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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先生的《荣木谭》是一本颇为奇特的书，其中不仅内容的涉及面广泛，体例也多样，运用的文字除了中文，还有英文、法文、拉丁文等，而中文也不仅是白话，在古汉语上也深见功力。钱锺书之后，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了。
此书可被视为作者精神世界的一个缩影，或者视为作者精神的一种袖珍百科亦可。作者有《死之冥想》一文，既欣赏西人思辨之精微、信仰之深邃和安魂曲之肃穆，又称道中国古人的安适和旷达。作者对中国古代的道家，对西方的宗教圣哲如安瑟伦、帕斯卡尔等都有心契。作者在“哲学的两难”中谈道，信仰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这信仰使他敬畏那不可知者，这敬畏也解除了他对同类的过分自信，更不要说盲目地膜拜——无论哪一个人都没有理由为自以为好的或应该的而去强迫人、折磨人或杀人。虽然作者随后对康德“普遍立法”的批评我有些不同看法，但我确实感受到这也许是出自糅合了作者个人沉痛经验的、对于那种压制人的“普遍价值理性”的合理警惕，我也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表述或有不同）：在一个既定的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里，初级的国民道德，即保证信仰自由和多元价值的自由理想，以及由此导出的基本社会正义，乃是唯一可能的普遍道德，而目前所欠缺者，正是这基本价值的普遍认同。关键在于寻求一种多元价值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保证多元自由的法治。
从上面的引述也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深处虽然沉浸在一个精神的世界里，但对人间社会的事务和痛苦绝不是隔膜和冷淡的，作者尽管是世家出身，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50年代又在北大西语系学习，但也多年被打到底层，被视为“贱民”，所以，这种精神常常是以一种贴近地面的思考和低吟表现出来。《荣木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始诸饮食》，而这篇文章写于“副食店的货架空空如也”的1974年元旦，更是发人深省。“生民食为大、伦物本于知”，《反暴利税法》一文则显示出作者清明的理性和缜密分析的方法。作者偶观电影《似水流年》，觉“其文化内涵之深，与现代感之切，融为一体”，而作者为此写下的感想，亦足以当之这样的评语。作者感觉到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情状是无根、流逝，没有着落。经过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型社会，又值商业社会的兴起，中国文化的底蕴正从识字阶层的视野中消逝。粗通文字与文字传统无甚瓜葛者，成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负责者。组织社会经验，全赖工具性的智能，与人类智慧殊少相关。一个民族仿佛正在失去记忆，失去文化的自觉。
读这本书，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也还是有一些遗憾。此书在许多方面展现的思路均可深入开拓，但在该书中都还只能是点到为止。在其所有已出版的著作中，作者还远未尽其才，而已有“荣木念将老”之叹。我感觉唐逸先生是一个内心十分优雅的人，性格认真、温和但也坚定。而这种优雅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大概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作者也确实经历了许多磨难，于是只要能够活过来大概也就是幸运。然而，我们虽不敢强求，内心还是渴望继续看到唐逸先生的大作问世。
我和唐逸先生仅见过一面，那是在约两年前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上，会后，汪丁丁、余世存和我又陪唐逸先生一起到风入松书店去和读者见面，唐逸先生和读者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他夫人两次提醒他后面的读者听不清，但他的声音还是无法有明显的提高。我猜想唐逸先生本不是一个大声说话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很愿意说话的人，不是一个在大庭广众中感到很自如的人。像唐逸先生这样的声音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温和而低沉的，他不会发出高声，也不会有引人注目的戏剧性举动，他只是像一个“古之人也”一样静静地生活着，思考着，那么，如果我们还想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想与闻低回沉逸之唐音古韵，也就必须静静地去倾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