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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年左右，富士山山顶的喷烟因《义楚六帖》
流传。
“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耸，顶上有火烟。”
700年左右，山顶的喷烟因《万叶集》
流传。
781年（天应元年）小喷火。
“富士山下雨灰，灰之所及木叶彫萎。”——《续日本纪》
800年（延历十九年）全山大喷火，熔岩四处流出，生小富士山。
“富士山巅自烧，昼则烟气暗冥，夜则火光照天，其声若雷，灰下如雨，山下川水皆红色也。”——《日本纪略》
826年（天长三年）小喷火。
864年（贞观六年）西北侧熔岩大喷发。
“富士大山忽有暴火，烧碎岗峦，草木焦热，土铄石流，埋八代郡本栖并划两水海，水热如汤，鱼鳖皆死……”——《三代实录》
870年（同十二年）中央火山口喷火。
（在此期间，山顶的喷烟一时停止）。
932年（承平二年）中央火山口喷火。
937年（同七年）北侧喷火。
952年（天历六年）东北侧喷火。
993年（正历四年）东北侧喷火。
999年（长保元年）喷火（南侧？）。
“此顷不字御山
焚。”——《本朝世纪》
1017年（宽仁元年）北侧喷火。
1032年（长元五年）喷火（南侧？）。
1083年（永保三年）三月至十月 侧喷火（个处不明）。
“有富士山烧燃怪焉。”——《扶桑略记》
（1200年前后，山顶喷烟停止）。
1511年（永正八年）东北侧镰岩喷火。
1560年（永禄三年）喷火（个处不明）。
（在此期间，山顶又喷烟）。
1700年（元禄十三年）喷火（个处不明）。
（在此期间，山顶无喷烟）。
1707年（宝永四年）东南侧爆发。
“十一月廿四日夜半，江户中地震且降砂。廿五日傍晚又地震。箱根小田原雷声大作，燃石雨下。自相州至江户赤云骤现，藤泽上方降下年糕大小的燃石……”——《月堂见闻集》
（略）距今最近的一次火山喷发是宝永四年（1707），东南侧约两千五百米处形成裂口，一部分山体突然因此而消失。这种作用被称为“爆发”（explosion），与不定时从固定的喷火口进行的“喷发/喷火”（eruption）作用有所区别。通常而言，火山爆发都在火山活力的临终之际发生，其带来的灾害往往较大。明治二十一年（1888）七月十五日磐梯山
的火山活动，以及明治十六年（1883）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上的喀拉喀托火山大爆发，便是此类。如浅间山
、大岛的爆发，迄今为止多次发生，称之为喷发、喷火或火山破裂，这些都是“eruption”而不是“explosion”。
这次宝永大喷发导致了山体部分消失，留下了巨大的洞穴。这个洞被称为“新内院”，山腹的道路横穿洞底。其东侧出现了一座寄生火山，标高为两千七百零二点三米，称之为宝永山，由宝永大喷发的喷出物——沙砾及熔岩的碎片等堆积而成。
自宝永四年爆发以来，富士山已经沉寂了二百二十余年，但人们并不认为它会就此休眠。
今后若还有火山活动，可能会发生在山顶的火山口，但在山体侧面发生的概率更大，因为相较于从山顶高处的火山口喷出，内部积压的力量更容易从侧面迸发，大正三年（1914）樱岛的喷火就是从侧面发生的。富士山从远古时期开始便如此反复，宝永的喷发、贞观的熔岩流都属于发生在山体侧面的火山活动。
富士山无论哪个方位的山体侧面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喷发现象，不过西北侧最多，进而沿着精进口登山道
，人们发现了最多的火山活动痕迹。再沿着东南侧须山口
方向，许多侧火山便映入眼帘，宝永火山口也在这个方向上。西北侧御庭、奥庭
上的火山口排布方向，沿着登山道的气孔方向都是由西向东南。基于这些客观事实可以推测出，富士山的山体会沿着这个方向延伸出一道“一”字形的裂缝。日后如果会发生喷火，最有可能发生在西北侧与东南侧。
今年春天，外甥女由纪子突然从巴黎寄信来。故借此机会于书房伏案执笔，将我记忆中的过去用文字写下来。为此我买了许多纸张。书房里的这张桌子，还是二十年前住在华盛顿特区的时候买的，相当气派。在古董商店相中这张桌子时，店家吹嘘说这可是殖民地时代的值钱货，不过我觉得大概率是假的，因为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有年代的物件。但它的风格确实有年代感，价格也贵。广子觉得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极力反对，但最后我还是买了下来。牧子那时已经十二岁，随着生活逐渐安定，她也开始时不时想着给自己添置些闲碎的东西。我很想说买了这张桌子以后它派上了大用场，但很遗憾，它其实一直都在吃灰而已。而我固执地不让广子和孩子们用这张桌子，无论她们怎么求我也不行。我不能允许我的桌子被孩子拿去当写作业的台子，或者被广子拿去当缝纫台用。然而，此时此刻，我终于坐在这张气派的橡木桌前，要把我的过去书写下来。我仔细掸去桌上的灰尘。我的桌子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要说有什么困扰，那就是我不知从何写起是好。想写的话纵然有许多，这也想写，那也想写。这也发生过，那也出现过。可任凭种种记忆涌上心头，却迟迟没能动笔，桌上仍是白纸一张，我有些灰心。其实，要写些什么倒不是问题，但既然要写，就一定要想好该怎么写。现如今我也终于体验到世上文人墨客的一份苦恼了——这么说虽然有些愚蠢，但我真这么想。
虽说往事倾吐不尽，可我从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不喜欢保存什么过去的信件和笔记。还在日本的时候，也就是四十年前，手里仅有的一点点杂七杂八的书籍，也在出发来美国之前全都扔掉了，只留下了和我自己的研究内容相关的。那场战争原本就烧毁了我的家，属于我的东西也都已经从世上消失了，所以六年后我离开日本时，现在想来也是可笑，几乎就是一无所有。因此，现在我手头已经没有和旧时相关的资料了，就算去城里的图书馆找，美国的图书馆也不会保存日本的旧报纸。而且，我在日本的姑姑和姐姐们也大多已经不在了，只剩下笛子一人，可她如今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记忆，把过去的事情写下来了。
首先，我试着把脑海中想到的事一件件罗列在草稿纸上，可问题又来了：我厘不清每件事的先后顺序，而且有许多事情我已经不记得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我臆想的。有时终于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偏偏细节全忘了。就这样，我懊恼得很，夜里失眠，还会做噩梦。有一次，我梦见早已过世的母亲躺在病床上大哭，还梦见哥哥掉进大海淹死了……
由纪子在信中说想听一听以前的故事，但她想听什么，又想听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她想了解自己母亲过去的家和环境，但我实在没法回忆周全。不过我想，她应该也并不会指望我每件事都写得和法庭记录一样精确吧？这样一想，我就又有勇气动笔了。所以，在此事先声明一下，不要过于相信我的记忆。
不知在我几岁的时候，我记得那时父亲已经过世了，那么应该是我十一二岁时。我不知从哪里听说有家谱这么个东西，又恰好爸爸最大的妹妹英姑姑来家里拜访，我便问她：“爷爷的爸爸叫什么名字？爷爷的妈妈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原本想问来这些信息以后自己画一张家谱，借此向朋友炫耀，没想到英姑姑听后狠狠地瞪着我这个小光头，说：“你这个小家伙想在我死前打听过去的事呢！”我低下头，英姑姑看了开怀大笑，开始讲起她记忆中关于曾祖父母的事，不单单是说给我听，好像也是说给在场的我母亲听的。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那时都说了些什么。曾祖父母二人都去世得早，实在没什么记忆点。我只记得当时英姑姑的大眼睛，还有她那像男人一样浑厚的声音，以及我被她的话吓到又松了口气的心情。虽说是不起眼的小事，但我如今已年过七十，收到由纪子从巴黎寄来的信后，不由得想起此情此景。不知那时英姑姑可曾体会到我的心情？
最后一次同四姐杏子和三姐笛子回忆过往，是在九年前的冬天。那次我在日本短暂停留了一周，因为工作关系五天都在札幌，剩下两天便住在东京的笛子家。
刚到美国的头十三年，我一直没回过日本，后来回日本的机会慢慢变多，从大学辞职后，每两三年就回一次日本。不过，我的研究所合作的公司开设在札幌，日程繁忙时很难有机会去东京。那年冬天与杏子和笛子二人会面之后不久，杏子就去世了，我的兄弟姐妹便只剩笛子一人。可笛子也因为杏子的去世深受打击，身体日渐衰弱，又没过多久，由纪子八岁的孩子卓也也去世了，笛子的精神状态更是急转直下，甚至不愿意见我了。从那以后，我们有九年没见过面。卓也年幼丧父，身为外婆的笛子对他格外关爱，不仅是因为思念自己十五岁去世的儿子，还因为卓也身上有我这个和她年龄差不少的弟弟小时候的影子。笛子大我七岁，她和只比我大一点点的两个姐姐杏子和樱子不同。我能感受到，她对我有父母一般的责任感。笛子总是很耐心地读书给我听，并教我识字，还会在元旦那天深夜带我去下町
赶集（每年新年的第一个热闹集市。——帕特里斯注），每次我受伤也都带我去医院。大概对笛子来说，也是头一回带小弟弟，一切都很新奇，所以才事事都想着我吧。
“这孩子和你多像呀。你看看卓也的脸，你自己不觉得像吗？”
那年冬天，笛子握着三岁的卓也的手，对我说道。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确实有点像，不过反正我自己看不太出来。既然笛子姐觉得像，那就是像吧。”
卓也紧缩着身子，走过东京站的地下通道。我看着他略微发白的脸，笑着回答道。还记得笛子那个十五岁就去世的儿子亨还在世时，笛子也总说亨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笑起来就像是一个人。
发现没有？笛子对于自己的儿子和外孙的评价是一样的。从前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懂亨哪里像自己，甚至心情有些复杂。亨是唐氏综合征患儿，长相自然也符合唐氏综合征患者的脸部特征：鼻子塌、眼睛上翘。由纪子从小跟亨一起长大，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总之，我一想到笛子说我和一个染色体异常的人长得很像，难免会有一瞬间感到不快。广子和牧子最近批判我，说我傲慢，总是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把别人都当成白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们的批评也许没错。因为我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磨炼头脑，并一直将智慧视作自己的财富，可笛子偏偏说我长得像得了唐氏综合征的亨，真是让我哭笑不得。笛子爱着亨，养育亨，我打心底想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当然我也有我的界限。
诚然，在笛子眼中，亨才不是什么唐氏综合征患者。她所看到的是亨原本那张清澈的、熠熠生辉的脸。和我相像的，也正是她一直强调的这张熠熠生辉的脸庞。
亨与卓也都是很可爱的孩子。眼睛炯炯有神，笑得阳光灿烂，脸颊上有酒窝。我自认实在不如他们惹人怜爱，笛子却毫不难为情地说：“这世上哪还有像勇太郎你一样帅的男孩子，你可是自带光环的天使。”这些话一般人可说不出口。或许笛子主观上真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应该接受她这番心意，可她实在说了太多次我与亨和卓也很相像，久而久之，当我回忆往事时，自己也分不清我们三个人到底谁是谁了。一会儿撒娇吵着嚷着要笛子吹纸气球的我变成了嘴角挂着口水的亨；一会儿被流动的河水吓哭的我又变成了卓也。九年前那个冬天，我从东京站坐东海道线去真鹤的养老院看望杏子的时候，笛子带着卓也一起来了，他的身影就像是幼时的我，又好像亨。不过，这种记忆上的模糊并没有给现实带来什么麻烦，因而也无须烦恼。
“这孩子跟你真的很像呀。你俩这么像，你自己却感觉不到，哎哟，这多奇怪呀。不只是脸长得像，性格也一样。稍微有点敏感，淘气又惹人喜爱……”
到真鹤后，我们叫了出租车，车子行驶在冬天荒凉的山路上，就快要看见养老院白色的主楼时，笛子又一次像叮嘱一般对我这样说道。卓也把额头贴在出租车的玻璃车窗上，入神地看着窗外那些城市中见不到的风景，他已经来过三四回了。也许是因为杏子到老都没能有个一儿半女，因此特别喜欢看见小孩子的脸，听听小孩子的声音。笛子每次都会带上卓也来看杏子，她说这么做是想让杏子开心一点，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觉得，她是不忍心看着由纪子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养育孩子太辛苦，所以没事就找个理由把卓也接过去。卓也过去每天都被托管在日间托儿所，笛子这样做也是想带他多见识各种地方，哄他开心。
再次听到笛子关于卓也的这番话，我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回道：
“不管你说多少遍，我不觉得像就是不觉得。如果你这么说是怕我不守约定的话，就放一百个心好了！我也很喜欢卓也这孩子，我在纳什维尔的房子大得很，周围又没什么人烟，如果他愿意来的话，广子也会很开心的。由纪子也可以把我那儿当自己家一样，时不时来放松一下。家里对着郊外的湖水，风景好极了。最好由纪子也搬来纳什维尔，这样她就更安心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好多次了，可是一直都没有进展，不是吗？笛子姐，毕竟你还在日本。”
笛子横眼瞪了我一下，故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确实得拜托你，但我刚才话里并没有这意思，只是单纯想说卓也跟你长得像而已。你还是老样子，自命不凡的‘自大狂’。”
“自大狂”这个词，笛子是用我们老家方言说的，形容人轻率、看不起别人。她这么说，我无法再默不作声。
“笛子姐，亏你能把别人的一片心意用这么过分的词践踏！你这样由纪子和卓也太可怜了。你自己不知道跟广子说了多少次，由纪子没有父亲也没有哥哥，我是他唯一的舅舅，而我们每次都心甘情愿地帮忙了，不是吗？现在又把别人的好意像泼水一样泼掉，你这样真让人觉得别扭。”
笛子正想要回话的时候，出租车到达了目的地。车门一开，她用力哼了一声，背过脸去，带着卓也头也不回地下车了。车里只剩我一个，我只好自掏腰包付了上千日元的出租车费。不过，回去时她又心情好转，把出租车费给我了。
我们进入主楼的玄关，乘上电梯，走过长廊。“我要给杏子奶奶唱歌！杏子奶奶还会送我橘子吗？杏子奶奶不是小气鬼，只要我说想要，她什么都会给我的！”我和笛子都板着脸不说话，听卓也扯着嗓子闹腾。笛子那时也许满脑子都想着我这个弟弟多么自大、任性。我也像小孩子赌气似的，回想过去那些早该忘了的、对笛子的“仇恨”。
有一次，已经上女子学校（日本直到二战战败之前，青少年从十二岁开始，男女分开上不同的五年制学校，男子上的叫作中学校。——帕特里斯注）的笛子说我是猴年生的（从中国传到日本的风俗，每年对应不同的动物，十二年一轮回。——帕特里斯注），所以我是一只猴子。当时三四岁的我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有段时间自信满满地到处说我是山里的猴子，还爬上家旁边的松树，学猴子大叫：“我是猴子！”看见笛子在家里笑出声，我喊得更起劲了。事后想起笛子开怀大笑的样子，我感觉自己完全被当成了玩具，然而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才感到屈辱。
也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笛子板着脸吓唬我说：“等你长大了，就会被撵出这里，虽然可怜，但是没有办法哦。”我听了难过极了，有一天就问妈妈：“我长大以后还能住在家里吗？”妈妈一脸疑惑，说：“你哥哥在，你当然也能一直住在家里啦。你现在年纪还小，不用担心这些事。有谁这么说你了吗？”我就回答是笛子姐。那是我头一次看见妈妈发火。不过，那时我还不明白笛子姐是在拿我开心。
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年龄差了七岁，而且她脑子又出奇地好。笛子当时正值十几岁，头脑又灵活，不管是戏弄或是疼爱我这个小毛孩，都是信手拈来。可是笛子并没有想过，她独特的取乐方式无形中会给弱者带来多大的伤害。
我读中学的时候，笛子到另一座城镇的女子学校里当老师，从家坐电车到那里要花一个半小时。每逢周末回到家，她就要检查我的成绩单和卷面，然后一定会骂我一顿。大概笛子也充满干劲，责任感十足，认为在父亲过世、哥哥也刚死后不久，她必须担起责任，教育好我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丁。可我觉得自己的成绩没有那么差，笛子过于严苛的批评让我心中隐隐作痛。她总认为考年级第一是理所应当的。
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并不关心，因此一直是笛子在盯着我学习。我虽然怕她，但她对教育过分的热衷也不尽是坏事。比如，有时她会帮我做地理作业，字迹干净整洁。在学习方面不管我说需要什么，她都会慷慨解囊，我大部分的书就是她用工资给我买的。我看穿了笛子在学习方面对我的百依百顺，并很好地利用了这点。笛子明明比谁都聪明，不，就是因为她太聪明了，所以才不会和人打交道，只能自甘寂寞。到了中学四年级，我突然觉得数学特别有意思，其他科目的成绩也开始提高，于是顺利考入了高中（与Lycée
不同，是进入大学前的预备学校，日本战败后被并入Université
。——帕特里斯注），并顺利进入大学（类似Grandes Écoles
的以前的大学，日本战败后变成了国立Université。——帕特里斯注），后来又转到美国的大学，充分利用研究成果，才有了如今这一番事业。我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笛子过去鼓励式教育的结果。
中学时的我，考虑事情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然而，当时家庭连遭不幸，身为家中最年长的姐姐，笛子在为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的同时，还要一个人担起整个家庭未来的责任，是多么煎熬啊。所以她才会把无路可逃、在山路上强行前进般强烈的求生欲，全部寄托在我身上。如今想来，我对她的感谢太不够了。虽然我自以为在那之后一直在好好保护她，全力支持她。
我原以为杏子会待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没想到她的病房很明亮，这令我倍感意外。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我本想说“这儿的风景真好啊”来替代寒暄，可还没说出口，笛子就带着卓也进入病房，把视线投向了床上的人。那是我的四姐杏子。我急忙闭嘴，走到床边，握着已经被笛子握紧的杏子的手，用再平常不过的语气对杏子姐姐说：“好久不见，看到你这么精神，我就放心了。”虽说是自己的姐姐，但换作其他场合，我也会不好意思握她的手。可是，面对眼睛看不见的人，唯有通过触感才能让对方确认自己的存在。大约两年前，杏子的糖尿病恶化，完全丧失了视力。窗外波光粼粼的大海，与杏子的喜悦无缘。
“小勇，你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呢。”
杏子背靠在倾斜的床上，笑了起来。她用双手握住我的手，然后又从胳膊摸到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才终于放开了我的手。杏子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双可爱的、圆圆的大眼睛，正因如此，那双眼睛失去光芒后，眼睑内侧暗沉的样子才显得格外凄惨。六十过半就丧失了视力，日常生活该多么无助和悲伤啊！然而，杏子却意外地豁达，对不知该说什么的我风趣地说道：“反正我的腿脚早就走不动了，现在反而没什么不方便了，我这一生已经领略过太多事物，每天光是一件件回忆就已经很有意思了。”大概是受到她丈夫的影响，不知何时起，杏子说话变得风趣了，虽然措辞还是一如既往。她除了身形比以前消瘦，脸也稍微瘦了点以外，没有我想象中的变化那么大。笛子向我解释道：“杏子的丈夫铃村平辅比她早住进这家养老院，之后她搬进了医疗楼，铃村就每天来探望杏子。但两个月前铃村发病，也搬进了这栋医疗楼，此后两人便没法再见面了。”又过了四个月，平辅去世了，一年半以后，杏子也走了。
