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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过后，他已经坐在我们餐桌旁边。一个长有雀斑的健壮小伙子，不知道要把自己的一双红色大手放在什么地方。他穿着一条蓝裤子，缝制它的莫扎伊斯克的师傅们不知为何要把它叫作牛仔裤。上身是一件袖口已经穿起毛的厚绒布方格褂子。他的短筒糙皮靴上引人注目地布满了灰白色污痕，就像学校里用湿抹布擦过的黑板。然而，小伙子的脸上却流露着忠厚与安详。大概在所有生存艰辛中，使他感到不安的只有一个问题——如何坚持到预支下一个月的工资。而且，看样子，他也不太担心……我再一次为打赌而感到懊丧。
当阿诺尔德把他领到我们餐桌前的时候，他窘得一塌糊涂，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说：“维捷克。”不是维佳，不是维克多，不是维季卡，就是维捷克
。这令人觉得，小伙子初次遇到这种重要场合，为了不丢丑现眼，便注意自己的每个动作，竭力求助于讲述高尚生活的电影中的那些模糊形象。而扮演那些世袭贵族的是司药员和种菜人的愚昧子孙。当我们邀请他坐在我们餐桌旁时，他回应我们的是浅浅的一躬。在那些电影中，如此鞠躬一般是在谈妥决斗地点、证人与其他决斗细节之后。
“蘑菇嘛，我和弟兄们那个……”阿诺尔德指着空罐子抱歉地说。
“那就算啦。”维捷克笑着点了点头。
“为了我们的见面！”斯塔斯提议道。
“娜久哈！”我抓住了正从旁边经过的女服务员的镶边围裙。
在这里，我应该再说一些题外话。顺便说一句，这些题外话还相当多，所以，如果读者喜欢直来直去的情节，可以立刻放弃这部小说。
娜久哈是饭店里最年轻的服务员，二十五岁，她具有彰显女性魅力的三个基本特征：大眼睛、大乳房和大屁股。与此同时，她的体形相当苗条，认真打理过的发型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几年间，她来上班时眼睛下方经常有淤青，不过精心敷上了一层粉，据此可以断定，娜久哈有丈夫。是的，最近几个月她脸上看不到任何婚姻记号，这使人以为，她的婚姻已经解体。更有甚者，在娜久哈的褐色眼睛里可以看见一种神秘的沉思，这往往是女人在婚姻中忍受孤寂的表现。请不要把这种神情与寂寞的有夫之妇的戏谑挑逗混为一谈！她不同于其他女服务员之处还有：服务迅捷，说话不十分粗鲁，宰人时很有分寸，也不抱怨儿童棉大衣的价格几乎是她服务员工资的一半。顺便说一下，她没有孩子。
“小伙子们，”她叹了一口气，眼睛不看我们，而是透过半开着的橱窗看那一方明亮的天空，“啤酒没有了。最后一瓶波尔图葡萄酒扎库松斯基要了。剩下的只有香槟酒和白兰地，非常贵！”
酗酒生涯开始于盖达尔的改革之后的人，以及从小就习惯于时时处处都有大量迷魂汤供应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遇到的难题是人为制造的。但是，我要提醒一句，我所描述的事件正好发生于我这个傻瓜所挑起的改革的前夜，我们这些被公正而严厉的社会主义现实——为每一百克酒而斗争的精神培养出来的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在反酗酒运动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昂贵的白兰地，也简直是命运的恩赐。最后，还可以等明天再付款，迫不得已时，可以留下手表或作家证做抵押。为了结束这个话题，我要说出长久以来一直让我不安宁的想法。改革剥夺了我们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目标。在为饮酒者制造种种障碍与困难的同时，社会主义，尽管笨拙，却还在仿造目标，也就是生活的意义。资本主义用其挤破橱窗的烈酒，迫使我们单独面对冷若冰霜的毫无意义的生存本体。为此，它罪不容诛。
