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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从马鹿角开始的——一切都开始于啤酒！对于那一天我记忆犹新。年份也很容易回忆起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刚刚开始几个月，空话大话已经很多，但啤酒仍然很少。如果作家俱乐部里运来了日古利牌鲜啤酒，那么每一张餐桌上便都会热热闹闹，思维活跃。而且那正是好时候：我们轻信的人民已经拿到了公开性
那玩意儿，但还没有给断掉社会主义的奶。然而，不！这开始得稍早一点，恰好在公开性的前夕。当然啦，这怎么能记混呢？要知道，他妈的公开性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嘛，就开始于我干的那件不可原谅的蠢事。
事情是这样的。斯塔斯·日古托维奇、阿诺尔德和我坐在文学家宫的橡树厅里，就着大虾喝啤酒。那时候，在莫斯科，只有这里才有虾，除此之外，记者之家偶尔也会有。阿诺尔德总想把一瓶鹿角酒摆上餐桌。他淫笑着解释道，这是治疗丈夫戴绿帽子的特效药。一般来说，他们在西伯利亚称这种药酒为“败德汤”，因为它有难以克制的兴奋作用。例如，前不久，一些几乎彻底阳痿的芬兰人买了一批“败德汤”，喝了之后几乎发疯。阿诺尔德觉得这是发财的机会，便开始张罗组建生产合作社——正好苏共中央刚发布决定，允许成立合作社。
“放松一下吧，男子汉们！”阿诺尔德颇具诱惑力地眨着眼睛建议说。
我们的心思都集中在啤酒上，只让他拿出一罐腌松乳菇来，大约一升。就着腌松乳菇喝日古利牌啤酒比大虾还好。用腌松乳菇使我们道德上放松警觉后，他终于得到允许，开始给我们讲述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此前的一晚上，我们一直不让他讲。细节我当然忘了，不过其要点是：泰加森林里有一位叫阿尔贝特的猎人，为了给心爱的女人缝一顶帽子，跟踪并杀死了一只母猞猁。最重要的事件即从此开始。失去雌性伴侣的公猞猁着手为自己被破坏的兽类幸福复仇，它追踪猎人，一直追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的皮毛厂附近将他咬出了致命伤。阿尔贝特是来取做好的帽子的。来复仇的公猞猁被偶然来到附近的民警枪杀。民警把帽子连同噩耗一起交给了已故猎人的心上人，于是世界上便多了两个失去男人的雌性——一位是女人，另一位则寓形于帽子……
“喂，怎么样？”阿诺尔德先谦虚地垂下眼睛，然后问道。
“臭狗屎！”我立刻表态，为了抢在有可能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的日古托维奇前，而不至于太伤害来自外省的自尊心很强的作者。
“为什么你们莫斯科如此不喜欢西伯利亚呢？”阿诺尔德沉思着问道。
“你读过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吗？”斯塔斯问。由于喝多了啤酒，他的声音有些喑哑。
“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留心：他笔下的鲸鱼追杀男子……《白鲸》。”
“那是鲸鱼嘛！”
“在拉斯普京
的书中，熊也跟踪一个庄稼汉。”我补充道。
“那是熊啊，”阿诺尔德不肯服输，“我讲的是猞猁！他们书中有帽子吗？”
“在他们的书中没有谈及帽子，”日古托维奇摇了摇头，“不过引喻也帮不上你什么大忙！”
阿诺尔德不再吱声，看来是在估量典故到底能帮多大的忙，不过主要是在琢磨“引喻”一词的含义。同斯塔斯争论他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日古托维奇博览群书，令人敬畏。而且，他任职于“淘书偶得”古旧书店。这家书店位于卢比扬卡，在俄罗斯书籍印刷出版业创始人伊万·费奥多罗夫的纪念碑旁边。莫斯科文学界都认识斯塔斯，因为他帮助作家们在书籍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搞到珍版书和在意识形态上有异见的出版物。在这些活动中，他原本可以发大财，然而，他患有一种不可救药的致命恶疾。与此疾病相比，遗传性酒精中毒加酗酒与幻觉只能算是小病微恙。他写诗。那是令人厌恶的诗，就跟你不喜欢的女人早晨脸上残留的化妆品差不多。由于这个可悲可敬的原因，他总是免费为作家们搞书，指望他们作为回报，把他的作品推荐给某个通俗杂志。然而，情况经常是寻觅已久的书到手之后，背信弃义的作家听到“支持一下”的请求，便开始皱眉头；稍稍翻一翻斯塔斯的诗稿，就嘟囔，作者暂时尚未取得存在与逻各斯诗的异在之间的和谐……翻译成普通的语言，意思便是：虽然你，斯塔斯，是个好小伙子，但你这些勉强押韵的臭玩意儿还很难向什么地方推荐，除非你为我搞到阿尔志跋绥夫
