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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的难民营里，人们口耳相传，说美国的苗人不仅找不到工作，也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还会被黑帮抢劫、殴打。还有谣传苗族妇女被迫为奴，与美国男子援交。美国不只有恐龙，还有各种鬼怪、妖魔与巨人。既然有这么多事要担忧，这一万五千名聚集在班维乃足球场的苗人在表达对美国生活的深切恐惧时，为何独独关注“医生”？
在我首次读到该场聚会相关记录的一年后，某次我在整理厚厚一叠的笔记、剪报、书籍内页复印件，以及足以装满好几个抽屉的论文档案夹时，突然体认到，我眼前有数百页的数据，却不知如何分类建档，是应该收入医疗类档案夹，还是心理健康类？是泛灵论，还是巫术？或社会结构，还是身心灵平衡？我手上拿着一页页资料，举棋不定，发现自己陷入一大碗“鱼汤”里。对苗人而言，医疗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社会，社会就是医药，即便是经济活动，也混入这碗鱼汤中（万一有人病了，即使借钱也得买头猪或牛来献祭），音乐亦然（葬礼上若无芦笙声，灵魂便无法投胎，也会使亲人生病）。我认为，苗人的健康观正好与一般美国人背道而驰。美国医疗分工细密，各专业领域少有交集。苗人则把整体论推到极致。我建立的相互参照网络交织得愈加厚密时，我得到一个结论：苗人对医疗问题的关注，也就是对生命的关注（还有死亡，以及死后生命）。
当一个苗族男性因为胃痛走进家庭医学中心时，无论他是姓熊、姓李或姓马，医生若不能明白病人的问题其实是整个宇宙失去了平衡，那么，他一定无法令病人满意。默塞德中心的年轻医生便常常遭遇这样的状况。究竟该怎么做？你很难要求他们像康克古德一样，在默塞德中心的走廊上举行老虎与恶灵的大游行。你也很难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医疗信仰体系（如果医生有足够的时间和翻译员沟通，或许有可能），毕竟医学院从来没告诉他们，疾病是灵魂出窍所引起的，只要斩断鸡首便可治愈。医科学生花数百小时在尸体解剖上，将自己训练到一眼就能分辨鼠蹊韧带和十二指肠悬韧带，可惜却没上过哪怕是一小时的跨文化医学课程。对大部分医生而言，苗人对验血、脊椎穿刺、手术、麻醉和验尿等现代医学基本手段的种种禁忌，就像一种自取灭亡的无知。医生无从知道这些禁忌对苗人而言，是个人的神圣守护，说得更确切些，就是灵魂的守护。而医生所谓的诊疗效率，对他们而言只是冰冷无情的自大傲慢。即使医生的诊疗并未侵犯苗人的禁忌，但是由于苗人来美国前已经累积了太多负面想象，自然会用最糟的角度来解读医生的作为。
我一有机会与默塞德中心的苗人说话，就会问他们对自己和亲友接受的医疗照护有何感想。
“默塞德中心的医生都是些年轻的新手，他们为所欲为。医生还想看女人身体里面，女人又痛又难过，但医生只想利用她来练习医术。”
“有个女士一直哭一直哭，她不想让医生看她的身体，但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规定，如果想要留下来，就得让医生检查身体。”
“很多老人家宁愿不看医生，他们觉得，医生可能只是想拿他们做研究，并不是真的想帮他们解决问题，他们很害怕。而且只要去过一次就得再去，如果不去或不遵照医生指示，医生就会生气。医生比天高比地大，在他眼中，你只是难民，什么都不懂。”
“我们光是等着看医生，就得花上一个小时，那些有钱人不用等，就会得到医生非常好的照顾。”
“有个女士嘴巴里长了水泡，医生跟她说要开刀。她说不，我只想要些止痛药就好，结果医生说，我懂的比你多！他根本不理会那个女士的要求。”
