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九八八年，我在默塞德的前几个星期，有七个默塞德中心的医生分别向我提到黎亚的病例，但每个人都跟我说这不值得调查，因为黎亚的父母不信任美国人，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让我看她的病历和法律文件，也不会跟我谈话。那些医生认为，即使李家人同意见我，一定也一言不发，没有反应，我怎么做都无法打动他们。
我非常泄气。我在来到默塞德之前，从未接触过苗人，但我读过许多人类学的著作，也请教作者如何与苗人相处：不可以高声说话；进屋要脱鞋；不要主动跟男人握手，否则他们会当你是妓女；如果男人主动跟你握手，为了表现你的地位卑下，必须将左手放在右手腕下，以支撑他那只尊贵之手的重量；与苗族的头人并行时，要记得走在他的左后方；雇请年纪较长的男性翻译，以弥补你身为年轻女性的卑下地位；切记不可拒绝他们提供的食物，即使是鸡爪也一样。
我的朋友比尔·塞维奇医生邀请我去默塞德看他的苗族病人。然而，尽管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有关非洲伊科人（Ik）、非洲昆人（!Kung）及帕劳人（Palauan）等的民族学专书，但在默塞德行医的两年间，他从未跟任何十四岁以上的苗人有较长的对话，也从未受邀到苗人家中做客，而且只学到一句苗语“麻不”（意为痛）。我对自己这次的探访，也不抱多大希望。如果连具有人类学背景的美国和平队老将都没什么斩获，我又能得到多好的成果？我最初几次与苗人的接触确实都是灾难。但我如此害怕失礼也于事无补。我的紧张不亚于传说中的苗族公主，那个公主在一只有十一间房子大的巨鹰吃光她村里的所有人之后，一直躲在丧礼用的鼓中，还把前来救她的俊美少年误认为巨鹰，跟他说：“如果你是来吃我的，请快一点！”接着便昏倒了（后来她嫁给了他）。
我第一次与苗人家庭会面，是由一个会说苗语的老挝平地女性出面安排的。她在默塞德中心当护士助理。当时我并未想到，若要保证自己受到冷淡招待，以这种方式拜访真是再完美不过。几乎所有苗人都不信任医院，结果是，我和护士助理有关系，就形同我和默塞德中心有关系，苗人自然也不会信任我。我与前两个口译员合作的经历也不甚愉快。我谨守先前得到的指示，先后请了两个中年苗族男子为我翻译，这两人都是所属氏族中的重要人物，结果并无不同。我问一个问题，他们替我译成苗语，接受询问的苗人与翻译热烈地聊了四五分钟，然后翻译转向我，说：“他说不。”
当我开始担心外人根本无法打入苗人社会时，遇到了苏姬·沃勒。苏姬是在默塞德提供小区服务的心理学家，默塞德中心的一个医生形容她是“嬉皮士改革家”，比尔则称她是本地最受苗人敬重的美国人。来默塞德之前，我从纽约打电话给她，她在电话中说：“这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打来时是电话录音，你会听到我讲话非常慢，慢到听起来像得了抑郁症或嗑了药。请不要紧张，那只是因为打电话给我的病人大多听不懂很快的英文。”苏姬的名片上用苗文和老挝文写着“心灵修护师”。她向我解释：“苗人没有所谓的心理问题，他们认为所有疾病都是灵魂出了问题，因此不会把疾病分成精神疾病和生理疾病。我很难将我为苗人做的事译成苗文，最接近心理治疗师的，或许是巫师吧，而‘修护心灵’是我所能想到的最贴切的隐喻。唯一的困扰是，苗人可能会误以为我是在做心内直视手术，然后就吓跑了。”苏姬把我介绍给五个苗族头人，分别代表苗族十四个最具影响力的氏族中的四个。由于是苏姬陪我到头人家中和办公室，因此每个人都热情接待我。其中两人后来为我提供了无可取代的重要信息，日久也成了我的挚友。我问苏姬，苗人社会为何这么快就接纳她，她说：“在很多方面，我和苗人是同一种人。我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的一面。我不喜欢高压统治。我也认为两点之间最迂回的路线，通常就是最短的路径。一般人口中的真实，我不太感兴趣。我觉得，大家认同的现实要比事实好得多。”