杏子的病房非常明亮干净，暖气也很舒适。窗外的景色很美，虽然这对杏子来说有些多余。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不满。因为杏子的房间不是单间，四张床被奶油色的窗帘隔开，能听到其他床位传来的不知是歌声还是呻吟的声音，还能听到电视的声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那些专门为支付不起住院费的患者建造的慈善医院。不过，杏子生性开朗，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也没有任何受苦的样子。而且在日本，光是这种病房的价格就已经高得离谱，更不要说单间了。当然，既然负担不起，我自然也不该有什么不满。毕竟这里不是美国。杏子夫妇没有孩子，只能卖了房子，每天靠这笔钱过活。虽然普遍认为日本富裕了，许多日本人的生活之奢侈也令人咋舌，然而只有医疗设施却明显还是很寒酸。我不禁想，这是因为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还没有形成足够重视每个人的人格的良好氛围。我至今仍在为日本那毫无意义的集团主义忧心，当初日本与美国开战，人们不被允许有不同的想法，甚至不能穿不同的服装。
我把在美国和广子的生活以及孩子们的情况详细讲给杏子听的时候，话题自然而然谈到过去。我们尽兴地聊了三个小时。
我坐在杏子的右边，笛子坐在左边，我们时不时地交替抚摸杏子的手和手臂。其间，卓也时而爬到笛子的脚边，时而坐在我的膝盖上，或是攀爬杏子的床沿，在三个大人的谈话里不断穿插自己的声音，听腻了，就跑到房间的其他一个个床位那边，吃别人给的东西，唱唱歌，然后又回到我们这里。后来他索性直接躺在床上看拿来的绘本，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回过神来，抱起卓也，让他睡在杏子床上的角落。
躺在白色病床上的老女人与左右两边的老男人和老女人靠在一起，一边任由小家伙热乎乎的身体在三人之间来回爬动，忽近忽远，一边聊着天。要是小家伙睡着了，三个老人就放缓节奏继续聊天。当然，这三个老人就是笛子、杏子和勇太郎我。但如果换作是我们的祖父母和父母，或是英姑姑和矶姑姑好像也不奇怪。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这样，大人们在聊天时，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也会莫名开心，跟着他们一起笑，或是皱眉。想到这里，不禁莞尔。
（我怀卓也的时候，母亲一直对卓也没有父亲这件事耿耿于怀，极力劝我堕胎。孩子生下来以后，她也经常颤抖着声音劝我把卓也当作养子送出去。有一次母亲哭着说：“不能让你姐姐、勇太郎舅舅还有杏子姨妈她们知道这件事。”我生气地回敬她：“好啊，那你就瞒着他们好了，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他们的，这样安心了吧！”我和卓也的父亲情投意合，且不说在卓也出生之前，自他出生以来，我也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可母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真想不通。我一直觉得母亲不是那种“好面子”的人，想到这里就更生气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大概只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一时脑子太混乱了吧。既然母亲说不把卓也的事情告诉其他家人，全然当他不存在，那我便照做，从此不再见母亲，也不去找姐姐了。自那以后，就变成母亲来我的公寓，用婴儿澡盆给卓也洗澡，给他喂牛奶。她把旧浴衣拆了做尿布，给卓也编遮阳帽，织毛线背心和毛衫。卓也一岁之后，我就开始带卓也回母亲家了。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告诉我的姐姐和杏子姨妈她们的，总之不知从何时开始，卓也不再秘密地活着了。不仅如此，母亲还开始向姐姐和杏子姨妈她们炫耀卓也，甚至对着我夸奖卓也，说他是个头脑聪明的孩子，很快就能记住绘本内容，连电车和汽车的种类都懂。卓也两岁后，母亲说我把卓也放在托儿所不方便，不如让她来带孩子。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卓也出生时母亲说的话，也不指望母亲能帮我到这个地步，所以依然每天都送卓也去托儿所。母亲有时会替我去托儿所接卓也回来，然后带他回家住个两三天，说是让卓也好好“休养”。说实话，当时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疲累至极，因此卓也的“休养”其实也是我的休养。时间充裕的母亲不辞辛劳地陪卓也玩，还带他去公园和动物园，所以卓也在母亲的身边总是很开心。而我在那期间可以踏实睡觉，还能在公司加班，也能看一些卓也在身边时没法看的电影。卓也三岁的时候，母亲去探望住在真鹤养老院的杏子姨妈时也开始带上卓也。杏子姨妈确实喜欢孩子，我猜她会很开心。但我想，母亲的本意一定是想让杏子姨妈夸奖卓也。勇太郎舅舅回日本的时候，母亲为了让他见证卓也的成长，特意带卓也去了真鹤。他们从真鹤回来的晚上，我去了母亲家，见到了勇太郎舅舅。因为白天的疲惫，卓也已经睡着了。母亲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一边说：“今天同个病房的人都很开心，大家都夸卓也可爱得不得了，说我有这么可爱的孙子实在是太幸福啦。是呀，大家的眼神都从这孩子身上离不开了呢。”母亲说完，又急切地征求勇太郎舅舅的赞同。勇太郎舅舅边笑边看着母亲的侧脸。我一边听母亲高兴地说话，一边也想象着母亲所说的病房里的情形，并为此感到喜悦，甚至为卓也觉得骄傲，他得到大家的夸奖是理所当然的。勇太郎舅舅一定觉得这两个女人的举止很滑稽，但他也没有否定卓也在病房里的“明星”形象，而是开始认真地向我和母亲讲起了等卓也十岁以后让他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好处。——由纪子记）
我们三人继续说着话。我和笛子效仿看不见东西的杏子，半闭着眼，三人一起聊着谁也未曾回忆起的遥远过去。
我们都很不理解，祖父母应该是经历过那场叫作“明治维新”的日本变革，可不管是他们还是父母都未曾对我们提起过此事。不，准确来讲，是我自己一直都很不解，并为此困惑了很久，正好与杏子和笛子久别重逢，便把她们也带入到这个疑问中来。当我进一步谈起祖父母和之前的事，发现杏子和笛子两人也并非对自己的家族变迁毫不关心。她们两人积极地参与讨论，“不是那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讲述自己的见解，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话题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自然也厘不清谈话中的各种混乱。终于，不知是笛子还是杏子叹了口气，像把东西随手扔进垃圾箱一样粗暴地结束了对话。那个冬天，我们三个人最后见面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过，既然是过去的事，倒也无所谓了。”
杏子这么一说，笛子也应和道：
“是的，过去怎么样都无所谓了。为什么小勇你这么想知道呢？如此执着于过去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听说因为美国人的历史底蕴很浅薄，所以他们拘泥于自己的祖先过去如何，在外人看来很无聊的事也会如数家珍地记录下来传给后世。这样看来，小勇你也真成了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啊。”
“跟那没关系，我只是单纯好奇。你不是也感到很好奇吗？”
我失望地答道。笛子总是话里有刺。
“我确实好奇，可要想那么多的话，那还不如多聊聊睡在那边的孩子以后如何成长、你的孩子们以后会找怎样的对象结婚之类的开心事呢。你说是吧，杏子？”
杏子听了笛子的话，连连点头。
“你别扯开话题呀。我只是想确切了解从前的事，然后告诉孩子们。”
听我这么一说，杏子像是拿我寻开心一样笑着问道：
“为什么？”
“要说为什么……大概是为了有森家吧。”
我这句话刚说出口，两位老姐姐就一起笑话我了。
“你还在惦记那个年代的事啊？真不可思议。”
“你说的有森家现在在哪儿呢？”
笛子和杏子哈哈大笑地这么说道。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太好意思，只能小声回答：
“所以，我不算是有森家的人，是吗？”
两位姐姐再次毫不留情地取笑我说：
“要是让小勇你可怜巴巴地继承有森家，我们不得被人议论死呀。这种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时代变了呀。而且，你已经去美国了。你孩子的姓也已经变成‘ARIMORI’
了，不是吗？”
“……不是这样，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含含糊糊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一下就戳中了我久居美国感受到的痛苦。我一直都觉得，无论住在哪里，我自己都不会改变，所以孩子们也理应属于有森家。
“但是，当年送你去美国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有森家就已经散了呀。当时觉得这样也好，一身轻。”
笛子刚说话，杏子也说道：“那个时候笛子姐姐还哭了呢。”
“嗯，你不也哭了嘛。”
笛子也反击道。杏子又笑着对我说：
“但是，小勇这么认真地为有森家着想，实在难能可贵。你一直都是个努力奋斗的人，我们很放心。至于我们呢，早就不是有森家的人了，所以话才说得这么轻松。”
“……嗯，这么说也有道理。”
我还是不开心地嘟囔着。笛子摸着杏子的手说：
“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过什么样的人，以后都会被淡忘的，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大家都不在了，回忆也只是徒增痛苦而已。忘掉的话会比较轻松，以后我不在了，也请把我忘了吧。……”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小勇真想查的话，就查查看好了。”
听了杏子的话，我冲她点了点头，突然想起她什么也看不见，便对她说道：
“可惜再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了。像我这样离开了日本，也没有办法去查。没有想到要好好保护这片土地，每年都为此感到缺憾。如今我想弥补这份缺憾。”
笛子对我微笑了一下。
“你嘴上说着这片土地如何如何，可是有森家自古传下来的土地，爷爷早就卖出去了。在那之后买下的城里的土地，只是为了让我们几个剩下的人能有个住处，所以这不是你的责任。硬要说是谁的责任，那也是爷爷的责任。小勇你似乎一直都觉得爷爷当年有一种了不起的烦恼，但我还是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连自我思考都要逃避的无能的人。”
杏子也笑嘻嘻地说：
“爷爷嘛，总是很平和，是个好人。这就足够了。……他给我们讲过马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山腹一带有许多跑得飞快的马，身体还闪闪发光。有一个人驯服了所有的马，可以随心所欲地骑着它们转来转去。据说那种闪闪发光的马只需一天就能越过富士山，叼着山上燃烧的石头安然回来。……我经常梦见自己骑在那种马上。虽然它们和天马不同，但是可以像天马一样轻快地越过那些山岭，我还能感受到风吹在脸上很舒服。我总觉得，这些远古时代闪闪发光的马现在还在某处继续奔跑着。我一直都能看见驹山（指甲斐驹岳
，海拔2967米，它和以下山峰都包含在日本的南阿尔卑斯国立公园
中。——帕特里斯注）、北岳
（海拔3192米）、间之岳
（海拔3189米），还有南边的富士山……有那么多的山在保护着我们呢。”
接着，笛子说道：
“没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山都永远不会改变。我最喜欢驹山。说起来，关于山的故事，有一个叫作‘山姥’的妖怪，我的耳畔至今还回响着‘站住！站住’的声音。还有其他故事，比如一个女人去了山里就没了踪影，过了五十年后变成浑身长毛的山女回到了村子里；一个孩子被山里的山犬（狼的意思。——帕特里斯注）养大，回到村里和父母生活后，因为村子里吃不到生肉又回到山里去了……诸如此类的故事。据说，这些都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的事，听多了，我也就不再觉得稀奇。猴子、蛇，还有鹿，总觉得我们一直和各种各样的动物生活在一起。小勇听着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但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都是老生常谈了，所以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山犬、蛇、鹿都和人说话，跟人猜谜、开玩笑，甚至做老婆、当父母，不是很热闹、很开心吗？”
类似这种故事我也听了许多。而且我小时候也相信自己真的听过“山姥”的声音，相信猴子和蛇都像人一样说话。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在美国挖空心思独自思考关于有森家的过往，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的游戏，但我确实有在认真思考。比起人类世界的变迁，我们更喜欢那个马儿和猴子飞来飞去的世界吧。就像笛子和杏子所说的那样，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眷恋，无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什么，最后只有那些与动物们在一起的故事会被我们深信不疑地保留下来。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年后，我对于人与动物共生共存的热闹世界越发向往，而在这里，马就只是马，猴子也只是普通的猴子。
作为参考，我在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山姥”。这是我印象中最清晰的一件事。
所谓“山姥”是指山中女妖，也就是深山老妖婆（山上的老奶奶的意思，住在山里吃人的坏精灵。——帕特里斯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日文名字叫“KAMONKAKA”。“KAKA”是表示女人或妻子的词，正如法语中的“femme”一样，这我能理解，但“KAMON”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我家乡的语言里，发“N”音的词很多。和服是“KIMONO”，草的果实是“KUSANMI”。所以，“KAMONKAKA”可能是“‘KAMO’的女人”的意思。但我还是不知道“KAMO”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从“神”（读“KAMI”）变化而来，还是指故事中出现的“釜”（读“KAMA”）呢？
“从前，有个马夫（从事用马搬运行李的职业的人，也叫赶马人。——帕特里斯注）从城里买了很多鱼，让自己的马驮着正要越过山岭。突然，他听见后面传来一阵可怕的声音：‘站住……站住……’那声音像是要贯穿整片森林一样。马夫惊觉那是山姥，急忙跑了起来。‘站住……站住……我要吃鱼……’山姥的声音越来越近。马夫心想，绝不能被山姥抓住，就把马上的鱼全部扔掉逃跑了。他本以为能趁山姥吃鱼的时候逃掉，可过了一会儿，山姥的声音又追了上来。‘站住……站住……我还想吃马……给我吃马……’马夫实在没办法，只好丢下马也不管了，继续往前跑，最后跑进了一所空房子。马夫心想，哎呀，这下终于得救了。他想休息一下，可是睡在火炉周围又不安全，所以就爬到房梁上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传来‘砰砰砰’的很大声响，从下面传来了山姥的声音：‘今天吃了鱼和马，但没能把马夫吃了，我很生气！算了，吃点年糕好了。’马夫这才发现这里是山姥的家，来到了这么可怕的地方，他顿时吓得全身颤抖。山姥一边烤着年糕一边说：‘今天老鼠吱吱怎么在房梁上这么吵呀，吱吱也想吃年糕了吗？吱吱是喜欢蘸酱油还是蘸味噌呢？（我两个都喜欢，也喜欢年糕。——帕特里斯注）’马夫慌张地答道：‘吱吱，酱油。’山姥又说：‘那就蘸酱油吧。’然后便给年糕涂上酱油狼吞虎咽起来。吃了一百块年糕后，终于吃不下了。山姥又说：‘吱吱，酱油年糕吃完了，嗓子好干呀。’马夫在房梁上回答：‘吱吱，喝釜里的水。’山姥取了大釜里的水开始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全部喝光之后说：‘吱吱，我困了。’马夫回答说：‘吱吱，在釜里睡吧。’过了一会儿，釜里传来了山姥的呼噜声。马夫从房梁上悄悄地下来，给釜盖上盖子，往底下填满木柴，点着了火，烧了一整晚。早上打开盖子一看，釜里只剩下一块松脂。”
（我也听妈妈说过好几次马的故事和这个故事。我很喜欢马的故事，但是因为害怕山姥，所以不喜欢山姥的故事。不过，正是因为害怕，所以印象才深刻。妈妈不叫它山姥，而是叫山妖。如今，在人迹罕至的山岭上，山妖与马和马夫一个劲奔跑的样子还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无法想象山妖的样子，小时候还把妈妈同喊着“站住、站住”的山妖弄混过，有好一阵子都害怕妈妈。还有一点，在妈妈的故事里，山妖在锅里变成了山妖汤，最后被马夫吃掉了。——由纪子记）
（我没有听过马的故事，但听妈妈说过山姥的故事。可是，我一直以为这是住在比利牛斯山的魔女的故事。可能是因为我的母亲完全不了解日本，所以把它改编成了比利牛斯山的版本，但我听了也觉得很可怕。山姥→比利牛斯山魔女蒙卡，马夫→牵着驴的牧羊人，鱼→干酪，年糕→面包，酱油→橄榄油，味噌→蜂蜜，最后的松脂没有变化。松脂在法国也是很重要的燃料之一。——帕特里斯注）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也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只要我们聊起有森家，一定会从这个传说说起，对我们而言，它意义非凡。当然，也可以说是父亲刻意让我们有此印象。
那是距今约四百年前，我们的故乡甲州
（现在的山梨县。——帕特里斯注）因是群山环绕的盆地，所以总是洪水泛滥。武田信玄（1521——1573，有名的武士大统领。——帕特里斯注）统治甲州后最重要的一番事业，就是做了在河岸修建石筑堤坝这样的大工程。那座石堤至今被称为信玄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但因为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所以征集了许多当地的人出工，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共历时十五年。当时有森家的祖先在这项工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工程结束后受到了信玄的特别嘉奖。
有森家本就是村里很有实力的名主
（允许拥有姓氏的资产阶级农民。——帕特里斯注），所以在施工时派了很多村民当劳力，同时也没有耽误重要的农业作业。这让信玄赞赏有加，之后有森家的社会声誉越发高涨。有森家一直繁荣到祖父那一代。和姐姐们一样，我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后毫无疑问也很激动，长大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为自己是有森家的孩子而骄傲。但到了五十岁后，我开始对此产生了质疑。
