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飞机爬上了一定高度，此刻像一只吃饱花蜜的熊蜂，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空中拖着自己毛茸茸的身体，飞向隐没在杂草丛中的可爱洞穴……”杂草丛中——不好。草丛中……对，就是在草丛中！有时候摆脱多余的负荷比摆脱多余的词语还简单。（说得不赖！应该记住。）继续往下写吧。“透过舷窗可以看见大地，它是那样小，仿佛从这里，从空中，吐一口痰，就可以毁掉欧洲一个中等城市。”也不赖——生动，形象。不过有点生理性色彩。这一向让我感到不舒服。请尝试把罗丹的《吻》设想为两具身体拼命交流唾液腺的分泌物——令人作呕！
空姐推着摆满瓶子的小车来到我面前，慷慨地请我选择：柠檬汽水——免费，各种酒——付外汇。她散发着袭人的香水味。除此之外，她还努力展示自己在空姐学校学来的笑容。这副笑脸，好似她在就寝前会从脸上取下，放进水杯里，就像退休老人处置假牙那样。这也必须记下来：文学家这个职业让人想起原始采集。扯下一段草根，咬一口尝尝。苦就吐出来，扔掉；好吃就放进袋子里，继续前行。
我想的就是诸如此类鸡零狗碎的事，完全未曾料到，他已经来到我身边，准备干掉我，或者至少也是要把我弄残……
我要了一百克斯米诺沃牌伏特加，作为下酒菜，又要了一份夹欧洲鳀的油橄榄果。我一直以为欧洲鳀是某种罕见的植物，原来不过是一种鱼，跟鲱鱼差不多。我付了五美元，作为找零，得到的依然是那种佯装出来的笑脸。小意思！这种开销现在我承担得起，因为我刚领到稿费，正在从意大利的卡塔尼亚回国的途中。这笔稿费足够我过半年的简朴生活了。
确切地说，这半年我打算伏案写作，完成那部写一位党务工作者的中篇小说。他是个可怕的吸血鬼，一到夜晚就钻进自己党委的登记处，面对贴着照片的登记卡，从丝毫没有觉察的普通党员身上吮吸生物能。飞往西西里岛之前，我写到他正在享用一位秀色可餐的女候补党员。仅仅根据照片，他就爱她爱到了疯狂的程度。为了亲近她，他给她栽了一个罪名……后事如何，我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设想，但这个东西必须火速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各家出版社都堆满了添油加醋地诟骂前政权的玩意儿，因为这是诚实而又不固守原则的作家想填饱肚子唯一能借助的手段。靠写少先队员的致敬信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写那种有分量的东西，或者，像我所说的那样，写一部“重要作品”……我遭遇了失败，大概永远也写不出来了。可必须活下去呀！
如果完全开诚布公地讲，我的中篇小说早在我飞往西西里岛之前就止步不前。那一天我飞往西西里参加一个混账的生日聚会，可它却演变成了我们俄罗斯的黑手党与意大利黑手党之间的经验交流会。要知道，写小说和搞女人一样，如果你抱着她，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位，那么，决裂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杜撰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这样的恶棍：他勾搭上了火车站的吉卜赛女人，要背叛自己宛如消毒纱布一般纯洁的未婚妻。一天早晨醒来时，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一切：情节，人物，打字机，我自己……我仇恨这讨厌的、令人窒息的生存竞争，它不给人留下丝毫的精力与憧憬，以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生存状况的可恶主要就在这里：理想的实现靠的就是那些精神力量，而它们却被消耗在了生存的挣扎之中。一个不可能打破的闭合怪圈。几乎不可能吧……能够打破它的人屈指可数。例如，科斯托若戈夫……不过，举这个例子并不恰当。生活最终还是吞噬了他，而且还没有被噎死，这该死的生活！不，世界不是置身在大象背上，也不是置身在鲸鱼背上，甚至也不是置身在公牛背上。世界立足于三头巨大的猪的背上，肮脏的、贪吃的、臭烘烘的猪……
