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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女性陶瑁（Mao Thao）在一九七五年逃离老挝，一九八二年来到泰国的班维乃（Ban Vinai）难民营，她在此居住了一年，如今定居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陶瑁是多年来第一个重访班维乃难民营的美籍苗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管理此营的官员邀她回营与难民谈谈美国生活。足球场上聚集了大约一万五千名苗人，这表示班维乃三分之一以上的难民都出席了。座谈会持续了将近四小时，难民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美国是不是禁止病人找端公治病？美国医生为何从病人身上取出那么多血？为何医生要将死者的头壳打开，把脑子拿出来？美国医生是不是会吃苗族病人的肝、肾脏和脑？苗人在美国过世后是不是会被切成一块一块，做成罐头食物卖？
这些问题指出了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种种事迹经口耳相传来到亚洲后，变得令人退避三舍。苗人在难民营附设医院或诊所接触到的西方医疗概念或常识非常有限，何况他们早已习惯找巫医治病，西医很难建立信心。端公在病人家中可能会待上八小时，西医却不管病人病得多重，一定要病人亲自到医院，在病人身边也不过待个二十分钟。端公温文有礼，不会问东问西，西医却会问病人许多生活上的问题，既唐突又触犯隐私，甚至连性生活和排泄都不放过。端公能够立即诊断，西医却需要血液样本（甚至要求病人将排泄物装在小瓶子里），还要照X光，等上几天才有报告。而且即使经过这一番折腾，西医可能还是查不出病因。端公从不要求病人脱衣，西医却要病人脱光衣服，有时还把手指伸进女性病人的阴道。端公知道，只治疗身体却不治疗灵魂是很愚蠢的事，西医却对灵魂绝口不提。即使端公无法让病人的病情好转，也不影响声誉，因为问题在于恶灵不愿妥协，而不是担任协调者的端公能力不佳。假使端公必须与恶灵对抗，其名声甚至会因此提升。但西医一旦未能治愈病人，就是西医自己的过失。
更糟的是，西医的某些做法似乎不仅无法治愈病人，反而会令病情恶化。苗人大多相信人体的血量是固定的，失去的无法再补回来，所以他们认为不断抽验血液，尤其是抽孩子的血，很可能置人于死地。人意识不清时，灵魂就不受束缚，因此麻醉可能导致疾病或死亡。如果身体被切割、拆解，或损失一部分，就会永远停留在不平衡的状态，而残缺的人以后不但会常生病，转世投胎后也可能四肢不全，所以手术是禁忌。人死后若失去重要器官，灵魂就无法重生进入新身体，可能会向在世的亲戚报仇，因此解剖、防腐处理都是大忌。（班维乃难民营的难民之所以问某些问题，显然是因为他们听说在美国解剖尸体及尸体防腐处理有如家常便饭。苗人听说美国医生会切除器官，就相信他们会吃下这些器官，这跟美国医生以为苗人吃婴儿胎盘相比，或许同样疯狂，但苗人的想象确实恐怖多了。）
在泰国难民营，至少有些苗族难民欣然接受抗生素疗法，口服或注射都可以，但也仅限于此。苗人大多不怕打针，或许是因为许多治疗者（不包括端公，端公不碰触病人身体）会用针灸或其他施行于皮肤上的疗法来驱热或解毒，如按摩、刮痧、拔罐或火疗等。受感染后到医院注射抗生素，第二天便能痊愈，因此苗人可以接受。但如果还未生病就要打预防针，则另当别论。在南耀难民营附属医院当志工的法国医生让-皮埃尔·威廉（Jean-Pierre Willem）在《自由的未竟之路》（ Les Naufragés de la liberté ）一书中叙述：有一次伤寒大流行，苗族难民起初不肯接受疫苗注射，直到有人告诉他们，只有打过预防针的人才能领取配给米，便有一万四千人来医院打针，其中至少一千人来了两次，只为了领两次米。
弗雅与纳高把三个生病的孩子带到湄林难民营医院，在许多难民心中，这样的举动毫无疑问非常反常。难民认为医院不是治病的地方，而是停尸间，在该处过世的人，灵魂全挤在那里。这些寂寞的灵魂渴望有更多人加入。凯瑟琳·帕克（Catherine Pake）是政府公卫人员，在尼空难民营（Phanat Nikhom，老挝、越南、柬埔寨难民前往永久居留国前的最后一站）工作了六个月。她研究医院日志后得出结论：“苗族难民的人均就诊率是所有种族中最低的。”（她也发现，苗族使用民俗疗法的频率极高，包括请巫师作法、使用草药，以及刮痧、拔罐等。她在《民族生物学期刊》发表的文章，列出了她在几个苗族草药师指导下收集的二十种药草。这些药草在使用前需要经过撕碎、剁碎、碾碎、晒干、磨粉或煎煮等流程，或用热水、冷水浸泡，或与灰搅拌，或混些硫黄，或加入鸡蛋，或用来炖鸡，功效则不胜枚举——可治烫伤、发烧、虚弱、视力减退、骨折、胃痛、小便灼热、子宫脱垂、奶水不足、关节炎、坏血症、肺结核、狂犬病、疥癣、淋病、痢疾、便秘、性无能，甚至可以对抗丛林恶灵的侵袭。苗人认为丛林恶灵受到打扰时会制造瘟疫，这时就要将桐油树种子压碎，用杯子盛装萃取出的油——不是给病人吃，而是拿来供奉丛林恶灵。）
