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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年，当刘伯温正在杭州专心读书时，方国珍又革命。据后来官方的报告，方国珍二次革命，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江浙方面赶紧派人对方国珍进行军事行动，可惜，和上次一样，总指挥又被方国珍活捉。方国珍再次提出要进公务员系统，元政府再次同意了方国珍的命令。
但是，1352年，方国珍又反了。方国珍的第三次革命跟“心里有鬼”有关。
事情需从黄河说起。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却是位歇斯底里似的母亲。“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这位母亲大人的性格特征。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先生为了阻挡日本而在花园口扒口的2540年中，有记载的决口泛滥年份有543年，决堤次数达1590余次，主河道经历了五次大改道和迁徙。洪灾波及范围北达天津，南抵江淮，包括冀、鲁、豫、皖、苏五省的黄淮海平原，纵横25万平方公里。到了元王朝，黄河母亲更是抽风，终元一朝，她冲出固定航道就达200余次，无数百姓死在它那如黄屎一样的泥浆里。
元政府对黄河是手忙脚乱。1351年，元政府宰相脱脱和建设部官员贾鲁确定了两个方案搞定黄河，第一个方案是加固北面的堤坝，这是堵；第二个方案是一边加固河堤一边疏通河道，以达到将黄河引回故道。脱脱认为要治本，采取了第二个方案。
不过有人反对。因为当时天下如同高潮之前的火山，第二个方案是必须要征集百姓为政府做义务劳动，没有人愿意。
脱脱是个务实的政治家。可惜，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毅然决然地下令采用第二种方案修理黄河。至少有15万民工被鞭子和刀枪驱赶到黄河边上，开始加班加点地工作。
中国帝制时代的政府做事向来不跟人民解释，15万民工大都居住在黄河边，他们多年来可以感受到黄河对他们的残害。倘若政府派出专员对这些人晓以利害，告诉他们治理黄河是对他们有益的，黄河岸边绝不会怨气冲天。
被当时政府称为邪教的白莲教门徒河北人韩山童和安徽人刘福通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找了民间艺术家凿刻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劳工们的工地上。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并且寿命奇高。它本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被普通百姓信奉后开始在南宋流传。元朝初年，这个邪教就时常跟元政府零星作对。韩山童和刘福通把白莲教更加神秘化，他们面不改色地说，现在弥勒佛（那位暴露着大肚子笑眯眯的佛）正转世，而明王（白莲教信奉的另一位真神）也要投胎做人。紧接着，他们又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
黄河劳工们很快就挖到了那个制作粗糙的石人，黄河岸边骚动不安。
刘福通与韩山童趁热打铁，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聚集了三千多人约定良辰吉日直捣元朝的老巢北京。
不过，教徒里有叛徒，这是教会起义往往都会出现的事情。东汉末年，太平教革命，就是因为出了个叛徒唐周，很快就被政府击垮。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叛徒的出卖下被政府通缉，倒霉的韩山童被杀，天老爷眷顾刘福通，让他顺利逃脱。刘福通几乎是在没有武器和战旗的情况下仓促革命（1352年阴历三月）。当方国珍正在南方享受元政府公务员福利时，刘福通顺利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他的部队把一块红巾扎在头上，所以又被称为“红军”。红军冲锋时，一片火海，煞是美丽。
这片火海所过之处，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在安徽与河南境内攻占多个战略要地，元政府匆忙命令江浙方面做好堵截刘福通的准备。江浙方面立即动员军队，准备北上。
方国珍开始慌张了，他做贼心虚，认为江浙方面的行动的目标是自己，一直秉承“先下手为强”的他第三次宣布革命。
江浙政府重新想起刘伯温，多年以来，刘伯温在江浙声名鹊起。这并不是他创造了盘古一样的功绩，而是他的文章与诗歌为他争得了意想不到的名气。当然，他在官场上的屡进屡退也为他在江浙读书人阶层争取到了难以置信的知名度。
一个伟大人物在政治上时进时退，无论是被逼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实是家常便饭。聪明的权术人物把隐退当作是一种智慧，因为常识告诉他们，要想成为群众的偶像，再也没有什么比转入地下更为有效了。因为短暂的消失，会使他的形象更为传奇化。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灿烂的云朵与光荣的光环里；当他从中浮现出来时，根本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形成一种氛围，让民众对其增加千万倍的期望。
在江浙一带的士大夫阶层和官场，刘伯温的光环与佛祖相似。他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炙热的智慧火焰，燃烧成诗歌和激而不烈的文章，万人传唱。他很快就被任命为浙江东部战区司令参谋（浙东元帅府都事），到台州、温州一带防御革命艺术家方国珍。