首先，在筑堤工程中受到嘉奖的那个人的名字叫小太郎，不知为何，小太郎这个名字不是世世代代传下来，而是隔代传承，并成了我哥哥的名字。我哥哥讨厌自己的名字，说这个名字很老气——而当年小太郎在筑堤大工程中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并没有清楚地流传下来。所谓村中的名主，也不过是父亲的一面之词。父亲晚年喜欢给孩子们讲自己的见解，并总是借机教导我们“要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帮助他人，不能坏了有森家祖先的名声”。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您会知道那么久以前的事情呢？”他只是毫不犹豫地断言：“这都是关于有森家的事啊，有什么好奇怪的。”也就是说，所有这些都毫无证据。所谓“小太郎在信玄堤工程中受到了特别嘉奖”，只是爷爷和父亲的一面之词，他们想怎么加工都行。父亲根据自己的喜好，将有森家的传说包装起来讲给孩子们听，那我也同样可以按照我的喜好进行包装。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情节极其简单的有森家的传说。我想，筑堤工程的性质可能是关键。筑堤工程需要很多人力和大量石材，为了巩固堤坝还需要种植许多树木。当然，也需要很多马搬运材料。来自山里的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都记得，传说中的很久以前，许多马都自由地奔驰在山腹。我不由得把两个传说结合起来思考，这种联想难道毫无意义吗？仔细想来，我们曾听过的其他传说，也无一不与山有关。再把其他不相关的山的传说也无意识地结合起来，我的推理就逐渐有了大致的轮廓：我们的祖先小太郎当时绝不是什么村里的名主，而应该是住在山里，养了许多马，在政治权力管辖不到的地方支配着山地的一介莽夫。也许是猎人、樵夫，也可能是一群马的主人。而关于在筑堤工程中得到了特别的嘉奖，应该是由于其不同寻常的贡献被人注意到了，这么想就说得通了。所谓不同寻常的贡献，也许只是原本对政治权力敬而远之的山上的住民们看到被工程征用的农民们的惨状，不忍心袖手旁观，所以伸出了援手。他们本来就处于武士们的领地之争中，今天投靠这边，明天效忠另一边，充分发挥自己的马匹的作用，扮演隐蔽的间谍角色，甚至还提供兵力。
甲州的金峰山
（海拔2598米。——帕特里斯注）因修验道（以山为神信仰之，在山中进行苦修。——帕特里斯注）而闻名千年。自信玄时代起一直到明治时代，与修验道相结合形成的武装组织“御岳众”更是在甲州当地家喻户晓。在金峰山底下有一座名为御岳的山，山中有一座金樱神社。御岳众虽是神社的信徒，但同时也是信玄的隐藏兵力。还有一则逸事：明治维新的时候，天皇的军队获胜进入甲州游行，御岳众高兴地加入，却发现这支天皇军队完全是假冒的，因此受到世人耻笑。不过具体情况我也记不清了。
……第三年，御岳的御师也来了。
趁乱逃跑，你这个胆小鬼……
祖父母以前经常唱这样的数数歌。我小时候不懂歌词的意思，还以为“御师”是指婴儿的尿布
。长大后，我认为这首歌大概和母亲讲过的御岳众的故事有关。御师是指信仰组织的领袖。
我想说的是，既然御岳众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对于小太郎这个人物的想象也未必是凭空捏造的。
住在山寨里的小太郎拥有优良的马匹，手下都是常年生活在山中的健壮男人。作为山寨老大，小太郎被信玄特地委托协助筑堤的大工程。既然是信玄特意拜托，小太郎自然不会推诿，约定要助一臂之力：“经常遭受水患折磨的农民也非常可怜。没问题，就交给我吧。”当然，他提的报酬条件也很高，他让信玄为他在山顶上新建一座金光灿灿的宫殿。不过，光有农民和武士等人力，筑堤工程永远完不成。无论如何，石头对于筑堤是不可缺少的。说到石头，无论是金峰山还是御岳，这附近的山都是岩石山，山上石材应有尽有。（有许多辉石安山岩、花岗岩、石英斑岩。——我之所以能流利地说出这些特殊石头的名字，是因为受到父亲源一郎的影响，他对石头很感兴趣。以前我们家里到处都是石头的标本，父亲对那些石头如数家珍。）当然，不仅是石头，木材也是唾手可得。他们利用马匹和河流将木材运到盆地的河岸。就连砌石筑坝这种技术活，对小太郎及其手下来说都是驾轻就熟。
小太郎和他的手下干劲十足，他们平日里就看不起农民和武士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偏执心理更为强烈，更想要充分展示出靠山过活的人们的本事，狠狠地把对方压下去。他们搬运了许多巨石和无数碎石，无论酷暑寒冬，都斗志昂扬地骑着马在河边自由驰骋。就这样过了十五年，工程竣工了。按照约定，小太郎受到了奖赏。十五年对小太郎来说，的确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刚开始施工的时候，女儿和儿子还很小，不知不觉中都已长大，他们适应并融入了河边村庄的生活。小太郎把奖赏的一部分分给了自己的手下，把老大的位置传给了其中一个人，从此便住在了自己筑起的堤坝旁。他得到了周围广阔的土地，每日都守望着这座堤坝。小太郎了解了农村的生活后，想把儿子和女儿培养成勤劳的村里人。获得了有森这个姓氏
与奖赏后，小太郎让贫穷的农民在自己广阔的土地上耕作，再也没有回到山里去。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断了与山里的联系，到了孙子的孙子这一代，也有人回到山里去，山里的故事就被流传下了来。有森一族一直把山视作自己真正的故土。……
“小勇，你可真是敢想象啊。”
我把以上的推理说给她们听后，笛子轻蔑一笑，这样说道。笛子和杏子对我好不容易做出的推理嗤之以鼻，认为我这个推理听上去就对有森家族怀有恶意，甚至是背叛。两人异口同声说筑堤工程始终都是以农村为主体的，由相当于名主的村领袖们系统性地提供劳动力并施工，所以有森家族的祖先当时一定是村里的重要领导之一。父亲生平极为认真，最讨厌虚头巴脑的事情，所以他保证过的事一定不会错。
我率先做出让步：“当然，我的推理不过是毫无根据的空想。”毕竟是四百年前的事了。我只是想说，从常识上考虑，一个家族从那么久以前就在一个地方，保持同样的地位一直延续下来，不是很难以置信吗？即使名字和传说没有消失而留存下来，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一个与四百年前的有森小太郎毫无关联的新家族沿用了有森这个姓氏。毕竟四百年的岁月，真的不是那样简单的。
可即使我这样冷静地说，姐姐们也不肯接受。杏子说：
“我不知道美国是怎样的，但日本的乡下，一个家族五六百年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不会有任何变化，就跟金峰山上的石头一样。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罢，眨眼间就过去了。”
笛子也坚决地说道：
“先是有山有湖，水退去后便成了盆地，然后开始有人定居。有森家族自那时起就在村里平和地生活着，正因为家族历史悠久，所以家里的人才受到尊敬，被选为村长，帮衬着村里的人们。我们从小就是这么听说的。而且有一点我绝对深信不疑，有森家族认真地守护着村子，彼此之间没有纷争，一直在那里与村民们和谐共处。”
笛子明明聪慧过人，竟然会对如此幼稚、不切实际的幻想深信不疑，对此我感到有些吃惊，回答道：
“算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爷爷要卖掉村里的土地，搬到城里去呢？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却连听都没听说过。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相当大的变故，农家怎么会卖掉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土地呢？就算是美国农民都会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土地。而且，我听说爷爷是在明治元年（1868年，日本革命，明治维新开始的年份。——帕特里斯注）结婚的，不管他那时候在多么偏僻的农村，也不可能不知道周遭的混乱吧？封建社会的崩溃给当时身为名主的有森家带来的打击应该非常大才对。但是，这些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爷爷也什么都没说过。还有，家里为什么会有铠甲和头盔？这件事我一直都不明白。那么气派的东西应该是大将的装备。”
说完这些话后，我又想起了小时候常看到的那副铠甲和头盔，不禁叹了口气。在美国，随着年纪变大，我总是会遗憾地想起，如果那些东西还在的话，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传家宝啊。父亲去世后，我考上了大学，就按照笛子说的，把它们卖给了当铺。笛子对铠甲、头盔之类的东西没有感情，当然，也是因为家里缺钱。两个东西共卖了五十日元（以前的单位，在日元之后还有“分”，后面写了一块点心是五分，一百分是一日元。——帕特里斯注）。虽然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是一笔巨款，但现在想起来，当铺老板估计知道我们不懂行，肯定压价了。笛子那会儿也很年轻，而我则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学生。
以前每年五月的男孩节（祈祷男孩健康成长的日子。——帕特里斯注），家里都会把铠甲和头盔装饰在外面的客厅。哥哥十五岁还是十六岁那年，穿着铠甲在院子里让父亲给他拍照。同样是男孩子的我，被那副身姿迷得入魂，羡慕得热血澎湃。所以没等到十五岁，十岁的时候，我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穿上了铠甲和头盔。但当我戴上头盔的那一瞬间，感觉脖子重得都要被压到肩膀里去了，甚至都无法呼吸了。家人急忙帮我取下了头盔，可我还是不死心，哭着要穿铠甲。父亲和哥哥没办法，只好用手托着铠甲，罩在站直的我身上。姐姐们则笑得不亦乐乎。特别是跟我年龄相仿的杏子和樱子，笑声尤其刺耳。我又哭了，脱下铠甲就跑。
“不光是铠甲和头盔哟。”
杏子想起了那段回忆，点头说道。笛子也点点头，继续说道：
“还有枪矛和长刀，以及火绳枪（用绳子点火来发射子弹的古老的枪。——帕特里斯注）。我想这应该是爷爷打发时间的爱好。听照子姐说，南原村的旧房子里有个专门放武器的仓库。如果是真的，可能是因为从前大户农家会从武士那里收存很多武器吧，除此之外想不出其他解释了。”
我和杏子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件事。杏子很惊讶，我也特别兴奋。
关于信玄堤的小太郎，我并非有意固执己见，但是有森家的武器库不是和我先前拿御岳众打的比方恰好吻合吗？武士不可能把自己重要的武器托付给农家，更何况还是多到要用仓库来装的武器数量，为何要特意放在农家呢？盆地里原先有一座城堡，还有一片武士们居住的土地。我猜测，这个武器库就是供给住在山里、类似御岳众的秘密兵团所用的。当时的有森家从表面上看只是农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实则统率着整个兵团，所以才会负责保管这个武器库。这些隐藏的秘密兵力平时不为人所知，可是一旦有需要，就能立即作为强有力的山兵调用出来。谁也不能保证敌人不会从群山的背面发动偷袭。一方面看，山是自然的屏障，另一方面看，也是一堵难以探听敌人动静的巨大隔墙。猎人们使枪的本事确实很厉害，那个组织的战斗力应该相当强大。但令我疑惑的是，在割据混战的阴影笼罩下的江户时代，他们到底能发挥出多少战斗力呢？
就这样，我兴奋地向笛子和杏子说了以上这些推测。
“你的想象力也太好了。”
被杏子一说，我突然觉得很难为情，就不讲话了。接着，笛子说道：
“小勇以前就这样，什么事都喜欢插一手，然后自己一个人闷着头瞎琢磨。他以前还警告比他年龄大得多的我的结婚对象，让他好好疼爱自己的老婆，把人家惹火了。总之，武器库的事情你最好直接问照子姐，否则我无可奉告，因为也可能是我听错了。”
以前我很担心笛子，想着自己是弟弟，就下定决心给笛子的丈夫杉冬吾写了封信。可笛子现在居然用嘲弄的语气对待我的一片真心，让我委实不快。换作其他时候，我早就说回去了。可是，冬吾、照子、父母、哥哥，还有其他两个姐姐都已不在人世，如今有森家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看着笛子和杏子的脸，我突然心头百感交集，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照子是我们最大的姐姐，比我大二十一岁，比笛子大十四岁。如果照子还活着，就能告诉我们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了，可惜人死不能复生。“如果照子还活着”——照子死后，我们每次谈起以前的事，都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父母去世后，作为长女的照子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
对于笛子的话，我没有任何反应，杏子却像小孩一样开心地说道：
“哎，说起来，不是说御一新（指明治维新。——帕特里斯注）的时候，城里的武士们闹得天翻地覆、拼命地东躲西藏了吗？在哪儿都能听人这么说。有些武士躲在农民家里，就拿铠甲、头盔这些当钱花，用来买些吃的。也许爷爷曾经很慷慨地救助了武士们，所以攒了很多铠甲和枪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又不好处理，才特地建个仓库收起来了。但是放着还是碍事，之后就卖了。一定是这样！”
笛子和我听到杏子爽朗的声音不由得点头。笛子和杏子对这个解释十分满意。嗯，这也是相当合理的解释。可新时代都要到来了，还偷偷藏着那些被赶下统治地位的武士们的旧式武器，这也太看不清时代趋势了吧。还是说，存着这些武器是想趁着明治维新的混乱期发动农民政变？我依然有好多疑问。然而如果不知道仓库到底是什么样子，也很难从正面反驳。可是，一想到爷爷还把那些残存的东西张灯结彩地挂了起来，总觉得好小家子气，又觉得好丢脸。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想。接着，我向笛子和杏子提出请求。
“铠甲和头盔暂且不说，关于祖父我有一点想法，是我在美国的时候想到的，也确实是胡思乱想，不过你们可以听我说一下吗？因为很难有机会能像这样和笛子姐、杏子姐见面。”
笛子和杏子像是故意叹了口气，显然，她们也不能拦着不让我说，当然，听完以后一定会严厉地批评我一番。因为笛子始终认为祖父小太郎是个窝囊废，没能保护好有森家，所以反而有些期待我又会编出怎样可笑的故事来。
牧子、由纪子，小太郎是你们的曾祖父。请允许我在这里写下我这段“可笑的故事”吧。
明治元年，即一八六八年，甲州南原村十七岁的有森小太郎结婚了。妻子纱英也十七岁，是镇上一家规模很大的绸缎批发商的女儿。小太郎的父母早逝，十七岁的小太郎已经继承了有森家的家业。为什么父母走得那么早，父母走后小太郎由谁照顾，又是谁帮忙筹办了小太郎和纱英的婚事，小太郎的孙辈们对这些琐事不得而知。因为小太郎本来就不是一个会讲自己故事的人。（话虽如此，比我大七岁的笛子出生时小太郎也已经六十岁了，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吧。小太郎的孙辈中年纪最大的是照子，我问过她，她也或多或少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想象来填补那个空白背景。
十七岁的小太郎和纱英并排坐在南原村古朴大宅的客厅里。周围端坐着祖父、叔叔婶婶、纱英的父母和其他亲戚等。纱英来自绸缎批发店，两个年轻人穿的衣服应该相当精致。作为结婚的仪式，两人依次向大家敬酒，每个人都喝一点点。小太郎看不清纱英的脸，她的头上戴着一块叫作“角隐”
的别致白布，脸、脖子和手也都涂上了雪白的脂粉。（在日本古代的婚礼上出现的礼仪，我并不熟悉，对打扮得这样纯白的新娘略感不适。也许此时的小太郎也有一些违和感吧。）尽管如此，小太郎已经很熟悉纱英平日的样子了，他喜欢她那不胆怯、爽朗的性格，所以即使结婚仪式上看不到纱英的脸，不能和她说话，也没关系。
小太郎和纱英的婚事定下来时他才十岁，纱英也十岁。那时纱英比小太郎个头更高一些，无论是纱英作为未婚妻来小太郎家玩的时候，还是小太郎去镇上纱英家里的时候，面对稳重如自己姐姐的纱英，小太郎都只能俯首弯腰。（想起这对夫妇晚年的样子，孩提时代两个人的模样就自然而然地浮现了出来：祖父比起祖母更加瘦小，人也更敏感。）到了十二三岁，小太郎终于开始长个子了，他开始意识到纱英是自己的结婚对象。纱英的模样也开始变了，无论说话还是发笑都开始刻意起来，在小太郎看来有些滑稽。此时，小太郎的母亲利生因病去世了，当年正是她希望小太郎能和纱英这样的商人家的女儿结婚，并一手促成了婚约。母亲一死，小太郎就把和纱英结婚的事视作自己最重要的义务，心中也坚定地认为纱英就是母亲留给他的最理想的妻子。小太郎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利生死后，同住的祖父替小太郎父母照顾他，纱英家也很照顾小太郎，有时会派女帮工到小太郎家，或是让纱英在小太郎家待上一段时间。（小太郎可能有姊妹，但是好像没有兄弟。不过就算有，估计也没能平安长大。另外，从前家庭的亲戚关系本就淡泊，或许小太郎卖掉农村的土地，舍弃农家身份的有森家后，原有的亲戚关系都自动断了吧。）
纱英和小太郎还没到十七岁（在以前的日本，年龄的计算方法和现在不一样。按现在的计算方法来算，大概两个人都是十六岁）就迫不及待要举行结婚仪式。因为纱英是镇上商人家的女儿，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结婚前的准备也是一样，无论小太郎多想一切从简，可这事关绸缎批发商的体面问题，自然处处都要极其讲究。另一方面，小太郎虽然是农村人，但出身名主家庭，所以也必须去私塾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当时的名主也是村里的村官，身份相当于美国南部曾经出现过的种植园经营者，即便规模再小，也扮演着小银行般的角色，因此需要相当高的知识水平。）虽说两人哪怕十四五岁结为夫妻也一样，但他们还是等到十七岁那天才举办了一场庄重的婚礼。
正月寒冬的某一天（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二月初，先前提到的令御岳众蒙受耻辱的假天皇军队进入了甲州，而三月真正的天皇军队入城，临时军政府的统治时期开始了，之后斗争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推测，祖父母应该是趁混乱开始前结的婚。虽然当时社会已经开始混乱，然而今后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小太郎他们那时还完全预料不到吧），无聊的仪式拖沓地进行着，十七岁的小太郎回忆起母亲、父亲，想到自己和纱英今后的生活，他的脑海里定是一片空白。父亲去世时小太郎才五岁，所以他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但是，他一直记得从母亲口中听说的事情。
小太郎的父亲伊兵卫（这个名字在南原村的墓地中可以确认）听到这桩婚事，多半会翻白眼说：“这也太不像话了！”但过个两三天，估计他就会同意。因为伊兵卫也已经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
伊兵卫经常说：“我们家是真正的农民。”他还常叹息道：“这世道真是没救了。”他厌恶城里的商人们，认为他们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奸诈坏蛋。比起在家里计算佃租、税金、经费、贷款（身为地主，管钱肯定是最重要的工作。尽管有森家也会委托像当今专业会计师一样的人员，但在钱的问题上，无论什么时代都不可能放心交给外人），比起参加名主们的集会，为头疼的议题困扰，被迫卷入权力斗争之中（一个村里通常只有一位名主，因此也就是村里的代表。大家每年都会为名主之席争得不可开交。名主家代代都可享受相关特权）等事情，伊兵卫更喜欢开垦土地、拾掇葡萄、带着狗去山里打猎。
在伊兵卫小的时候，法螺贝（海神特里同
吹的大海螺。——帕特里斯注）和太鼓的声响总是忽远忽近，山崩（山的一部分坍塌。——帕特里斯注）一样的叫声在夜空中飘荡，四处房屋燃烧的火焰照亮夜空。大人们在家里颤抖着悄声细语，那儿的房子被袭击了，这儿的人被杀了，那群人跑到了南边，又朝西边去了。女人们在哭泣，下一个被杀、被放火的就是这一家。那种恐惧使身体动弹不得。法螺贝的声音、悲鸣声、男人们的叫声、马儿的嘶叫声、人的脚步声，都在家的周围响起。伊兵卫的父亲小太郎
已经准备好了交给暴徒的钱，家外面还堆好了从仓库里拿出来的米。终于，家里的门从外面被打坏了，拿着锄头和板斧的男人们跑了进来。伊兵卫用被褥蒙住头，屏住呼吸，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那群男人已经消失了，家里的女人们哭喊着，大缸被打碎了，柱子上有很深的印痕，衣柜和架子都倾倒在地，但是所幸没有人被杀，也无人流血。那个夜晚，仿佛有两三千匹脱缰的野马践踏过这片土地。
