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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的许多创新当中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他创建了元老院，即长老的议会。正如柏拉图所说：由于元老院的效能同国王们“狂热的”治理糅合在一起，由于元老院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具有同等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妥和应有的节制。在此之前，内政摇摆不定：时而依附国王，倾向僭主
政治；时而随和大众，拥护民主政体。如今元老院的权力就成了国家这条船上的一种压舱物。把它放在一条稳稳当当的船上，国家大事就能得到最完全、最井然有序的安排：需要抑制民主政体时，二十八名元老总是站在国王一边；相反，要反对僭主政治的侵凌时，他们又总是支援人民的行动。元老院议员的数目定为二十八名。元老院议员最初是吕库古从同他一起变法的人里任命的。后来，他又规定任何因死亡而空出的席位均需从年过六十的长者中选出最合适的人来补充。世界上所有的竞争中，恐怕要算这一竞争是最盛大、最热烈的了。
人民大众拥有表决权，但他们是不被允许提出议案的。他们被召集来开会时，只是对于议员和国王提出的议案，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加以反对。后来，人民大众利用增减字句的办法来歪曲或曲解提交给他们的议案的意思，因此，波吕多罗斯和特奥蓬波斯国王就在“瑞特拉”神谕里加进了一项条文：“如果人民大众意欲采纳一个歪曲的议案，元老和国王有权休会。”
尽管吕库古这样调整了国家政体，寡头（少数）统治
的因素依旧原封不动地在其中占优势地位。正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吕库古的后继者们看到这股势力“在膨胀、在汹涌”，就对它加以羁勒，即加强了民选长官的权力。事实上，在斯巴达，由于国王们放弃了过多的权力，从而使得自己避免了被忌恨，躲过了许多灾难。
吕库古第二个并且是异常果敢的政治措施，是重新分配土地。他们说服了同胞将所有的土地变成了整块，然后重新加以分配；劝说他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单凭美德去博取功名；使他们确信在人与人之间除了那种因行径卑贱而遭到谴责和因行为高尚而备受赞扬的区别以外，是不存在其他差别和不平等的。
为了消除贫富不均和不平等的每一痕迹，他又着手分配他们的流动财产。他看出人们是不能容忍自己的财产被直接从身边取走的，于是，就采取了另一种方法：用政治谋略去克服他们的贪婪。首先，他取消了所有的金银货币，规定只准使用铁币。其次，他取消了不必要的、多余的技艺。其实用不着取消，大部分技艺都随着旧的货币一同消失了，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没有销路。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为了更进一步地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他采用了第三个同时也是最为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公共食堂的制度。
吕库古制定的法律没有一条是写成文字的，确实有一条所谓的“瑞特拉”神谕禁止他这样做。他自己觉得，倘若那些促使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们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确实，他使得教育完完全全地担负起立法的功能。
就教育而言，吕库古把它看作是立法者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他追根溯源，着手精心地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他规定：一个男人一直要等到做了父亲，才能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这样的相会，不仅仅锻炼了自我克制和节制的能力，而且夫妻结合的时候，双方身体内部都充满了创造的能力，彼此的情爱高涨而又新鲜，没有毫无节制的房事造成的腻烦和迟钝，而且在他们内心总留存着一束相互渴念、相互爱慕、没有燃尽的火花。他一面不让婚姻关系受到一切淫乱放荡行为的影响，一面又使得同其他高尚的人共享生养子女这种事受到人们的尊敬。
吕库古没有将儿子看作是父亲的特殊财产，而是当作国家的公共财富。因此，他不愿本邦的公民由随意结合的父母所生，而是希望他们是最优秀的人们的后代。那时在婚姻关系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健壮的体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远不同于日后人们归咎于妇女的那种放荡与淫乱。母亲们教育幼儿知足常乐、不挑食、不怕黑、不怕独处，不让他们沾染上暴躁和哭闹等不良习惯。孩子一长到七岁，按照吕库古的命令就全部由国家收养，编入连队。在连队里他们遵从划一的纪律，接受划一的训练，因而渐渐地习惯了彼此一道游戏和学习。斯巴达人孩童时代的训练实质是一种关于服从的实践。至于读书识字，他们仅仅学到够用而已。其他一切训练都在于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与能征惯战。他们的饭食供应量是不足的，为了使自己肩负起对饥饿的搏斗，他们被迫变得胆大而又机灵。
吕库古将斯巴达铁币造得分量极重，所含的价值却极微。但是他却使得像货币一样流行的语言在使用时简洁凝练而旨深意远；他想用一般的沉默习惯使得孩子们答话时简练而又准确。如果我们根据所记载的吕库古言论去判断，他本人的谈吐就是十分简洁机智的。比如论及政体，他在答复一个要求在城邦里实施民主政治的人时说：“你回去吧，首先在家里实施民主政治。”
斯巴达人是最热爱音乐，同时又是最尚武好战的人民，是世界上唯一的、只有战争才使其从备战的训练中得到喘息机会的人。斯巴达人的训练一直持续到他们完全成熟的壮年。谁都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在城里，就像在兵营里一样，人人都过着规定的生活，从事规定的公共事务，时时刻刻考虑到自己整个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人。
总之，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
在斯巴达人的葬礼方面，吕库古也制定了最卓越的制度。首先，他准许斯巴达人在城里殡葬死者；其次，他不准用任何物品陪葬。
他不许斯巴达人随意住在外邦，不许他们在异域漫游，不仅如此，他实际上还把为数众多的外邦人驱逐出了斯巴达。“在斯巴达，自由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奴隶则是最彻底的奴隶。”但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斯巴达人开始对希洛人（helot）如此残酷无情是较后时期的事情。
斯巴达在随后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奉行着吕库古所制定的法律。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知道怎么指挥，国王回答道：“倒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我对他们这种说法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人们不会去服从那些无能的统治者，而且服从恰恰是要向统帅学习的一门课程。优秀的领袖人物造就优秀的追随者。如同驯马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使得马儿驯服温顺一样，治国之道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灌输服从观念。
吕库古的主要目的并非要让他的城邦去统治其他众多的城邦，相反，他认为整个城邦的幸福如同单独个人的幸福一样，系于德行的广为流布与自己领土范围内的和谐。他所有的措施与调整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思想开阔、自给自足，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平和节制，并使他们尽可能长久地将这些品质保持下去。吕库古没有撰写作品和文章，但是他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不可模仿的政体。
1.你感觉吕库古是一个怎样的政治家？试和中国古代的立法者或变法者如周公、商鞅做一比较。
2.罗素在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中说：“要了解后来许多的哲学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达的事情。斯巴达对希腊思想起过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一方面是通过神话；而两者都是重要的。现实曾使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神话则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学说以及后来无数作家的政治学说。神话的充分发展，见于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书中所赞颂的理想一大部分就形成了卢梭、尼采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说。”读完此文，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1.［古希腊］普鲁塔克著，《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英］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吕库古，斯巴达，普鲁塔克
在古希腊星罗棋布的小城邦中有两个“超级大邦”，斯巴达和雅典，其中雅典在海上称霸、斯巴达在陆上称雄，并各为一个联邦的盟主。斯巴达的强盛有赖于吕库古，而雅典的繁荣则奠基于梭伦。梭伦（Solon，约前638—前559），雅典政治家、诗人，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学识渊博。公元前594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开始在经济和政治各方面进行改革，创建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法典。梭伦改革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得以保证，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和城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梭伦也是诗人，其诗歌不仅以文字优美而著称，而且因为其中充满了人生的智慧而成为当时雅典人教育中使用的重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