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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在默塞德大学的进阶法文课堂上，有项作业是上台用法语做五分钟的口头报告。第二位上台的是个苗族年轻小伙子。他选择的题目是一道鱼汤的食谱。他说，要做鱼汤，必须先有鱼，要有鱼，你必须去钓鱼，要钓鱼，你要有鱼钩，为了选对鱼钩，你必须知道你所钓的鱼是咸水鱼还是淡水鱼，体型多大，还有鱼嘴的形状。他如此讲述了四十五分钟，在黑板上画满复杂的树形图，列出各种因素与选择，成了法文版的苗族钓鱼流程表。他也分享了自己的钓鱼经验与趣闻。在报告尾声，他叙述如何清理各种鱼的内脏，如何切鱼，最后如何用各种香料烹调鱼汤。下课铃响时，他对同学说，他希望这份报告够详尽，并祝大家顺利烹调出苗式鱼汤。
告诉我这段故事的法文教授说：“鱼汤，这就是苗族文化的精华。”苗族有句谚语叫“万物一体”，常用在谈话的开头，以提醒听众，世上有许多事看似毫无关联，实则同气连枝，没有任何事件是独自发生的。只着重其中一点，难免挂一漏万。因此，讲述过程可能相当冗长。我曾听李纳高描述他所居住的老挝村庄，他说道：“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父亲的出生与埋葬之地，也是我父亲的父亲的埋葬之地，但我父亲的父亲却出生于中国，这故事得花一整晚才说得完。”假如苗族人要说寓言，如“动物为何不能说话”或“蚁蛉幼虫为何要推粪球”，很可能会从宇宙诞生说起。事实上，根据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编辑的双语对照版《苗语故事：老挝苗族之民间传说及神话故事》（ Dab Neeg Hmoob: Myths, Legends and Folk Tales from the Hmong of Laos ），上述两个故事仅溯及宇宙的第二次诞生。当时宇宙上下倒转，大地被洪水淹没，只有一对兄妹逃过此劫。两人结为夫妻，产下状似鸡蛋的孩子，然后将孩子砍成碎片。假如我是苗人，要叙述李家与美国医疗体制的故事或许也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但既然我不是，我就只回溯到数百代之前，从苗人住在黄河流域时谈起。
苗族自有史以来便经历无数抗争，偶有和平，也只是昙花一现。每当遭遇冲突，苗族人便起身对抗或迁徙，在不同的时代、地点不断重复同样的模式，使得抗争和迁徙仿佛融入苗族人的血脉中，正如族人的直发与矮小精悍的身材，代代相传。一般认为苗族始祖来自欧亚大陆，在西伯利亚居住数千年后迁徙到黄河流域。北方的出身或许可以解释苗族的礼仪。在老挝及越南北部传教的萨维纳神父（Francois Marie Savina）于一九二四年记述道，苗人在新年与丧葬仪式中会提到名为Ntuj Khaib Huab的苗族故乡，那里终年白雪皑皑，永昼与永夜各持续六个月，树木稀少而矮小，当地人也同样矮小，以毛皮包裹全身。拥有欧洲血统或许解释了苗族人为何肤色比其他亚洲人白皙，为何有双眼皮且偶有高鼻子。然而，晚近的学者质疑这项说法，并指出萨维纳神父对苗族起源故事的解译可能有误，这段描述指的可能是苗族神话中的冥土，而非真实存在的地点。萨维纳神父的理论也可能源于他对苗族的热爱，并囿于他在当时当地的见闻，因而相信苗族血缘更接近欧洲，而非亚洲，是“介于白种人与黄种人间的独特种族”，也就是，更像他本人。
苗人喜欢自称“Hmong”，他们拒绝接受他族礼制，坚持族内通婚，说苗语，穿苗服，演奏苗族乐器，甚至也不用筷子吃饭。苗人认为当时统治者干涉太多，因此不断反抗。事实上，苗族从未想过干涉其他民族，只希望不受干扰。然而，苗族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或许是强势文化下弱势者难以企及的愿望。
后来苗人渐渐撤离黄河流域的河谷稻田区，越迁越南，落脚的海拔也越来越高。“这正是苗人变成高山民族的过程。他们也因此得以完整保存语言、风俗及民族精神。”史学家、传教士萨维纳神父写道
。
到了公元四百年左右，苗人在河南、湖北、湖南境内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依据近代在泰国传教的法籍神父让·莫坦（Father Jean Mottin）所述，由于苗人“厌恶任何形式（包括族群内部）的权威”，因此用村寨及地方集会的复杂系统来限制王权。王位世袭，但继位者是由国内所有武士共同从先王的儿子中推举。苗族采取一夫多妻制，国王更是后妃成群，子嗣众多，王位候选者通常就几乎跟民主选举的候选人一样多。苗族领地建立五百年后终于遭当时统治者干涉，苗人再度迁徙，这次西迁至贵州与四川山区。不过苗人的抗争并未停止。有些苗族战士以使用毒箭著称，有些则身披铜制或水牛皮制的战甲，手持长矛与盾牌，口衔短刀。有些苗人用的弓弩大到三个人才拉得动。到了十六世纪，明朝为了把苗族挡在贵州，修筑了一条一百六十公里长、三米高的小长城，派人戍守。苗族一度受到遏制，却不受控制。根据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âes）的记载：“苗族人不向皇帝进贡，也不归降。当时统治者对苗族屡次征伐未果，见识到苗族的骁勇善战之后，也只能任其自由发展。”