那时候，连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贫困的农民相继死去。粮食十分紧缺，可镇上的米店商人们囤积居奇，试图谋求更高的暴利。于是农民们袭击了粮商们的仓库，抢走了大米。随着混乱加剧，城里的暴徒和乞丐也加入了进来，一看到有钱人家就进去抢，甚至伤人放火。大约十天时间里，整个盆地被搅得天翻地覆。这些是伊兵卫后来才听说的。之后，伊兵卫对法螺贝和太鼓的声音以及火焰的热度产生了恐惧，而那种恐惧无论过了多少年都没有消失。那种恐怖无法单单与害怕恶人的情绪相提并论，他甚至睡觉也会做噩梦。
确实，某种东西从根部就开始崩坏了。商人们囤积居奇固然可恶，可是，有森家就能说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吗？在商人左右粮价的社会里，无论哪个名主都不能与他们相左。无论是农民还是名主，都各有各的辛苦。大家本应各尽其分，互相帮助。但不知从何时起，有钱人想有更多的钱，掌权者想有更多的权，最后只能逼得贫穷的农民们挥动斧头，烧了有钱人的房子。伊兵卫一家也因此惴惴不安。伊兵卫的父亲既像官员，又像商人。所以，伊兵卫自从二十岁时和利生结了婚，后来又子承父业，他都一直是这样的心态。
伊兵卫很讨厌被推到名主的位置上。虽然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发觉这一点，起码妻子利生是这样感觉的。然而，不管他多么讨厌名主这个位置，在过去，职业是不能随便改换的。于是，身为名主，伊兵卫只好尽可能地无欲无求，他不想再让农民们挥舞着斧头暴乱，就只能把自己的利益先放一边，而去关心农民们的生活，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长子小太郎五岁那年，伊兵卫因病去世。利生认为，伊兵卫小时候经历的那场暴乱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使他变得胆小怕事，这才缩短了他的寿命。有森家开始被周围的名主所孤立，加上伊兵卫死了，小太郎也才五岁，利生一直在思考拯救有森家族的办法，并坚信一定会有出路。
小太郎八岁时，祖母突然卧病在床，发烧得很厉害，一直在呻吟，但病因不明。过了一个月，病情还在恶化，身体瘦到只有原来体重的一半，她只能发出“蛇……”“有蛇……”的呻吟声。没过多久，祖母就去世了。守夜时，祖父在座位上念叨：“‘蛇……’‘有蛇……’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人说，不会是有蛇在作祟吧。大家一边想着怎么可能，一边开始一起寻找蛇的巢穴。果不其然，在院子的松树洞里发现了大蛇。可不管是插棍子进去，还是扔石头、倒热水，蛇都不出来。最后，放入火药点了火，连松树也炸飞了，炸出了三条、五条，一共十二条大蛇，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这是小太郎给我们讲的故事之一，因为据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也许被蛇缠上杀死的人就是小太郎的祖母，强行认为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下大家才发现原来真有蛇在作祟，但是对祖母来说已经太晚了。祖父因此一蹶不振，利生也隐隐预感到了有森家的结局。可一想到小太郎，她无论如何都要挽救有森家。那时横滨已开港，传闻甲州有些地主开始做起了往国外贩卖蚕丝和水晶的生意，并且获得了成功，南原村也一直在谈论此事。此外，甲州的医生们乘咸临丸
去美国学习的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利生深切地认识到，死去的伊兵卫之所以讨厌名主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因为他正确理解了时代的变化。商人和农民看到国外的生意那么好做，自然都想去横滨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原本的身份差异就逐渐淡化了。虽然未来世事如何变迁不得而知，但有森家也必须学习商人们掌握的知识和方法，和商人们一起生存下去。
利生立刻和镇上的绸缎批发商商量，并迅速定下了小太郎与纱英的婚约。她对祖父说：“时代即将改变，这是在未雨绸缪。”也许是因为完成这件大事后利生彻底安心了，她在小太郎订婚仅四年后就去世了。
小太郎和纱英终于如利生所愿成了琴瑟和谐的夫妇。小太郎想像父亲伊兵卫一样，尽可能做一个无欲无求的名主，这也得到了纱英家里的支持。两人结为夫妇后，甲府城
就被天皇军队所占据，武士们四散而逃。从前武田信玄时代给武田家效力的武士们直到昨天都还在旁边的田里种地，一得知德川家（江户时代的将军家。甲州是将军的领地。——帕特里斯注）土崩瓦解，一个个都喜出望外地加入了天皇军。富士浅间神社（为平息富士山的火山活动而建造的神社。——帕特里斯注）的御师们和御岳众们也认为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临了，纷纷协助天皇军前往北部地区，同守旧派作战。不过，他们的期望落空了。此外，许多名主都给新政府提供了巨额资助，企盼换得高官职位。不过，对小太郎和纱英来说，比起聚集在新权力周围的骚动，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要重要得多。在甲州更名为甲府县的那年，长子源一郎出生了。两年后，甲府县更名为山梨县的那一年，长女英出生了。同时，名主这一古老制度也被废止了。
那年夏天，小太郎他们听到传闻说，靠近南原村的村子里正在秘密计划一场抗议新制度的暴动。从信玄时代起，甲州当地就一直沿用一套独特的税法。（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内容，但据说税金的一部分与粮食市场行情无关，按一定的比例支付，剩下的部分按照米价支付。大概靠这个方法，名主和米商相互勾结，双方更容易谋取利益。如果这真是从信玄时代就开始实施的制度，我想其本意大概是不遵从米价，而是根据每年大米的收成来调节税收。）那项税法被废止了，但农民们并不买账，便开始骚动。因为现有的税法让他们更加痛苦。这大概就是名主们煽动农民引起的骚乱吧。这个村子出三百人，那个村子出八百人，大家手持竹枪和镰刀在寺庙内集结后，前往县政府请愿，要求不要废除旧税法。
小太郎不打算掺和那场骚乱。不管怎样，名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名主与农民地位一样，都必须按照新政府的命令，老老实实地缴纳税金。如果说这就是新时代的话，倒也无所谓，并且还能从村里的势力争夺和烦琐事务中解放出来。然而，不久之后，小太郎也几乎被强制要求参加了这场反对运动。不知何时，骚乱的口号变成了：“所有名主阶层的农家必须团结一致抗争，为了守护信玄和祖先的名誉。”从祖父再到父亲一代，名主阶层的农家们交情久远，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小太郎无法违抗“命令”。
小太郎一边抱怨着不想参与，一边在指定时间带着农民们去到指定地点。农民们聚在一起喝酒，像过节一样敲着钟和太鼓大声地叫喊。盛夏的暑热更让每个人面红耳赤，汗流浃背。小太郎已经开始感到了强烈的不安：父亲小时候经历过的可怕骚动又要开始了吗？如果说和以前的骚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由名主们打头阵。从前听父亲讲故事时感受到的恐惧又要涌上来了。人们喊着：“我们走！”趁势鸣钟敲鼓，声音如浪潮激涌般响彻云霄。所有人向甲府的县政府涌去。人群中男人们趁势挥舞着竹枪和镰刀。随着越来越接近城镇，相似的人群不断地汇合，人数不断增加。
小太郎夹杂在人群中，腿都在颤抖，他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感觉天旋地转。到了要进城的时候，到处都是拿着竹枪、敲着钟的农民。这是小太郎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人。先是前方传来了悲鸣，紧接着，四处都是男人们破口大骂的声音。每个人都涨红了脸，一旦有人叫喊，人群就会此起彼伏地呼应。
小太郎所在的队伍被其他队伍挤得动弹不得。一阵你推我搡，突然人群开始往反方向撤回，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我们赢了！”“他们收下请愿书了！”的声音。
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如何，但好在没有发生可怕的骚乱。小太郎松了口气，当晚回到了村里。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听说镇上粮商的家被砸烧了。这时候他知道还不能放松警惕，于是和年幼的孩子们、纱英，还有祖父一起闭门不出。过了两三天，新政府的陆军进入甲府，逮捕了领头煽动农民造反的名主们。也不知是真是假，据说数千名农民那天晚上在市内闹事，杀害了许多市民。到了秋天，两位名主被处以绞刑，另有一位被斩首。虽然小太郎并不认识他们，但是听了消息后，他忍不住流下眼泪。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恐惧。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被无可遁逃的悲伤击溃而流下眼泪。他并非对名主的特权恋恋不舍，但也不想去接近新政府。如果小太郎那时已经四五十岁，出于责任，也许他会和那些被杀的名主们一样，拼命保护昔日那个时代。
“我什么也做不了，”小太郎一直跟纱英叹气，“我什么也不懂！”
纱英已经是三岁的源一郎和襁褓中的英的母亲了。两个孩子都很幸运，茁壮地成长着。特别是源一郎，当时才三岁，纱英的父亲就把在横滨买的精美西洋画册送给了他，他也总是读得津津有味。纱英的父母特别高兴，夸奖源一郎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生来就能学会自己喜欢的学问。虽然有一身学问，可不知道以后会走上怎样的道路。但是，如果能把学问当作自己的财富，无论今后的社会如何变化，也能独善其身，不会随波逐流。据说，纱英的祖父原本是个一无所有的小贩，但凭借其聪明才智开了现在的店铺。比起财富，更可靠的是才智，这也是今后时代发展的趋势。纱英的哥哥和叔叔在横滨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同时，开始学习英语。据说马上就要开办不论身份、所有孩子都能就读的学校了。家里人希望不仅是源一郎，英和今后出生的孩子们都应尽可能有一身学问。如果有十个孩子的话，那就会有十门学问的世界。名主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土地再增加十倍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孩子们的学问，还应该做好失去有森家所有土地的思想准备。无论是现在的土地，还是今后的孩子们，小太郎都必须下定决心。
纱英已经下定决心。当然，在小太郎的祖父还在世的时候，把有森的土地卖掉这种话，纱英实在说不出口。小太郎自己虽然完全没有强烈的愿望去积极改善当前依靠地租度日的生活，提高生产力，或是创立新事业，但是他不可能轻易同意卖掉祖先的土地。可是，按照纱英的想法，小太郎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也是当年小太郎的母亲利生希望他走的道路，所以纱英只好花时间一点一点地让小太郎接受。
“我们有源一郎和英呢，有什么可难过的哇？只要我们有很多娃，一切总会好起来嘛。”
（我不知道纱英这个时候是怎样说这句话的。虽然晚年的时候，她和小太郎的说话方式是一样的，但我认为，在纱英年轻的时候，镇上的商人和乡下的农家，他们的说话方式应该会非常不同，不过我现在无法探寻它们之间的区别。严格说来，也许小太郎和伊兵卫当时的说话方式也与我推测的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也只能靠晚年的小太郎和英姑姑她们说的话来推测了。）
纱英只是把这些话说给小太郎听，然后一有机会就把从哥哥和叔叔那里听来的关于横滨、东京的风土人情津津有味地讲给小太郎听，还给小太郎看自己开始学习英语字母ABC的样子，努力改变小太郎的心意。
第二年，第三个孩子矶出生。三年后，第四个孩子出生了，不过这个孩子四个月后就不幸夭折了。两年后，第五个孩子敏出生了。又隔了三年，他们又生了第六个孩子，可这个孩子也在一岁之前夭折了。这一年，此前由村里管理的三座山被县里当作集体财产夺了过去，村民们不能自由出入原本属于自己的山了。之后山火频发，树木不断地被秘密砍伐。村民们即使看见山火的烟雾也视而不见。埋葬第六个孩子的那一天，山火的烟雾又升起了。
“真是讽刺啊。”
小太郎自言自语道，那天他又流下了眼泪。失去山和孩子的双重打击压得小太郎喘不过气。纱英也颤抖着嘴唇哭了，她暗自在心中发誓：“快点放下这片土地吧！这些东西我什么都不要！”她把长大的源一郎和英、矶、敏三个女儿叫过来，对他们说道：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新学校越来越多，女子学校也建好了。去最新的学校，去东京，就算是美国也没关系，去吧！”
这块墓地正对着南阿尔卑斯山脉
。不知埋葬第六个孩子的时候，或者后来埋葬少女时代去世的第七个孩子时，源一郎是否都这样一边听着纱英的话，一边沿着眼前的一座座山向左望去，掠过甲斐驹岳和北岳的白色山峰，最后视线停留于远在群山背后、隐约露出山顶的富士山呢？（我小时候每次参加葬礼的时候，也都会站在同一个墓地，眺望南阿尔卑斯群山和富士山。去美国以后，有时会回日本扫墓，每次去扫墓的时候，不是只看看墓碑，而是先要确认一下那些白色的山峰，那样才有回到故乡的感觉。我父亲源一郎也一定和我一样，每次有机会都会久久地眺望这些山。源一郎后来倾心于山石、树木和富士山的研究。）
源一郎到了东京并在此结婚，然后把家搬到盛冈
。在他有了孩子以后，小太郎卖掉有森家在南原村的最后一块土地，搬到了甲府的北堀町。长寿的祖父去世了，女儿们全都结婚了，儿子只有源一郎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南原村的家里只剩下小太郎和纱英，而且两个人都已年逾五十。对纱英来说，时隔三十五年，她终于又回到了城镇生活。小太郎为了欢迎源一郎一家，在北堀町建了新房。可一家人好不容易要在城里有新房了，小太郎却建了和以前在农村一样的老气横秋的房子。据说当时喜欢新潮的源一郎为此特别生气。在那个过时的房子里，源一郎他们从第三个孩子驹子一直到我为止，一共生了六个孩子。
在离开南原村前的最后一天，小太郎和纱英凝望着白色的群山，一言不发地伫立了良久。（不过，话说回来，从北堀町望过去也差不多，可以看到南阿尔卑斯山脉和富士山。因为当时家里大概用货车花了好几天时间搬运家具和其他财产，所以并不是简单的搬家。不过，现在看来，小太郎他们其实搬得并不远。）那一天，环绕盆地的群山那再熟悉不过的山脊在天空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笛子经常抱怨，小小的盆地周围除了山还是山，夏热冬冷，而且去了东京还被当成山猿
对待，这个地方实在太令人讨厌了。我和父亲也时常被“甲州吃不到鱼吧？”“海里的鱼你都没见过吧？”之类的问题揶揄。我们在东京受了一肚子委屈，甚至有一段时间觉得故乡令自己蒙羞。但移居美国，在见不着山的平原上生活了十年、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群山环绕的盆地有多么珍贵。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那是我的故乡。举个例子，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等地作为风景名胜颇获好评，还有欧洲的瑞士，也是因其景色而享誉海内外。只要有山在，无论是怎样的人，内心的神秘感和惊异之情都会时常被唤醒。）
……要问富士山的边界在何处，正如美人、君子、凡人的境界各不相同，难以判断。
为厘清此问题，我以为，富士山以其中央喷火口及侧火山喷出之熔岩，又及其飞沙走石所堆积的范围为界，乃为富士山。
（略）
富士山的边界如前所述，其面积约九百零七点六平方千米，即五十八点零八方里
。其属山梨县管辖范围为三百零二平方千米，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余为静冈县所管辖。……
甲斐国志有言：富士自古称骏河之山，实则其七分为甲州之山。天正五年（1577）武田胜赖
浅间明神之愿书中有言“过半甲阳之山也”，然古时如何不得而知，今之行政区划则与之相反，三分之二为静冈县管辖，三分之一为山梨县管辖。实际面积未有计算，然甲斐国志之属俱述其事之书物今仍可见，故于此一言记之。
越过山顶，东西直线距离三十八千米，即九里二十三余町
，南北亦是略同。
富士山其侧线形成对曲
曲线，最为殊胜。
富士山不限于一体而以自然之物尽、自然之理高高堆积山体时，有可能联结出对数曲线。
在地形图上制作贯穿富士山山顶的纵断面图，求其侧线上各地点海拔数（以 h 示之），求其对数log h ，其以比例尺计算联结后存在些许误差，然而大体为一直线，因侧线为对数曲线。而若侧线上各地点中心的水平距离计为 x ，则富士山的对数曲线表现为以下公式：
h =3778 e -0.00014 x
此由计算得出。
将富士山的形状比作圆锥或倒挂的白扇太过笼统，凡是圆锥或扇形，其侧线必定是直线，然而富士山的侧线实为曲线，从对数曲线看也绝非圆锥，其形状只能叫作富士山形。
富士山如果是模型所显示的圆锥体，其体积依照公式可简单计算，然对数曲线要以积分法计算。其侧线毫无障碍地自山顶延伸至吉原，至中心的水平距离为两万三千五百米，以 V 记富士山的体积则公式如下：
a =3778m 山顶的高度
b =-0.00014
l =23500m
故
V =1030km³=17立方里
即，富士山的体积为一千零三十立方千米，相当于十七立方里。
……关于富士山顶角的调查，我认为根据实测图画出断面图，再通过两条斜边相交所测出的角度是最正确的标准，这一点应该谁也无法反驳。为此，我在陆地测量部所绘制的1∶50000的地图上连接吉原、山顶、小御岳
画出了南北断面图，以及从须走
至猪之头
的东西断面图。
以此来测算顶角，前者得出的结果是124°，后者更小，为117°。两者平均值为120°30′。这就是富士山从南北方向看要比从东西方向看更加尖锐的原因。照片也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从铃川
附近拍摄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与断面图一致，顶角为117°，在御殿场口泷原拍摄的照片里，其顶角为120°，而从其他侧面拍摄的顶角也大都在这两个数值之间，只有从须走拍摄的照片中顶角略大一些，为135°。此外，从另外十三个地方拍摄的顶角，其平均值正好略大于120°24′，与通过断面图所测得的值几乎相等。
富士山自洪积世
开始活动，比箱根、天城
等地的火山活动略晚。……
吉田
与大月
之间的桂川谷与御坂层
相互作用，造成地体陷落，伴随着此次陷落，地下岩浆从裂隙中喷出，富士山由此诞生。富士山在洪积世时期进一步活动，在伊豆、箱根等处形成六座火山后，造成了裂隙式喷发（fissure eruption），盐基性熔岩喷出，这些熔岩形成了大片的熔岩台地，构成了今天山下广袤原野的基础，这就是基底熔岩。其后，又形成数次喷发，或是流出熔岩，或是喷出沙砾，相互堆积形成层状，直到今天。
（略）
富士山山体基本形成之后，侧面山体不断喷发，其中尤以西北侧与东南侧的侧面喷发最为频繁，时常喷出熔岩流，飞出沙砾。不过，中央喷火口与地下通路从来没有出现过堵塞现象。至今，山顶东南侧仍有蒸汽洞，这里也成为整座山上唯一一处残留有热气的地方。事实上，今天富士山之所以如此挺拔秀丽，就与中央喷火口的长久畅通密切相关。
（注）以上就是关于富士山形成的假说。不过，非常遗憾，现在这种说法已经被完全推翻了。彼时连地球板块构造学说都没有出现，因此在当时，该假说可谓非常大胆。而现在已有定论，那就是两千四百万年前，绿色凝灰岩开始变动，形成御坂层，此后在洪积世后期，小御岳和爱鹰山
喷发，古富士火山也开始喷火，形成现在富士山的雏形。之后，到了冲积世
，新富士火山开始活动，由于熔岩流、火山灰层的堆积形成了现在的形状，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部分就是新富士火山形成的部分。
（勇太郎记）
我出生的时候应该是正值北堀町的有森家人丁最兴旺的时期。当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参战及“西伯利亚干涉”
的影响，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米价暴涨，在甲府都能见到激烈的农民暴动，其猛烈程度甚至让我回想起我的曾祖父伊兵卫儿时经历过的天保骚动