文集。等斯塔斯终于搞来了阿尔志跋绥夫，外加法国作家雷尼耶
的全套著作，日古托维奇便把话题引向了诗歌创作，说他写的诗已经够出三个集子了，而没有诗集的诗人就像没有塞纳河的巴黎，人家便又开始嘀咕什么命运是创作的推动因素……
斯塔斯本来可能就这样一直折腾到退休，可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一个貌似无家可归者的男子把一大部革命前出版的《共济会百科全书》背到书店里来了。这是不可思议的运气，恰似今天某个醉醺醺的人给您背来一袋子富含白金的无线电零件，却只索要五十美元。这条汉子壮着胆索要了五十卢布。为了这部《共济会百科全书》，斯塔斯慷慨地从自己腰包里掏出十卢布。那个憔悴不堪的男子深感幸福，因为他正处于特殊境地，为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就能把自己卖去当苦力。日古托维奇当然立刻意识到，他辉煌的时刻已经来临，现在他即将成为诗集的作者，或者永远当不成。而诗人没有诗集，就像伦敦没有泰晤士河。有关《共济会百科全书》的消息以瘟疫般的速度传遍了莫斯科文学界。作家们一齐奔向伊万·费奥多罗夫纪念碑旁的书店，宛如术士们奔向圣婴基督：谁都想得到这部罕见的百科全书，了解内幕。相对于这样的秘密，一切意识形态都成了空话连篇的儿童故事。不料，等待他们的是苛刻的要求：斯塔斯——大概您已经猜到了——坚决要求出版他自己的诗集作为酬报。他并不急于同《共济会百科全书》分手，他要等到一位像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那样绝无坐力的竞买人。日古托维奇可不想再行差踏错。时至今日，当民族的脆弱骨骼在资本主义的拥抱中咔嚓咔嚓断裂的时候，你可以去交一笔款，哪怕书中写的，比如说吧，都是女人送给您的色情绰号，您的书也眨眼间即可出版。可那时候……那时候编辑看每个带着书稿来到出版社的人，就像看一位从精神病院带着病历跑出来的疯子——要求将病历出版，而且还打算得到稿酬。
为了真正说清楚一行诗从诗人脸上灵感初现的表情，到散发着新鲜油墨香的校样，要走过怎样荆棘丛生的道路，我应该讲一下，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诗集，是如何出版的。我的诗集得以问世，应该完全归功于：有一天我同妻子离了婚，用我们共有的住宅换了两套，我便拥有了一套一居室住宅。它坐落在集团军司令员佳京大街（现在是第二弗兹德布林斯卡亚大街）上一座70年代建成的装配式公寓里。这些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墙皮脱落得斑斑驳驳的白色多层建筑，总让我想起被别墅主人运到树林里并遗弃在那里的报废冰箱……（不赖。要记住！）
我为什么与妻子离婚，这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甚至比我为什么与她结婚更难说清楚。她是一位漂亮丰腴的女士，饭做得不错，文学话题能谈得头头是道，做健美操很卖力气。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在做爱之前总会先读一点什么。我读的是某位从杂志页面上冒出来的恶棍的诗，她则读《健康》杂志。从阅读过渡到黏黏糊糊亲密接触，信号一般是按下床头灯的开关。发现我的手正伸向开关，她便把涂满厚厚晩霜的脸转向我，说道：“等一下，亲爱的，我读完这一页……”为了保持体形，每天清晨，妻子都会去体育场，在跑道上走上几圈。从我们窗口就看得见这座体育场。有一次，我一边喝咖啡，一边透过玻璃窗观看她如何沿绿茵场边的赤褐色跑道运动。我突然想到，她仿佛一颗人造卫星，随时都能够脱离自己的轨道，消失在永恒的冷冰冰的宇宙之中。
两个月后，我们离了婚。在此之前，我还未发表过一首诗，挣钱谋生的办法是：第一，在第四汽车运输公司的《样板车报》当记者；第二，撰写少先队员的诗体致敬信，为各类工厂写纪念建厂多少周年的厂史。正因为这样，妻子收拾我的东西的时候才说，这纯粹是俄罗斯的传统：不能射击的炮王，不能敲钟的钟王，没有发表过作品的诗人……
换房后，一套一居室住宅完全归我支配，刚开始我未能想到，这样一来，我竟确保了自己的文学前途。我只是尽情享受几乎已经被我忘却的、不受监督的独身生活的幸福。当然啦，我曾经有过姑娘，但不那么经常，因为自由能改善男子的哲理情调，使他讲究品位。婚姻中的背叛嘛，是某种预防措施。假如让私通进入每个街区的医疗防治体系，我想，大多数丈夫就会放弃这类胡闹……
