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时代

在论及思想史的时候，有一点有时会被人忽略：那就是无论中西，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都是很不一样的社会，有些思想是没办法脱离社会环境来理解的，更不可能简单地想照搬于现代。所以，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虽然有些地方行文过于随意，但他特别注意思想与政治、社会环境的联系，很可补有些哲学史著作之不足。

比如，罗素谈到亚里士多德时就颇着墨于亚氏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联。与黑格尔不一样，他说他愿意想象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的影响几乎等于零，而亚历山大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也是很小的，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思考竟至于轻易地遗漏掉了一个事实，即城邦的时代已经让位给帝国的时代了。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认为：人的灵魂里面有一种成分是理性的，有一种成分是非理性的。而人的非理性的部分又有两重：在各种生物（包括植物）之中都可以发现的生长部分与只存在于动物的嗜欲部分。理性灵魂的生活就在于沉思，这是人的完满的幸福，尽管并不能完全达到。而我们应当作为人，应当是尽我们的力量使自己不朽，尽最大努力依照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而生活；因为尽管它在数量上很小，但是它在力量上和价值上却远远超过了一切事物。

而这种观点，在罗素看来，大体上代表了他那个时代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的流行见解，投合了可尊敬的中年人的胃口，并且被他们用来——尤其是自从17世纪以来——压抑青年们的热情与热诚。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推崇理性和精神不朽的伦理学观点不同于我们时代的地方，主要是在与贵族制的某种形式有关的地方。我们认为凡是人，至少在伦理理论上，都有平等的权利，而正义就包含着平等；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正义包含着的并不是平等而是正当的比例，它仅只是某些时候才是平等。最高的德只能是少数人的，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和他把伦理学附属于政治学的观点相联系着的。如果目的是在于好的社会而非好的个人，那么好的社会可以是一个有着隶属关系的社会。

从个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有德的活动，完美的幸福在于最好的活动，而最好的活动则是静观的。静观要比战争，或政治，或任何其他的实际功业都更可贵，因为它使人可以悠闲，而悠闲对于幸福乃是最本质的东西。实践的德行仅能带来次等的幸福，而最高的幸福则存在于理性的运用中。人不能够完全是静观的，但就其是静观的而言，他是分享着神圣的生活的。因此，在一切人之中，哲学家的活动是最类似于神的，所以是最幸福的、最美好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不仅对于奴隶制度，或者对于丈夫与父亲对妻子与孩子的优越地位，没有加以任何的反驳，反而认为最好的东西本质上就仅只是为着少数人的，亦即为着骄傲的人与哲学家的，因而大多数人主要只是产生少数统治者与圣贤的手段。

罗素据此指出：亚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学》一书里的基本假设，与任何近代作家都大大不同。依亚氏看来，国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亦即把贵族精神与爱好学艺结合在一起的人。这种结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于全民中，而只是存在于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中间。到伯里克利的最后年代，它就开始解体了。没有文化的群众攻击伯里克利的朋友们，而他们也就不得不以阴谋、暗杀、非法的专制以及其他并不很君子的方法来保卫富人的特权。苏格拉底死后，雅典民主制的顽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权力则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在整个古代的末期，权力和文化通常是分开来的：权力掌握在粗暴的军人手里，文化则属于软弱无力的希腊人，并且常常还是奴隶们。这一点在罗马光辉伟大的日子里只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塞罗以前和在马尔库斯·奥勒留以后则特别如此。到了野蛮人入侵以后，“君子们”是北方的野蛮人，而文化人则是南方的精细的教士们。这种情形多多少少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的时代，到了文艺复兴，俗人才又开始掌握文化。从文艺复兴以后，希腊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来执政的政治观，就逐渐地日益流行起来，到18世纪达到了它的顶点。

但在罗素看来，各种不同的力量终于结束了这种局面。首先是体现于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的民主制。自从伯里克利的时代以后，有文化的君子们就必须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反对群众；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就不再成其为君子也不再有文化。工业文明的兴起带来了一种与传统文化大为不同的科学技术，群众的教育也给了人们以阅读和写字的能力，但并没有给他们以文化；这就使得新型的煽动者能够进行新型的宣传，就像我们在独裁制的国家里所看到的那样。因此，好也罢，坏也罢，有文化的君子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及其向现代中国转换的过程中，大致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 3ArsoVeTvIAG4vMh3LqtNshyeo4DbXbx3kSE0u+K5rSlcv96GtR+zF2u2Ai7lx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