“我堂兄的身体又肿又痒，医生就告诉他，嘿，你得了癌症，要动手术。我堂兄虽然签了字，却不想做。但是他说，他已经签了字，如果反悔，医生就会送他去坐牢。”
“苗人可不能在默塞德中心签任何字，那些实习医生只想拿这些穷人做实验，他们会害死这些穷人。”
“医生很忙，既然收了病人，就要医好他们，如果他不把人医好，他的收入就有问题。但苗人要的是医生好好向他解释，安慰他。这种情形在这里从来没见过，我不怪医生，美国的制度就是这样。”
以上发言的人说的都是英语，在默塞德县的苗人社会中，算是受过最多教育、最美国化的一群人，也是最可能理解、尊重西方医疗的一群人。然而，他们口中的现实几乎全与医生的说法不符。从医生的角度来看，默塞德中心的确是教学医院没错，但这对患者有百利而无一害，正因为是教学医院，所以吸引了许多优秀的教职人员，这些人为了教学，不断更新知识及技术。年轻的住院医生全都是正式医生，而非学生。在候诊室里，不但苗族病人得等上老半天，其他病人也一样要等。改变心意不动手术的病人不会坐牢。医生不会拿病人当实验品，也不会杀了病人，不过有时病人还是会因病过世。苗族病人若总是把医院看作龙潭虎穴，万不得已才到医院冒险一搏，死于疾病的概率当然就会变高。
默塞德中心的医生大多不知道苗族病人的明确评语，他们不大可能去问，即使问了，苗族病人也不见得据实以告。不过医生都明白，苗人不喜欢他们，而这也使得医患关系更加恶化。这些住院医生或许常常疲惫不堪（他们的值班时间最高长达二十四小时，几年前甚至是三十三小时），也总是来去匆匆（约诊时间往往只有十五分钟），但他们不贪心，没有恶意，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这种人。他们选择收入最微薄的家医科，就是想造福人群。“当然，有些专科医生会说，我们选择家医科，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无法当泌尿科或眼科医生。”默塞德中心前总住院医生比尔·塞维奇（Bill Selvidge）说：“要是我们真的是泌尿科医生，就能赚大钱了，也不必老在大半夜被人叫起来。”
比尔是我大学的老同学，也是他第一个告诉我默塞德地区的那些苗族病人确实很难医治，他的一些同事甚至认为，最适合苗人的疗法应该是“高速皮质铅疗法”。（我问比尔这是什么疗法，他解释说：“应该一枪射穿病人的头。”）但比尔却不认为苗族病人像他同事所说的那般惹人厌，这或许是因为他曾随美国和平队在密克罗尼西亚待过两年，对文化相对论略有所知。他说，苗人不会比他在默塞德的邻居更古怪，他的白人邻居是基督教基本教义派，曾经砸坏家中的电视机，绕着电视残骸大跳吉格快步舞。（那家人的小孩曾想帮比尔砸他的电视，他礼貌地拒绝了。）比尔是那种我会想向他求诊的医生，到默塞德之前，我无法想象他的苗族病人竟不对他心悦诚服。
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老挝难民定居默塞德县之前，默塞德中心的医生从未听过“苗”这个字，也对这些新病人一无所知。苗人衣着古怪，往往穿着童装，或许是因为在小区的慈善二手店中，只有童装他们穿起来才合身。当苗人脱掉衣服做检查时，常可见女性穿着四角裤，男性穿着粉红小蝴蝶花样的比基尼底裤。他们脖子上挂了护身符，手腕戴着棉绳（病情愈严重的病人，手上这类绳子就愈多）；身上有樟脑膏、薄荷膏、万金油和其他草药的味道；住院时会自备食物和药。尼尔曾经有一个肠胃炎男童病人，他的父母就把输液瓶内的液体换成了一种绿色黏液状的自制草药，医生并不清楚其中的成分。苗族病人会制造许多声响，有时还试图在医院内宰杀活体动物。前默塞德中心住院医生汤姆·索尔特（Tom Sault）回忆：“他们不停敲打某种乐器，美国病人会抗议，最后我们不得不警告他们，不准敲锣打鼓，病房里不准有死鸡。”
