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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到我们餐桌的时候，那里已空无一人，而领班则有些异样地望着我。
“刚刚一个小伙子在这里吧？”我问。
“那个穿脏靴子的躁狂症患者吗？”富有观察力的扎库松斯基从自己座位上问。
“怎么是躁狂症患者呢？”我万分惊讶，“一位非常有才能的年轻作家嘛。”
“这样的人还是有才能的呀？”扎库松斯基冷笑了一声。
作为一位真正的批评家，他坚定地认为，才能只属于他本人，说其他人有才能就像说哈巴狗有蹄子那样荒诞不经。
“你那位年轻的天才抓住娜久哈便拖走了……”
“去哪儿啦？”
“去了爱巢！”坏蛋奥杜耶夫扔下这么一句，便搂着自己的女中学生离开了餐厅。
“他将给她朗诵诗歌。”扎库松斯基补充说，语调中饱含着对一切文学体裁的野兽般的仇恨。
“这与诗歌有什么关系？”我怒不可遏，“他写的是……嗯，比如说吧，是散文……”
“哎呀，算了吧！”扎库松斯基哈哈笑着向我们的饭店巡视员格拉眨了眨眼睛。格拉正有礼貌地围绕着陌生女郎的餐桌踱步。陌生女郎趴在空酒瓶子当中睡着了。
这时候严肃的女领班走上前来，说：“请注意，如果娜杰日达半小时以后还不回来，我就让她去洗盘子！”
“如果她是无辜的，如果他是强奸犯呢！”好嘲弄人的扎库松斯基为娜久哈辩解道。
“这是不可能的……还是作家哩，连这样的胡闹也看不出来！”领班断然否定道。
他们没有回来。半小时，一小时后都没有回来……一晚上他们都没有回来。餐厅里变得空旷了。清醒过来的陌生女郎喝完香槟酒，涂了涂唇膏，踏着响亮的脚步走了。丘尔梅尼亚耶夫领着那些完全像俄国人那样喝得烂醉的外国人，到梅特罗波尔旅馆继续冶游去了。我一直等到餐厅关门，熄灯，服务员们开始把桌布从餐桌上扯下来，就像扯女酒鬼身上的衣服。椅子腿也朝上放起来。饮酒过量的文学家们嘟嘟囔囔诉说着自己的怀才不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文体学家的缺点，然后被架了出去。他们在那里站立不稳，竭力回想自己的住址，以便告诉出租车司机。
我从餐桌上拿起那瓶“败德汤”，把瓶塞塞紧后放进皮包里，随后也来到大街上。这是一个7月的温暖夜晚。空气中弥漫着第一场雷雨后的淡淡铁腥味。这场雷雨天气预报员们已经报过许多次，看来，当我们在餐厅里坐着的时候，它终于下过了。顺便提一下，雷雨算什么，有些人连革命都是坐在酒馆里错过去的！担心自己的醉态会引起地铁里值班民警的注意，我决定步行回家。到我住的第二弗兹德布林斯卡亚大街（当时还叫集团军司令员佳京大街），步行需要半小时。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许多年过去了，那种感受我记忆犹新。如果接受有关我的遭遇的神秘说法，那么，我的肉体，也就是我的躯壳，遵循一切社会准则和交通法规，正迈着从容的步伐，朝着尼基塔门的方向，走在入夜后的城市里，同时十分细心地观看着迎面走来的太太与小姐们。然而，我的心灵却像脱缰的野马，飞向了不知什么地方。“讨厌的‘败德汤’！”我这样想着，开始在衣兜里寻找。两戈比的硬币我找到了，但是，要找一个能用的投币电话机却不那么容易：一个话筒被揪掉了，另一个拨号盘不见了，第三个则让人想起嵌在墙里被坏孩子们捣毁的小保险箱。许多年过去，我了解了列夫·古米廖夫关于民族起源的出色理论之后，才理解了我的同胞们如此仇视电话机的原因。看来，我们的人民，从历史上看还比较年轻（比如，同英国人相比），如今他们正在经历被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为“捣毁机器运动”的阶段，即卢德运动。在我们这里则是毁坏电话机：民族特色嘛。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能用的电话。一开始，它吞没了我的硬币，没有任何反应，不过第二次便绝对无偿地接通了。
“哈喽？”她几乎立刻就用平静的声音做出了反应。
“也就是说，她一个人。”我想。
她有个奇怪的习惯：任何时候都不挂断电话，甚至在最冲动的渐近高潮的关头，听到铃声，也要从我的怀里挣脱出去，拿起话筒。不过，在那种时刻，她的声音时断时续，语速快，没有感情色彩：“是。快点。我忙……”然后她再回到我的身边，笑着说：“着急了吧？”
“哈喽？！”她又说了一遍，声音里有了一些不满，“请讲话。”
我能说什么呢？能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可是不起作用。
“您怎么不说话呀，真见鬼！”
她说的自然远不止一个“见鬼”，但我不是什么文学院里泛滥成灾的后现代派，从来不把生活用语和文学用语混为一谈。一般来说，安卡性格非常暴躁。有一段时间，她在我们文学圈子里得了一个绰号，叫“快手”。这是因为，在讨论书稿或是在酒桌上时，如果突然觉得有什么人讲了卑鄙或不公正的话，她便会悄悄把他叫到旁边，不费任何口舌，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然，无人回敬她，因为：第一，她是女人；第二，她是漂亮女人；第三，她是戈雷宁大人的女儿！不过，她一次也没有打过我！无论是在那时候，还是在此之前或之后。她父亲叫她安卡。她父亲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农村俱乐部里放映最多的电影就是《恰巴耶夫》，年轻的女机枪手安卡是他理想中的革命女性。