我的生活陡然改变。有一次，我把批评家扎库松斯基拉到自己家里来。“拉来”要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天，他因为一篇捧场的文字得到了预付稿酬，还因为在一篇综述中提到两部作品得了另一笔钱，所以简直没有能力走回家。早晨醒来，扎库松斯基用呆滞的目光扫视了一遍我的住宅，半疑问半呻吟地说（对于真正的疑问，他还力不从心）：
“我在哪儿？”
“在我家里。”
“难道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他不胜惊讶。我觉得这充满激情的爆发将让他减寿许多，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来。
“现在只有一个人……”
“不可思议！”他呛了一口，或者是因为出其不意，或者是因为救命似的喝了一大口啤酒。
“什么不可思议呢？”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却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东西？”
“一次也没有。”
“不可思议……”
又过了几天，一位在青年杂志社工作的胖诗人走到我面前。
“喂，你这可不对呀！”他拍着我的肩膀指责道，虽然在这之前甚至连招呼都不同我打，“立刻拿来！拿五六首。第一首，为了苏维埃政权。其余的就算是为……”
他说了一句常见的粗话，意思与他自己诗里的一个词组“爱情的毛茸茸的玫瑰”差不多。顺便说一句，他的诗写得蛮不错。接下来的几天，我精心挑选，又特意买了打字机用的新色带，细心打印那些诗，只要打错一个符号，就把整张纸揉作一团，扔进废纸篓……他在自己堆满手稿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接过我选出来的诗作后，他看也不看便塞进了蒙满灰尘的无名手稿公墓。
“等着吧！”他说。
我没有等太久。他很快就来到我家，带来了一位两腿修长的年轻女诗人，论年龄，她可以当他的女儿。他们并肩站在一起，令人想起童话故事《泡泡、稻草和鞋子》
中的人物。我们喝了几杯酒，谈了一阵子诗，然后他便像虾那样转动眼珠，朝我家的门示意。为防意外，我在厨房桌子上留下一瓶心脏病急救药，便走进夜色之中。这一夜我是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度过的。上午回到家中，我发现治心血管扩张的药一点未动，而冰箱里的一公斤香肠和水果却失踪了。从这天起，他开始经常来我家。多亏这样，我才有幸于相当短的时间内熟悉了年轻女诗人中的精英。应当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美女中，不仅有两腿修长的，也有在文学上不无希望的。她们当中某些人沿着熟悉的道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光顾了我这里，并解释说，在这个“泡泡”之后，她们渴望得到些男性化的东西——不仅指形式，也包括内容。
我的诗整整一年后才登出来。批评家扎库松斯基则在《文学周报》上，在《情似春潮》的题目下，塞进了几句动听的评语。他也曾把一位戴眼镜、唠唠叨叨、袜筒褪下来的女士弄到我这里来。在这之前，几家大型杂志的工作人员、中央报纸的某部副主任、三位广播电台记者和电视台的一位音响师都到我这里来过。我只得排定严格的顺序，同一切无家可归者与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的值班民警攀交情。不过，我的诗却不时在报刊上出现，在广播中播出，有一次我竟出现在电视节目《繁忙中午》中。我站在车床中间，为电解厂的工人们朗诵自己的作品，工人们却为被糟蹋了的午休而惋惜。
最后，终于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一家重要出版社的大人物给我打来电话，似乎不太情愿地干巴巴地告诉我，他想看看我的诗稿，如果它们能满足出版社对作者的严格要求，那么他大概会尝试考虑出书的前景。我幸福得屏住呼吸问，什么时候可以去送诗稿，他回答道：“我自己来取。”
他当天晚上就来了，陪伴他的有三个喝得大醉的轻浮女孩。她们甚至不等我离开，便开始脱他的衣服。看见我匆匆走向门口，他友好地向我摆了摆毛茸茸的手，大度地邀请道：“跟我们一起睡吧！”然而我嘟嘟囔囔地说什么祖母突然病了，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光着身子同一些素不相识的女子以及一位半生不熟的大肚子老伯凑热闹，这已不是群交，而是货真价实的淫乱！