尼尔和佩吉曾经意外发现，有几个儿科病人的腹部和手臂上有许多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伤痕，有红色的，也有淡红色的，看起来像烫伤。有些伤痕已经痊愈，有些还有硬痂，表示病人的皮肤不止受创一次，尼尔和佩吉即向儿童保护局回报自己发现了几起虐童案。在这些案件起诉之前，两人从旧金山的一个医生那儿得知，这些伤痕是刮痧或拔罐造成的，这是某些亚洲民族常见的传统疗法，并非虐待。（我曾参加一个东南亚医疗保健的会议，会中一个知名医生展示了一些硬币刮痧的幻灯片，并告诉听众“这不痛”，坐在我身旁的年轻老挝女子轻声说：“明明很痛。”）丹回忆自己还是住院医生时，听过一个故事：有个住在弗雷斯诺的苗人父亲因为小学老师发现他儿子胸前有瘀青而被判入狱。后来这个父亲在牢中上吊自尽了。这故事很可能是捏造的（虽然至今仍广为流传），但丹和其他医生都相信是真的，他们惊觉到，处理苗族病人一旦用错方法，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犯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医生和苗人家庭交涉时，都比较喜欢找看起来已相当美国化、涂口红、说英语的少女，而不是默不吭声、蹲在角落的老人。但是，这种做法违反了苗族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传统阶级结构，不只侮辱了整个家族，也因为未直接把问题交给有权做决定的人，而把问题变得复杂。此外，医生若为了表现友善而直视对方的眼睛（这是种冒犯）、未经许可就碰触成年人的头部（这是莫大的侮辱）、用弯曲的手指示意召唤（召唤动物才用这样的手势），也都会显得很无礼。若医生看起来没有架子，苗人也会因此不尊重他。默塞德中心的年轻住院医生向病人自我介绍时，总喜欢用名字，而不用姓氏，白袍下穿着牛仔裤，用小背包装病历，用看似儿童随身杯的杯子装咖啡喝，看起来毫无威严。同样地，如果医生忽略了苗人的宗教信仰，也会惹上麻烦。例如，千万别大声赞美婴儿的外貌，以免恶灵偷听到，会忍不住取走婴儿的灵魂。此外还有其他类似情形，曾有个十七岁的苗族病人问，她不孕是不是恶灵害的？因为有个恶灵常来到她的梦中，有时会坐在她的床边，甚至与她性交。所幸当时的妇产科值班医生冷静地听她说完，没把她当成精神错乱，送去上锁的病房。话说回来，有时费心留意文化差异未必有用。有一次，比尔为头痛欲裂的中年苗族妇女看病，他推测她的病可能有部分源于文化上的不适应，或许接受传统治疗能提振精神，因此建议她去找端公。但后来比尔在诊疗记录中写道：“她不愿意找巫师治病，部分是因为她改信天主教，也有部分是因为求助巫师或传统疗法得在家里杀很多鸡或猪，或者都得杀。这些方法她以前可能试过，因为她提到之前家人杀猪献祭时惊动了邻居报警，结果她被房东赶走。”比尔有些失望，只好开了阿司匹林给她。
和其他常进出默塞德中心的病人相比，苗族病人不仅难搞，病情也比较严重。苗人大多是高血压、贫血、糖尿病、乙型肝炎、肺结核、寄生虫病、呼吸道感染及龋齿的高危险人群。当中有些人是在老挝内战、战后受伤或患病，包括枪伤或长期背负M16步枪造成的肩痛，还有炮弹爆炸造成的耳聋。一个不胜其烦的医生曾问：“你头痛多久了？”病人据实以告：“从头部中弹后。”另一个医生曾经怀疑某个苗族病人不寻常的精神问题可能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后来得知病人逃往泰国时曾在丛林里待过好几个月，以昆虫为食。