苏姬很快便纠正了我的两个观念。一是要打入苗族社会，就得游走在合宜礼节的边缘，不论你的礼节合不合宜，都可能惨败。她就事论事地说：“我犯过上万次错。我来到这里时，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能摸他们的头，不能跟男人交谈，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最后我说，这真是疯了，我不能这样被限制，于是我抛开一切。现在我只奉行一项规则，那就是做任何事之前先问‘这样可以吗？’反正他们也不会期望我这个美国女性表现得像苗人。他们通常给我很大的空间。”她同时也打消了我一直想找美国口译员的念头。她说，一方面是因为，默塞德虽然住着数千个苗人，却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苗语。另一方面，她觉得如果只是把苗语译成英语，即使译得再精确也于事无补。她说：“我不会称我的工作人员为口译员，而是称其为文化中介者。他们是我的老师。当我不知该怎么做时，我会请教他们。你也应该为自己找个文化中介者。”
因此我找了熊美罂（May Ying Xiong）。美罂二十岁，是默塞德县政府难民服务机构的打字员，名字中的“罂”代表“罂粟花”。她还小的时候，父亲熊查里（Chaly Xiong）担心她夏天到青年保育团工作会被狮子吃掉，之后才有丹带领“寻狮团”前往约塞米蒂一事。查里于一九八三年去世，生前是老挝皇家陆军的上尉，是少数受过美国中情局训练的苗族军官。他也是有名的端公，会骑上木制巫师长凳，让这具飞马的化身带领他去寻找流离失所的灵魂。他的出名之处在于，一开始出神，就会剧烈摇晃身体，动作大到需要两名助手扶着。除此之外，熊美罂的出色履历还包括十八岁那年得到每年在弗雷斯诺市举办的全国苗族小姐选美大赛季军。那时她穿了三套正式服装（分别是苗族、老挝和美式的服装），仪态、气质、美貌和口才也都列入评分标准。评审问道：“如果你当选苗族小姐，会做哪些事为未来的苗族女孩树立榜样？”美罂回答：“我会鼓励孩子上学，鼓励女孩不要太早结婚。”但一个月后，她却与一名叫李逢（Pheng Ly）的工程系学生结婚了，两人的婚礼结合了苗族传统与美国作风，既杀鸡祭拜，也畅饮大量德国啤酒。李逢的聘金非常可观，多达一千八百美金，熊美罂觉得很有面子。而她的嫁妆除了父亲留下的一笔信托基金外，还有一条银项链、一条银腰带、一对金耳环、三件绣裙、两套苗族传统服装、两件装饰着几枚法国殖民时期硬币的刺绣，另外还有一辆一九七三年的福特汽车。
尽管有七个医生劝阻，我还是决定去见黎亚的父母，但一定要带着美罂当我的文化中介者。我的想法是，如果她的仪态在全美苗族中排在前三名，就很可能有办法和李家人打交道。尽管美罂的资历很不错，我们这对搭档却由于性别和年龄而显得没什么地位——结果这点成了优势。我在李家不需要比这更高的地位，若能再卑微些甚至更好。李家到美国之后碰到的美国人，不论教育水平、语言知识或社会地位都优于李家，让李家自觉矮人一截。没有一个苗人能够忍受被贬低。当老挝还受法国殖民统治时，只要有老挝官员在场，苗人就得趴在地上，除非官员示意，否则不准抬头。难怪苗族流传着这样一则民间故事：颐指气使的官员变成了老鼠，被故事中的主角，亦即典型苗族英雄化成的猫扑着玩。有美罂在我身旁，对李家而言，我就不是官员，不构成威胁，不会批评，不会努力说服李家人做违背心意的事，他们甚至不必太把我当一回事。我的微不足道就是我的优势。
和苗人见面，就像去地下酒吧：一切要看是谁牵的线。我和李家人的会面，是由一个苗族头人马标耀（Blia Yao Moua）安排的。我通过苏姬认识了他，这人恰巧和医院或任何美国机构都毫无关联。此外，由于美罂的丈夫李逢和李家出身同一氏族（Ly及Lee是苗族李姓的不同美国拼法），于是弗雅与纳高把我的“文化中介”美罂当成失散多年的侄女对待。相处三十秒，我便发觉这个家庭和医生描述的完全不同。李家人非常聪慧、幽默、健谈，且活力充沛。我真希望李家是拜我的访谈技巧之赐，才散发了这些美好的特质。但事实上，我请美罂帮忙翻译的问题却无比愚蠢，令她尴尬不已，因此在我更熟识李家之后，我开始感觉到我在李家的主要角色是制造笑料。美罂说我的提问（诸如“你们埋葬孩子的胎盘吗”“老挝是不是有很多恶灵住在河中、湖里或树上”“你们用猪献祭吗”）就跟“教宗是天主教徒吗”这个问题一样无知，就连傻瓜也知道答案。有一次我问：“你们住在老挝时，都在房子的什么地方上厕所？”弗雅笑得几乎从小竹凳上跌下来。“当然在树林里！”后来她喘着说，笑得眼泪从两颊滑下来。
