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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梭伦准备进行改革的时候，那时的雅典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直到后来他们才共同选择梭伦为调停人和执政官，把政府委托给他。他以仲裁者的身份，代表每一方以与对方斗争，而后劝告他们共同停止他们之间方兴未艾的纷扰。
就门第和名誉而言，梭伦皆属一等，但依财富和地位而论，则仅属于中等阶级，这不但为其他权威者所承认，而且在他自己的一些诗中也得到证实，那些诗劝告富有者不要贪得无厌。他在诗里说：
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
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贫穷；
但是，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
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
梭伦在哲学方面，所用心的主要是政治伦理，他的自然哲学简单而朴实，这可以从他下列诗句中看得出来：
雪和雹是从云里下降，
雷声是走在闪电的后面。
大海被风掀起了风暴，但是如果
安静下来，它是在一切东西中最听话的。
当梭伦参与政治，编订他的法律时，有人笑他，说他妄想用写成的法律来制止公民的不义行为和贪婪，这种法律好像蜘蛛网，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但是遇到富人和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梭伦对此的答复是：当破坏协定对双方都不利的时候，人们是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而他正是要为公民们制定这样一种法律，使他们都明白，实行正义要比犯法有利得多。
当梭伦成为政事的领导者的时候，首先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一劳永逸地解放了人民；他又制定法律，下令取消公私债务，其法案曾以“解负令”闻名，意即人民卸下他们的重担，规定现有的债务必须豁免，且以后不许任何人在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
开始他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欢喜。富人被激怒了，因为他剥夺他们的债权抵押；穷人更加被激怒了，因为他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重分土地，也没有像吕库古那样，使一切人生活方式上都平等和一律。可是，不久他们就感到他的措施的好处，不再在私下吹毛求疵，并举行了一次公共祭礼，称之为“解除负担”。他们又指定梭伦修改宪法，并制定新的法律，对他不加任何限制，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上：官职、公民大会、法庭以及各种会议。他可以为这一切规定财产资格，规定人数和开会日期；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维持或取消现有的制度。
据说，他有一句话在当选执政官之前很流行，大意是平等不会产生战争。这句话受到贫富双方的欢迎：有钱的人希望获得以才德为基础的平等，而穷人希望获得以数量为基础的平等。因此，双方都怀着很高的期望，他们中间的主要人物都力劝梭伦实行僭主政治。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使梭伦动摇他的决心。据说，他曾对他的朋友说，僭主政治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地位，可是没有一条路可以由那里走下台。虽然他拒绝了僭主政治，他办事并不采用尽可能温和的办法，也不在制定法律中表现孱弱无力，不向有势力的人让步，不迎合选举他的人的欢心。对于一些本来已经很好的情况，他不加纠正，也没有更新，唯恐在使雅典陷入极端混乱之后，无力使它恢复过来、按最好的方式把它重新奠定。但是对于那些他希望可用劝说或强迫的方式解决的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来做的。因此，当后来有人问他是否替雅典人制定了最好的法律时，他答道，那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
梭伦废除全部原来德拉古
的法律，只留下有关杀人罪的条文。因为这些法律太严酷，所定的处罚也太重，差不多所有的违法行为都适用一种惩罚，那就是死刑。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宪法，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梭伦决定，这些法律要百年不变地实行。
下面就是他所创立的宪法：梭伦对于公民的财产进行了一次调查分等。他把每年收入达到五百斗（液量和干量）的人列为第一级，叫作五百斗级；第二级是能够养马一匹或每年收入达三百斗的人，叫作骑士级，因为他们交了一个骑士的税；第三级是每年收入达二百斗的，叫作双牛级。各种官职，如九执政官、司库官、公卖官、警吏和国库监，都由这三级担任。他按五百斗者、骑士和双牛者三级的财产估价比率，指定给各级以相应的官职。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在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举。以选举九执政官为例，每一部落先行预选十人，每一部落抽签选举十人，然后在这些人中再行抽签选举。
所有其余的人都叫作“泰特”（日佣），他们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只能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与国政。最后这一种权利，在开始时似乎无足轻重，可是到了后来，却证明它是非常重要的，绝大多数的争执最后都要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即使梭伦规定的交由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求，也允许向人民法庭上诉。此外，据说他的法律条文是含糊不明的，为的是要提高人民法庭的权力。因为争执的双方既然不能从法律中得到满足，结果就总是要由陪审员来裁决。既然每一争执都提到陪审员的面前，他们也就可谓法律的主人了。
再则，他想到众人的软弱，有为之作进一步规定的责任，于是他给予每个公民为一个受害者提出申诉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遭到袭击，受了伤害，任何有这种能力和意愿的人，都有权把罪犯告发，对他提起公诉。这样，这位立法者就正确地使同一个集体成员的公民，习于每人都能关怀和同情他人所受到的损害。我们还听到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同这项法律正相符合。故事说，有人问他，住在哪一个城邦最好？他答复说：“就是那一种城邦，其中未曾受害的人也和受害人一样，都尽力惩罚罪犯。”
