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的人生

诺齐克教授逝世后，有一篇哈佛大学校报的悼念文章简要介绍了诺齐克的研究和对他去世的最初反应。

该文认为诺齐克是20世纪知识界主要的人物，在他的写作和讲课中都表现出智力宽广、风格迷人的特点。1969年，他30岁时即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1998年成为“大学教授”，他也是美国科学和艺术院院士。他思想的影响超越学院，尤其是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使他成为西方战后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该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哲学的解释》（1981）、《反省的人生》（1989）、《理性的性质》（1995）、《苏格拉底的难题》（1997）等。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不变性——客观世界的结构》刚在2001年10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虽然身罹癌症，但他一直工作到最后一息，他在刚结束的这个学期还在开“俄国革命”的课程，并计划下学期还要开课。在他去世前一周，他还在与同事讨论和批评他们的著作。

他长期的一位朋友，法学教授Alan Dershowitz说：“他的心灵一直保持睿智和敏锐到最后。”说他不断在探索，总是学习新的主题。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Summers说：“哈佛与整个观念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富有刺激性的学者，他在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艺术和科学院院长R.Knowles说诺齐克去世“这一损失对哲学与哈佛都是重大的”。哲学系主任Christine Korsgaard认为诺齐克是一位“杰出和无畏的思想家”，“对一切都感兴趣”，“而他在患病后这些年所表现的勇气，他持续工作的不可遏止的精力，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想，“反省的人生”不仅是诺齐克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这是作为哲学家的一生，因为哲学家的生活也就是一种反省的生活，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反省。古希腊雅典的第一个哲学家，也是西方的第一位大哲苏格拉底已经给哲学家定位了：“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这也许不是说不值得所有人活，但至少是不值得哲学家活。我如果不喜欢反省，或者没有能力反省，那我最好就去干别的。反省不是占有知识，只是占有一些知识而没有反省精神的“哲学家”不能算是哲学家。所以，“爱智者”（philosopher）才是哲学家，“智者”（sophist）反而不能算是哲学家。爱智慧就会发问，就会反复琢磨和反省。哲学不会定格不动，哲学家总是在路上。

诺齐克是十五六岁时在布鲁克林的街上通过一本平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接触到哲学的，这本书他还看不懂多少，但却感到了一种振奋，知道这是一本奇妙的书。这也就和最原原本本的哲学接上了，把他引向了哲学之路。

诺齐克反省的主题是政治生活以及哲学本身。诺齐克的第一本书是《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主要是讲政治，第二本书是《哲学的解释》，书名已不言而喻，主要是讲哲学，而《反省的人生》一书中有哲学、有政治，也有对人生其他一些方面的反省。

在诺齐克的著作中，看来还是第一本《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影响最大，这是西方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政治家可以不怎么理会哲学，哲学家却似乎总摆脱不了政治——当然，这也许是由于谁都摆脱不了政治。但哲学家似乎还是首当其冲，或者他对政治有话要说，或者政治要找他的麻烦。因为哲学家要反省人生的各个方面，当然也会包括政治，这就和常人不同，就可能对政治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尽管美国是一个权力受到多重制衡的国家，是一个如果哪位诗人写了一首《总统办公室里的灯光》来赞颂领导人，马上就要断送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前程的国家，你仍旧可以感到政治权力毕竟就是政治权力。权力就是做这个的——就是要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管理和支配人的，你得让它做这个，除非你更愿忍受无政府状态；但你也得对它保持警惕和小心，不要太信任它，这就是许多美国人的观点。

而政治家和哲学家毕竟各干一行，也就会有政治家话语和哲学家话语的差别，即便年轻、革新的总统如肯尼迪也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些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而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前言”的第一段话却是这样写的：“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他人或团体都不能对他们做的，做了就要侵犯到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和广泛，以致引出了国家及其他官员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如果能做些事情的话）。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余地，国家的性质，它的合法功能（如果有这种功能的话）及其证明就构成本书的中心内容。”这里判断的标准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问个人权利为国家权力留下了多少活动余地，而不是问国家为个人留下了多少活动余地，两种问法发展开去会有天壤之别。