李氏夫妻外表不俗，弗雅外观年龄约四十五岁，纳高则年长十岁。夫妻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两人身型矮小，但都不胖，结实而稳健，似乎只有强风或地震才能将其击倒。弗雅通常将乌黑亮丽的头发挽成髻，但在谈话中偶尔会不经意地放下来，让一头长发垂至腰际。纳高戴着粗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些书呆气，颇像在学校里教授某种晦涩数学的老师。两人只在特殊场合穿苗族传统服饰，平常都穿着聚酯纤维制的浅色宽松美式服装。有时弗雅会穿着灰色的棉质长裙，身上的粉红色T恤则印有棕榈树图案拼成的“California”（加州）字样——当然，她读不出这个词。
我第一次见到弗雅和纳高时，两人的七个小孩也在家里。一家九口住在二层楼的三室公寓里，外墙抹上灰泥，北边有铁轨经过，东边是平价超市。这个破旧小区二十年前是美裔西班牙人住的，现在则大多是苗人。就像多数苗人公寓一样，李家除了一部整天开着的电视机外，没有什么家具，也没有书。墙上有些东西挂在接近天花板的高处，包括许多家庭照片、海报、泰国米厂的旧日历、一张《时代生活》杂志的世界战斗机图表和一张几十个蓝色小精灵聚在营火周围的图片，以示李家人对这些东西的重视。大孩子住的房间贴有U2、邦乔维、白蛇和克鲁小丑等乐团的海报。这家人最宝贝的东西是一支九十厘米长的竹制芦笙，它稳妥地挂在厕所上方，只有纳高知道怎么吹奏。李家最重要的地方则是停车场，那里成了弗雅的私人菜园，她用数十个老旧的五加仑
塑料桶和废弃机油瓶栽种各种药草。她栽种的药草经煮沸或在研钵中捣碎，可以用来治疗各种病痛，如喉咙痛、胃痛、扭伤或产后疼痛。
日后我在这公寓里待了数百小时，通常是在晚间美罂下班之后。弗雅和纳高由于无法读写任何语言，因此对我的笔记极感兴趣，也很小心拘谨。然而两人却相当习惯录音机（默塞德的苗人大多利用卡式录音机和泰国难民营中的亲友通信，我不知道这种科技运用该说是与苗族格格不入，还是苗族口耳相传记事传统的自然延伸）。美罂向弗雅发问时都以“pog”开头，意思是“奶奶”，以示尊敬与亲密。几个月后，弗雅开始称呼美罂为“mi美”，意为亲爱的小美，她也叫我“mi安妮”。这时，两人也要我叫弗雅“外婆”，叫纳高“外公”。
李家很爽快地同意我调阅黎亚所有的病历，包括她在默塞德中心、山谷儿童医院、默塞德县卫生部及儿童保护局的就诊记录。读了这些数据，我很快就知道我请美罂问的某些问题只是白费工夫，例如：“你可以告诉我，塞维奇医生在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五十分发现黎亚的右上肺叶有肺炎症状时，让黎亚住进默塞德中心的情形吗？”医生的诊断无法译成苗语，那些诊断对李家也毫无意义。此外，弗雅和纳高把在默塞德中心遇到的数十个医护人员混为一谈，全归到“黎亚的医生”这个大类别下。而且，即使尼尔和佩吉已经与李家见过无数次面，却以其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或许也因为两人的名字对苗人来说很拗口），被归到“高不可攀，不得直呼名讳”的分类下。黎亚的医疗记录与家人照顾她的记忆之间，很难画出对照的年表，尤其李家使用的计时制又和医院的记录人员不同，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李家不用数字来记忆年代，而是用重要事件。例如，一九八二年是“恶灵首次抓住黎亚，使她倒下的那年”，一九八五年是“黎亚归政府所有的那年”。李家住在老挝时，就跟其他苗人一样，不用公历的月份，而是用太阴周期来划分一整年。