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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默默地喝着最后几杯啤酒，吃着最后几个松乳菇。女服务员已经从我们桌子上取走空酒瓶四次了。天色向晚，餐厅渐渐挤满顾客。批评家扎库松斯基也来等候自己的客户，像钟表修理匠那样，在角落里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如果是以前，这位批评家看见我，肯定会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亲切地用额头撞一下我的肩膀，说：“喂，你好，老兄！”然而，现在他只用一只半闭半睁的疲惫眼睛欢迎我。
紧接着出现的是诗人奥杜耶夫。今天他带来的不是自己平常的女友——电视女主持人施特拉，而是一位长腿少女。他细心地环视大厅，友好地对我点点头，为她要了一份冰激凌，便开始吼叫似的大声朗诵诗，她则盲目崇敬地望着他。也许，音乐迷看一头用帕瓦罗蒂的歌喉唱歌的猪，其情形大概就是这样。
在一群西方记者的簇拥下，散文作家丘尔梅尼亚耶夫来吃晚餐。他是著名长篇小说《妇科椅上的女人》的作者，小说讲述了某位在妇科椅子上分开两腿的女士如何试图在自己体内找到上帝。这部小说他写于十年前，当时还是个真正的小伙子。据作者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讲（这是我从“自由”广播电台听到的），这部小说的构思产生于他突然把自己想象为在妇科门诊的娜斯塔霞·费丽波夫娜
的时候。小说完成后，丘尔梅尼亚耶夫托人把它带给纽约的出版社，那时候在出身纨绔子弟的苏联知识分子当中，这被称作“拿老子的党票冒险”。他父亲是重要的中层领导干部，又是苏联经典儿童文学作家的儿子。然而，任何事件都没有发生。手稿先是顺利通过警惕的海关，然后又带着既酸又甜的评语返了回来：作者拥有不容置疑的才能，但要求严格的美国读者更是不容置疑地不需要这部作品。丘尔梅尼亚耶夫怒火中烧，然而并不绝望。他利用各种秘密的便利条件，把手稿送到了各个国家，但结果依然不变。如此这般继续了许多年。有一次，一位姓佩利诺什廖莫夫的饱经世故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因几场巧妙组织的冲突而闻名于世）建议丘尔梅尼亚耶夫把一二百未经申报的美元塞到手稿里。这帮了大忙。当然，第一位海关关员便把美元没收了，一同没收的还有手稿。手稿作者被紧急召到作家协会，一眨眼的工夫就给他发了作家证书。这个过程通常要耗去年轻的文学工作者五到二十年的生命。一星期之后，丘尔梅尼亚耶夫又被轰轰烈烈地开除出作协，以为所有宁肯选择西方出版社而不选国内出版社者戒。同时老丘尔梅尼亚耶夫的职务也被撤销了，为的是让中层领导干部们更严肃地对待在其特权住宅里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
就这样，小丘尔梅尼亚耶夫一觉醒来，成了著名的、令人羡慕的受迫害者。西方报纸的版面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标题：“卷土重来——1937
！”“娘子谷
的新受害者？”“丘尔梅尼亚耶夫反抗克格勃”……当初那些拒绝小说《妇科椅上的女人》的出版社，现在几乎要用电报压垮它的作者，纷纷提议签订最优惠的合同。他的书在二十七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版，而美国最具权威的《书评周刊》评论员给自己的文章选用的题目为《丘尔梅尼亚耶夫——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够刺激的，但对别的俄罗斯作家，他全然不知。克格勃组建了专门行动小组，代号为“妇科大夫”，专门监视作家丘尔梅尼亚耶夫。一位中将被任命为组长，他熟悉受罚文学家的父亲，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猎。
从那时起，这位著名小说的作者无论出现在哪里，都处于西方记者的包围之中，而克格勃的跟踪人员则尾随其后，保持着体面的距离。中将和老丘尔梅尼亚耶夫继续一起到各处打猎，夜里在篝火旁吃饱烤熊肉串之后，共同探讨起如何才能更快地使浪子回到苏联文学的怀抱。多亏我的努力，公开性开始了，对丘尔梅尼亚耶夫的跟踪终止，一个穿便服的人走到他面前，自称是行动小组的副组长，请求他为小组的全体成员在几本刚刚由播种出版社再版的小说上题词。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