“有什么我们就喝什么吧！”我豪爽地告诉娜久哈。
“请先付款！”她说，眼睛依然望着窗外那片天空。
“娜杰日达
，你是知道我的嘛！”我的愤慨显得有些拙劣。
“知道，所以请先付款……”
“先付就先付！我们大家凑一凑。”我把手伸进侧兜里，仿佛那里有国家银行的支行似的。
这是人所共知的餐厅妙招：你的手在衣兜里延宕不出，而了无戒心的新手把钱掏出来了，你便可以说，钱包忘在大衣里了，把买单机会让给他。斯塔斯和阿诺尔德洞悉酒桌上的秘密，也照此办理。我们就这样坐了一段时间，恰似三个黑手党徒，每个人都把手伸进衣兜里，紧握枪把子，但谁都不肯第一个开枪……
“咱们付钱吗？”娜久哈不耐烦地问。我们把疑问的目光投向了维捷克。
“我一星期没见过钱啦！”他憨直地说，丝毫不因为我们的结识直接从敲诈开始而感到难堪，“我被工地解雇了……”
“真是条汉子！”娜久哈愤愤地说，“去饭店不带钱，去找女人不带……”
不知为什么，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只是看着维捷克，虽然我们也“不带”。
“不带鲜花！”维捷克嘿嘿笑着提示说。
娜久哈久久地凝视着维捷克，宛如忘记了别人最后一次给她送花是什么时候的女人。
“也许，先把手表拿走？”经过一阵犹豫，我才看着自己的军官牌手表说，“明天就把钱送来……”
“拿吧，手表很好！”维捷克支持我。他开始有点适应了。
我要说一下，留下这块手表作为抵押，对我来说非常不简单，就像一个巴布亚人把自己的避邪物（敬爱的爷爷留下的已经木乃伊化、成了圣物的小钱袋）典当给殖民者的商店一样。（有点庸俗，不过还是应当记住！）
“那当然……立刻！问题是您的手表往哪儿放。我们这儿很快就变成手表店了！”她完全像泼妇那样吵吵嚷嚷起来，吵嚷过后一般就是同意。
“怎么回事，您简直是撒野嘛！”迟钝的斯塔斯插了一杠子，把事情全搞砸了。
“我撒野！”她被激怒了。
“娜佳，你先走吧，”我试图劝解，“我们商量一下……”
她以充满女性蔑视的目光白了我们一眼，离开了我们的餐桌。维捷克贪婪地望着她渐渐远去。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默默地坐着，尽量不看对方。后来阿诺尔德嘿嘿一笑，从背囊里掏出一个能装一公升苦艾酒的瓶子，把它放在餐桌上。瓶子里的液体，就颜色看，很像是用过的废机油。
“这就是‘卖德汤’吗？”我问。
“‘败德汤’。”阿诺尔德一边说，一边往杯里斟酒。他给自己倒了一点点，给我和斯塔斯多一些，而给维捷克倒了一百克，“给你斟满，你年轻。你的肝还完好无损！”
“这危险吗？”斯塔斯朝酒杯瞥了一眼问。
“至今还没有谁喝死。”
我们碰了一下杯，然后一饮而尽。这种药酒有一股工业酒精加鲱鱼、远东莎瑙鱼和洋葱的味道。维捷克喝干杯中酒，屏息凝神，仔细感受药酒如何像一只热乎乎的耗子沿着食道往下跑。在这只耗子到达胃的时刻，他赞许地点了一下头。
“这是药吗？”斯塔斯皱着眉头问。
“鹿角酒是治疗家庭绿帽子综合征的良药，”阿诺尔德解释道，“甚至连最无能的汉子，只要喝下去一杯，便马上坐不住，直到把什么人干一下为止。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才叫它‘败德汤’。您今天一丁点都不能再喝了，否则非肚子疼不可。”
“你应当事先告诉一声！”斯塔斯火了。
“别生气。稍喝一点有好处。你们同维捷克不是有话要说嘛，不喝点酒怎么说话呀？”
“对，是有话要说，”我叹了口气，“那么，你是说，你把工作丢啦？”
“是的。”
“好啦，别客气，说一说，你是怎样在会议的主席台上打队长的吧！”
“队长？”我又问了一遍。
“队长。”维捷克惭愧地点了点头。
“理由呢？”斯塔斯不大相信地追问道。