我一生中仅有一次可能打破这个该诅咒的怪圈的机会，但我却错过了，就像那个有幸偶然把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傻瓜。（就是从瓶子里！）当魔鬼以雷鸣般的声音对他说：“想要什么尽管说！”他却问道：“这会儿几点钟啦？”
就这样，关于吸血鬼的小说搁浅了。我整天躺在沙发上，阅读形形色色得过诺贝尔奖和贝克奖的写作狂的作品，企望从中获得写作冲动。谁读了都会义愤填膺：他们根本就不会写，竟然还给他们颁奖！这有时候能激励人回到写字台前，作为抗议，开始敲击打字机的键盘，以示报复，报复，报复。然而，这一次连读令人作呕的萨特也无济于事。有时候我站起身来，走到打字机前。由于我在文学上粗制滥造多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我戳了戳键盘上的某个字母，明确地感受到一种冲动，想把这台带键盘的老家伙朝兼作书房、卧室、饭厅与客厅的房间墙壁掷去。创作歉收的痛苦还要附加以钞票的匮乏——放在床头柜里的钱越来越少。我甚至无须看，只要拉开小门，摸出几张纸币，就动身去商店，买点什么能吃的东西，最经常买的是饺子。只须把它们倒进开水里并掌握火候即可，否则它们将变成一锅杂烩粥。如果相信科学的话，在这样的粥里，曾经诞生过生命。不过，我个人认为，生命充其量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排泄物而已。
终于有一天，当我把手伸进床头柜摸索了一阵之后，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买到一包饺子的丝毫希望了。于是，我走到写字台前，把一根手指戳到键盘上。我控制不住自己，把打字机往墙上一摔。墙上多了一个我在这套住宅居住期间出现的最深的坑。有趣的是，打字机恰好击中壁纸上的一块褐色污痕。这块斑点形状颇像亚平宁半岛加西西里岛，它在墙上的出现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我逃往谢米尤尔金斯克之前。顺便说一下，根据各种地理特征判断，我正好击中了卡塔尼亚市所在的位置。打字机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金属与塑料零部件散落一地。楼下瘫痪老头愤怒的敲击声便会立刻沿暖气管传来。他只有右臂能动，只要我的住宅里发出一点响声，他便会精力十足地利用它，表达自己的抗议。有意思的是，每当有女士在我房间里发出前戏阶段令人恐惧的尖叫声时——听上去像是有人正在非麻醉状态下给她切除阑尾，狡黠的瘫痪病人却从不敲打暖气管。
这样一来，我不仅钱袋空空，还失去了生产工具。当然，讽刺短诗不用打字机也能写，默记于心便成。不过，在莫斯科发生过恐怖的恶战之后，对讽刺短诗的需求量降低为零，我重新陷入了绝境，如同我刚从谢米尤尔金斯克铩羽而归时那样。躺在沙发上，没有吃的，没有工作，我像人们在知识分子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开始沉湎于自杀思维。也就是想象自己怎样钻进绳套里，我还未来得及把自己吊起，就被邮递员从其中救了出来。邮递员突然给我送来一张大额汇款单。这是我多年前写的《轮胎厂厂史》的稿酬。一位像罗宾汉
那么高尚的“新俄罗斯人”从酒鬼手中搜刮了一麻袋私有化证券，收购了这个破产企业，突然再版了这本书。
有时候我到凉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便会向草坪张望，寻找这样一个地方：假如我从七楼坠落到那里，它将保证我会大难不死，而且还有可能向奔赴惨案发生地的《新闻快报》摄制组软绵绵地挥手。不过，我最终决定借助罗亚尔牌食用酒精。据报纸报道，市里每天都有几个人死于这种酒精。这颇有吸引力：如果在三百万嗜酒如命的莫斯科人当中，每天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可怜虫死于非命，那么，我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从七楼掉向事先选中的地点大得多。但是，要实现这一软性自杀计划，需要买一瓶酒精，而钱，恰恰没有！