就这样，我们喝光了啤酒，我建议再要几瓶，但我和斯塔斯已经没有钱了。
“哼……”阿诺尔德把仅有的零钱从衣兜里掏了出来，气愤地说，“你们莫斯科人都是坏蛋！”
“为什么是坏蛋呢？”
“你们吸干了俄罗斯的骨髓……”
“怎么，在你看来，莫斯科就不是俄罗斯啦？”斯塔斯为首都抱不平。
“对，不是俄罗斯。莫斯科是民族健康肌体上的肿瘤。”阿诺尔德说着，沉重地叹了口气。
他已经多次试图迁居首都，在《城际交换》上刊登声明，甚至结了一次假婚。但是，姑娘把钱拿走了，后来他发现她本人也是个只有临时居住权的合同工，户口在奥廖尔市。只好离婚……
“莫斯科是热带丛林，”阿诺尔德继续说，“而泰加森林则是另一回事！男子汉们，当我一枪击中松鼠眼睛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发现了好韵脚……”
我和斯塔斯偷偷对视了一下：阿诺尔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养兽报》当记者，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只见过笼子里的松鼠。
“经常是这样，”阿诺尔德仍不肯罢休，“你坐在篝火旁边，柴火烧得噼噼啪啪响，火星在空中蹦来蹦去，你心里是那么畅快，那么富有诗意……诗行甚至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在心里油然而生，宛如龙虱从水下的青草丛中往上蹿。我虽说是写散文的，可是前不久也写了诗。马上……等一会儿……啊哈……”
阿诺尔德很专业地板着脸，回忆着自己的诗。斯塔斯和我又对视了一下，达成默契，绝不重复不久前对阿诺尔德小说情节所犯的错误。既然是诗人，是首都的还是外省的并不重要，在餐桌旁只要读上自己的一行诗，他就欲罢不能，直到把心中淤积的全部诗歌垃圾都倾泻到你头上。这样的企图必须扼杀在摇篮之中……
“啊哈，这个，这个……”阿诺尔德的脸开始吓人地活跃起来。
“就拿我来说吧，”斯塔斯果断地夺取主动权，“只要在书店里一看到那一排排蒙尘的书籍，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小伙子，正打算抚慰阿斯塔尔塔那永不满足的心胸……”
“谁的？”阿诺尔德懊丧地问，仍然指望允许他朗诵自己的诗。
“是这样，一个老娘们儿……”斯塔斯傲慢地说，“我们倒霉透了：生活在一个文化溶液过饱和的时代。不久前，柳宾—柳布琴科来我的书店讲了一通。这是他的理论。为了让你明白，阿诺尔德，只得转述一遍，我们长耳朵就是干这个用的！”
“怎么听不懂呢！”阿诺尔德频频点头。
“咱们都是排排书架的牺牲品。”日古托维奇叹了一口气，看来是想起了自己至今未能出版的诗集。
“是牺牲品，”阿诺尔德认可道，“我的小说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甚至不能想象，”斯塔斯不肯让步，“要让别人倾听你的声音，今天到底需要写些什么？！”
“前不久我就写了！”阿诺尔德仍不死心。
“什么也不必写，”我配合日古托维奇说，“写什么内容都没有任何意义。”
“绝对没有，”阿诺尔德附和着说，“我现在就给你们读一篇关于这个的短篇小说！”
“‘没有任何意义’意味着什么呢？”斯塔斯不明白了。
“这意味着：可以一行字也不写就成为著名作家！人们还要研究你，讨论并引用你的著作……”我大肆发挥这个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念头。
“还引用？”斯塔斯又问了一遍。
“对，引用！”我毫不退缩，因为过量的啤酒使人变得异常固执。
“天方夜谭！”
“什么？”阿诺尔德没有听懂。
“当然，你们可以问我，”我继续说道，越说越兴奋，“为什么经典作家们都有文本呢？我来回答，因为他们都受制于专业条件，缝纫匠应当缝纫，木匠应当刨木头，作家应当写作！比如说，你没有读过莎士比亚，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他什么也没有写。不过莎士比亚终归还是天才！”
“终归还是。”阿诺尔德同意道。
“诡辩！”斯塔斯冷笑着说。