“他是个狗东西！”
“理、理由倒是蛮正当的！”显然有点醉意的日古托维奇点了一下头。
我自己也已经感觉到，体内开始出现强烈的躁动不安，它的倾向性相当明确。我猛然觉得，把维捷克包装成世界名流的荒唐念头并不那么愚蠢，甚至就像初次接触陌生姑娘的肌肤那样，很有令人悸动的诱惑力。我看了看斯塔斯，他苍白而凹陷的双颊上出现了红晕，秃额角上沁出了汗珠，眼里却流露出了强烈的淫欲。维捷克的额头上也冒汗了。他企图用自己粗大的手指头把面包瓤捏成一个女人的身体。阿诺尔德则像一位研究自然界的少年，默默地微笑着观察“败德汤”的功效。
“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呢？”过了不大一会儿，我问维捷克。
“谁他妈知道呢……”他说着把雄健的双肩一耸。
“可必须工作呀！”
“我老妈也这么说，必须……”
“她骂你吗？”
“那还用说，简直像两刃刀！”
“嘘！这样说母亲！”阿诺尔德蹙起了眉头。
“那么，维捷克，你有什么计划呢？”我努力用这一问题缓和出现的尴尬。
“不知道，也许到哪家超市去当装卸工。”
“你会成为酒鬼的！”阿诺尔德摇了摇头。
“可能吧……也可能去你们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找我叔叔去……”
“去吧。我们给你找一个西伯利亚姑娘！知道吗，那样子的，某个地方像有一团火……”
看阿诺尔德说话时的那副模样，就一目了然，那几滴酒他也没有白喝。但维捷克的变化却超乎想象：他突然满脸通红，浑身是汗，仿佛在烧得很好的俄罗斯蒸汽浴室里待了二十分钟，又用柞树笤帚加荨麻枝把自己饱抽了一阵。我自己也无缘无故、真切而鲜明地回想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位漂亮女友。她在高潮时刻，不知为什么，总是发出嘶哑的哈哈大笑声。如今各个玩具店都在卖的“哈哈袋”就能发出那样的笑声。我也浑身冒汗。我偷偷看了一眼斯塔斯。只见他面颊抽搐，正在紧张地翻看自己的记事本，就仿佛周围是一片火海，而他把消防队的电话忘了。
“好嘞——帕特里凯
说咧！”维捷克把头一点，“我一定去！”
我责怪地瞪了阿诺尔德一眼，懊丧的斯塔斯甚至在餐桌底下踢了他一脚。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醒悟过来的阿诺尔德摇了摇头，“也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下。”
“是不能。”维捷克赞同道。
“你想当作家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当什么？”维捷克傻了。
“作家。”
“不……在学校里，我的俄语成绩是三减
。这还是因为我帮助那位女老师种过土豆……”
“这并不重要！你也用不着写。”我在“败德汤”的影响之下果断地说。
“那我要干什么呢？”
“什么也不干。”
“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写？”
“连读也用不着！”斯塔斯嘿嘿笑着说。他那火辣辣的目光离开了那位素不相识的女士。她坐在我们旁边的餐桌上，正独自一人喝着香槟酒。
“什么？”维捷克没听懂。
“他在开玩笑。”我解释道。
“他们在莫斯科玩笑总有一天会开到头的！”阿诺尔德阴沉着脸模棱两可地说。
“这要想一想。”维捷克沉思着轻轻地回答，同时眼睛扫视了一下我们的餐桌。我们的晚餐跟垃圾工人的早餐相差无几。
“哎呀，这个嘛！”我明白了，“这你不用担心。作家生活就是这样：今天这样，明天就那样……”
“经常是怎样呢？”维捷克问。
“这难说。人和人不一样……不过你会有钱的，有很多钱。因为有这样一条法则：作家写得越少，挣的钱就越多！”