太阴周期是为重要农事而设计的，例如，公历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的苗族新年庆典过后，就是第一周期，此时苗人开始储藏稻米、玉米，并开始收割罂粟。第五个周期是玉米播种期，而第十二个周期则是稻米收割和罂粟除草期。李家由于目前靠失业救济金维生，不再务农，每个月的活动（或说无活动）都很相近，不再依照苗历计算日子，因此会忘记在何时甚至哪个季节发生过什么事。但他们仍使用苗语词汇指称一天中的各个时段，如“第一声鸡啼”“第二声鸡啼”“日头偏西时”“阴影笼罩小巷时”“喂猪时间”“天色全黑时”——即使在默塞德居民的记忆中，东十二街从来没有人养过鸡或猪。
每当我问到黎亚的事，李家人总是礼貌回应，也回答得很详细。不过，他们也有自己一套诉说的方式，正如纳高所说：“必须告诉你苗族的文化，让你了解我们的行事方式，你才能向医生解释。”他们最喜欢在晚上十点半为我上这些“文化课”，尽管到了这个时刻，他们都已经说了四小时的话。某天晚上，就在美罂和我正准备离开时，弗雅决定向我解释灵魂走失。她说：“你的灵魂就像你的影子。在你难过、生病时，灵魂会像蝴蝶一样飘走，假使灵魂回来了，那是因为你当时很高兴，或你的病已经好了。”纳高又补充说：“有时灵魂会出走，可是医生不相信有这回事。我希望你去告诉医生，让他们相信我们的‘neeb’。（“neeb”指被医治的灵，常用来简称端公所主持的治疗仪式“ua neeb kho”。这仪式会使用动物献祭，并以动物的灵魂换回病人在外漂泊的灵魂。）医生可以医治与肉体及血有关的病，可是对我们苗族来说，有些人是因为灵魂出了问题才生病，所以需要针对灵魂治疗。至于黎亚的状况，最好是接受一些医学治疗，也接受一些医灵的仪式，但医学治疗不能接受太多，因为会阻碍医灵的功效。如果我们两种都接受一点，她就不会病得这么严重，可是医生不准我们只接受一点医学治疗，因为他们不了解灵魂。”
另一次深夜谈话中，纳高解释苗人之所以生病，往往是因为遇上不怀好意的恶灵，但医生不了解这点，因此无法有效治病。他说：“我来举个例子。熊先生和儿子一起去熊溪游泳。（熊溪在默塞德县中心的北方，流经阿普尔盖特公园，是条泥泞的小溪。）熊先生的儿子睡着时，熊溪里的恶灵来到他身边，对他说话，使他身体不舒服，情绪也变得焦躁狂乱。默塞德的医护人员让这个年轻人服药，而年轻人很气恼医生和护士，因为治愈他身上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杀狗献祭，但这国家不让你杀狗。”弗雅说上周她就在默塞德县的水库旁遇到了恶灵，她之所以察觉到这点，是因为她回家后感到非常恐惧，一闭上眼便能感受到恶灵就在附近。当天晚上她打开家里所有的灯，以此吓跑恶灵，于是她就没有生病。（几个月后我得知默塞德县的恶灵栖息地不限于自然环境。每周为比尔打扫房子的苗族女性马琼［Chong Moua］告诉我，县里每个苗人都知道有个恶灵住在九十九号高速公路与G街的交会口。这个恶灵喜欢让苗族驾驶人入睡，或在美国人驾驶的车辆互相接近时，让车辆隐形，借此制造事故。）
我和李家相处愈久，弗雅就愈照顾我。她通过美罂之助，教我学会说苗语的“请”和“谢谢”，也让我的表现更能符合苗族礼仪。弗雅知道我偶尔会犯头疼，就仔细地教我用鸡蛋包着硬币，上下来回按摩身体，以去除头痛。我不曾在她家中头痛，所以她还没机会当场示范，我想她一定很失望。但是她不断提醒我：“记得下次一定要照我的方法做。”
弗雅认识我快一年后，便决定要把我嫁掉。有句苗语这么说：“花儿蜜满满，等着蜂儿采。”这花指的是十五六岁已届适婚年龄的女孩。我当时三十五岁，空等蜜蜂已有二十年之久。某天我的男友到默塞德看我，弗雅终于找到机会解决这种令人震惊的状况。她事先并没告诉我，她打算把我打扮成苗族新娘，她确信这样的改造会让我美得不可方物。
我的改造计划在一个炎炎夏日举行。当天李家卧房的室温一定超过了三十五摄氏度。弗雅有一只破皮箱藏在衣柜后方，她从里面抽出一块块精美的刺绣。这些绣花布是苗族传统艺术的精粹，图案包括几何图形及动物主题，如蜘蛛网、羊头、虎眉、象脚等，并以刺绣、蜡染、贴花及倒贴花的手法表现。在老挝，苗族男子最重视妻子的两项才能，那就是吟诵诗词和刺绣。弗雅为女儿做的这些刺绣，是这个家庭最大的财富。