。那段时间，全国各地频频发生佃耕争议（地主和佃农的矛盾。——帕特里斯注）。据说我三岁那年，横滨一带发生了大地震，遇难人数高达十万，山梨县也受灾严重
。我自己却没有丝毫印象，在仅限于自己家和家附近的狭小世界里，我没有感受到一丝不安。说得好听点叫悠然自得，其实不过是每天恣意妄为，不知恐惧为何物罢了。
那时，祖父小太郎与祖母纱英还健在。父亲源一郎五十岁，母亲真四十二岁，虽然生下我之后不再生育了，但两位依然身体强健，走山路也轻松自如。母亲因为肠胃不良，不能像父亲一样从一座山头走到另一座山头，但是翻山越岭去深山里的温泉也都靠自己步行。现在看来，应该说是腿脚十分强健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走这点山路恐怕是家常便饭吧。
我是在北堀町的家中出生的第八个孩子，因为老二伊助生下来就夭折了，实际上我排行老七。因为我是家中老幺和次子，所以从小就特别受宠。顺便说明一下，我的名字本来按出生顺序应该是“伊三郎”或是“小次郎”之类的，但由于父亲要图个吉利，就给我起名叫“勇太郎”了。因为父亲相信，起“太郎”“一郎”这样的名字，孩子就不会早夭。
我出生的时候，最大的姐姐照子已经同河田善政结了婚，在秩父
生活。三姐驹子只有十五岁，四哥小太郎十一岁，笛子和杏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最小的姐姐樱子只有两岁。光我们家这么多兄弟姐妹就已经足够热闹了，可父亲还收养了他妹妹敏留下的女儿清美同我们一起抚养。敏是他第三个妹妹，三十岁前就去世了。在我哥哥小太郎两岁时，刚满一岁的清美便被与我父亲年龄相差最小的妹妹英抱到了北堀町的家中。听说丈夫早逝、没有孩子的英姑姑本想收清美为养女，因祖父小太郎强烈反对，她只得放弃，从别的亲戚那里过继了和清美情况相似的广治。清美的父亲只留了儿子在身边，很快再婚了，不过这个人也未能长寿。清美的哥哥，也就是这个儿子，似乎也在战争中死去了。这些事情连清美自己都没法直接了解到，我们就更不得而知了。至于广治的事，我们都是从一开始便知道的。不过英姑姑对此讳莫如深，不让我们多嘴，因此，这个秘密也就没有泄露。据说上战场之前，广治才头一次从英姑姑口中听到实情，他对养母英说：“即使这样，我的妈妈也只有您一个。”说罢，两人牵着手哭了起来。广治从战场上平安归来，但是后来因病去世了。与广治相反，清美从小便知晓自己的身世，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心酸。
总之，算上清美，当时我们北堀町的家中总共住了十一个人，再加上那时还有一个女工，本来相当宽敞的房子也变得拥挤不堪。我不知道南原村的老房子有多大，不过北堀町的房子已经不是农舍，而是镇上的住宅了。除去起居间和厨房，就是用隔扇隔成的四个正方形大房间、玄关旁边的小房间以及建在厨房天井里边供女工用的阁楼。除此之外，基本就没什么剩余空间了。而我在纳什维尔的房子比北堀町的房子大一倍，现在只有夫妻两人，十分宽敞。尽管如此，以前孩子们还没长大，都住在家中的时候，电视机的声音、钢琴和唱片的声音、孩子的朋友们的声音、脚步声、笑声此起彼伏，无时无刻不是热闹非凡，就感觉自己的房子小了。纳什维尔的房子住四个人已是如此，而北堀町的房子硬是塞进了十一个人，那时究竟是如何利用房间的呢？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首先，日本过去没有单人房间这个概念。只要地方足够让每个人能睡下就行，而白天所有房间基本上都属于公用，所以那时的房子可以看成是一个双重空间。北堀町等分的四个房间当中，北面靠里的房间被称为“里间”，祖父母在那儿就寝。北边靠外的房间叫“寝间”，是父亲、母亲以及还在吃奶的我睡的，樱子好像也睡在那里。杏子、笛子和清美她们三个，有时睡在祖父母的房间，有时睡在南边靠外的房间。那个房间连着“寝间”，我们叫它“套间”。有时，她们也同父母一起睡。南边靠里的房间是客房，铺着榻榻米。据我所知，这里也是父亲的书房。既然是父亲的书房，父亲在这里睡觉也就不稀奇了，孩子们这么多，其中的两三个进入这个房间和父亲一起睡也很有可能。我记得，照子结婚前和还在上学的驹子两人占领了套间。而小太郎开始时同杏子和笛子一块儿睡觉，后来就在玄关边上的小房间一个人睡，优哉游哉。
虽然我们把这个小房间叫作“儿童房”，但其实祖父建房子时本来是想给工读生（学问方面的弟子，也帮老师家里做事。——帕特里斯注）住的。也许是因为长子源一郎意外成了“真正的学者”，祖父想着“学者住的房子里肯定需要这种房间”，于是没同我父亲本人商量便自己决定了下来。实际上，父亲根本没有精力在家招收工读生，于是暂且把它作为自己的书房，不久就腾给孩子们做学习室用了。一开始是年纪较大的照子和驹子两人在用，两人去了套间后，就轮到笛子、小太郎和清美一起在那里学习。小太郎去仙台上高中以后，轮到了杏子。大家就这样按顺序陆续使用这个房间。到了夜里，小太郎则会一个人占据这里。小太郎离家去读书之后，我就可以一个人在这里睡了。话虽如此，小太郎每次从学校放假回来，都会在这个房间睡。笛子和小太郎关系非常要好，每到此时，他俩通常会把这个房间当成两人神圣的学习殿堂，哪怕我睡下了也不管，在房间里又是听小太郎的唱片，又是大声朗读英语诗歌之类的，不亦乐乎。后来，小太郎去世了，而他的离去让我越发觉得小太郎永远是这间儿童房的主人，无人可以取代他。
这个房间靠近玄关的一侧有一扇飘窗，飘窗外面长着一棵硕大的雪松。小太郎初中时曾在这棵树上架了一根竹竿，上面安装着自己组装的天线，他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东京的广播。当时甲府还没有转播站，只能像这样自己想办法接收信号。小太郎组装天线时，我只有四五岁，一直给他当“助手”。好不容易弄好的收音机第一次出声的时候，我感动到差点摔了个四脚朝天。这种单纯的喜悦，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感受到。考学成功也好，顺利到达美国也罢，那时的感觉与其说是感动，不如称之为解脱或者说放下心来。童年时期的感动没有任何心机或防备。正因如此，所以才格外珍贵吧。
甲府被战火烧成废墟的时候，这棵雪松也被烧得焦黑，却依然屹立在废墟之中。多亏了它，我才得以认出老房子的位置。
房子四周都是葡萄架。正对着走廊的南侧庭院里，有个绿色的葡萄架被我们称作“三尺葡萄”（三尺大概一米，竟然有长一米的葡萄？！——帕特里斯注）。每到葡萄成熟时，铜锣花金龟（一种古铜色硬壳虫的名字。——帕特里斯注）就蜂拥而至，不仅在庭院里，还会飞进房间，一不留神便撞到我们身上，令人心烦。院子里还有很多其他果树：梅子、李子、无花果、柿子、梨子、苹果等，什么都有。那时，采摘果实便是我的工作。采下的果实随后就由母亲做成梅干（盐渍后晒干的梅子，味道酸到让人流泪。——帕特里斯注）、梅酒、李子酱之类的食品。
后面围墙的檐子很长，可以做杂物间。我们在那里养过鸡，还为广治给的鸽子做了个鸽笼，不过，最终还是没能像祖父设想的那样发挥那面墙的作用。毕竟这里是城镇，在与农业没有任何关系的房子里，也就不需要什么杂物间了。
后院的一角有个“男孩乐园”。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专门为年幼时的我开辟的。在那里我可以随心所欲，挖洞也好，玩泥巴、堆石头也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想种什么草木也没有问题。长子伊助早夭，次子小太郎之后接连出生的都是女儿，十一年之后才终于有了我这个男孩，而且我又是老幺，所以一直被家人宠着。不过，这种宠爱说白了就是特殊待遇，也就意味着我是“窝囊废”
（这一说法源自“おミソのカス”，意为一个人得不到伙伴认可，不被别人理睬。——帕特里斯注）。这种特殊待遇使我看待什么事物都容易带偏见。就连特地划给我的“男孩乐园”也让我感觉到只有自己一个人被从家族中隔离开来，所以我并不喜欢它，也不愿意承认它。我伙同家里养的狗，不论后院还是前庭，一概不放过，到处挖洞、撒小石子。
比起“男孩乐园”，我更想要一匹马，一直央求母亲：“养匹嘟嘟（马）嘛，买匹嘟嘟回来嘛。”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要求很离谱。只要我说想要什么东西，基本上都能实现。是爷爷告诉我，很久以前，这附近有许多毛色油光发亮的马，我才想要一匹马的，我以为这个要求再正常不过了。而母亲只是笑笑，没有拒绝我，当然也没有同意。我们家在镇上，怎么可能养得了马呢？我不懂这些常识，还是死乞白赖地央求祖父和父亲。父亲做何感想，暂且不论，我们家世世代代务农，然而到了祖父这代却放弃了农业，真不知祖父听到我的话时，心中究竟是何种滋味。如今我一想到这些，便觉痛心疾首。农家生活，哪怕是普普通通的驮马，也一定要在家里养上一两匹。不过祖父只是笑着点点头，摸摸我的头说：“孩子，咱们去抓铃虫
吧。”就带我出去散步了。于是，我马上满脑子又都是铃虫了。
从大门出去，往北走，在御崎神社前往左拐，渡过相川，有一片开阔的练兵场。既然是练兵场，就会有兵营，也会进行射击训练，不适合住在附近的老人和孩子转悠。而实际上，练兵场占地很广，并非每天都进行射击训练。登上后边的堤坝，远处随风传来悠扬的喇叭声和马匹的嘶鸣声。虽然是“练兵场”，但对我们这些小孩和老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片不必特地远行即可享受的宽阔草地罢了。
祖父领着我，也常常带着樱子一起去这个练兵场抓铃虫、金琵琶
和蛐蛐，找云雀的蛋和蛇卵，并把它们带回家，不断为家里增添重要的家庭成员。就连客厅里、内部的走廊上都堆满了小鸟笼子、装着昆虫的茶色瓶子、放着鸟蛋和蛇卵的木箱以及养着仙人掌和兰花的花盆，更不用说前庭和后院里了。家里本来已有父亲收集的很多矿物标本，以及他一直以来拍摄用的感光片，此外还有许多书籍。这样一来，不管母亲怎么努力收拾，家里总是乱糟糟的。祖父和父亲都盯着家中每一处缝隙，实在找不到缝隙了，估计就互相盯着对方的收藏，想着把它们挪开，方便摆上自己的物品。在堆积东西这一点上，祖父和父亲非常相似，但也因此常常会产生冲突。
至于我自己身上，倒是没怎么发现有这种倾向。当然，我也曾热衷于收集印度艺术或浮世绘作品，只是俗务缠身，不得已才半途而废了。
我的思绪又飞回了练兵场的堤坝，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我们越过练兵场的堤坝，樱子和我在祖父两旁站着，风吹得草叶沙沙作响，因想听清昆虫鸣叫、云雀啼鸣，我们屏住呼吸，凝神贯注。那时的我只有三四岁，穿着短衣短裤，紧紧抓着祖父干枯的手。无边无际的练兵场让幼小的我有些心慌。五六岁的樱子梳着娃娃头，穿着和我差不多的衣服。她眉头紧皱，张开掉了门牙的嘴，呼吸着带有青草气息的风儿。祖父吹着风，感觉到草丛间有各种动物的动静，于是也屏住呼吸，若有所思地点了好几下头。
“爷爷，有虫子吗？在哪里呀？”
我拉着祖父的手问。祖父那满是皱纹的脸冲着我“嘘”了一声，然后又回头看向草丛，迎着风静静地点了点头。樱子也转向我，“嘘”地吹气，同时眨巴眨巴那双圆圆的眼睛，脸颊通红。樱子是在捉弄我。又一阵风吹过，草叶一齐摇晃，沙沙声蔓延开来。太阳从天空的云朵中露出小脸，瞬间，青色的山影变得明亮起来。虫儿们、鸟儿们都在某处屏住了呼吸，我们也屏住了呼吸。
那时，祖父和我、樱子三个人在家里形成了一个联盟。我们整天缠着祖父，帮他照顾小鸟，采集喂金袄子（一种蛙，叫声悦耳。——帕特里斯注）用的苍蝇，照看瓶子里的昆虫，给兰花浇水。我们还从祖父那里听来各种各样的故事：衔着炽热岩石飞奔的马的传闻、变成了山中女妖的邻村新娘的传说、蛇的故事、狐狸、貉狸、猴子、猫……当然也有山姥的传闻。山姥出生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婴儿，但渐渐地身体变得细长，最终变成一条蛇，被人扔进了山里。听了这样的传闻，当时只有三四岁的我不禁担心自己的身体从此也会变得细长。自己变成狸子、猴子问题倒是不大，变成蛇的话，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蛇没有手足，我要是没了手足的话，就没法牵着别人的手走路了，感觉一瞬间就会被小太郎哥哥、清美、笛子他们踩烂。虽然听祖父讲了这么多奇闻怪谈，我还是对昆虫乃至动物世界感到非常亲切，可以说显然是受到我这位祖父的影响。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经常钻进祖父的被窝。樱子是女孩，就和祖母一起睡。祖父祖母身体都很瘦小，因此即使身形更加瘦小的我们钻进被褥里，也丝毫不觉拥挤。祖父总是只穿着一条兜裆布（以前日本男性当作内裤使用的窄布条。——帕特里斯注）睡觉。睡衣倒不是没有，只是像床单那样展开来盖在身上。虽然他说裸睡才能保暖，但那是祖父一个人的特权，在母亲的严命之下，不论我们有多羡慕，都决计不能裸睡。祖母也是穿着整齐的睡衣睡觉的。同裸着的祖父一块儿睡觉，的确感觉像抱着一个被柔软的布料包裹着的大汤婆子。兜裆布的周围尤其温暖，我最爱把手或脚塞在那里睡觉。
早上起床后，祖父会去前廊尽头的洗手间，把打好的水倒进茶杯里，鼻子贴到上面，从鼻子吸水进去，再从嘴里吐出来，如此重复五次之多。这是除了祖父谁也没法模仿的晨间仪式。我和樱子反复练习，要么从鼻子吸进来的水又从鼻子里流出去了，要么呛住了，结果一点长进也没有。
我和樱子、祖父三个人结成联盟，对我来说打心眼里高兴。仔细想来，三个无用的家伙聚在一块儿，对家里其他人来说并无妨害——他们私底下大概是这样互相宽慰的吧。听照子和驹子说，祖父稍年轻一些的时候非常顽固不化，很难伺候。我懂事时，祖父已年逾七十，腿脚不便，过去的威严也消失了。那时，祖母和母亲忙于家务，父亲很少在家。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姐姐们大概都觉得我很可爱，每天闲着没事便逗我玩。但是等我长到两三岁时，姐姐们却每天都围着哥哥小太郎打转，而我和樱子太小，既不会打扑克牌和麻将，野餐泛舟的时候也没法带着去，于是她们干脆把我俩扔在一边不管。两三年之后，樱子不知不觉间也加入了小太郎他们的阵营，窝囊废小孩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了。樱子热爱音乐，不管对什么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这正是小太郎喜欢她的地方。
当时小太郎已经是初中生了。姐姐们不玩需要力气的游戏，小太郎则不然，培养了一个又一个新爱好，网球、棒球、滑冰，还会玩到深夜，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一群男女朋友围在身边。对我来说，这样的小太郎实在过于活跃，甚至让人感觉有些暴力，我连接近他的念头也不曾动过。想来小太郎也不知该如何应付我这个挨两句批评就要哭出来的胆小鬼，所以干脆对我视而不见。
有一次，我对着家门前的沟渠小便，谁知一脚踩空掉进了沟里，顿时号啕大哭起来。因为是很浅的水沟，本来也能自己站起来爬到外面去，可是我当时在沟里，想着要一直哭到有人来帮我为止。当时家里没人出来，倒是从外边回家的小太郎注意到了在水沟里哭泣的我。当时小太郎的朋友道秀也在。看到他们后，我哭得更大声了。道秀笑着把我扶起来，并把我放到小太郎的背上。我像猿猴一般趴在小太郎的背上，一边闻着他背上的味道，一边继续哭。他的背散发着和祖父、姐姐们都不同的气息，那气味既像李子，又像竹子。
我又想起来另外一些事。
有一次，家人们在笛吹川（流经甲府盆地东侧的一条河流。——帕特里斯注）沿岸的万力林（林子的名字？——帕特里斯注）野餐，那也是我第一次被带去参加家庭野餐。当时，我扛着祖父让给我的钓竿，得意扬扬地走着。我傲视着姐姐们，自信满满地宣称：“我一定会钓上来很多鱼。”然而，还没靠近河堤，我的身体就前进不了了，因为钓竿被树枝挂住了。我握紧钓竿，拼命地想往前走，可钓竿只是弯成弓状，而我又弹回原来的位置。在我拼命对付钓竿的这段时间里，母亲和姐姐们在前面走，离我越来越远。我大哭起来，甚至没想起来撒手。钓竿像是蜘蛛精（传说是一种住在山里、长得像蜘蛛的妖精，一触碰女人的肩膀就会诞下几百只小蜘蛛。——帕特里斯注）一样把我抓住了！我吓得小便失禁，像得了脑震荡一般恐惧到发着抖大声哭泣。
小太郎嘴里说着什么，跑回到我身边，马上明白了我陷入“危难”的原因，他先是用力把我的手从钓竿上掰开，接着很轻松地帮我把钓竿从树枝上解脱出来。只是，我已经不愿意再拿钓竿了。小太郎扛着钓竿，我则牵着他的手，一边抽泣，一边追赶母亲她们。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惊讶自己当时怎么那么爱哭。
尽管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朗又果敢的小太郎身上，但姐姐们还是都尽了作为姐姐的义务，陪伴我，看护我。母亲因为肠胃不良，需要经常去温泉休养，因此，姐姐们有时就得替母亲照料我们这些更小的孩子。
至于驹子，她在我四岁时就去了东京，结婚后便搬到上海了。因此，我只记得她喜欢与小太郎、道秀、清美一起玩扑克牌和歌牌（将日本的古诗做成一百张纸牌来玩的游戏。——帕特里斯注）。游戏中，她经常发出惊呼，还会整个身子扑到榻榻米上。小太郎和驹子性格相近。只要他俩在，家中就会非常热闹。野餐、去河边玩等活动层出不穷，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没有发闷的时间。相较而言，笛子以下包括我在内的姐弟四人性格要更内向一些。
清美与小太郎只差一岁，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清美就像小太郎的影子一样，总是跟在他身边，完全不理睬我。不过，小太郎上了初中以后，她开始与他保持距离，转而成了我的玩伴。在那个时代，穷人家的孩子上完小学就得离家参加工作。尽管清美尚不至于如此，但临近孩童时代的终点，她大概也有属于自己的孤独吧。
尽管清美是女孩子，却也不介意与我进行水枪大战，耍刀弄棒（用木棒代替刀子对决的游戏。——帕特里斯注），甚至爬树上房也不在话下。有时，我想骑大马，她就和我一起骑在围墙上，仿佛骑在马上一样，高喊“驾！”“吁！”，然后就会因此被祖母大声呵斥。毕竟清美是收养的，所以祖父母对她的管教很严格。
笛子是个书虫，也很喜欢做手工，每年都热衷于制作贺年卡，而我则在她的指挥下给她打下手。因为连祖父母、父母的那部分也得制作，总共要做大概三百多张才算完。而且，用木版单色印刷也就算了，她竟贪婪地想要三色、四色印刷，这对年幼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无尽的苦工。杏子和樱子当然也会来帮忙，但不懂得忙里偷闲的我则像是抽到了下下签（偶然运气不好，吃大亏。——帕特里斯注），需要一直做到最后。不过，笛子其实是一位难得的好姐姐，她经常读书给我听，教我剪纸和折纸什么的，还给我造“水族馆”和“动物园”。
杏子从孩提时便是个乐于奉献的女孩，不仅帮我穿衣服，还精心照料我吃饭。尽管和我只差五岁，她却会把我抱在腿上，耐心地为我唱摇篮曲，直至我入眠。自始至终杏子照料我都非常认真，有时甚至奋不顾身。然而在大人的眼里，这样的照顾纯属多余，不过是在溺爱我而已。母亲不喜欢她老是这样把我捧在手心里，责备她很烦人。她却毫无怨言，圆圆的、充满爱意的眼里仍闪烁着光芒，始终微笑着，细心照料祖父等家人。在孩子们中间，她的性格最朴实，面庞却属她最美丽耀眼，仿佛迪士尼电影中的公主。
顺带一提，照子、驹子和樱子都是典型的日式面孔，眼睛细长。驹子是波姬·小丝（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影女演员。——帕特里斯注）一般的美人，照子和樱子则是费·唐纳薇（比前者稍早期的美国电影女演员。——帕特里斯注）类型的美女。笛子和小太郎的脸非常相似，换句话说，他们都长得像父亲。喜欢学习这点，大概也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也许笛子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她比任何人都崇拜父亲，排第二名的崇拜对象是小太郎。看到我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弟弟，她心里肯定抱怨，为何自己不是父亲的儿子、小太郎的弟弟呢？
说到我小时候的日常生活，真是十分荒唐，现在想起都会愕然。每天早晨，旁观完祖父“漱口”后，我就和他一起站在神龛前拍手行礼；吃早餐前，我会在参加基督教教会的驹子的指导下和姐姐们齐声念诵“主，我进餐了，阿门”；夜里和母亲一道，在佛坛前双手合十行礼，佛坛前供奉的是幼时夭折的大哥哥以及叔姨的牌位；临睡觉前，我再次和姐姐们一同祈祷“主啊，明天也请保佑我们，阿门”。只要用甜美的声音呼唤，我就成了摇着尾巴的小狗，不管上哪儿去都是蹦蹦跳跳的。这大概是家里拥有众多兄弟姐妹的老幺共同的命运吧。
话题有点扯远了。不过，在美国社会，我的处境依然变化不大。事实上，到了美国之后，我又深刻体会了一遍什么叫窝囊废的滋味。如果一直待在日本的话，这种感觉恐怕反倒是要忘记了。我不像广子，她在美国出生，十岁前一直接受的是英语教育。而我英文说不利索，又是从战败国日本来的人，在我移居美国后加入的第一所大学里，无论我完成了多少研究，窝囊废终究还是窝囊废，甚至连接收我的研究室也是废物。所有这些都是我在日本时无法想象的。