按这样一种思路，我们设想哲学家诺齐克大概会如此回答政治家肯尼迪：“我会为国家做我该做的，比如平时纳税以支持它，战时去捍卫它，以使国家履行保护我们的功能。但除了保护我的基本权利，我并不需要国家为我做得更多，因为做得更多反而很可能侵犯到我的权利，所以，我为国家不能做得太多正如国家不能为我做得太多一样。关键是在多少，而不在谁为谁做，我们完全可以在非政治权力的领域内大有可为……”

罗尔斯在《正义论》的开首也说：“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

德沃金则直接批评美国副总统阿格纽所说的“对权利的关心是国家这艘航船的顶头风”，在《认真对待权利》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它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

当然，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且为这个营垒里的三巨擘。在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的理论也有许多分歧。1994年在哈佛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们三个人恰好都到了，躬逢其盛，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论辩的友好和平常心。

在“权利（rights）对权力（power）”的论争中，哲学家看来大都站在权利一边，而捍卫所有人的权利也就是捍卫他们的同样权利，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诺齐克尤其是权利的一个热烈的捍卫者。权力就是权力，权力是强有力的，权力就是力量，而且，与社会名望、经济财富的影响力比较起来，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而权利看来是无力的，有时它除了印在纸面上，其他什么也不是。如果它要变得有力，我们想一想，它的力量是来自何方？

在后来《反省的人生》一书中，诺齐克试图反省他的生活与实在的联系，他认为哲学有关生活的沉思是呈现了一幅画像而不是一个理论，这幅画像可能是由理论因素构成的，例如包含种种问题、区分与解释，但这些理论的要素还是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图画。这本书考察了死亡、创造、上帝的性质与信仰的性质、神学、日常生活的神圣性、父母与孩子、性、爱的纽带、情感、幸福、如何生活得更真实、自私、价值与意义、黑暗与光明、大屠杀、启蒙、各得其所、理想与现实、政治的曲折、哲学的生活、什么是智慧以及哲学家为什么如此爱智慧等诸多题目。

诺齐克解释他写这本书的初衷说：“我想思考生活以及什么是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以澄清自己的思想与生活。我们——包括我自己——都倾向于像自动机一样生活。按照我们早先确定的目标和对自己的观念行进，只做微小的调整。无疑这有些好处：以相对无修正的方式多少不加以思索地追求先前的目标，能在实现抱负和效率方面有所得。但这也会有所失：就这样按照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并不完全成熟的世界观生活。”

所以，反省也就是曲折，或者说是在所有人都匆匆往前赶的大路上，却自己有意放慢步伐甚至停下来想些事情。头脑复杂和多面的人们有时多么羡慕头脑单纯的人们，他们确定了一个目标就勇往直前，不耽误一点工夫，但有时又会有点可怜他们，他们的视野中有盲点，有些东西永远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对政治当然也需要反省，所以政治也会有曲折，会走“之”字形（zigzag），英语中“zigzag”这个词很有趣，无论看起来还是念起来都颇有“曲折”的味道。在诺齐克看来，美国两党交替的选举政治就有点像这种曲折。隔几个总统任期，差不多就要换一次班，这并不一定就是因为在台上的政党犯了大错，而是它执政久了，就可能自然而然地往一个倾向上走得过远，而人性、人群的要求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民主党往福利国家的方向上走远了一些，民众就可能想通过再让共和党上来在政策上做一些调整，而如果共和党执政久了，民众可能又嫌它在有些方面过于保守。这样，长远看来，政治就不是一条直线的通衢大道，而倒像是曲曲弯弯的一条小路，当然，这两个党并没有根本性质上的不同，所以没有大转向，没有大曲折，不是完全的改弦更张，更不必诉诸暴力流血，而只是一些小曲折，而总是有一些小曲折可能也正好预防了大曲折。

一位反省者已经走到了他尘世生命的终点，大概他也会感到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的心情：“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下来，至于哪条路更好，只有神才知道。” gu+BrnHw3Uz8fPL3afueTQt15a+Y8becxVlRxXX0JxAeoVrS7CSYsH2eAtpl3V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