教育顾问温迪·沃克-莫法特（Wendy Walker-Moffat）在尼空和班维乃一边教书一边从事营养及农业方面的工作，长达三年。她指出，苗人之所以不去难民营附属医院，是因为有许多医疗人员是基督教慈善机构的热心志工。“他们到难民营提供医疗服务，但一方面也是为了传教，只是不会明目张胆地做。接受西方医疗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接受传教。我在班维乃难民营的医疗区工作时听到一段谈话，永生难忘。有个医护团体正和一个苗人谈话，这个苗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已经改信基督教，并被委任为牧师。他们认为，要吸引苗人来医院，就必须让传统治疗者，也就是巫师，在医院为病人治病。我知道他们都认为巫师就是用法术治病的人。他们告诉这个苗族牧师，巫师在医院看诊只能开草药，不能主持与灵魂有关的仪式。这时他们问这个可怜的牧师说：‘你现在不再找巫师治病了吧？’这个苗人已经成为基督徒，知道不可说谎，所以他说：‘还是会。’但是当他见到这些医生护士的错愕反应时，便改口说：‘不，不，我不去了，我只是听说有人会去。’至少就我个人看来，他们并不了解，没有任何苗人会彻底改信基督教。”
一九八五年，国际救援委员会指派德怀特·康克古德（Dwight Conquergood）为班维乃难民营设计一份环境健康计划。康克古德是年轻的民族学家，对巫术和表演艺术很有兴趣，后来他写道：
我一次次听难民亲口描述到医院就医有多恐怖。他们说，护士会在看诊前剪断他们手腕上的安魂绳环，因为“这些绳环不卫生，上面有细菌”。医生也会二话不说剪掉婴儿颈项上安定生命魂用的绳圈。他们不但不与巫师合作，反而百般驳斥巫术，否认巫师的权威，也难怪苗族部落普遍将难民营医院当成求医的最后选择。在苗族的价值观中，去找巫师或传统草药师，或是在难民营外的泰国市集中买药，都比去难民营医院好，也更体面。难民告诉我，只有无亲无故、一无所有的人才去难民营医院。说难民营医院未获充分利用，都算客气的。
康克古德不像其他义工那样住在外国人特区，每天花一小时通勤来难民营。他坚持住在班维乃难民营，并与七只鸡、一头猪共同住在小茅屋里。来到难民营的第一天，他注意到一个苗族女人，她坐在长板凳上唱着苗族民谣，脸上装饰着小小的蓝色月亮及金色太阳。他认出这些月亮、太阳原本是药瓶上的贴纸，是诊所专为不识字的病人设计的，用来标示每种药的服用时间。康克古德认为这个有趣的景象是苗人在服饰设计上的创意，而非不服从医嘱的表现，这点说明了何以他的设计计划会是班维乃难民营中最成功的（可能也是唯一成功的）。
康克古德的第一个挑战是防治狂犬病。当时营区爆发狂犬病，医疗人员大力倡导饲主给狗打预防针，但无人理睬。院方要求康克古德想个新的倡导方式。他决定举办“狂犬病大游行”，请人穿着自制的戏服扮演苗族民间传说中的重要角色——老虎、鸡、恶灵，走在队伍前方。游行队伍及观众全是苗人。队伍在营区蜿蜒，“老虎”一边跳舞一边吹芦笙，“恶灵”击鼓唱歌，“鸡”则用扩音器向众人解释狂犬病的病理知识（在苗族传说中，鸡有预知能力，因此由“鸡”担起这项重责大任）。第二天早上，接种站挤满了狗——有的抱在饲主手里，有的系着绳子被饲主拉来，有的则坐着二轮推车前来；工作人员只能加快注射，简直应接不暇。康克古德的下一个杰作是环境卫生倡导，一队孩童在“清洁妈妈”（一具担在竹架上咧嘴狂笑的塑像）及一个衣衫褴褛、身上沾满垃圾的“垃圾宝贝”的带领下，唱着歌，教导大家如何使用厕所，如何处理垃圾。这个活动也造成轰动。
康克古德在班维乃待了五个月，在此期间他自己也接受苗族的草药，医好了腹泻与脚趾的伤口。有一回他得了登革热，也诉诸传统疗法。端公说他的灵魂思乡成疾，径自飘回了芝加哥，所以替他杀了两只鸡献祭，召唤灵魂归来。康克古德认为自己与苗人的关系属于某种等价交换，双方维持“能够鼓舞彼此的有效对话”，没有哪一方主导或胜出。他认为班维乃的医护人员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与难民的关系是单向的，还表现出了“掌握所有知识”的西方人的姿态。他相信，这种态度不改，医院提供的服务依然会受抵制，苗人不但不视为赠予，反而会认为是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