在当时美国的大学里，法学、经济学专业是最热门的领域，不管是黄种人还是犹太人，在其中都没有容身之处，更不用说黑人了。在化学和物理领域，根据专业不同，虽然也有学者与企业和联邦政府有利益关系，可以毫不吝惜地使用巨额资金，但这些只是极少数的情况。大部分专业都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美国社会的精英们都不屑于对这些领域正眼看一下。也正因此，那个研究室才慷慨地接收了我这样的日本人。甚至可以说聚集在该学会中的教授们，除了犹太人就是日本人。我当时之所以决意来美国，是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在连学术领域都被人脉和金钱统治的日本，我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学者的。然而来之前，我怎么能想到美国还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呢？
我作为一个小窝囊废，加入了一个大窝囊废组织，五十岁之后，我离开了大学，在某个基金会的援助下建了一个民间研究所。我对现有的激光技术进行了改良，因而成功和一家光学设备公司签订了合约。事业上大体是成功了，但是我也没法判断这样是否就足够了。我在美国多少挣了一些钱，作为美国公民也有资格与当地那些有势力的人站在一起了。即使这样，我仍然无法摆脱“自己是个窝囊废”的意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例如，无论我在美国多么怀念甲斐驹岳，也没有人能理解。向人们描述生我养我的北堀町的家，他们也只能想象到那种廉价的、涂上美式油漆的房子。相应地，我看见星条旗心里只有郁闷，也不关心历代总统的名字。英语也没有进步，近来反而感觉倒退了。尽管如此，工作上只能用英语，几乎不可能用到日语。前面我曾无意中提到在美国积蓄了一点财富之类的话，其实如果把那些带回日本，那点钱微不足道，毕竟要不是靠着变卖我继承的北堀町的土地的钱做基础，我根本不可能来美国积累这点财富，所以没什么可炫耀的。有森家的土地已经变为美国的一块普通土地，与荒野不过一线之隔。不过，现在我已别无选择，只能守着这块地了。事到如今，即便回到日本，岂止是窝囊废，广子和我也已是外来者（法语“étranger”。——帕特里斯注）。比起外来人，还是做窝囊废活得比较舒坦。
说到这里，我想起英姑姑曾向母亲感叹，在北堀町和外来人结婚是不好的。结果我也和外来人结了婚，并且来了美国，自己也变成了英姑姑口中的外来人。还有我的孩子们，除了外表还是日本人，其他地方已经和外国人没有两样了。他们和附近的那些普通美国人一样，轻描淡写地跟我说想了解自己的祖先之类的话！
前面扯远了，言归正传。接下来，我继续讲述一下自己毛孩子时期的故事。
我的姐姐太多了，这让小时候的我很难分清自己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非要说是哪一方的话，大概更像女孩子吧。家里人给我穿上姐姐们的衣服，把我捧得老高，说我可爱极了，每次听到这些，我都会非常高兴地跑到母亲的梳妆台前瞧瞧自己的身姿。此外，我还很喜欢看姐姐们在祖母家制作新衣，她们展开一块又一块的反物（制作和服用的卷布。——帕特里斯注），津津有味地聊天。姐姐们和织物融为一体，像群蝶旋舞一般卷入美丽的旋涡中。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陪妻子和女儿挑选衣服，不过因此也买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有时，看到姐姐们把我打扮得女性化，父亲感到不安，就会将我带到另一间房子，亲自给我洗澡。不过，对我来说，这澡洗得很难受。在叫作“五右卫门浴桶”的铁制筒形浴缸里头烧开热水，里面铺上木制底板。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洗浴形式，在这种浴缸里根本没法放松。底板一旦滑开，脚就会直接碰到铁锅底部而被烫伤。不过，好在我还是个小孩子，能夹在大人的膝间洗澡，这让我有些许安心。
父亲在水中待了没一会儿就出去了，拿了一大块硬肥皂毫不留情地在我头上擦，从脖子开始一直到背部、腹部、双臂、双腿和脚趾都嘎吱嘎吱地打上泡沫。清洗背部时，他会用手指深入我的臀线固定住我的身体，清洗手臂时则用手指环绕我的腋下，使劲锁住。把肥皂均匀地抹在我身上之后，他就从我头顶浇下热水。无论我怎么低头，紧闭双眼，肥皂液都会进入我的眼睛，疼得无法马上睁开。
最后一步是清洗耳背和小鸡鸡。父亲会使劲扯着我的耳垂，用毛巾擦洗我的耳背。那感觉就像耳垂要被撕坏，耳朵周围的皮肤就要裂开一般。清洗小鸡鸡时则是先把前端的包皮翻开——这会儿终于控制了一些力道，他往里边打上肥皂泡，用指尖环绕着清洗。与其说痛，倒不如说是发痒，想要保持不动真的很难。“鸡鸡，清洁第一；身体，健康第一。”父亲将这话打着节奏说给我听，如同传颂经文。
父亲曾在东京学过一些最先进的学问，因此对健康和卫生非常挑剔。他试图让母亲计算菜品的卡路里，自己给孩子们称重并做记录。为此，父亲还精心制作了一个体重计。首先将两根柱子牢牢地固定在地上，顶上安装一个称大米和蔬菜时使用的弹簧秤，秤的钩子则是用挂着的一圈绳子来代替。孩子们一个一个像坐秋千一样坐到绳圈上。这秤只限于还没上学的小孩子使用。已经上学的话，要做身体检查，会提供大的站式体重秤。当时在家里称体重非常少见，一般要称体重，只能用学校和卫生中心的体重计。所以，即使是这么个“秋千体重计”，父亲把它特地造出来给孩子们称体重，在当时也可谓相当先进了。
父亲很早就买了一台照相机，并在家里的浴室边建了一间暗房，自己冲洗照片。多亏了父亲的照相机，我手边至今仍留有几张自己童年时的照片。那个时代，全家福是要到专门的照相馆去拍的，因此，和现在不同，当时在庭院前轻松拍下的照片是非常贵重的物品。战争期间，樱子把它们和其他行李一同转移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才没有在空袭中被烧毁。
父亲还用Barriquand牌的理发推子（在Barriquand et Marre公司的产品引入日本后，Barriquand在日本就成了理发推子的代名词。——帕特里斯注）在前廊给我剃头。小太郎以前应该也是同等待遇。小太郎、我、父亲和祖父，我们全都剃着光头。那时候经常生虱子，比起发型，父亲更重视干净清洁。这把推子是KUROGANEYA
的产品。（为什么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我还能记得呢？明明最近还经常想不起熟人的名字，弄得很尴尬。这当然是由于人的记忆功能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大脑中的其他部分也参与了记忆过程所导致的。但我还是会感觉奇怪，哪怕同为往事，我也只记得其中一些琐碎的日常场景。其他事情，比如驹子结婚、小太郎升高中之类的对家里来说是大事，可是现在我却完全不记得了。）这个推子不好使，容易夹头发，那种痛苦简直像是要把头皮直接剥下来一般，疼痛难忍。每回我尖叫着想要逃跑，父亲便会拿出一颗糖果塞进我嘴里，然后用轻快的声音说：“我来给这个乖孩子头上也抹一些糖吧。”边说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当我被糖吸引了注意力的当口，他便迅速推起来。父亲当然没有真往我的头上放糖，但是那时我还很小，相信只要头顶一抹上糖，便能保护我免受剃发之苦。
父亲还非常热衷于运动。他在后院建了一根单杠，自己在家的日子，就把孩子们召集起来锻炼身体。夏天我们会去荒川（流经甲府盆地西侧的一条河流。——帕特里斯注）游泳。姐姐们穿着母亲用毛线织成的带腰带的连衣泳裙，男的则穿着兜裆布。我第一次被带去河里游泳时紧紧抱着父亲的背，权当自己也游过泳了。比起游泳，父亲更重视登山。男孩子自不用说，女孩子也得在十五六岁前至少爬几次山。这是父亲一贯的主张。要是完全遵循他的方针，除了无论如何也没法登山的幼儿时期，从十岁开始就得每年都去登山。不过，所幸这一带除了山就是山。比如甲斐驹岳、凤凰三山
、富士山、八岳
之类的，即使是女儿身的姐姐们，也在父亲或者小太郎，以及后来我的带领下，成功登顶了。
我第一次爬上甲斐驹岳是十一岁，陪我去的是小太郎、笛子和杏子。第二次则是十五岁，是和樱子两个人一块儿爬的。不过，那次差一点就要登上山顶时，却起了大雾，什么也看不清楚，以至不得不中途折返。樱子的体力似乎用尽了。走在前面的我回头望去，没看见她的身影。因为有雾，什么也看不见，“万一……”我越来越不安，一边喊着“樱子姐——”，一边沿着刚刚下山的道路摸索着重新登上去。终于听见了樱子的声音，“小勇，我在这里！”我总算放下心来，继续往上走，发现樱子蹲在路边。来到她身边，我也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让樱子跟在身后，边鼓励她边开始下山。然而，过了没多久，她的身影又突然消失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当我和樱子从甲斐驹岳上下来时，都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后来，我进入仙台高中的那一年，和照子的长子泉、次子操一块儿爬了甲斐驹岳，那次我们成功登顶了。泉大我一岁，而操比我小三岁。每年学校放长假，泉和操以及他们最小的妹妹红便会从秩父来到甲府的北堀町，在这里度过整个夏天，因此正好成了我当时的玩伴。红出生那年，也就是我们的父亲去世那一年，从那时起，照子就时不时带着孩子们来北堀町住。倒不是因为她和她丈夫感情不和，只是多了三个孩子，秩父的单位宿舍变得越发拥挤，同时她也担心北堀町的娘家突然变得冷清。
如此热爱爬山的家族里，唯一的例外是胃不好的母亲。不过，即使是母亲，也会为了强健胃部，经常前往深山中泡温泉，因此也习惯于走山路。即便这样，去南阿尔卑斯西山温泉的路想必也非常难走，因为母亲每次去那里时，总要小太郎当她的登山向导（其实是搬行李的人。——帕特里斯注）。
说到登山向导，在我大约六岁时，我们雇了一位登山向导带我们去增富温泉。这处温泉因水中含镭元素而远近闻名。笛子、杏子、樱子和我跟着母亲一起去那里野餐。一大早我们就离开家，先坐马车到了升仙峡
，之后步行穿过御岳，来到金峰山脚下的黑平
。三个姐姐精力充沛，一直在前面走，我和母亲被落在了后面。这时，母亲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爸爸到底还是没来啊，他其实很想一起来的。”听母亲这么说，我吃了一惊，暗自思忖：“噢，原来爸爸不在，妈妈这么提不起劲啊。”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忆犹新。回想起来，母亲生在盛冈，长在东京，来到甲州后，终日与只了解甲州的祖父母相处，她就是想回娘家，也没有娘家了。不得不说，她的处境实在是非常孤独（正是这个缘故，母亲说的是一口带有甲州腔的东京话）。母亲肠胃不良可能就是压力太大导致的。
过了黑平，我们吃了些饭团（这种食物我在巴黎也常吃，我可喜欢吃了！——帕特里斯注），但是对我来说，乐趣到此就结束了。山路越走越陡，我快要哭出来了，可上山的路依旧望不到头。在绝望感的驱使下，我拉着向导的手哭喊：“请你背我吧！背一下嘛！”向导背着我们的行李，当然对我的哀求装作没听见的样子。笛子把我抱起来，走到离向导稍远的地方，在我耳边小声说道：“不要做缠人精（无理取闹，遭人嫌弃的人），那可不像话哦。再说向导身上很脏的呀，又脏又臭。我们的小鬼头要是变臭了就不好啦。”（因为笛子这个时候在普通小学念书，所以仍在说甲州方言。进了女子学校之后，笛子就开始换成以东京话为基础的日本普通话。不只是笛子，男孩子也开始努力改说普通话。不仅学校要求说普通话，我还听说，到了甲州之外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的方言，就会被别人瞧不起，因此我的心头一直有一种恐惧。而恐惧的核心便是以下这个传言：家中最受尊敬的父亲因说话带有甲州腔，在东京时曾受尽嘲笑，还偷偷流泪了。对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吗？东京是个恐怖的地方——这种观念因此深深植根于我心中。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未想过甲州的方言有什么奇怪的，也从未感到愤怒，有的只是一味地感到羞耻，总觉得甲州话就是和智慧与进步毫不相干，如同孩童语言一般。我在上初中以后也掌握了普通话。我从仙台的高中毕业时，说话已经完全没有甲州腔了。但即便如此，让东京的人一听，还是会原形毕露，所以我在东京过得并不开心。搬到美国之后，什么甲州话、关西腔之类的概念，那里一概没有，直接被归入说不好英语的日本人范畴里了。对此，我反倒觉得轻松了。然而，让我时常感到不舒服的是，如今连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们都嘲笑我的英语水平。不过，我已经麻木了，不会再为此感到自卑。我在日本出生、长大，自然说不了和那些只了解美国的人一样的英语。我生于日本甲州，因此非常了解普通话这种人造语言的无聊之处。例如，甲州方言“せまじったい”
的意思是“吵闹”，相当于日语普通话中的“うるさい”
和英语中的“noisy”，不过它和这两个词的感觉又都有微妙的区别。“せまじったい”就只能说成“せまじったい”。然而，让我倍感羞愧的是，事实上，我已经不会说甲州话了。即使和笛子、杏子见面，我们也是说普通话。笛子过去是学校的教师，也许正是因为这份骄傲的职业，她始终认为应当完全忘却甲州方言。当然，即使是立场如此坚定的她和我们说话时，也时不时会蹦出几句甲州话来。）
听了笛子的话，遗传了父亲洁癖的我只得放弃打向导的宽实后背的主意。不过，我们当时竟然是如此满不在乎地蔑视为我们搬行李的向导的吗？这个想法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但在当时的日本，身份意识仍旧根深蒂固，贫富差距也十分显著，有些人小学都没上完就被迫出去打工，或是被卖到游郭（买来贫穷的少女，把她们培养成妓女来挣钱的地方。——帕特里斯注），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高中生则花钱同她们玩乐。世道如此，我也只能眼看着几个这样吃喝嫖赌的同学，哑口无言。其中也有类似茶花女那样的风流韵事，殉情事件在报纸上也屡见不鲜。以前的美国当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但是，在美国，清教徒的思维方式是美式思维的基础，因此，像日本那样公开坦然地承认舞女啦，艺伎啦，还自卖自夸称其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至少这种现象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黑平到木贼岭，一路上仍是难走的登山道。不过，一翻过木贼岭，视野马上开阔起来。迎面可见高耸入云的金峰山和瑞墙山
。据说这两座山都由花岗岩组成，蕴藏着丰富的水晶和黄金。金峰山山顶上的岩石叫作五丈岩，是人们信仰的对象。换句话说，这座山是灵山，形状峻峭奇异。仰望金峰山，圣洁而庄严，五丈岩处则如旋涡般凝聚着某种神圣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要双手合十。有别于所谓的宗教，这是一种冲动，作为生命的一种现象，对于自我存在的认识被自然界偶然形成的山体的壮美姿态所唤醒的冲动。我也和姐姐们一起对着金峰山合掌致礼。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一扫先前的沮丧和疲惫，愉快地迈开步子继续前行。
实际上，一越过木贼岭，道路就平坦了，森林中的白桦树越来越多，景色突然变得明媚起来。对于在盆地长大的孩子来说，白桦是罕见的，就连当天领队的笛子看见后都不禁兴奋起来，对我们说：“虽说现在才十月，不过用白桦树皮做贺年卡，可是非常洋气的做法哦。”也许她在哪里看到过白桦树皮做的特产吧。笛子说着便剥下一片手边的白桦树皮，树皮很容易就剥下来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笛子每年都对制作贺年卡抱有非同寻常的热情和责任感，因此也丝毫没有犹豫，高高兴兴地和她一起一片一片地剥起白桦树皮来。那时，母亲为何默许了我们的行为，不加阻拦，对此我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母亲不了解树木的知识，认为白桦树皮剥了也无妨吧。向导也什么都没说。
收集了摞起来厚达三十厘米的白桦树皮之后，笛子决定道：“够了，不要再剥了。”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地下足袋
、一副巡山人模样的男人——说不定只是路过的人，但对小孩子来说，看上去就像是那种可怕的看守——与我们迎面相遇了。“你们怎么能做这么残忍的事呢？！白桦树的树皮一旦被剥掉，可就再也长不出了啊！你们看，多残忍！”来人涨红着脸，连珠炮似的大声喊道。我们大吃一惊，吓得浑身哆嗦，赶紧一个劲地道歉：“非常抱歉，真是对不起啊！”他又气鼓鼓地说：“就算把白桦树皮放回林子，可是已经剥下来的东西也复原不了啊！”我们只得沮丧地把白桦树皮装进包袱，先前的大好心情已消失得一干二净。特别是笛子，一直沉浸在做了错事的阴影中，走到温泉为止都哭丧着脸，一言不发。随着逐渐临近目的地，我和樱子首先憋不住了，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玩笑。
勇太郎，你斗不过我，退下！
说这话的人才斗不过我，退下！
樱子，你斗不过我，退下！
说这话的人才斗不过我，退下！
我俩起初还是偷偷地说笑嬉闹，说着说着就笑出了声，笑得前仰后合。而杏子还是和笛子一样，一直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
漫长的一天过去了，终于到了增富温泉。虽然温泉水很温暾，但旅馆的山鳟鱼味道非常鲜美。
至于前面说到的白桦树皮，到了十二月，笛子想到好不容易才弄到手，能用上总比不用好，就把包袱从壁橱里拿出来，结果那些树皮都已经缩成一团，硬要拉直的话就会断裂，全都没法用了。我们假装没有看到笛子欲哭无泪的表情，只是悄悄地收起白桦树皮，又拿出去年剩下的纸板和千代纸（用木版印有美丽花纹的纸。——帕特里斯注），静静地等待笛子平复心情。瞧，我们做弟弟妹妹的也要为姐姐费心劳神。事实上，笛子经常为我们的迟钝而生气。
我们还陪同母亲去过甲府附近的积翠寺温泉。从那里可以眺望甲府的街道，所以感觉家就近在咫尺，特别安心。
也许是受父亲体能训练的结果，抑或是因为天生体质强健，在我们家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们，个个都身强力壮。小太郎和笛子擅长跑步，樱子的游泳技术能够媲美专业选手。母亲是这个以体力为傲的家里唯一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她肯定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变得健康，像大家一样锻炼。父亲也希望如此，母亲泡温泉做水疗的事就是他首先提议的。一有机会，他便催促母亲：“差不多又该去了。”可能父亲也想让她至少能从每日侍奉丈夫双亲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吧，自己经常不在家，妻子更应多多疗养。为此，母亲还做过灸术（一种古老的疗法，将一种草药涂在身上并施以火烤，活络身体经脉。——帕特里斯注），也曾煎过草药喝。然而，六十岁以后，不知是不是身体的新陈代谢有了改变，她一下子变成了健康人。战争期间，镇子上跳广播体操（广播里播放体操的伴奏音乐。——帕特里斯注）时她还带头参加呢。结果，就这么健健康康地活到了六十六岁。反而是体力充沛的父亲，还有小太郎、樱子，都很早便去世了。体力和寿命似乎毫不相干。
小太郎一直喜欢各种运动。读小学的时候热衷于打棒球，到了初中又打网球、踢足球，在高中，据说他在玩橄榄球的同时还钻研起了剑道。到了冬季，则会去滑冰。我上小学后，也常和他一起滑冰。在甲府北边的山村带那，有一个叫大正池的小池塘，我们就在池塘的冰面上穿着带冰刀的木屐滑冰。当时聚集到大正池来滑冰的人很多，热闹非凡，以至于池塘周围都摆起了货摊。小太郎善于交际，因此与他打招呼的声音持续不断，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一个接一个地都来找他滑冰、吃关东煮（日本的一种浓汤。——帕特里斯注）。我就纳闷了，我的这位哥哥到底哪儿来这么多朋友。
小太郎是父亲膝下第一个平安长大的男孩，据说父亲在洗儿礼
