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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包罗万象、意在调和众口的丛刊要想有许多耐读的、适合一个人口味的文章确实不容易。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当我拿到《万象译事》（卷一），却为一卷之中竟有这么多我想读的文章而感到欣喜。首篇是由资中筠译，索卡尔与布里克蒙为《伪学术》一书写的序言“回到常识与逻辑”。索卡尔曾将一篇胡乱拼凑概念的晦涩文章，开玩笑地投给《社会文本》，却被作为特刊文章刊登的“公案”，已为我们所熟悉，这本书则是继续抨击有些时髦的“后现代派”作者滥用自然科学概念和术语，故作高深。
这本译丛中每篇译文的前面，一般都有译者写的一个有关背景和内容的介绍，这一点确实表现出编者为读者在设身处地地考虑，有时还很有必要。比如说，马尔罗《反回忆录》中的一节“与毛泽东会谈”，若无译者的说明，我们就不会那么清楚地看出这篇谈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制造的关于自身的“神话”——本来不过是半小时的外交客套，却被作者渲染成“两位并为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巨人在宇宙意识高度上作的长时间平等交谈”。细读这篇访谈，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精心的矫饰和插入，非常有趣。
鲍德里亚有关“知识分子、认同与政治权力”的对话、海耶克的《论思想国有》和泰特的《民主与法：理论和研究中的新发展》等文章，都很值得关心思想学术的人一读。而选自《欧洲风化史》的《新亚当和新夏娃》和选自《爱欲经》的《论拥抱·论接吻》，则展示了东方和西方不同时代的情爱的风俗画，可以让人轻松地一观。另外，还有一组中国作者专谈译事的文章，由董桥、思果、刘绍铭等名家评夏济安等人的名译，也是读起来很快乐的事。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有关伯林的一组文章，这也是这本辑刊的重心所在。这里有1997年11月伯林逝世后，美国《纽约书评》刊载的伊格纳狄耶夫等四位学人的纪念文章；有布罗斯基在伯林“荣开八秩”时写的回忆他们初次在伦敦见面的文章，读来都非常有味。还有伯林回顾自己生平和思想发展的、题为《哲学与人生》的访谈，以及有关进攻性的和非进攻性的《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伯林自己描述赫尔岑的一篇《伟大的外行》，在某种意义上无异于是他的自画像。最后，易水辑的一篇中英文对照的《伯林著作简目》的附录，对想进一步阅读和研究伯林者也颇有帮助。
伊格纳狄耶夫这样写伯林，说他具有一种类似休谟那样的气质：关心尘世，不为感情所动，性情沉静，并力求把偶尔出现的自我怀疑转化为自我改造的契机。他的工作包含的统一性产生于一个持久专注的问题，即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信念——真理只有一个，为人重视的好东西不会最终发生冲突——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比方说，在他看来，以为平等总是能与自由相调和就是自欺欺人的臆说。因此，他写道，“我们注定要进行选择”，而“每个选择都可能迫使我们承受一次不可弥补的损失”。乌托邦非但实现不了，而且“从概念上讲毫无条理”，在人间建造诸事皆完善的天堂的尝试只能以专制而告终。
伊格纳狄耶夫写道，伯林怀疑自己能否成为一流的哲学家、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却依次成了一身而三任的杰出人物。他似乎喜欢绝对纯种的狐狸，不过如今他的历程已经走完，我们便能够看清他始终是只刺猬。
不过，我觉得，即便说伯林是只刺猬，他也是只始终捍卫多元性，捍卫狐狸的刺猬，他仅仅在这一点上像只刺猬，所以，说到底，他骨子里还是只老狐狸。
《万象译事》也像一只可爱的狐狸，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