当时统治者曾企图同化苗族，令苗人缴械，改服异装，男子剪掉头发，不准以水牛为牲礼。归顺的苗人名为“熟苗”，反之则是“生苗”。当时生苗的人数远多于熟苗。一七三〇年左右，数百名苗族战士杀死自己的妻儿，坚信无后顾之忧更能奋勇作战。（这项做法收得一时之效。无所牵挂的他们攻占数条交通要道，切断对方补给，直到一一被俘或战死。）
十九世纪初期，苗人不仅饱受打击，土地也逐渐变得贫瘠，而且当时传染病肆虐，税捐也逐年加重。将近五十万苗人收拾家当，驱赶牲口，翻山越岭迁往中南半岛。一如往昔，他们迁往高地，在现今的越南、老挝一带安顿下来，之后又迁往泰国。苗人多半在无人愿意居住的地方建立村寨，但如果当地部族反对他们或要求进贡，苗人会用燧发枪或赤手空拳反抗，往往能获胜。让·莫坦神父引用一个官员的描述：“我亲眼看见苗人抓着我儿子的脚，将他甩向营房的柱子，弄断他的脊椎。”一八九〇年代，法国控制中南半岛，对苗族进行干涉，苗人发动了一连串反抗行动，其中一场战役从一九一九年持续到一九二一年，被称为“狂人之战”。此战的苗人首领名为帕查（Pa Chay），他习惯爬上树干，接受上天直接下给他的军令。他的部属用树干做成三米长的大炮，击溃大量殖民地驻军。一九二〇年，法国承认管理苗族的最佳政策是任其自治，将苗族居住地划为特别行政区。此后，老挝苗族，这个中国境外最大的苗族族群才得以安定下来，耕种高山稻米、罂粟。他们尽量不与法国人、平地老挝族和其他平地族群往来，平安度过数十年。
任何与苗族往来的人都可以从苗族历史中得到一些教训。最明显的不外乎：苗族不喜欢听命于人，也不喜欢打败仗，宁可逃跑、抵抗甚至死去，也不愿降服。苗族不会因为敌众我寡而胆怯，而即便是比苗族强大的种族，也几乎无法说服苗族，自己的风俗比苗族优越。被激怒的苗人可能很危险。这些特质究竟是令人恼火或值得赞赏，端看你是否要强迫苗族做违心之事。凡是想打败、管理、限制、同化、降服苗族的人，全都厌恶苗族，几无例外。
另一方面，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传教士都对苗族极有好感（只要他们不强迫苗人信教，苗族即使不总是能接纳这些人，通常也会以礼相待）。萨维纳神父写道：“苗人的勇气与胆识过人，虽无法安居一地，也从未沦为奴隶。”澳洲人类学家威廉·罗伯特·格迪斯（William Robert Geddes）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大多待在泰国北部地区的苗族村寨（虽然老挝、越南的苗人比较多，但最近半个世纪，西方研究人员仍选择在政局较安定的泰国工作）。威廉发现他的田野调查并不容易，原因是苗族村民太骄傲，不愿意卖食物给他，也不愿受雇兴建房舍。他必须用驮马运送物资，从山下雇用吸食鸦片的泰国人替他盖房子。然而，苗族最终还是赢得了威廉由衷的敬重。他在《山地移民》（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一书中写道：
苗族即使被打散成许多小部落，零星分布于广大地域，或被不同种族包围，仍能保有民族认同，历久不衰。以上种种和犹太民族相比，毫不逊色。若考虑到苗族没有文字与宗教教义的凝聚力，以及苗族似乎保留了更多样的民族特色，那么，苗人的表现甚至比犹太人出色。
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费时两年，研究泰国北部四个苗人部族资源短缺的现象。他对苗人的描述是：
有礼而不谄媚，自尊却不自大，好客但不强势，尊重他人自由，也只要求他人同样尊重自身自由。不偷窃，不说谎。永远自给自足，自得其乐。遇到外地人口口声声说想过得像苗人，却拥有昂贵的摩托车、录音机、相机，而且不必工作谋生，他们也毫无妒意。
让·莫坦神父曾在泰国北部苗族村寨凯诺伊（Khek Noi）工作，他在《苗族历史》（ History of the Hmong ，这本著作的英文版译笔十分生动，译者是爱尔兰修女，曾担任泰国王储的家庭教师。本书在曼谷付梓，但印得相当模糊）中写道：
苗人虽然身材矮小，却十分伟大。这支少数民族时常受压迫，却总是能努力生存，这点特别令我赞叹。他们历经几世纪考验，保有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这一切在表明：任何自由人都有权利活得像苗族。谁不钦羡苗族这一点？
苗族民间故事常有孤儿的角色，往往是父母双亡的青少年，凭着机智独自生活。查尔斯·约翰逊编纂的故事集中有则故事是，一个孤儿招待两姐妹到他简陋的家里。姐妹俩一个善良，另一个自大，自大的姐姐说：
什么？跟你这么肮脏的孤儿住？哈！瞧你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的样子。你的身体沾满了灰尘，想必你是在地上吃饭，在泥坑里睡觉，过得像头水牛！我不信你有什么好烟好酒可以招待我们！
或许孤儿的身体并不干净，但他聪明伶俐，精力充沛，勇敢又坚韧不拔，而且擅长演奏芦笙。芦笙是很受苗人珍爱的乐器，由六根弯曲的竹管与木制风箱组成。孤儿虽然在社会边缘自力更生，受尽奚落，但他始终明白，自己比奚落他的人更加优秀。约翰逊指出，这个“孤儿”当然象征了苗族。故事里，孤儿娶了心地善良的妹妹，因为她能看见孤儿真正的价值。两人建立了家业，还产下后代，而自大的姐姐最后嫁给了住在洞穴里饮人血、使妇人不孕的恶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