他的同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元朝烈士进士泰不华。
泰不华是1321年的状元，在中央最高官职为教育部部长（礼部尚书），后来主动到江浙行省，担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及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军区司令）。方国珍二次革命活捉元政府剿匪司令时，泰不华也在前线，对方国珍又想进入政府的行为激烈反对，并且想趁方国珍迎接招安特使时刺杀它。这一行事显然与元政府的心思分道扬镳。泰不华被免职，降为台州路达鲁花赤（台州最高监治长官）。
方国珍第三次革命，泰不华拍案而起，誓要把方国珍打入地狱。但是，泰不华刚准备好，方国珍又跟元政府谈判，要投降。元政府命令泰不华欢迎方国珍弃暗投明。泰不华对刘伯温说：“既然他要投降，我就假装相信，然后攻其不备。”刘伯温当然主张要把方国珍这样的行为革命家干掉，但他提醒泰不华，方国珍这人有猪狗和狐狸的性格，要小心。
泰不华当然很小心，当双方约定在水面上进行欢迎大会时，几乎是同时发难。泰不华运气不佳，指挥船突然被火箭射中，还未等他做出任何反应时，方国珍海军的火箭全都射向他，泰不华被射成了刺猬。
刘伯温在得知泰不华牺牲的消息后，大为悲痛。写下了《吊泰不华元帅赋》，为这位元帅“忠沉沉而不白”鸣不平，对官场肥佬们的错误决策而怨恨之极，甚至攻击到了皇帝本人。
官场肥佬们和皇帝可能没有看到这篇赋，否则，刘伯温不可能在官场上混了。1353年阴历十月，方国珍闹腾了半天，突然想再投元政府的怀抱。政府居然同意了方国珍的请求，刘伯温气急败坏，说，方国珍现在还活得好，就是因为咱们的政策有问题。他是第一个发动武装革命的人，杀我们的官，杀我们的百姓，对这样的人绝不能宽恕，应该倾全力捕杀。刘伯温最后提出了一个论点：现在天下如此大乱，就是因为招安惹的祸，招安是鼓励那些冒险家造反。一个街头混混，不种田不耕地，因为革命而被招安得到政府的奖励，请问将来还有谁会安心从事实业？大家都把革命当成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这个天下还会好吗？
招安还有一弊端，由于政府用官爵赏赐盗贼，所以导致很多真正的才能之士对官爵蔑视，不再愿意亲近政府。鲁迅说，浙江的芦荟到了北京，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美其名曰“龙舌兰”。而北京的大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这就是“物以稀为贵”。
刘伯温在后来他的著作《郁离子》中说：“有些东西所以很贵，就是因为少而难得。如果有一天，明珠比沙子还多，黄金比土还丰盛，人人都能得到，那明珠和黄金还有那么贵吗？官爵是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一件东西，不能随便示人。正是要对官爵‘抠门’，才让天下才华之士对这种‘奇货’趋之若鹜，而得到后会更加珍惜。”
刘伯温还用一个历史故事来印证自己的见解：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美玉，让人雕成酒杯，说：“以后，有大功的人就用它喝庆功酒。”后来，有人立下赫赫战功，赵王就用这个酒杯为功臣倒酒。从此后，赵国人谁能用这只酒杯喝上一次酒，看得比加官晋爵还重。后来，赵王迁即位，用这只酒杯给一个靠谄媚而得到尊严位置的人喝酒，许多人再也不把那酒杯放在眼里了。
刘伯温还有个很色情的比喻：用官爵来赏盗贼，官爵就从处女变成了妓女，有谁会把妓女当成老婆那样疼爱呢。
放国珍听到刘伯温这样的比喻后，大吃一惊。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北京），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围剿的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冷笑数声，说，老子我要穿上休闲装到山间与云为伴了。
但这是幻想，元政府肥佬们认为他对方国珍抱有偏见，对国家政策嗤之以鼻。所以，判他“羁管绍兴”——绍兴现在就是刘伯温的监狱。
刘伯温被关进绍兴这所监狱后，一度想过要自杀。他试过上吊、割腕，投井，但都被跟在他后面的家人及时发现，解救下来。客观地说，刘伯温倘若真想自杀，也并不是因为他被囚禁在绍兴这所大监狱里，而是因为他对元政府的失望。依刘伯温之见，方国珍这样的人有着榜样作用，对好榜样，要鼓励宣传。但对坏榜样，要坚决消灭。元政府显然是秉承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这才让刘伯温深深惋惜而又痛恨。
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这近三年的岁月中，只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责任都不负。
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和对时势恶化的理性煎熬。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内心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而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的结果。
1356年，刘伯温回归元政府，但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