“什么？”阿诺尔德没听明白。
“不，不是诡辩，”我顽固地反驳道，“诡辩是智力的骗局，实际一接触便立刻土崩瓦解。而我能够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话。我准备随便拿第一个偶然遇到的人做实验，他没有任何文学修养，可是，我能在一两个月内把他变成著名作家！”
“天方夜谭！”斯塔斯连连摆手。
“什么？”阿诺尔德又问了一遍。
“不屑一听！”日古托维奇说得更明确了。
“嗬，不屑一听！”我气愤地说，血和啤酒一起往我脑袋上涌，“我愿意打赌：两个月内，我把第一个遇到的蠢货变成著名作家。在大街上有人向他打招呼，批评家们开始写关于他的文章，你们也将因为与他相识而自豪！”
虽然语调果敢，但我当然是在追求雄辩的冲动中脱口而出，明显地带有酒后浪漫主义色彩。可是斯塔斯不这样理解。
“咱们赌什么？”他冷笑了一下，一本正经地问。
“这话怎么理解？”我没有弄明白。
“该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你建议打赌，我同意。我们赌什么？或者，你害怕啦？”
“赌什么都行！”我激动地说。
“你那位蠢货一行也写不出来？”日古托维奇嘲讽地核实道。
“他完全可以是没有文化的人！”我轻率地说。
“天方夜谭！”阿诺尔德说。
“那好。如果你输了（这肯定无疑），只要需要，我随时可以使用你的住宅！可以吗？”日古托维奇活跃起来了。
在这里，我应该再做一番解释。事情是这样的：就天性来说，斯塔斯是个隐秘的好色之徒，而周围的书卷气息，正如我在什么地方读到的那样，又对好色有极大的刺激作用。比如，在意大利，医生甚至建议性功能衰弱的男子多去一去图书馆。然而，斯塔斯在结婚娶妻方面很不走运。他夫人是库班哥萨克，其妒忌已经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她不仅会搜查他的衣兜，每天晚上还会仔细检查他的衣服，寻找沾在上面的女人头发，甚至会寻找、辨认婚外的气味。有一次，她用铁锅把斯塔斯打了个半死，因为他的背心上有一股迪奥香水味。只是到了后来，她把斯塔斯护理得有所好转的时候，才回忆起来，是她本人到女伴家去借衣服纸样的时候，试过这种牌子的香水。除此之外，妻子每隔一小时就会往他工作的单位打一次电话核实，而在十九点整一定会带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在书店门口迎候他，他便背着这些大包小包返回温暖的爱巢。
显然，斯塔斯无法得到男子最无辜的快活，而在那个有纪念意义的傍晚，斯塔斯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我们俱乐部的餐厅里，只是因为，午饭后他本该参加古旧书商的专业进修讲座，而讲课人病了，讲座取消。他自然未把这一情况告诉妻子。而命运的这类馈赠他不常遇到。他把自己的一生称为严格遵守制度的善行。可是要知道，每个男人身上都沸腾着情欲，他也不例外。他钟情于自己那些常来买书的女主顾。由于前景无望，他备受煎熬，一副壮志未酬的表情凝滞在他脸上，人们却经常误以为这是探求精神的特征。斯塔斯的性饥渴在创作中得到了升华，不料，因为不慎在诗中流露出来而绝对是杜撰的“一绺灰色的温柔鬈发”，他遭受了咖啡壶的痛击。斯塔斯能幸免于更严酷的惩罚，是因为他妻子十年前一时糊涂，把头发染成了灰白色，她在高举起咖啡壶准备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时刻想起这回事……通过残酷的实验和致命的错误，斯塔斯摸索到了不使生命遭受威胁的题材。一般来说，他的短诗、长诗的题目都富于哲理性——《重读〈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三章》《莫迪利阿尼在洛东达喝苦艾酒》，或者是《阿贝尔·加缪在1960年1月的汽车交通事故中死去》。日古托维奇是否有更大的理想还用多说吗？所以，我的一居室住宅（它距“淘书偶得”古旧书店仅五分钟的跑步距离）是他摆脱性成熟期噩梦的唯一出路。
“这么说，你要使用我的住宅啦？”我嬉笑着反问。
“在任何时间，用于任何目的！”斯塔斯再次明确道。
“好样的！”阿诺尔德拍了日古托维奇的肩膀一下。
“行，”我一口答应，还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会儿，“不过，如果你输了，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使用你的《共济会百科全书》！”