十四岁的梅是仍住在家中的最年长的女儿，弗雅在她和美罂的协助下，将我装扮成人偶。我完全任由她们摆布，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穿上哪一件衣服，衣服来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穿。弗雅首先挑了一条粉红与黑色相间、至少有六米长的腰带缠在我身上，就像将缎带缠在柱子上一样。这条腰带的作用正好跟一般的束腰相反，目的是要让我看起来更丰腴，像个扛得起沉重米担的健康苗族农妇。接下来是一条带有粉红、绿色和黄色的裙子，上面有五百个手风琴般密集的褶，要是全拉平摊开，这条裙子的宽度一定远超过我的身高。裙子的十字绣非常精细，看起来简直像镶了珠子。后来美罂告诉我，单是这件裙子就花了弗雅将近两年时间，完成后为了收藏这条裙子，弗雅也花了数小时用针线固定裙褶。我穿上这件裙子后，弗雅又为我套上一条粉红色的织锦裙，类似围裙，上面的绣花用美国的先进产品塑料膜保护着。我的上半身穿了一件蓝色与黑色的小外套，这种外套的名称与苗语中的“胎盘”（也就是人的第一件衣服）是同一个词。另外还有四个类似口袋的小袋子，上面悬着银币，像子弹带那样垂在胸前，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有一吨重。我的脖子上戴了一条五层的项链，是用镂空的银做成的。美罂替我的小腿打上黑色绑腿。而我的头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我戴上一顶有粉红、绿色和黄色的帽子，上面有一排宝塔状的银币，只要我一动，就会叮当作响。虽然在她们帮我打扮的这四十五分钟里，我热得几乎要虚脱，但在我不太注重流行打扮的成年岁月中，我第一次体会到一群女性在男士止步的房间内为彼此打扮，然后咯咯傻笑那种仪式性的乐趣。
当我的变装正如火如荼进行时，我的男友乔治正和纳高坐在客厅里吹着空调看电视播出的拳击赛，一面猜想我究竟在房里做什么。他和纳高语言不通，但用男人的共通语言沟通，就是对着空气出拳，然后发出激赏对方的声音。当我从房间走出来，乔治看到我时，表情只能用四个字形容：目瞪口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认为我这样是好看的，后来他告诉我，我这样很像卡通片里的调皮小猫被女主人绑起来，裹上了面团。然而弗雅的努力在某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一周后乔治向我求婚了！但当我们向弗雅宣布这个消息时，她一点也不惊讶。
之后我向弗雅称赞她美丽的女红，她平静地说：“是啊，我的朋友都以我的刺绣为荣，整个苗族都以我为荣。”我从来没听过她给自己这么正面的评价。在平时，她是我见过最会贬损自己的女性。有一天晚上，纳高有事出门，弗雅冷不防开口道：“我真笨。”我问她为何这样说，她说：“因为我对这里一无所知，我不懂你们的话，美国话好难学。看电视看了一整天，还是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不会打电话，因为我看不懂数字。如果我要打电话给朋友，孩子们会告诉我电话号码，但我一下就忘了，他们会再告诉我，之后我还是又忘了。我的孩子负责去店里买吃的，因为我看不懂包装上的字。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想找洗手间，但是走过大厅之后，还要走过一条又一条走廊，我根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我怕我走出去，就找不到路回来。我已经经历过太多伤心的事，我的脑袋再也不管用了。”