梭伦仍然把保卫法律的职责授予阿勒俄琶菊斯
议会，即包括历届执政官在内的“元老会议”，这个议会仍旧是宪法的监察人，它监督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在惩处罪人上尤其有最高的权力，无论是罚金或是判刑。它又可以任意将罚金收入补偿卫城的开支，而不用说明开支的理由，它又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之人，虽则梭伦针对这样的阴谋者已经定了法律。此外，梭伦又创立一个“四百人议会”，分别由四个部族选出，每一部族各选一百人。在人民讨论公共事务之前，他们先行讨论；不经过这种事先的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得提交公民大会。他考虑到，城邦有了这两个会议，就好像下了两个锚，就比较不会受到巨浪的震撼，民众也就会大大地安静下来。
梭伦在国家权力方面所施行的改革，大致就是这样。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有民主特色的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据说这一点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因为人民有了投票权利，就成为政府的主宰了。
当梭伦完成上面所述的宪法后，人们还是时常来找他，并且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烦恼，批评这些、问问那些。他既不愿变更法律条文，又不愿居留而受诽谤，所以旅行埃及，以经商和游览该地为目的，声明十年之内，将不回来，因为他认为他没有义务留下来解释他的法律，大家应该遵从他所写的法律条款。而且这时他的境遇也很不顺适，很多贵族因为他取消债务而与他不和，而两派亦都因调处结果大失所望，从而改变对他的态度。因为人民期待他制定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财产；而贵族则希望他或则恢复以前的制度，或则只是略加变更。但梭伦对双方都不讨好，尽管他如果随意袒护一方，就有成为僭主的可能，他却宁愿遭受双方的仇视，而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国家。梭伦自己在诗中也这样说：
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
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即使是那些有财有势之人，
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
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
他又说应当怎样对待群众：
这样，人民就会好好追随领袖，
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富厚如属于没有教养的人们，
餍足就要滋生不逊。
在另一地方，他说到希望分割土地的那些人：
他们为劫夺而来，欲望无有止境，
每一个都想获得无穷的财富，
而我，言语温存，暗里却心肠坚硬。
他们的幻想狂妄而终于落空；于是对我激起怒火，瞪着眼睛看我，视我如仇人，
错了：我应允之事，得天之助，都已完成，
至于其余，不能作无谓冒进；
用僭主力量希冀成功，我所不乐，
亦不愿让君子与小人在我们祖国竟然享有同等的一分沃土。
…………
许多被出卖的人们，
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
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
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
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漂荡，
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
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
调整公理和强权，协和共处，
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一完成。
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
…………
我卫护两方，
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
…………
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
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
总之，梭伦力求走一条中道，使他的法律适应环境，而不是使环境适应他的法律。他希望避免公民们对他吹毛求疵和非难，但他自己也曾说，“做大事很难令每一个人都满意”。
梭伦所制定的法律，后来的僭主庇西特拉图
大都保留下来了，不仅自己率先遵守，还强迫他的朋友遵守。梭伦的立法为后来雅典的繁荣兴盛奠定了一个制度的根基。
1.梭伦为什么如此强调“中道”原则？你是否认为这种“中道”是一个好的政治原则？
2.细读梭伦的诗篇，你认为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有何特点？
3.围绕“雅典和斯巴达的政体哪一个更为优越”的辩题，分两方搜集论据和准备理由，组织一次辩论会。
1.吴于廑著，《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
2.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梭伦，雅典，立法，中道
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记录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3世纪古希腊约200位哲学家的言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哲学家群体的形象。它描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像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政治家和立法者，除了极少数几个杰出的例外，从表面看来他们只是凡人，这些凡人生活平淡，老死孤床。他们的努力斗争和成功失败、他们的发现和所激起的革命，主要属于文字和观念的世界。但他们的言行却还是在塑造人们的思想和心态，从而也间接地在人们的行为以及制度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仅撷取其中几个片段，使我们能一瞥他们相当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