“这是什么意思？”贪婪的斯塔斯心疼了。
“就是字面意思。就是你把它送给我！”
“好样的！”阿诺尔德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日古托维奇愣了一会儿，脸上明白无误地表现出隐秘的情欲与公然的虚荣正在进行搏斗。不过，虚荣相当快地就尖叫了一声，举起了自己老鼠似的爪子。
“行！”他点了点头，“不过，反正你是输定啦！”
“再考虑一下吧！”我笑了笑，打算折磨折磨他，“你在失去唯一的机会。如果你把《百科全书》送给我，再也不会有谁给你出书，挑剔的读者就永远欣赏不到你的长诗《伊万·屠格涅夫给波琳娜·维阿尔多朗诵长篇小说〈烟〉的片段》了。”
“是长篇小说《处女地》。”斯塔斯气恼地纠正我，“你就天性来说，向来是忒耳西忒斯
……”
“忒耳西忒斯是谁？”阿诺尔德插嘴问。
“啊，是一个庄稼汉，”斯塔斯解释说，然后又补充道，“我考虑过了。你永远赢不了！”他说着，就把一只手伸给了我。
我伸出了自己的手。不，这不是握手，而是两个滑头的较量。
“你当见证人吧！”我吩咐阿诺尔德。他坚决地举起了手，后来又突然动摇了：
“不，不，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您还没有说清楚，‘第一个遇到的人’该怎样解释呢？”
“怎样解释？”我耸了耸肩，解释道，“我们到大街上去，拦住第一个遇到的人，建议他参加我们的实验。”
“如果他拒绝呢？”阿诺尔德追问说。
“那我们拦住第二个人。”
“如果他也拒绝呢？”
“那就拦第三个，一直到有个人同意为止。”
“那样一来，他就不是第一个遇到的人啦！”阿诺尔德合乎逻辑地指出。
“不要在言辞上吹毛求疵！”斯塔斯支持我，他已经按捺不住，急于要在我的住房里放荡一下子。
“好吧，”阿诺尔德妥协了，“说到底，是你们打赌，不是我。收拾残局的也是你们。”
“什么？”我不明白。
“你们自己想一想：比如说，如果第一个遇到的是弗朗索瓦丝·萨冈呢？电视上说，她现在正在莫斯科……”
“好，”我表示同意，“名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我们把他们排除在外！”
“如果第一个遇到的是你的朋友，你和他早就预谋好了呢？”阿诺尔德问，带着西伯利亚佬狡猾的笑容看了我一眼。
“您毫无根据的怀疑让我惊讶！”我说。虽然我没有任何骗人的计划（我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我的脸还是有些发烧，就像所有被怀疑干了坏事的正派人那样。
“可真是的，”斯塔斯皱起了眉头，“我希望有担保！”
“难道我的许诺对你来说还不是担保？”我装出气愤的样子，尽管自己的意图都是诚实的。
“满口许诺的作家，如同以其贞操发誓的妓女！”日古托维奇斩钉截铁地说。
“说得好！”阿诺尔德赞叹道，满脸都是紧张努力的神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打不成赌了。”我如释重负地指出。
“你们这两个男子汉不要泄气，”阿诺尔德看了看表，安慰我们道，“我们编辑部司机的侄子维捷克马上就要来这里。他叔叔托我给他带松乳菇和一瓶‘败德汤’。”他用目光向自己的背囊示意。
“他是干什么的？”斯塔斯多疑地问。
“系缆水手。”
“这是什么人？”日古托维奇继续问。
“就是摆弄锚缆的汉子。”爱记仇的狩猎专家回答。
“他受教育的程度呢？”《共济会百科全书》的拥有人问道。原先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系缆水手能受过什么教育呢？不完全的……”
“说具体些！”日古托维奇要求道。
“因为不及格，被职业技术学校开除……”
“好极啦！”
“您就把维捷克变成著名作家吧。他在寄给叔叔的信中弄出了那么多错，让整个编辑部都大笑不止。”
“行！”斯塔斯高兴得紧紧抓住我的手。
我不太情愿地握了握他的手。由于预感到要赢，他的手心有一点湿润。阿诺尔德哈哈一笑，欣然答应担当我们打赌的见证人。为了庆祝赌局的开始，我们干了杯中的啤酒，平均分享了叔叔那罐松乳菇。阿诺尔德就去迎接未来的名人：据他推测，维捷克应当到了。
“你在家睡沙发还是床？”斯塔斯一边嚼着蘑菇，一边神往地问。
“沙发床。”我嘟哝了一句，为打赌这件蠢事暗自责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