我告诉她，若要我在她曾经居住的老挝村庄里找路，我一定也会跟她一样，觉得困难重重。她说：“可能吧，但是在老挝，容易多了。我除了种田之外，什么都不懂。”我觉得在老挝也不见得如她所说那么容易，就干脆请她描述胡亚绥村（Houay-souy）的一日生活。胡亚绥村位于老挝西北的沙耶武里省。她倾着头想了一会儿，说：“在这个季节，你要照顾你的稻田，你必须在第一声鸡啼时起床。其他季节可以在第二或第三声才醒。第三声鸡啼时，天还很黑，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点灯，灯就像这样。”弗雅走进厨房，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冷饮的铝罐，里面装满油及一支布做的芯，她说：“在默塞德停电时，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东西。”
接着她说：“首先，你要煮饭给孩子吃。然后用自制的扫帚清理房子，扫完地后去割野草给猪吃，然后要多割一些给牛吃，然后喂猪、喂牛、喂鸡。之后你去田里，婴孩要背在背上，如果你有两个孩子的话，你丈夫也要背一个。如果你有很多孩子，那么你可以将较小的孩子留在家里让大的照顾。我们的父母种罂粟，但是我们只种稻子、胡椒、玉米和黄瓜。在播种期间，首先你要在地上挖个洞，就像这样。”她走进厨房，想找些东西示范如何用尖尖的小木棒挖洞播种，回来时她手里拿着卷纸的纸板卷筒，然后用卷筒戳客厅的地毯，每个洞间隔三十厘米。“就像这样，然后把种子放到洞里，你和丈夫一起做。在其他季节，你要清理田地，收割稻米，打谷，吹糠和磨玉米。”
她说到这里时，梅走了进来，身上穿着短裤及写有“海滩时光”（TIME FOR THE BEACH）的T恤，戴着粉红色塑料耳环。李家离开老挝时，她只有三岁半。她坐到母亲身旁的地毯上一起聆听。弗雅又说：“农地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比从这里到熊溪还远。你若在天还亮时离开农地，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当你回到家，你要去溪边背一大桶水回来煮饭、洗澡。”弗雅比手画脚地示范如何制作背桶，如何在木质桶板外箍上竹子。“你烧好热水，用小碗一瓢瓢舀起，帮小孩洗澡。较大的小孩可以自己洗澡。你拿玉米给鸡吃，喂猪之后要煮饭给家人吃。我们通常吃第一餐剩下的饭，配一点青菜，我们一个月才吃一次肉。你用煤煮饭，用上次杀猪后炸出的猪油炒菜。油烟从屋顶的隙缝排出。晚餐后，你坐在灯旁缝衣服。在农地工作时，你穿着又旧又脏的破烂衣服。但是小孩过年时要穿好衣服，所以你晚上要替他们缝衣服。”
我请弗雅谈谈房子。她说：“那是用树林里的木头做的，有些木头像电线杆那么粗，屋顶是竹子编的。我能帮忙盖房子，我的亲戚也过来帮忙，以后他们需要房子时，我们也帮他们盖。我们的房子里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地板虽然是泥土，但是很棒，如果你要睡觉，可以把竹子剖开，劈成有弹性的小竹片，然后做成床。我们睡在暖和的灶旁边，因为我们没有毯子，我丈夫抱着一个小孩睡一边，我则抱着其他小孩睡另一边，较大的孩子就睡在一起取暖。”
当弗雅告诉我，她在老挝如何做一些她所谓“简单”的工作时，我正思索着她说自己很笨时，指的是什么。她真正的意思是，她以前的生活技能没有一项能在美国派上用场，除了当九个幸存孩子的好母亲之外，一项也没有。然后我又想到美国政府居然连这最后一项技能也否定了，因为法院宣告她虐待儿童。
我问弗雅是不是想念老挝，她沉默了几秒，在矮竹凳上前后摇晃，这时她的女儿看着她，好奇地等待她的答案。终于她说：“当你想到老挝，会想到你没有足够的食物，会想到肮脏、破烂的衣服，你就不愿多想。这里是很棒的国家，你过得很舒适，有东西吃。但是你语言不通，你要靠别人救济，如果人家不给钱，你就没得吃，甚至还可能饿死。我想念的是在老挝时自由的心，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有自己的田地、自己的稻米以及自己的果树。我想念自由的感觉，我想念拥有真正属于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