跟其他国家的难民一样，所有苗人在获准入籍美国前，都要接受国际移民局医生的体检。医生替这些办签证的人检查，在表格上签名，证明他们已接受检查，并未患有八种传染疾病（麻风病、肺结核及五种性病，一九八七年以后加上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反应），也要证明他们没有八种精神状态，包括“性偏差”“变态人格”以及“曾发作一次或更多次精神错乱”等。前旧金山总医院难民诊所的主任保罗·迪莱（Paul DeLay）向我解释：“一般以为在泰国便会仔细检查这些健康问题，但事实上，那里每项检查大概只花十秒钟。那里只提供梅毒和艾滋病的血液筛检、麻风病的快速皮肤检测，以及结核病的X光检查。早期你还可在黑市买到没问题的X光片。到了一九八一年，就比较麻烦了，因为移民局官员会将当事人的照片订在X光片上，但还是有漏洞可钻。此外，尽管表格上有精神状态的检测项目，但是肯定没有人做这类检查。在早期，医疗人员会在飞机走道上巡视，发现看似精神异常的人就请下飞机，有的家庭担心患有精神病的亲人会被赶下去，就喂他们吃鸦片，让他们熟睡。”保罗指出，虽然很少有难民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入境，但若家中真有病人，只要遇到一次就麻烦了——一旦因健康问题被可能的庇护国拒绝，其他国家也会比照办理。“总归一句话，难民害怕医生不是没有道理的。”保罗说。
法律并未要求入境美国的难民接受健康检查，因此，即使大部分的州都有难民健康计划，很多苗人就是不愿去检查，只有碰到紧急状况，才会开始和美国医疗体系打交道。在默塞德地区，新来的居民可以自愿接受县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检查，这类检查以结核病和寄生虫病为主。然而，由于经费拮据，这类检查也只能草草行事，而且只限于上半身，孕妇或明显有健康问题的人就会被转到医院或诊所。
默塞德县前健保局主任理查德·韦尔奇（Richard Welch）表示，默塞德健保局也得负责“处理小区中别人不想碰的工作”。例如，默塞德地区一度盛传，有个苗人家庭养老鼠来吃，公共卫生部的员工只得前往拜访。在卫生部传染病防治计划组服务的护士卡伦·奥尔莫斯（Karen Olmos）回想当时情况：“那户家庭有个孩子得了痢疾，问题就来了，那些老鼠有没有沙门氏杆菌或志贺氏杆菌？我告诉那个员工，千万别闯进去说你要看老鼠！所以她找了个借口登门造访，果然看到装着老鼠的笼子。那些老鼠又大又肥，看得出是从宠物店买来的，不是从水沟里抓来的。为了不让那户人家难堪，她只建议他们改养兔子。兔子饲养成本低，繁殖快，蛋白质含量又高。”另一个状况则是，卫生部调查了六十个痢疾急诊的苗族病人，发现他们都参加了一场大热天宴会，现场有一只受沙门氏杆菌感染的猪，宰杀后在烈日下放了六小时，然后被做成多道菜肴上桌，包括带血的生绞肉。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卫生部与医院的正职员工若不离职，就会成为和苗人打交道的老手，每年会带着一批新的住院医生从头学起。由于难民人口众多，默塞德中心变得有点像美国和平队（不过有美味的汉堡）。这些新进医生发现苗族病人大多时候只是盯着地板，也只会说一些单音字，最常听到的就是“是”，因此大失所望。他们过一阵子才明白，“是”只表示这些病人在听医生说话，并不代表他们同意或明白医生的谈话内容。苗族病人总是一副很顺服的样子，他们以此来隐瞒自己的无知，维护自尊，也给医生留面子，然后一离开医院，便将医生以为他们已经同意的事抛到脑后。