“如果是你，”她说话的声音完全变了，“那你先挂上话筒。”
我挂上了话筒。我动身回家。途中，我几乎完全疯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意马心猿，没有放肆去纠缠两个女大学生和一个疲惫的家庭主妇。她挎着一个大购物袋子，一根绿色的大葱无力地垂在外面。最后，就在自家的单元门口，我奇迹般地避开了与一位上了年纪，然而化妆后显得很年轻的女士攀谈。她是夜里出来遛狗的。与她结识是莽撞的，毫无前途。我控制着自己躁动的心，饱嗅了她那理成羊毛卷的头发的气味，怅然若失地回到家中。
进屋后，我没有脱外衣就在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打字机上夹着一页纸，上面有一星期前打上去的字：
莫斯科轮胎厂厂史
第一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轮胎
我用手一摸，发现纸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已预支了轮胎厂厂史的稿酬，钱也早就在日常开销中花光了。其实，我已经预支并花光稿酬的，还包括要为《少先队员》杂志写的洗冷水浴的文章（虽然我从小就受不了冷水浴）、替职业技校学生给工会代表大会写的诗体致敬信、基洛夫区少先队组织史、替埃奇格利德耶夫翻译的长诗《创造的春溪》等。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自己写这个破烂货，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心里一直在酝酿构思一部长篇小说，真正的长篇小说，我的主要作品，我的“首要”作品。安卡读完这部小说就会明白一切，夜里会突然来到我身边，永远留下来！说实话，文学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让女人读后深更半夜半裸着哭着跑到你这儿来，永不再离开。然而，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首要”作品，我都无法坐下来去写，因为放不下收了人家钱的活儿，它们就像铁锤一样悬挂在心头。当你心里想着少先队写给工会代表大会的致敬信的时候，却还要写真正的作品，这就像还没有医好偶然患上的淋病，就想得到你终生追求的美人的垂青……（呸！庸俗。不要记！）
最近我就是生活在如此极端优柔寡断的状态下，徘徊于捞外快与写“首要”作品之间。顺便说一下，“首要”这个词的出现也与安卡有关。那时候有个非常流行的笑话。一位产妇生了三胞胎，她按照婴儿出生的先后顺序让记者看。他们正躺在湿尿布中哭——要吃奶。她说：“这个，是我的老大；这个，是我的老二；这个，是我的老三……”“这个呢？”记者指着一个穿着湿裤子的汉子问，他躺在地板上，也哭着——要酒喝。“这个嘛，是我的首要！”多子女的母亲回答。这个词先是成了我们卧室里的对话用语，后来安卡开始把我未来的长篇小说称作“首要”。有一次，在午夜密谈中，我不小心把未来的长篇小说真诚地称作自己“首要”的东西……
我沉思着从皮包里取出那瓶“败德汤”，拿了一个喝白兰地用的小酒杯，斟了三十来克，不会更多。我那么沮丧，以至于忘记了阿诺尔德的告诫，忘记了那些缠人的色情念头，忘记了与日古托维奇的赌局，忘记了维捷克的失踪，忘记了一切。我给自己斟酒完全是无意识的，就像一个退休的武装警卫队员，他在沉思默想中也会做出拉枪栓的动作。对，味道确实像浸泡过鲱鱼的伏特加，更像是浸泡过远东莎瑙鱼。我喝了下去，坐了几秒钟，静静地体味这种饮料如何让其不计其数的根须，有生命力、热切、激动人心的根须，深入到我的肌体。后来——至今我还记得——我做了一次深呼吸，又像练瑜伽那样屏住呼吸……有段时间我热衷于瑜伽，但很快就明白，让俄罗斯人做瑜伽，就像让印度人在梅德韦日耶湖上做冰下垂钓。猛然间我感到头晕得可怕，随后就清晰地看到轮胎厂的历史，看得那么清晰，甚至能看清这家红旗企业的厂长在胜利者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汇报成绩时头上的汗珠。他听到斯大林缓慢地说：轮胎厂工作做得当然不错，不过，再了解一下将会非常有趣。它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呢？我突然感到，我只剩下了很少的一点工作——把瞬间的感悟搬到纸上。不是写，而是记录。不是作曲，而是照谱演奏。我把手指按在我的埃利卡牌打字机的键盘上，仿佛这是白色钢琴的键盘，而我不是文学界的普通混子，而是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范·克莱本
。天才就是关在理智笼子里的疯狂……（好！不过，似乎在我之前有人已经说过了。）
我一直工作到清晨六点，从轮胎厂创建的1918年，敲打到了“进军柏林的路上”那一章。然后我站起来，向沙发床迈了一步，就跌倒在床上，犹如受伤的普希金跌倒在雪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