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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女仆那思泰莎与总是躺在黑屋子里什么也不干的大学生拉思科里涅珂夫有一段对话，她对他说：“倘若你是个聪明人，你为什么像一只口袋那样在这里躺着，一点也显不出聪明来呢？”“我在干……”拉思科里涅珂夫愁眉不展地勉强开口道。“你在干什么？”“干工作……”“什么工作？”“我在思想。”他停了一会严肃地答道。淳朴的那思泰莎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浑身又是颤又是抖，直到她觉得有些作呕了为止，过了好一会才终于能说出话来：“你的思想使你赚了许多钱吗？”
思想看来确实不是致富的途径，它有时还是致命的，就像拉思科里涅珂夫在黑屋子里所酝酿的思想。即便是一种健全的思想，其效果、成功乃至只是得到承认，也都需要时间和中介。那些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和科学理论，例如梵·高的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大概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最深刻、最好的智慧往往也是最古老的智慧，可是，我们谁会因我们读这些典籍所感受到的巨大幸福和愉悦而想向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付钱呢？这里无法交易，也不必交易。他们是绝对的馈赠者，而我们——历史上无数的读者是绝对的受益者。任何东西要赚大钱都需要一种直接性——直接面对广大的人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一切真正原创的思想几乎都不可能这样，它开始能不被视为异端就算幸运了。
近两年来，我经常读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感受到一种我们今天可能相当陌生的，甚至对我们是全然新颖的思想类型——“俄罗斯思想”，它和今天从西方舶来的大量告诉我们如何赢得金钱、权力，博得别人好感乃至“爱情”的思想也截然不同。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被教导说，思想是我们成功的利器，克敌制胜的法宝，把我们从一个胜利带向一个胜利，而那思想实际是已经定型的主义。而在19世纪的俄罗斯却有这样一些思想者，他们舍弃功利甚至不惜性命奔向思想——还不能说是奔向真理，因为他们还不肯定那是不是真理，虽然满怀对真理的渴望。他们心目中的真理也绝非是以世俗成败或别人的意见来验证的，他们要自己去寻找真理，为此就要首先独立地、不计得失利害地思考。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术语的“俄罗斯思想”首先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中是有道理的，而作为这种思想承担者的“知识分子”一词源自19世纪的俄罗斯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