“就是说，你会成为百万富翁！”斯塔斯嘿嘿一笑，又向陌生女郎送去一个热情的眼神，虽然应该送去的是一瓶香槟酒，因为她那瓶差不多要喝完了。
“你将没完没了地出国旅行！”我继续天花乱坠地说，扫了一眼斯塔斯之后，又大声补充道，“还有女人！你将有什么样的女人啊！”
“真的吗？”维捷克的眼睛一亮。
“真的！莫斯科也有热情的姑娘。不多，但是有。答应吧，”阿诺尔德建议说，“你能失去什么呢？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你有你的。你不喜欢，就让他们滚到一边去……你就去我们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好嘞——帕特里凯说咧！”维捷克点了一下头。
话音刚落，砰的一声，陌生女郎要的第二瓶香槟酒射向了天花板。后来我悟到，上帝大概想以此种方式阻止我迈出这轻率的一步。后来他使我，还有我们大家的祖国，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昂……
不过，当我们降落于舍列梅季耶沃2号机场时，我才知道先前达成的协议的真正价值。
“那么，就击掌为定吧！”阿诺尔德笑着说。我这天晚上第二次伸出自己的手敲定协议，但现在已经充满放肆的信心。维捷克紧紧地握住它，倒也没有造成什么肢体损伤。阿诺尔德伸开巴掌，放在我们的手上面。在这责任重大的时刻，无论是日古托维奇的手，还是他本人，都没有出现在附近。他已经以苏联登徒子所固有的直率，坐在了陌生女士的餐桌旁边，喝上了她的香槟酒……
“太棒啦！”阿诺尔德站起来说，“非常好，一切安排妥当。我该去上火车了。不过，你们喝‘败德汤’要小心！喝多了有害。看，日古托维奇又细又高，可这会儿浪得像公狗！”
他奸笑了一下，拿起背囊向出口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为什么，以一种令人不安的精确度，回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次徒步旅行。一位健壮的女指导员教会我，一个中学生，如何在创纪录的两分钟内搭好帐篷，然后又在这座帐篷里向我解释：在旅行中绝对能创纪录的速度，在爱情中却绝对不是新纪录。阿诺尔德说得对，“败德汤”一滴也不能再喝了！
这时候娜久哈到我们这里来收拾空盘子。同没有钱的顾客打情骂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她阴沉着脸，默默地把脏盘子摞成一堆，嫌恶地看了一眼插在上面的烟蒂。她俯身在餐桌上方，不由自主地向我们完全暴露了很有感染力的乳房。维捷克出其不意地抓住她的手，往自己怀里一拉：
“你叫什么？”
“放开！”她疲惫而严厉地回答。
“我放开你就要倒！”
“不知羞耻……”
“就算是不知羞耻——只要能入地半尺！”维捷克放声大笑。于是我想到，当代科学显然对现如今城市里的口头民间创作评价不足。
“我喊警察啦！”娜久哈犹豫不决地说。
“她想给02挂电话
，勉强拉得动自己的大胯！”维捷克接过来说。
“管管您的朋友！”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说。
“放开她！”我吩咐他说，因为我看到，餐桌上的纠缠引起了领班的注意。她阴郁得像是女子监狱的看守。
维捷克不情愿地松开了手。娜久哈揉了揉红了的手腕，说了句“疯子”，端起盘子走了。我们用饥渴的眼睛送她远去。第一个清醒过来的当然是我：
“让我们首先讲好：没有我的允许，你什么也不能干！”
“这么说，现在没有您的允许，我连孩子也不能生啦？”维捷克喘开了粗气。
“没有我的允许——不行。我再说一遍，你必须听我的话，否则实验就要失败……”
“实验……这么说，我成家兔啦？”
“对这个你这么在意吗？”