没有口译员在场时，医生和病人便一起陷入误解的重重迷雾中。病人如果会讲一点英文，反而更糟，平白让医生误以为病人已经收到了有用的信息。口译员在场时，看诊时间自然会增加为两倍（甚至三倍、百倍。大部分医疗名词在苗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往往得花工夫解释。最近出版的苗英医疗词汇表中，“寄生虫”一词的苗语译文就多达二十四个字，“荷尔蒙”有三十一个字，“X染色体”有四十六个字）。这种慢如龟步的问诊效率，对于长期身心疲惫的住院医生简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即使偶有完美的翻译质量，也不保证就能互相了解。不过，根据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在默塞德中心担任住院医生的戴夫·施奈德（Dave Schneider）所说，“语言的藩篱是最明显的问题，却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文化藩篱。和苗人相处与和其他人相处有天壤之别”。丹表示：“我们有许多观念对苗人而言是不存在的，例如，你不能告诉他们，得糖尿病是因为胰脏无法运作。苗人的文化中没有胰脏这个词，也没有这个概念。苗人不会解剖死者，而是全尸安葬，因此大多数苗人不知道他们在动物体内看到的器官跟人体的器官是一样的。他们知道有心脏，因为可以感觉到心跳，除此之外，就连肺也很难向他们解释清楚。如果没有看过肺脏，怎么可能凭直觉知道体内有肺脏？”
苗族病人或许对医生的诊断一知半解，可是一旦鼓起勇气就诊，就希望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而且要拿到药，尤其是药效快的抗生素。若苗人的问题是症状不明确的慢性疼痛（经常如此），医生就很难满足这些期待。戴夫医生说：“每当有病人说他感到疼痛时，我就会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情形下比较痛？什么情形下比较不痛？是剧痛？是闷痛？是钻痛？是撕裂痛？是刺痛？是持续的痛？这痛会向四周扩散吗？你可以用一到十的数字来衡量疼痛程度吗？是突然发生的吗？还是断断续续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多久？我想办法要口译员问苗族病人这些问题，口译员耸耸肩说，‘他就只说痛而已’。”
二战带来一个广为人知的后遗症，那就是各国难民由于承受了巨大心理创伤，有不少人得了心身症，亦即精神方面的毛病，却表现在生理上。做过多次胃肠检查、心电图、验血及断层扫描后，默塞德中心的医生才发现，许多苗族病人所抱怨的不适根本不是来自身体器官，然而疼痛却真实存在。正因为医生能为他们做的如此有限，也因为和他们接触很令人泄气，所以这些“全身痛”的苗族病人往往是诊所里最不受欢迎的病人。我听过住院医生想说服内科医生助理接收他的病人。那助理回答：“不，史蒂夫，我才不要一个神情沮丧又抱怨连连的苗族老太太。我可以接收你的咳嗽病人、背痛病人，但就是不要这种病人。”为了让病人知道，医生并非不把他们的病当一回事，一些医生还开立了所谓的“苗人鸡尾酒疗法”，包括布洛芬（消炎药）、阿米替林（抗忧郁药）和维生素B 12 。但这些人的病情并没有起色，比尔解释道：“对那些潜藏的问题，我无法提供任何治疗。”
要是苗族病人离开家医诊所时，没有拿到处方笺（例如，当他们感冒时），他们就会觉得受骗了，还会怀疑是否受到歧视。但是就算开处方笺给他们，也无从得知他们会不会照医嘱服药。诊所护士玛丽·莫可斯（Mari Mockus）说：“你若是说，服用一汤匙的药，他们会问，什么是一汤匙？”有一次，有个病人不肯吃药，因为药丸的颜色不吉利。慢性病的治疗一直都很麻烦，例如，抗结核药必须服用一整年，当病症不明显时尤其如此。但不管处方笺或药瓶上的指示怎么写，对苗人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命令，而是可变通的建议。