这时候我想起了三Д股份公司！我几乎把全部积蓄存进了这家公司。从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水上游归来后，我干了这件蠢事。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水上游是由绰号“房产商”的住宅开发商组织的，他是我讽刺短诗的狂热崇拜者。他想出来一个绝妙的主意：寻找穷苦的单身退休人员，男女不限，许诺每月给予可观的救济；作为回报，他们则写下遗嘱，死后把自己的住房给他。通常来讲，这桩买卖绝对说不上一本万利，然而生意却十分红火。因为接受救济的老人们在签订合同之后，纷纷以即使与他们的高龄也不相称的速度死去，他们的住宅便完全归“房产商”所有。
他如何得以调控自己客户的死亡率，这是个谜。不过我想，从以下线索可以窥见端倪：除去住宅，他还从事销售美国过期头痛药丸的生意，并免费向自己客户中的退休老人提供这些药丸。众所周知，最令人头晕目眩的发现总是发生在学科接合部啊！
于是，有一天，“房产商”感觉自己富有到不可逆转，便买了一艘轮船，邀请许多著名歌星、演员、电视明星，不才我也忝在被邀请者之列，为的是让我在节目演出的间隙朗诵打油诗。比如：
税捐——无所谓
政治——管他娘，
且顾一心玩女人，
撕下她的法国时装！
在轮船上我结识了一个不修边幅的家伙，他善于模仿各类名人的声音，不过邀请他参加仅仅是想让他模仿“房产商”岳母的声音说一句话：“我这个科洛姆纳
的傻瓜……”这使得主人狂喜莫名。岳母的声音他模仿得惟妙惟肖，以致“房产商”开始像对家人那样叱骂他，然后便是痛打。结果，小伙子无法忍受，便在下诺夫哥罗德弃船登岸。然而，他在逃跑之前曾建议我把钱换成三Д股份公司的股票。“应该工作的是钱，而不是我们……”分手时他边说边掩饰眼睛下方的一大块青伤，这是他模仿有功的奖赏。而我竟然听信了这个白痴，让他后半生去模仿战前抽水马桶的吼声吧：三Д股份公司轰然破产，又一次把我变成了穷光蛋。然而，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正当我完全绝望，开始以半专业的目光审视首都的大量乞丐时，“房产商”突然打来了电话。他的健康遇到了严重的麻烦：醉酒后他错服了过期的美国头痛药丸，幸好只服用了一片，这救了他的命。感到庆幸的“房产商”决定在西西里庆贺自己的寿诞，召唤我到那里去，许诺给予丰厚的酬金。我幸福得屏住了呼吸，但为顾全体面，还是装模作样地停了片刻后才一口答应。
事实上，在卡塔尼亚我什么事情也没干，只是在市里闲逛，喝廉价的意大利葡萄酒。在梅尔卡托，照直说，就是在旧货市场，给自己买了一件外套和几件不错的衬衫。我只朗诵过一次，是在告别宴上。告别宴是在豪华的郊外饭店里举行的，就在古老的高架渡槽下方，有一百位来宾出席。为庆贺寿星佬的诞辰，我国的黑手党从四面八方飞来这里，被我的打油诗逗得狂笑不止。而意大利的同行则仅止于面带微笑，还是出于礼貌，虽然为他们当翻译的是专门从莫斯科大学请来的语言学博士，研究邓南遮
的著名专家。而且，翻译我的十二三首歪诗，他所得的酬金比他研究邓南遮的全部所得多好多倍。而邓南遮他翻译了二十五年！这是他醉后趴在我肩头哭着说的。意大利人中，只有卡塔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对我的创作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走到我面前，通过哀哀抽噎的翻译告诉我，他正准备出版当代俄罗斯诗选，一定会把我的诗歌收入其中，置于与叶甫图申科和普希金比肩的地位。有了这样的声明，每个意大利黑手党人都把长时间与我握手视为自己的义务——原来图书馆馆长是他们的教父。当地精英的认可使“房产商”深受触动，于是他付给我的酬金比许诺的多出了一倍半。我高兴地想，我能够再买一台新打字机了，买电动的。此外，我的雇主慷慨大方，给了我一张公务舱的返程机票，他本人则要再逗留一星期，以便了解如何处理西西里岛上住房问题的细节。他的客人有的飞往美国，有的飞往加那利。清醒后的邓南遮的译者留在了高架渡槽下方的那家饭店当洗碗工。所以我一个人登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飞机，孤零零地用塑料杯喝斯米诺沃牌伏特加，用夹着鳀鱼的油橄榄果做下酒菜。