时还用生鸡蛋代替了洗儿汤为他洗澡，足见他有多么珍视小太郎。因此当小太郎告诉父亲自己要滑冰时，父亲当即兴致勃勃地搜集数据，计算在木屐上安装何种刀片才可以在冰面获得更小的阻力来提升速度，并把得出的数据交给认识的铁匠，为小太郎打了一副特制冰刀。棒球棒和网球拍同样是基于父亲的研究成果特别制作的。作为次子，我也从小受到家人宠爱，然而和小太郎的待遇相比，仍是无法企及。而且，我上中学时，父亲已不在人世，因而在体育和学习方面自然没法从父亲那里受益了。不过，我倒是一直对父亲的书架、矿石标本箱和暗房兴趣十足，终日观赏他拍摄的富士山、南阿尔卑斯山脉和树林，因此其中的影响亦不可忽略。像“尖端放电”（圣艾尔摩之火
。——帕特里斯注）啦，“熔岩海”啦等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偶尔也会唠出几个如魏格纳的“大陆漂移说”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类的词，明明不知个中原理，却仍然沾沾自喜。
七岁时，我患了肌炎，在家休养了一个月左右。我脚疼得厉害，没法走路。父亲背着我去找附近的医生。医生决定马上给我做手术。恰巧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孩子王（只擅长玩乐，喜欢欺负弱小的小孩。——帕特里斯注）清也在场，看到了我在动手术。或许他在想，如果我哭出来的话，以后可以嘲笑我。没想到医生刚把手术刀扎进我的脚，一道脓血便如泉涌一般射出，还没等我哭出来呢，清已经先哭出了声。看到清哭，我也放声大哭起来。从此以后，唯独在我面前，清不敢吹牛皮、逞威风。十年之后，清去了中国东北，战死了。
手术后，父亲用铁丝网做了一个高约两米的巨大鸟笼放在玄关边。或许这是为了安慰休学一个月的我而想出来的主意，抑或是他以前就想做却一直没做，这次正好我做了手术，所以就给我做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总之父亲突然制作起鸟笼来，就像是在动物园里看到的那种。父亲在里边放了很多鸟，比如虎皮鹦鹉、十姊妹鸟什么的，一共大约有三十只。这么多鸟聚在一起，叫声分外热闹。外面的野鸟听到这些鸟的叫声也都一股脑涌了过来。一时间，玄关周围聚集了苇莺、绿鸠、三道眉草鹀、白鹡鸰、栗耳鹎、斑鸫等许多鸟类，并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喜欢动物的我当然很高兴，但姐姐们和母亲对小鸟神经过敏。祖父也很生气，因为他在自己的小竹笼里养的那些绣眼鸟、黄莺、金丝雀什么的，也都异常兴奋，像是生病了。我回学校那天，父亲的鸟笼被拆掉了，里边的小鸟全都被遣散到了鸟窝。我后悔自己没有走进鸟笼，勇敢地守住小鸟们的避难所，然而为时已晚。对家里人来说如噩梦般的一个月，在我看来却是如美妙的梦、优美的音乐一般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鸟儿们在耳边呼扇着翅膀，身边被各种啼叫声环绕，各色羽毛在四周跃动，它们在我的头顶和被褥上休憩。当然，它们到处拉粪便这个事实，让我也多少有些为难。
像祖父那样出于爱好的养鸟方式，父亲可能看不惯。他大概是想给祖父做示范：“瞧，想要养鸟的话就得这么养。”才下决心制作这么一个大鸟笼的吧。只是他却没想到这么一来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总之，这次尝试以父亲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它曾经给我一个人带来了那么多快乐。
父亲还有一个失败的作品，我们都叫它“大菩萨岭”（山岭的名字，海拔1897米，也是一部非常长的有名小说的名字。——帕特里斯注），而父亲称之为“纳凉台”。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谁也不理解，父亲也没法给我们解释清楚。
仲夏的一个清晨，父亲让小太郎做他的助手，两人就在后院做木工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晚上。每当家里人有谁问起，父亲和小太郎只是微笑着说：“等着吧，要做个好东西。”不过，很难说小太郎对于父亲的真实想法到底理解了多少，在我看来，他是纯粹在向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显示自己的优越感罢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听见父亲的呼唤，屋里的人全都跑到了后院。只见靠近围墙处矗立着一个长椅似的东西。对，就是“矗立”，再没有比这个词更贴切的描述了。它的确是长椅形状，不过椅子腿却有大概两米长，边上架把梯子才能爬得上去。台上并排摆了三把类似学校座椅的小木椅，也感觉像是神乐（一种敬神的舞蹈。——帕特里斯注）的舞台，不过这个台子更高、更窄，而且没有扶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好东西？我们都说不出话来，等着父亲的解释。父亲用手巾揩了揩脖子，得意地说：
“这个做得非常牢固，坐十个人也没问题。你们哪个，随便谁吧，爬上去试试。这么高，坐在上边肯定会感觉非常清凉舒畅，这可是日本第一的纳凉台哦。”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们基本上了解了父亲的意图，甚至是恍然大悟。天气炎热的时候到山上去，便会感觉凉爽。同样的道理，如果把纳凉台造得高些，自然应该可以避暑吧。父亲一直思想先进，这个纳凉台又是按他的想法造出来的，因此当时所有人都对它的效果深信不疑。小太郎第一个爬上梯子，紧接着笛子和好奇心旺盛的我也爬了上去。一共就三把椅子，我们也知道纳凉台最多只能坐下三个人，所以都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呀！能看见富士山啊！”小太郎喊道。
“往下看都会觉得头晕眼花啊。”笛子说。
“好吓人喔！”我说。
然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因为非常想弄清楚纳凉台与地面相比是否真的凉爽，我们闭上眼睛，用心静静感受。谁知不仅丝毫没有凉意，傍晚的高温与潮湿反而让人感觉更加闷热。
我们一言不发，面面相觑地从纳凉台上爬了下来。一直在下边等着我们的杏子、樱子和清美爬上了梯子。如出一辙地，她们三个也是赞叹风景美好，抱怨令人目眩的高度，接着沉默了两三分钟便下来了。接下来是父亲和祖父。祖母和母亲则从一开始就只是笑着看着我们，看样子压根没有要爬上去的想法。
父亲从纳凉台上下来，环视了一圈大伙，总结道：“嗯……主要是因为今天没风，但凡有一点儿风，这可就是世上最棒的纳凉台了。以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乘凉，不过小心别摔下来。”
此后大约过了十天，出于好奇，我们会上纳凉台玩耍，父亲有时间也会上来。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自己作品的功效做出哪怕一点点的保证。但是到了夏天结束时，这个纳凉台已被父亲和我们放弃了。因为最终没有人能证明它能给人带来凉爽。在上面也没法放松，因为随时都会踩空，而且这地方太高了，不论是吃西瓜、下象棋，还是看烟火，都不方便。不过，只有清美是例外，不知何时她就会一个人占领那儿，哪怕秋意甚浓，寒风从山上袭来，她也毫不在意，依旧爬上平台，大声唱出她在教会和学校学来的歌曲，朗读读本，或是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啃着柿子作点心吃，或是舔着从厨房弄来的味噌。她自言自语的内容我听不太懂，但看得出态度非常认真，好像是对在教会和学校听说或学到的东西做自问自答。那时的清美应该正值十五六岁，仍像以往一样有着顽皮的一面，同时开始对人生的种种方面感到怀疑。真正的自我牺牲是什么？妇人的美德又为何物？针织布和毛纺布（两者都是衣服面料的名字。——帕特里斯注）的区别在哪里？世上怎么会分为拥有土地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
然而，最后连清美也不再靠近父亲的纳凉台了，似乎是想在被人议论前主动告别纳凉台。
虽然我们不再对纳凉台本身感兴趣，但是心中一直有个疑惑：父亲究竟是怎么想出来要造纳凉台的呢？显然父亲的如意算盘已经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也不好直接去问他。父亲自己也假装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有一天，小太郎给我们讲了他的伟大发现。他告诉我们，他最近很爱读一本叫《大菩萨岭》的小说，书里边出现了一个纳凉台，和父亲造的纳凉台别无二致。“父亲平时从不读小说，认为这些不过是软文学（不上台面的文学。——帕特里斯注），或许他偷偷地读了这本小说呢。”小太郎一脸得意地说道。除小太郎之外，我们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这种东西，因而都点头赞同：“哦？原来是这样啊。”从那以后，我们私底下就把那个没用的纳凉台叫作“大菩萨岭”了。比如“清美又去‘大菩萨岭’咯！”或是“爷爷说了，想把‘大菩萨岭’推倒，做一个鸟窝！”之类的。
直到我来到美国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们所犯的错误。（话虽这么说，那也是因为当时我才不过五六岁，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美国，特别是南方，有一种习惯，就是在房子前面搭个很大的凉台用来避暑。人们爬上小木梯，在凉台上的摇椅或吊床上小憩、饮茶、与客人交谈。换句话说，它起到了一部分茶室的作用。它与玄关相连，所以也能充当土间
。父亲一定是在哪里看到了这种美式房屋的照片，并且心想：“日本的纳凉长椅是人和人并坐在一块儿的，而美国的这种凉台则是人和人相对而坐，也就凉意更甚了吧。在凉台上放椅子，再把凉台做高些，如此简单的结构，为何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想到过呢？”美国的住宅的确设计非常巧妙。想到这里，父亲立即决定在自家也搭建一个一样的凉台。不过遗憾的是，日式房屋和美式房屋构造不同，而且祖父建的这幢房子是老式的，它的玄关是一个独立的房间，风格十分庄重。父亲放弃了将纳凉台的长凳和房子连成一体的想法，转而决定将它修成一个独立的结构。他估计这样的话，它作为纳凉台的功用应该也不会打折扣。
父亲的“大菩萨岭”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吧。父亲的思想始终是进步的，讨厌拘泥于形式，不喜陈旧的道德和迷信，尊崇合理性。他的想法总是倾向于欧美。如果可能的话，他肯定也会考虑留学吧。在他那个时代，日本的理科远远落后于西方，只能一味地朝西方学习。父亲获得的新视野使他的工作范围得以扩大，也得以收获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事后看来，总感觉他对西方模仿得太多，有时连不必要的地方也学来了。“大菩萨岭”应该就是其中一例。他还硬是给小太郎买来了留声机（放声装置。——帕特里斯注）。虽然浪费钱，但尚且算不得什么坏事，毕竟我们用起来还是挺享受的。他还会从东京买来那种带羽毛的女士帽子给母亲，而母亲向来只穿和服。他还和英国的传教士混得很熟，结果把传教士一家人都请到家中。光是要招待这些突如其来的外宾，就让祖父母和母亲惊慌失措了，而为了欢迎他们，他竟然还特地购入了一套六人份的银勺和茶杯，这让并不富裕的有森家弥漫着不满的气氛。
我们还听父亲说，美国和欧洲耸立着很多比富士山和南阿尔卑斯山脉还要壮丽的山脉，流淌着许多比笛吹川还宽广千倍的河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遍布着牛羊。喝牛奶、吃牛肉长大的人精力充沛、肤色健康，不管男女，个个都具备极高的素养，过着清洁优雅的生活。他们彼此谈论人生的理想，探讨自然界的新发现。父亲可能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和我们说过，但在孩子们的头脑中，父亲提到的那个闪闪发光又不可思议的世界，不知不觉已经沉淀下来。这种幻觉可能是促使我决定移民美国的一个间接原因。即使后来被教导说美国是日本的敌人，美国的空军投下了原子弹，我家的房子也被美国人的燃烧弹烧毁，我对美国的想法都没有改变。厌烦了日军显而易见的愚蠢固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孩提时代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话对我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抹去。
虽然我是个没用的窝囊废，但上了小学以后，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男孩子。我开始更加亲近小太郎和父亲，而不是祖父。因为我深切地感到，就算我再继续模仿我的祖父和姐姐们，也没有人会为此称赞我。当时，小太郎正在读初中四年级，对我来说，他和大人没什么两样。说到大人，这一时期，在秩父，照子的第三个孩子早早夭折，她因此陷入了抑郁，而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当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学校，以与男性上的大学区分开来。——帕特里斯注）学习的驹子则在照子身边帮助她照料孩子们。与此同时，驹子自己也开始谈恋爱，正式考虑谈婚论嫁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一块儿冒出来，母亲他们肯定感觉心很累，但是这些大人的事离我还是太远了，我甚至不曾关心过。
家里决定，等清美在北堀町的家上完女校后，就让她回到祖母纱英的娘家——做绸缎批发生意的寺尾家。清美和小太郎带着我们，想着“在此之前要玩个痛快”，每天都在玩歌牌、21点，打桥牌。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开心热闹的日日夜夜。精神亢奋的清美把我这个小屁孩（和我差两岁的樱子也是个小屁孩，但她是小太郎身边的红人，清美大概不太方便对她出手吧）拉进去，在什么都不懂的我的耳边指使我玩游戏，又是要我丢这张牌，又是要我拿那张牌。当我意外取得一场不明所以的胜利时，清美便会抱着我站起来，一边唱“赢咯赢咯，宝宝赢咯！”一边手舞足蹈。当我头晕目眩得哭出来后，清美更兴奋了。
笛子和杏子她们两个人原本不喜欢玩游戏，在此期间却从未缺席，游戏过程中大声叫喊，对输赢也斤斤计较。樱子和小太郎组队，也一副不服输的样子。不过说到玩游戏，还数驹子最起劲，只要她一加入，游戏立马就变得激烈起来。遗憾的是，那时驹子偶尔才会回到北堀町来，也忙于准备婚事，因此很少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游戏。
清美回寺尾家是为了准备结婚，这件事一半是出于祖母的考虑，一半是因为清美自己的期望。假如清美说想和驹子一样去东京上学的话，可能也会如愿以偿吧。因此，对于清美离开北堀町，我们大可不必展现出特殊的同情。然而，清美和我们之间处境的差异越发明显，或许将来再也不可能弥合这种差异了。在这种想法的萦绕之下，暮去朝来，与清美分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大家还是感到有些紧张。
（话虽如此，我当时还是小屁孩，并不明白那么多。事到如今，只能这么猜测小太郎、笛子他们的想法。清美只是搬到了同在甲府的另外一幢房子里，而且她搬走之后，也时常回到北堀町和我们一起吃饭，在起居间里休息，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我丝毫没有感觉她已经搬到了别处。比起清美来，已经结婚的照子和每逢学校放假才从东京回来的驹子，才与我们相隔甚远。顺便说一句，在我的姐姐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驹子和笛子，父亲的教育方针是无论如何都希望儿子们能上大学，对女儿们则完全是听之任之的态度——想学习就学习，想早些结婚就结婚。这听起来像是父亲轻视女性教育，但父亲绝不会认同那种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现实是，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娶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女人，不会有任何不便。而对女人来说则完全不同，越是向上求学，可选结婚对象的范围就越来越窄。其实，就算不结婚，靠自己的能力也能活得好好的，然而作为家长的父亲没能想通这一点。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女人可以。在父亲的妹妹中，英姑姑和矶姑姑结过一次婚，丈夫去世后，她们才得以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英姑姑成了一位三味线
老师，矶姑姑也从教一个小型缝纫班开始一路努力，最后经营了一家内衣公司。当然不是要学她们的样，也不是说从一开始就想着丈夫早晚会死才去结婚。父亲让女儿们自己选择，之后就只能祈求好运了。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令人意外的是，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似乎依然未变，甚至在职业女性众多的美国本质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不过，当将来某一天生殖医学进一步发展，妇女完全无须亲自生育时，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吧。
话题回到我的姐姐们身上。能自由选择自己学校的权利也就到笛子为止了，轮到杏子和樱子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余地。说得直白些，就是父亲去世后，家里不得不把有限钱财的大头用作我这个男孩的教育经费。因此，杏子和樱子注定只能早早结婚了。一旦经济状况恶化，社会现实便会毫不留情地将个人的自由剥夺了去。“卢沟桥事变”［1937年，日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帕特里斯注］发生后，日本社会明显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静。这两种不幸叠加在杏子和樱子身上，而我则因为两人的牺牲才得以进入大学学习。姐姐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支持着我，直到现在，一想到她们，尤其是想到这两位年龄与我相差无几的姐姐时，我都常常难以入眠。我这个弟弟那么自私任性，她们却一直那么善良、那么真诚开朗地笑着照看我，她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虽然集姐姐们的千万宠爱于一身，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幼年时期实在是太长了，不管过多少年都还是小屁孩。就在我抛不开这样的自己，以至于快要忘掉自己的成长之时，也就是在我八岁那年，祖母纱英着凉感冒，之后病情恶化成肺炎去世了。在纱英祖母的葬礼上，祖父小太郎一直待在房间角落里哭泣。“咱们呢，是得了感冒咯。”那天夜里，他说完这句话便病倒了，两天之后也和纱英一样因肺炎撒手归西。两人十七岁结婚，一起生活了大约六十年，是一对仿佛双胞胎一样亲密无间的夫妇。所以，如果是小太郎去世在先，纱英也一定会像小太郎一样，在其后三四天内一同离去。两人这样先后离世，谁也不曾感到惊讶。
葬礼接踵而至，父母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悲伤的时间也没有。而我的幼年时代也在这时宣告终结。具体的表现是，没有人再用“宝宝”来称呼我了，连我也不这样自称了。
尽管我非常爱我的祖父，却没有为此感到太过悲伤。不仅如此，我反倒是像过节一样兴奋，周围的热闹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南原村的很多人都来了，近亲远亲、有森家还是地主时做佃农的人们也都来了。陌生的女人们接管了厨房，煮饭做菜，好不热闹；陌生的男人们在客厅里喝酒；陌生的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葬礼结束后，每个回去的客人都会分到豆沙包（一种源自中国的甜点。——帕特里斯注）。我不清楚这是甲州的风俗，还是只是单纯随意挑选的包子，这种包子大概有两个普通的包子叠在一起那么高，而且馅料（把加糖煮好的红豆研碎而成的东西。——帕特里斯注）也很多。我不喜欢甜食，因此只剥下外皮吃了，留下了七块堆成一团的馅料，为此，从秩父拖家带口赶来的照子狠狠骂了我一顿。关于祖父母的葬礼，我只记得这些了。