苗人担心，这些药品是专为体型高大的美国人设计的，对他们而言药性可能太强了，于是有些苗人就把剂量减半，也有人为了早点痊愈而把剂量加倍。医生开立具有潜在风险的药物时总是恐惧谨慎，生怕病人误用。有个可怕的知名案例是，一个苗人大家庭从泰国前往夏威夷，登机前有人给父母一瓶晕机药。他们不经意让子女吃了太大剂量，大一点的孩子只是沉睡，而婴孩在飞机降落时已经死亡。负责的医务检察官不敢让父母得知孩子真正的死因，怕他们一旦得知真相会自责，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苗族病人住院时，由默塞德中心的护士负责给药，因此医生不必担心病人服药的剂量过高或过低。而且医生还有大把的事要操心。苗族病人一踏进医院，便得忍受一大群亲戚七嘴八舌的意见。病人要做任何决定，尤其事关手术等触犯苗族禁忌的医疗程序时，往往得花上好几个小时。妻子得询问丈夫，丈夫得询问兄长，兄长又得询问族内长老，有时族内长老还得打跨州长途电话询问更德高望重的领袖。在紧急状况下，医生常担心他的病人可能还没等到他取得急救同意就失去性命了。而十之八九，医生得到的答案就是不准动手术。丹注意到，“他们不会因为哪个位高权重的人说去做，就去做……他们会坐下来，慢慢观察，深思熟虑一番，结果可能是做或不做。这种态度使得苗人数千年来在文化上能顺应环境而变通，我想这种态度现在还是可以走遍天下的，但用在医疗上，后果不堪设想。”
特蕾莎曾在急诊室见到一个宫外孕、急需切除输卵管的病人，“我一再告诉她，如果她在家里时输卵管突然破裂的话，可能来不及赶到医院就一命呜呼了。我找到她的丈夫、父母和她的祖父母，结果他们全说不。他们最在乎的是，要是她少了条输卵管，以后就可能不孕，他们知道这点后，给的答复就是不行、绝对不行。她宁可去死。我只能看着她带着一颗不定时炸弹走出医院”。（几天后，这名妇女去看了弗雷斯诺一名泰籍医生后便同意接受手术。特蕾莎不知道这名医生是如何说服她的。）另一个妇人在将近分娩前做了检查，得知胎位不正，需要剖宫产。虽然胎位不正在老挝代表母子皆会丧命，这名妇女还是想在家中生产，不愿意接受手术。但她未能如愿。当救护车送她到医院时，是戴夫医生值班。他回想当时情景：“我在早上三四点时接到呼叫：‘戴夫医生快到急诊室，有个孕妇胎位不正，婴儿出不来。’医护人员用轮床推着这名妇女，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惊恐地甩头，毯子盖着部分身体。我清楚地记得，掀开毯子后看见一双蓝青色的小脚，一动也不动地露在她的产道外。”戴夫用手撑开婴儿头部上方的子宫颈，把婴儿从阴道接出来。母亲活了下来，孩子却因缺氧死了。
大部分苗族妇女都会上医院生产，因为她们以为在家出生的孩子无法成为美国公民。医生在妇产科看到她们的机会比在医院其他任何部门要高得多，因为她们会生很多小孩。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美国的苗族妇女平均生育率为9.5，根据某份研究，“这已达到人类生育能力的上限”，仅次于以高生育率闻名的哈特教派信徒（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为1.9，美国黑人则是2.2）。虽然最近尚无相关数据发表，但这个比率肯定已经降低了些，因为年轻的苗人已逐渐美国化——她们的生育率还是高得出奇。苗族家庭之所以如此庞大，可以归为以下两个原因：苗族妇女通常在十多岁结婚，最早甚至在十三或十四岁，所以她们的生育年龄几乎涵盖初经到停经。此外，她们一律对避孕抱持怀疑态度。一九八七年，唐纳德·雷纳德（Donald Ranard）在华盛顿特区的应用语言学中心担任难民事务研究员，他曾经造访班维乃难民营，得知当地的主管单位承诺营中的妇女，只要自愿服用避孕药，就可以得到卡式录音机。许多妇女收下了卡式录音机，同时也收下了避孕药。但不久后他发现一件怪事，就是那些妇女原本就不想要吃的避孕药，竟然成为效果绝佳的肥料。避孕药被磨碎后撒在苗人的菜园里，种菜的妇人则继续怀孕生产。
