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在书桌底下收藏了一大箱录音带。虽然内容都已经转录为文字，但我还是乐于不时拿出来听听。

有些录音平静，容易听懂，内容都是美籍医生的谈话，以及不时插入的咖啡杯碰撞声或传呼机哔哔声。剩下的录音半数以上都非常嘈杂，录的都是在李（Lee）家的声音——李家是苗族难民，一九八〇年由老挝移民到美国。在婴儿的哭声、孩童的嬉戏声、关门声、碗盘碰撞声、电视声、空调有气无力的轰轰声等背景噪声间，我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不时夹带着喘息声、鼻息及吸唾声，或在苗语的八个音调间上扬或下滑时发出类似蜂鸣的嗡嗡声。父亲的声音则更洪亮、更慢，情绪也更激烈。我的口译员在苗语及英语间切换，音量较低，语气恭谨。这些嘈杂声唤醒了一波波感官记忆，包括红色金属折叠椅的冰冷感——这张椅子是客人专用的，我一踏入李家公寓，它就摆好等着我入座；还有辟邪物投出的影子，那个物件用麻绳绑着，由天花板垂下，在微风中摇摆；以及苗族菜肴的味道，从最美味的“瓜泥刷”（quav ntsuas，类似甘蔗，带有甜味的植物茎部），到最恐怖的“泥杀调”（ntshav ciaj ，生的猪血冻）。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坐上这张红色折叠椅。同年春季稍早时，我来到李家人所居住的加州默塞德（Merced）县，因为我听说这里的州立医院中，苗族病人与医疗人员之间有些不寻常的误会。有个医生称这些误会为“碰撞”，听起来就像两组不同的人马砰地迎面猛撞上对方，还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与玻璃破碎声。然而，冲突的过程却常是一团混乱，很少正面相对。双方都受到伤害，却没有一方知道碰撞是由什么造成的，也不知该如何避免下一次撞击。

我一直认为，最值得观察的活动并非发生在中心，而是在交界的边缘。我喜欢海岸线、锋面以及国界，因为在这些地方总能看到耐人寻味的摩擦与矛盾。比起站在任何一方的中心，处在交界点上更能看清楚双方。尤其当你站在两种文化中间，更是如此。当我初次来到默塞德时，我对美国的医疗文化只有浅薄的认识，对苗族文化则是一无所知，我想，若自己能站在两方之间且设法不卷入纷争，或许便能让两者照亮对方。

九年前，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直到我听闻李氏夫妇之女黎亚（Lia）的病例在默塞德医院引发了该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并且认识她的家庭和医生之后，我发现我对双方同样喜爱，也发现很难将冲突归咎于哪一方（天知道我还真的试过），于是我不再用单一面向的观点来分析情况。换句话说，我的思考方式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不再那么像美国人，而是稍微像苗族人。凑巧的是，在写作本书的几年中，我的丈夫、父亲、女儿和我自己也都经历了大病。一如李家，我也在医院待了很长时间。在候诊室的漫长等待中，我常常苦思，怎样才算是好医生？我的两个孩子在这九年间相继出生，我发现我也常常问自己一个和李家故事密切相关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父母？

认识书中人物的时间已占据我成年后的大部分人生。我相信，若我和黎亚的医生素不相识，我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病人；我也相信，如果我不曾认识黎亚一家人，我将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母亲。当我从书桌下拿出录音带，随意播放其中的片段时，我便陷入回忆的汹涌波涛中，同时想起至今我仍能从书里这两种文化中学到的东西。有时我在夜阑人静时播放录音带，我会想象，如果将两种录音拼接起来，就能在一卷录音带中听见苗族人与美籍医生的谈话，双方将说着共同的语言，而那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