随着出书前景的出现，我那倒霉住宅的使用时间表也排得更密了，有时候，我不得不租用对面楼房里一位老太婆的简易床。因为对于睡觉而言，车站长凳实在太硬，而且由于有过堂风，我开始经常感冒。除此之外，当局还公布了个什么决定，要同无家可归者与旷工者做斗争。结果，有一次我被弄进了民警局。我向民警分局局长说明我是诗人，作为证据，还给他唱了自己为叶赛宁的诗谱曲的歌，他这才把我放了。我甚至不能请安卡来家里。为了满足我们共同的欲望，我只好去她在佩列皮斯基诺的别墅。
我的书终于出版了。我闻了闻新鲜的油墨味，先是从头到尾很快地读了一遍，然后又很慢地读了一遍。我明白了，我的诗歌也不是不好，不，它们甚至有自己的优点；不过，仅仅为了看到自己的诗排成印刷体，印成薄薄的小册子，便把自己的住宅当成全市公用的妓院，我本人则要到老太婆那儿租床过夜，太不值得了。当然，艺术一向要求人们为它做出牺牲。然而，只有天才和白痴才会为它献上活人祭品。（一定要记住！）我既不是天才，也不想当白痴，于是，我向所有房客宣布，本店关张，把行李从老太婆家抱回了自己的住宅。在两年的时间里，住宅浸透了淫欲的汗臭与其他伴随而来的气味，必须马上进行维修。诗集的全部稿酬几乎都用到了维修上。
顺便说一句，我向来觉得，如果出一本书，我的生活就会完全变样——我甚至开始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在大街上行走，过路人则以异样的目光看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任谁都没有发现。只有批评家扎库松斯基在中央文学宫遇到我时，高兴得用头撞了我肩膀一下，祝贺诗集出版，还为自己写的评论文字索要高额报酬。我在修住宅上已经花费了许多，只得拒绝。
科斯托若戈夫也突然打来了电话。当时我正躺在被窝里，焦急地等待着安卡从浴室里出来。
“祝贺您！”科斯托若戈夫说。
“您喜欢吗？”我猝然一抖。
“您是有才华的。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不过，第一本书仅是一个契机，要考虑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
“谢谢，我考虑……”
这时候安卡从浴室出来了。她总是把自己的出浴变为一场小小的色情演出。今天她似乎扮成了日本女人，把大毛巾紧紧地裹在身上，迈着东方式小碎步向我走来，走到房间中央，沉重的毛巾“和服”散开来，落到了地板上……
“不，真的，书中有几首完全够专业水准的诗作，”科斯托若戈夫继续说，“不过，文学中的职业化就相当于良好的消化。全部问题在于为何而写！还记得我给您说过的三条道路吗？您似乎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未曾思考过选择的问题……”
“对不起，您说什么？”我问道。安卡已经钻进被窝，正在用最精巧的方式干扰我打电话。
“您忙着呀？”科斯托若戈夫有些不好意思。
“有一点点，”我有点按捺不住，只得说，“过后我给您打电话……”
“没法给我打电话。最好设法到我在察普利诺的家来一趟。咱们聊一聊。给我的学生们朗诵几首诗。孩子们是优秀的批评家！我的地址您没有丢掉吧？”
“没有。”我撒谎说。
“那就来吧！我等您。”
科斯托若戈夫挂断了电话。安卡突然爬出被窝，开始默默地穿衣服。
“你去哪儿？”
“我烦了。”她答道。
我求安卡，她留了下来。我们最后吵翻是两个月以后的事。
再没有任何人因为诗集给我打电话了，虽然电话响个不停。我的恩人们无住宅可用，他们要求，他们劝说，他们甚至威胁……他们请我把自己的诗送去，再三强调，似乎没有我的诗，挑剔的苏联读者简直寝食不安，而文学创作在无可挽回地日渐贫乏，但我婉言拒绝了，推说正在经受创作危机，以及从诗歌转向散文的磨难。理由是体面的，电话沉默了几天。后来，一份大型散文杂志的主任找到我，坚称不拿到我的一个中篇，至少是一个短篇小说，他誓不罢休！于是我给电话局打了电话，请求暂时切断我的电话。
“这不行！”人家答道，“假如您不付长途话费——那是另一回事。”
“姑娘，我请求您！”
“请不要请求！”
“有人给您说过吗？您的声音很像索菲娅·罗兰
。”
“没——有！”她的声音变得亲切了许多。
可以说，我耍了个滑头：她的音色不像索菲娅·罗兰，而是像我们国家为这位影星配音的女演员。但她变得善良了，切断了我的电话。于是，热切渴望发表我著作的出版家们开始按我的门铃，甚至发来电报，但最终还是平静下来了。挑剔的苏联读者随之也失去了对我的兴趣。不过，应该返回文学家宫，回到啤酒和松乳菇那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