我又往舷窗外看了一眼，开始搜索枯肠，寻思用什么来比喻下面可以眺见的大地。可是一无所得……我大概有些困了，头脑里一片茫然，温馨而又难以思考。我醒了，因为有人粗暴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他。他盯视我的目光里有那么多仇恨，足够灭绝某个弱小的民族……
“你好哇，坏蛋！”他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他站在我的座椅旁边，瞪着我，那副模样大概就像一位显然有施虐倾向的屠夫，正凝视着一只注定要死却丝毫未觉察的无辜羔羊。他几乎一点未变。还是那张布满雀斑的圆脸，红红的脸颊，垂在额头上的鬈曲红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不过，它们不再像原先那样憨厚、那样信赖地看着我了，而是充满冷峻的敌意。他的衣着也不似从前了：不再是我为来自泰加森林深处的希梅季的天才设计的那身奇装异服。他穿着一身漂亮的双排扣西装，布料像水面的油滴那样闪着光泽。价格昂贵的领带也像宝剑的利刃那样闪着寒光。
“怎么，不认识啦？”他问道，咧着嘴唇，残酷地冷冷一笑。
“认出来了，”我喃喃地说，“你要干什么？”
“想给你一顿嘴巴！”
“就这些啦？”
“这只是开头。然后我再杀死你！”
“为什么？”
“你问我这个吗？”
“问你……”
“你自己知道，老公猫！挨千刀的腐烂克尔斯坦！”
旅客们都望着我们。
“弗兰肯斯坦。”我机械地纠正他说。
“不用你教我！你已经教我一次了……让我差不多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
“我想得非常好！”我让自己的声音带上了难以想象的真诚。
“不许煮羊羔！我一辈子对你来说都是巴甫洛夫的兔子……”
“巴甫洛夫的狗……”我刚纠正完就觉得一阵发冷。
“就算是狗！我早就感觉出来了！走，咱们出去！”他说着就揪住了我的脖领子。
旅客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意识到，一场戏剧性打斗已在所难免。
“这是在飞机上，这里不允许打架……”我反驳道。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架啦？我就是要揪下你的脑袋来！用不着吵闹……走！”
“这也不成：会破坏翼升结构对正中心轴的平衡！”我脑袋里想到什么便胡说一通。
“我不比某些人笨。我懂。我在飞机场上宰你。做好准备吧！”
空气中又飘来化妆品的香味。我早已发现，穿工作制服的男人如何嗜好烈性的饮料，职场上的女士们便如何嗜好气味浓烈的香水。（观察精当。记住！）
“请让开通道！”空姐要求道，同时用严厉的假笑强化自己语言的力量，“马上便给你们送来热饭菜。”
“怎么，我没有和人谈话的权利吗？”他问道，不过却松开了我的脖子，甚至还像老朋友似的摩挲了一下我后脑勺上的头发，“我兴许碰上老朋友了。八年不见啦！我也许还想拥抱拥抱他呢！”
“让人先吃饭，然后再尽情拥抱！”空姐严肃地说。
他瞪了我一眼，目光中饱含着寓意深邃的恨，然后转身而去。宽厚的背在机舱里像活塞一样越来越远。在隐没于隔开公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幕之后前，他回过身来，向我挥了一下巨大的拳头。它许诺给我的至少是大量失血以及多处骨折。当然，这种事或早或晚必然会发生。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或早或晚，被创造出来和释放到世上的坏蛋都会掐死自己的弗兰肯斯坦，而伽拉忒亚一定会给皮格马利翁戴上角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马鹿的角……
空姐从装在轮子上的铁箱子里取出一个托盘，上面摆着粗陋的航空食品，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小折叠架上：
“祝您胃口好！想要啤酒吗？”
“什么？不……不，不要！”我全身打了个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