祖父母去世后，祖父从前养的鸟儿、杜父鱼和仙人掌全都送给了其他亲戚，家中一下子变得寂寥起来，这时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祖父的离世。第二年起，不再是“宝宝”的我被父亲带出去工作，扛着父亲拍照用的三脚架把富士五湖
和周边的群山走了个遍。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哥哥小太郎去仙台上高中，没法做父亲的助手了，而我已经九岁、快十岁了，终于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了，父亲才带我出去的。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母去世之后，北堀町的家里明亮了许多，怡人的风吹了进来，甚至连家里的天花板好像都变高了。
我从未见过父母和祖父母吵架，但正如照子所说，其实他们之间可能只是相互拼命忍耐着，边磨合边住在一起而已。父亲是进步派，而祖父是传统派。父亲和作为外来人的母亲即使嘴上从不承认，但祖父母去世后，我们才第一次感觉到终于解放了，母亲肠胃不良的问题好像也好了。这种解放感的表现之一就是父亲会心血来潮地带我出去工作，或者在离甲府盆地很远的海边租一个房子，让孩子们尽情享受海水浴。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或者可能对全家人来说（结了婚的照子和驹子以及在纱英娘家结婚的清美除外），生命中最快乐、最灿烂的日子，是从祖父母离世之后突然开始的。
“……嗯，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
我听到了樱子的声音。她的声音是柔和的女中音。我和樱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说了下面这些话呢？是战争结束后我们两个人都去东京生活的时候吗？还是樱子住院我去探望她的时候？
“每当我听见‘幸福’这个词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那段时光。即便是现在，我不理解的词语还有很多，但我理解了‘幸福’的含义，真的好开心。也许这么想不太好，你看，我们不是经常听说嘛，因病痛而濒临死亡的人在弥留之际心情会突然变好，说：‘啊，这种时候还磨磨蹭蹭地什么也不做，可就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我们去野餐吧！’一下子非常精神地坐起来，然后便像牵引的丝线断了一般咽气了。迄今为止，我们家的人都不是这么死去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怪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不过，我觉得，爷爷走的时候，一直以来支撑着我们家的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具体我也说不清。但是，爷爷死了之后，我们体会到的那种‘幸福’，就像是临终前的病人突然心情变好一样。真的，我们就是这种感觉。我想，所谓‘幸福’可能就是这样的吧。我们都很开心，每天一块儿说笑，爸爸、哥哥也都身体很好……喂，小勇，我们之所以那么高兴，是因为以前一直守护着我们家的神啊、天使啊、天狗（传说中住在山里、鼻子很长的神明。——帕特里斯注）之类的神灵不要我们了吧？”
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一定是驳斥了樱子的胡思乱想。人的生死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不过，说实话，我自己有时也会为一种奇怪的想法所困扰。不管是年轻时就去世的驹子、小太郎、樱子，还是父亲（父亲是六十一岁时去世的，实在难称年轻，但对我这个现在已经年过七十的人来说，还是不得不认为是早逝），当我回顾这些亲人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时，发现他们依然是那么开朗快乐，充满幸福感，且受人爱戴，这让我在惊叹之余不由得感受到人的生命的神秘。正是因为对于让人深感痛惜的死亡感到悲伤，当去回望故人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时，就会觉得那些日子闪烁着特殊的光芒。不过事实是，仅仅这样解释是无法让人满意的。失去了八岁儿子卓也的由纪子也曾给我说过一些类似的感想。
“卓也的死是上天注定的，谁会相信这种荒唐话呢？可是，那个孩子在死前的几个月里，为什么要一直给我和朋友们送礼物？又是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讲笑话、做模仿和魔术表演来让我们开心呢？那段时间我真的感到很幸福啊！”
“可是，你们已经挺好的了。”
这是照子的声音，但不是她年轻时的声音。人到中年之后，照子便开始收着嘴巴笑，非常做作。不仅如此，她连说话方式也变了，说话时舌头在嘴里打卷。也许她原本就有这种特征，但她年轻的时候谁也没怎么在意。毕竟，在有森家，人人都像马一样张大嘴巴哈哈大笑。不，只有祖母纱英是抿着嘴、拘谨地笑的。照子那么笑，或许是受了纱英的影响。
“你们说什么去海边啦，去饭店吃咖喱啦，这些我都听烦了，因为我只有羡慕的分儿，毕竟这些好事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在我之后出生的小伊助死掉之后，爸爸妈妈都很失落，完全不管我。好不容易等到小驹出生了，她又跟我差了六岁。我出嫁的时候，小驹才十三岁。底下的小家伙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我只有替妈妈照料他们的分儿，他们却没法做我的玩伴。而且，咱们家那位老爷子祖父很吓人。是的，真的很吓人。我是五岁时来到北堀町的，在那之前的冬天，有时会被寄放在南原村的老房子生活，但是这和住在同一屋檐下还是有区别的。在盛冈时，我们住在机关宿舍，那里的孩子那叫一个多如牛毛，不管在别人家还是在自己家，永远都是闹哄哄吵成一片，玩得浑身沾满泥巴。正因为这样，在新房子等着我们的老爷子才会那样大跌眼镜吧。不论是吃饭的时候，还是在走廊走路的时候，永远都会挨批。而且那时候，我和妈妈还说着盛冈方言，他肯定也感觉很不舒服。饮食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我觉得妈妈应该比我更难受。盛冈和甲府离得实在太远了。此外，妈妈生于贫穷武士家族对吧？好像这从一开始就没给老爷子留下什么好印象。我想，对老爷子来说，这种事情会让他回忆起过往的人和事，所以他还是希望忘个一干二净、不去触碰为好。不过，父亲对娶了母亲这事好像还蛮骄傲的。小驹之后，小太郎出生了，从那之后，家里气氛才变得欢快起来。那时老爷子年纪也大了。所以我才说羡慕你们呀，我不仅从来没有同与自己一般大的孩子一起玩耍嬉闹过，还要一直被逼着做一些当妈妈才干的活，结婚之后也没几件称心如意的事。”
“我只知道小勇是个满腹牢骚的人，没想到照子姐也这么爱抱怨呢。”
笛子在一旁插话。这段对话我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呢？肯定是照子还活着的时候。是早在二十年前，当时我住在东京都内的宾馆，她们两人来探望我的时候吗？
“照子姐说什么也不能对结婚有怨言吧。毕竟你被父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而且善政姐夫还给你写了那么多情书，就连婚嫁准备也数给照子姐办得最用心。我那个时候才四五岁，但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呢。祖父办事可能确实有点老套，但是被那么热烈地求婚，结婚之后也被宠着，这种好事除了照子姐之外，可是没人会讨厌哦。”
“结婚什么的，我并不想的啊。我也想像小驹和你一样去东京，想去更高等的学府学习呀，而且善政他就是一个水泥公司的上班族而已，老气横秋、邋里邋遢的。”
笛子这回真生气了，一张嘴便顶了回去。
“像善政姐夫那么齐整、清爽又优秀的人，上哪里找去呀！可能也就聊起天来会有点无聊，然后就是可能和老爷子有点像，有些消极主义。不过，当然了，善政姐夫和老爷子完全不同，善政姐夫总归还是在公司上班的嘛，就算只是混得中规中矩，但也养活了一个家庭，这就挺难能可贵了。说起老爷子，他可是个天生的闲人隐士，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他能更努力一点，就不用把土地一点点地卖掉，父亲也不用那么辛苦，我们也可能过得更舒坦一些了。没用的老爷子活了那么久，父亲却那么早就走了，一想到这里，我就心有不甘，忍不住想哭……”
谈到对祖父的看法时，笛子光想着我们自己可怜，已顾不上说得是否得体。她不去憎恶各种不幸本身的不合理性，而是强行把原因归结到祖父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好让自己能够接受。笛子对祖父的批判也经常波及受祖父疼爱的我身上。她说，祖父的没用以及从中衍生出的自以为是，也可悲地在我身上扎下了根。“没用”
是句土话，意思就是没出息。我是不是自以为是暂且不提，被擅自评价是没用的人就很过分了。（没用的人怎么能决定移民到美国呢？）尽管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和祖父接触不多的笛子对祖父太过苛责，而我在幼年时期与祖父一同度过了较长时间，对祖父则是满怀敬爱。
也是出于这种敬爱，在我看来，祖父一点一点地变卖掉土地并最终离开南原村的原因，肯定不是如笛子所断言的那么简单。祖父确实热衷于种花养鸟，然而把这一点作为他无能的证据并大加批判，对祖父来说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其实，与其说祖父无能，倒不如说他迎接长子源一郎携妻女从盛冈归来之后，就决定完全进入“悠闲隐居”状态，并且切身践行了这一决定。否则，他怎么会把土地卖掉供源一郎上学，把英、矶、敏三个女儿送进各自理想的学校，并且还为她们操心寻找结婚对象呢？
美国有种习俗，不鼓励孩子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甚至子女十八岁后，父母可以向子女索取抚养他们到十八岁所花费的费用。托这个习俗的福，我不必为孩子们的教育费用费心。另一方面，也正因此，令我不禁想到祖父和父亲当初身上的学费负担有多么沉重。然而他们为了子女的教育，花钱毫不吝惜。我想，这也许就是有森家过去作为名主的骄傲吧，尽管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祖母纱英来自一个商人家庭，对时代的变化非常敏感，她积极提倡要读书学习。源一郎去甲府的师范学校（培养教师的学校。——帕特里斯注）时，她肯定也非常骄傲。南原村以前没有人上过甲府的师范学校（甲府的寺尾家中，纱英的哥哥最早在横滨学英语，后来把他的女儿送去教会女校做寄宿生。在甲府和在南原村，对教育认知的差异好像就有如此不同），有森源一郎考入师范学校这件事在南原村就成了人人议论的大新闻。不过，之后发生的事就连寺尾家都感到非常震惊。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源一郎穿着草鞋离开了南原村的家，越过笹子岭
和小佛岭
，去了东京。随后，他考上了当时新成立的高中，更是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
学习。这样一来，不仅轰动了全村，大家还说村子里要出伟人了。想来，这时源一郎的父母小太郎和纱英大概也不得不做好了觉悟。因为儿子今后会如何飞黄腾达，他们已经无法预测。如此一来，之前老的有森家随时都会消失，毕竟源一郎会振兴新一代的有森家族。
上大学期间，源一郎和真结了婚。彼时，真寄居在东京一个亲戚的家中学习书法和古琴。其间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大概是有人把真介绍给了源一郎吧。虽然家道中落，但真毕竟是武士家族的女儿，教养很好，她随身还带着护身刀，一把上了朱漆的美丽短剑。据说真那边的家族中有些人反对她嫁入农民阶层，但那个时候，真的处境已经非常窘迫，以至于这种反对的声音都显得十分滑稽。真身边只剩一个姐姐，所谓娘家已经不复存在。
源一郎在大学里完成了关于伊豆大岛的博士论文，毕业之后没找到心仪的工作（如果没有很硬的关系就不易找到工作，我毕业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就去了真的故乡盛冈，在那边的矿山局里工作。先是照子出生，然后是伊助，不过伊助很快就夭折了。源一郎夫妇带着五岁的照子这一个孩子回到了甲府。换句话说，他们在盛冈只待了五年。至于这次归乡是应小太郎的强烈要求，还是出于源一郎自己的意愿，我不得而知。不过，除了源一郎之外，有森家就只剩下女儿了，总有一天他都必须回去。而且当时的矿山迫使朝鲜人从事非常艰苦的劳动，总是意外事故不断，遇难者层出不穷。由于贫穷，工地上争吵不断，导致杀人事件频发，工人死于病痛也屡见不鲜。源一郎的工作并不是直接接触矿工的监督岗，但当他知道现场的情况之后，可能深感仅凭一己之力想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整日处于精神高度疲劳的状态。作为政府官员，他的确多少取得了一些政绩，但说到底，自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雇员这一事实从未改变过。
源一郎最终还是没有适应做雇员的生活。盛冈也多山，但既然同样是住在山里，肯定还是住在自己的家乡更好些。家乡有自己的房子，父母和妹妹们也都在等着自己回家，那里的山川很熟悉，语言也听着亲切。
由于诸多原因，源一郎最终没能成为南原村的人们所期待的“伟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村里人称作“先生”，回到家乡后，他做了当地山林局的一名顾问。碰巧赶上山梨县要开发旅游业来缓解富士五湖地区和八岳山脚下民众的贫困，因此非常需要源一郎这样的人才。源一郎研究的是家乡的山野，只需要在其间自由自在地漫步，然后提交调查报告就可以了，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工作。
在源一郎回乡之际，小太郎把南原村里剩下的土地全部变卖，在北堀町建了一栋新房子。这个时期，他还建了几间用来出租的房屋，收的租金就作为有森家的收入。如果没有这份收入，光靠源一郎领的那点工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供八个孩子上学读书。出租屋的数量在那之后一直在增加，围墙也随之离我们住的房子越来越接近，最后，后院消失了，前庭也消失了。
祖父小太郎的名字，到这里就要从我的故事中消失了。之后出现的小太郎，就是指大我十一岁的小太郎哥哥了。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秘密，我一定要记录下来。这是我和祖父两个人之间的秘密，因此，只有这件事不仅樱子不知道，其他所有人也都不知道。我拼命保守了这个秘密很久，到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清楚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还是梦境了。
这件事的起因是有轨马车的废止。有轨马车就如字面意思，在铁道上用马拉着车辆走，是一种非常奇怪且不成熟的交通方式，但这种电车的替代手段在我的孩提时代仍在使用。祖父听说将来有一天，有轨马车会被电车取代，拉车的四十多匹马会被送去拍卖。
有一天，祖父对我说：“孩子，想不想和爷爷一起去看马？”喜欢马的我自然不会拒绝。祖父接着说：“我也想给我们家领养一匹马，可我们做不到啊。”
可能祖父没钱买马，才决定最后坐一次有轨马车吧。像这样稍微出趟远门，算不上什么秘密。然而，祖父肯定从一开始就决定要“绕远路”。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樱子和杏子也都想去，但他还是只带了我去。
那是一个初夏的晴天，甲斐驹岳在阳光照射之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要是一直艳阳高照，马粪就会干掉，被风吹得满天飞，一不留神，都没法把头探出车窗外了；要是下起雨来，马粪一溶化，又是臭气熏天。也就是说，不管外边是什么状况，这种有轨马车坐起来都不舒服。不过，在我一个孩子看来，这趟旅程令我感到稀奇又兴奋。从甲府到鳅泽
的距离并不算远，即便如此，坐有轨马车也花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鳅泽，祖父抚摸着停车场里几匹马的口鼻，似是慰劳它们一般，说道：“世道真是无情。唉，请原谅我们吧。”说完，祖父便朝山里走去。渡过富士川
后，他步子加快，一路上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我可不想在陌生的地方和祖父走散，只能一路迈开步子紧紧追赶。终于到了一个地方，房屋不见踪影，道路开始向上爬升。祖父仍旧一言不发，我也没问要去哪里，就这么一直往前走。光是要追上祖父就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根本没有精力开口询问。
我们大汗淋漓，不知道走了多久，感觉是相当长的一段路。中途休息了两次，估计走了有两小时吧，四周的树林消失了，我们来到了一片平缓的草地。芳草如茵，令人想就地躺下，美美地睡个午觉，但祖父仍未停下。我们在随风翻涌的绿浪中登上了一座山峰，祖父这才终于停下了脚步。
“孩子，仔细瞧。马儿在飞奔，在欢快地笑呢。孩子，看清楚了，你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的马。对我来说，这也是最后一眼了啊。”
祖父说着就坐在草地上了，我也坐了下来。我浑身冒汗，口干舌燥，但一听祖父的话，又马上来了精神。我用手擦了擦被汗水浸湿的脸，盯着缓缓起伏的草地边缘。绿草之间能看到有几个黑点，十、二十、三十个，不，起码有五十个。它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群飞鸟，而非奔马。祖父轻嘘了一声，示意我别出声。我就一言不发地盯着那些黑点。汗水不住地流下来，我只能不停地用手擦拭。
起初，只能看见遥远的绿色当中一堆黑点一边聚成一个圆环状，一边快速地移动，待我第二次擦去汗水时，那个圆环已变成了一个V字，而且V字的尖头部分正朝我们这边冲来。再擦一次汗的工夫，V字又往旁边偏移了一些，不过眼见黑点变得越来越大，我有些害怕，于是紧紧贴住祖父的两膝。他从后面抱紧我，再次嘘了一声。
黑点已经完全变成了马的模样。V字的前端直直地冲向我们，因此只能看见乌泱泱的一大块黑幕朝我们涌来。群马奔腾，宛如飞翔之姿。虽然在甲州方言中，“跑”就是说成“飞”，但此时，我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一群马是如何“奔跑”着“飞行”的。没错，这群马在草地上飞行。记忆中，我没有听见马蹄声。但我清楚地记得，黑色的群马鬃毛倒竖，奋力地逼近我。连大地也开始震颤。黑马浑身冒着热气，在阳光的照射下璀璨夺目。
我吓得低下头，趴在祖父的腿上，但是祖父马上把我的头托起来。几十匹马就在我们面前不过十米的地方转过弯去。黑色的马群如同滂沱大雨中暴怒的河川，又有山体崩塌滑落之势，更似一阵炫目的旋风。其中有一匹马身形巨大，鬃毛与尾巴的摆动让我看得失神。那匹马忽然间昂首向天，张嘴嘶鸣。一瞬间，我感觉它嘴里射出了某种特殊的光芒。当我揉了揉眼睛，再次抬头想看清楚时，它却早已离开了我的视线。很快，整个马群都离我们远去了。
“孩子，看马的事情跟谁也不能说，这是咱们祖孙俩之间的秘密，到死也不能说哦。”
在回停车场的路上，祖父一直这么叮嘱我。
我还活着，一直守着这个秘密到了这个年纪，现在就算说出来，我想祖父也不会怪罪我吧。在回去的有轨马车上，祖父一直在我耳边轻轻地哼着下面这首摇篮曲：
别说哟，不出声，不让别人哄着你
不许说出去，街上的勇太郎
说出去的话，就把你扔进鳅泽的河里哟
原来的歌词是“别哭啦，不让哭，不让别人哄着你。不能哭出来，兵营的小孩子。哭出来的话，就把你扔进鳅泽的河里哟”，祖父把它略加修改，变成了念给我的咒语，好把这个秘密封印住。
“别说哟，不出声”，祖父的低语让幼小的我不知多么害怕，却又让我在恐惧之余感到一丝窃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