苗人鼓励多产，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是苗人喜欢孩子。此外，传统上也认为大家庭比较好，多一点孩子可以帮忙做农务，并履行几种宗教仪式，尤其是丧礼。其余原因包括老挝的苗人孩子夭折率非常高、战时和战后死了太多苗人，以及许多苗人仍然期盼有一天能回到老挝。难民营中的苗族新生儿常被称为“士兵”或“护士”。在默塞德中心领取救济金的妇女中有些熟面孔，大多即将生下第八胎、第十胎或第十四胎——重视家庭计划的工作人员不会欣赏这一点。
产科医生斯莫尔表示，苗族的产科病人通常不合作，他说：“你说的，苗人没有一项会照做。她们拖到最后才进医院把孩子生下来。其实，若非需要出生证明来申请更多福利，她们才不会来。她们先前都没看过医生，过去她们就在难民营、山里或住的地方生小孩。”斯莫尔不喜欢苗女，苗女也不喜欢多数像斯莫尔这样的医生，因此，这些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或中期难民潮中涌入美国的妇女，都会逃避产前检查
。她们尤其害怕男医生做骨盆检查（在苗族医疗中，端公和药草师为异性治疗时都不会碰触身体，需要碰触身体的治疗如按摩、针灸、指压、刮痧等，通常都是男性帮男性治疗，女性帮女性治疗）。到了要分娩的时候，妇女都等到最后一分钟才上医院。她们常在停车场、急诊室或电梯里就生了。默塞德中心的轮椅现在都被称为“苗人的生育椅”，因为有太多苗族婴儿是在前往产房的路上出生的。
即使及时赶到医院，苗族妇女阵痛时也不太哭叫，医疗人员无从得知她们即将分娩，因此往往来不及将产妇由分娩床上移到生产台上。有些医生觉得这种忍痛功夫很了不起。戴夫说：“我们在医学院学到，在人类经历的疼痛中，生产居第三或第四位。大部分女性都会叫痛，苗族妇女却一声不发。她们的忍痛功夫真是罕见。”
产房护士对苗族妇女的安静则不那么佩服。丹解释：“护士的态度比较不同，她们会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自己快生了？她们到底怎么回事？是太笨了吗？’我想护士的这种态度是出自不安。她们不是真的对苗族妇女生气，她们会焦虑，是因为苗族妇女的生产方式跟她们在接生训练中学到的不一样。”这些不同之处包括蹲着分娩，以及拒绝接受会阴切开术来扩大产道口。虽然黎亚的母亲在老挝时习惯独自生产，但有许多妇女都习惯生产时由丈夫从背后抱着，丈夫会在孩子生出前一边用唾液按摩妻子的肚子，一边大声哼唱。这些丈夫会很清楚地让医生明白他们要什么。克里斯回忆道：“有个父亲在我协助胎儿的头滑出时，打了我的手。他污染了消毒过的部分，护士都很不高兴。当我夹住脐带时，他靠过来，按住脐带说：‘要这么长。’”
由于这个父亲的要求并不危及母子的安全，克里斯就答应了。医生若认为产妇需要接受会阴切开术，以避免四级裂伤，结果产妇（或是产妇的丈夫、父亲或兄弟，决定权往往在他们身上）却拒绝了，或者万一出现裂伤，产妇的丈夫、父亲或弟兄却不让医生缝合，该怎么办？还可能有更糟的情况，如果胎儿监视器显示婴儿的心跳已慢慢减缓，而家人又不愿意签剖宫产的同意书，该怎么办？