“一般来说，不在……在我们这狗一样的生活中，当一只家兔，这也蛮不错嘛。”
他动起了心思，又用面包瓤捏起了小人儿。如果把它放大一百倍，则完全可以放心地摆到现代雕塑展览上去，将其命名为，比如说“变形女人”。我也陷入了沉思，准确地说，是在“败德汤”的作用下，开始痛心疾首地想安卡，想我们在佩列皮斯基诺的别墅度过的疯狂夜晚，想她那大理石似的黝黑身体如何胜利地永不餍足地骑在我身上，宛如多神教的女神躯体安放在底座上……是的，回忆是恋尸癖的变种。斯塔斯重新坐到我们桌子旁边，把我拉回到健康的现实。
“阿诺尔德在哪儿？”日古托维奇惊讶地问。
“猎熊去啦。”我说。
“明白了……你听我说，”他激动地小声说，“我对你有一个请求。你反正是要输的，依据未来的权利，今天晚上我就想使用你的住宅。你不反对吧？”
说完这些话，他向陌生女士抛去一个多情的秋波。陌生女士的第三瓶香槟酒快喝完了。作为回答，她向他吐了吐渴求的舌头。
“原则上我不反对，”我答道，“虽然这类似如下的情况：假如依据我铁定要赢的权利，我想从你那部《共济会百科全书》中扯下几页来……”
“瞧你这个比喻！”斯塔斯气急败坏地说。
“你们玩的是什么呀？”维捷克感兴趣了。
“生命。”我笑着对我们憨厚的朋友说，然后又转身对斯塔斯补充道，“即使我考虑到你的状况，允许你使用我的住宅，你反正也干不了……”
“这是为什么？”斯塔斯在我的回答中发现了我对他能力的不信任，十分恼火。
“回头看一下吧，倒霉的色情狂！”
他回头一看，门口站着他的妻子。一分钟以前我刚发现她。
“她……她……看见我那个啦？！”他压低声音说，吓得脸色煞白，又用眼睛向陌生女郎那边一扫。而陌生女郎正举着空酒杯招呼他。
“先不要死，”我安慰他，“她进来的时候，你已经回到咱们这儿来了。”
“哎呀！”斯塔斯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仿佛一个在最后一分钟由枪决改判为终身苦役的囚犯。
“你自己摆脱，还是需要援手？”我仗义地问。
“帮帮忙！”
我站起来，挽着斯塔斯的手，笑容可掬地走向他的夫人。她看着我们，就像机枪手盯着发起冲锋的敌人的散兵线，打算放他们再靠近些，以便给以准确的杀伤。顺路我还有幸错承了陌生女郎醉醺醺的拥抱。她本来是要扑向从其身边溜过的日古托维奇的。我小心而又不无努力地把她安置在餐桌旁边，在斯塔斯开口说话以前赶上了他。我坦然正视他夫人那双阴郁的眼睛，滔滔不绝地说，今天为我新出的书开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讨论会，她丈夫的发言品位很高，无可挑剔，又雄辩得难以言表，对我来说，这至关重要。谎话越说越长，我说，在日古托维奇的精彩发言之后，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为了表示感谢，后来我便邀请他共进晚餐，所有费用自然由我承担。说到这里，我差一点没笑出声来。所有这些话我一口气说出，词连着词，句连着句，没有任何打断我的可能。我信誓旦旦地说，斯塔斯每五分钟就跑到前厅去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但线路令人难以置信地忙，因为我们米乌斯话务站是莫斯科最老的。它始建于革命前，1918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时候，一发炮弹击中了它，其影响至今依然存在，日古托维奇太太没能接到丈夫的电话，对此可算有了亲身体会。我喋喋不休地讲，一直把这对夫妇送出门口，送到大街上，在那里他们将有足够的空间以相应的形式解决自己的家庭冲突。回到维捷克那儿去之前，我跑到楼下的卫生间，以便洗掉因“败德汤”和耗体劳神的撒谎而冒出来的一脸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