从肯尼亚到土耳其，她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社群，在综合不同学科视角的基础上，她发现，当社群可以控制某种公共资源时，并没有将其消耗殆尽――事实上，他们往往选择更可持续的方式。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并非表明哈丁的观点是错的，只是说明后者的理论只适用于某些特定情况。奥斯特罗姆认为，关键在于，实际上会受到资源枯竭影响的人要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及其所启发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为公地悲剧所描绘的困境提供了另一种政策处方，即用社群合作和合理赋权代替国家干预，以防止公地悲剧破坏大自然。如果奥斯特罗姆开出的处方有效，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或许就能被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