拉克尔是默塞德中心公认技术最好，也最有同理心的妇产科医生。我问她，当她的苗族病人所希望的与她一贯提供的标准医疗服务冲突时，她如何处置。她说：“我对待苗人的标准与对待其他人一样。但对苗人，我就是那么束手束脚，给她们的照护无法达到一百分。有时你可以找个中间点，试着了解苗人的文化背景，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有时你可以劝服苗人照你的意思去做。你得不断劝说，只要你坚守立场，就有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涉及胎儿福祉，尤其我们认为胎儿只要满三个月大就算是完整个体，应享有本国国民应有的权利与待遇，而产妇的家族信仰与习俗却与你认定对胎儿有益的事相违背时，你将面对最严重的冲突。这状况糟到难以想象。当文化背景与你相同的人做了不该做的事，例如怀孕时抽烟喝酒，你会为对方明知故犯而感到愤怒。然而，与苗人起冲突所带来的紧张感却与这类状况不同，苗人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事。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与原则做出保护母亲、孩子，以及他们生存方式的事，而你所认为必要的事，刚好与他们认为合宜的事相反。”
听了拉克尔的话，我再次深刻感受到，苗人给照顾自己的人带来多大的压力，尤其是对那些年轻、满怀理想、一丝不苟的人。拉克尔为生产不顺的苗人接生时，总咬着自己的指甲（上面紫色指甲油涂得完美无瑕），咬到见肉。心理医生苏姬·沃勒（Sukey Waller）为默塞德提供小区服务，很受当地苗人社群的尊重。她有段时期每天早晨上班前都会呕吐。住院医生本尼·道格拉斯（Benny Douglas）以沉着冷静出名，也曾为一件棘手的病例而慌了手脚，那是个得了胃癌的苗人老太太，而本尼无法说服她的儿子同意开刀，他因此严重失眠。我还记得本尼消沉地瘫坐在值班室椅子上的样子：他用小型录音机录下自己为这个老太太所做的笔记，一边喝着随身杯里的咖啡，一边不自觉地轻扯着睫毛。
我问丹，为什么照顾苗人会带来这么大压力，他说：“医疗人员在职业生涯早期都曾投注大量的时间与心力参加训练课程，他们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在医学院学到的，是唯一能够解决健康问题的正当方式。我想，这就是当苗族病人拒绝医疗服务时，有些年轻医生会愤愤不平的原因，因为这暗示西方医疗所能提供的其实并不足够。”
我在默塞德遇到的唯一跟苗人相处顺利，也不烦恼自己是否提供了最佳医疗照顾的医生是罗杰·法伊夫（Roger Fife）。他是家庭医生，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曾在默塞德中心担任住院医生，后来在当地的私人医院执业。法伊夫医生估计他有七成病人是苗人，这是镇上最高的比率。我问他为何那么受欢迎，他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说：“或许我说话比其他医生慢吧。”他的病人都很乐意向他倾吐，我问到的每个苗人都说：“法伊夫医生不动刀子。”整体来说，这是事实。法伊夫医生通常不会为苗族妇女做会阴切开术，虽然他不知道她们为何不愿接受手术，因为他从来没问过。他也尽量避免剖宫产。他特别受苗人喜爱的地方在于，只要产妇或家属要求，他就把婴孩的胎盘装在塑料袋里给他们。他也不知道苗人要胎盘做什么，他说他从来不好奇。法伊夫在默塞德中心并不德高望重。某个住院医生告诉我：“他有点笨。”另一个告诉我：“他不是我们医疗计划中最聪明的毕业生。”第三个则小心措辞道：“他是称职的医生。”虽然我认为，即使是默塞德地区最平庸的医生，也不会想要多收一些苗族病人，但对这些住院医生来说，一个医疗标准比他们还低的医生受到整个苗人小区的欢迎，势必很不是滋味。法伊夫的处世哲学凑巧比任何知识、才智或医术都更受苗人青睐。当我问他为何不强迫苗族病人接受传统的美国医疗方式时，他只耸耸肩答道：“那是他们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