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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云计算、智能互联等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企业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预测，全球数据总量将从2018年的33ZB增长到2025年的175ZB [1]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新时代 [2] 。同时，数字化资源逐步改变工业经济的根本 [3] ，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 [4] 。数字化资源被定义为企业实现数字技术能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等 [5] ，其应用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无尽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逻辑和价值创造模式 [2] 。
作为全世界拥有最多互联网用户的国家 [3] ，在爆炸式创新的前夜 [6] ，中国没有再次错过，而是热情地拥抱这次产业革命，并成为这一轮变革的主角之一 [2] 。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为39.8%，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政策层面，国务院2022年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尽管我国数字化产业发展前景明朗，但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历程并非一帆风顺 [7] 。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并不积极。积极主动转型的公司比例只有25%，采取“等等看”态度的公司比例有近三分之一 [8] 。二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高。有研究指出，企业在数字转型项目上的投入将超过1.3万亿美元，即便如此，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公司比重也会超过70% [9-10] ，无法充分应对数字化转型风险的公司比重也会超过43% [8] ，实践界甚至发出了“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哀叹。
由此，企业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利用数字化资源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既是实践界面临的难题，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新议题。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数字化资源与业务流程的集成 [11] ，也有观点认为它是在利用数字化资源促进产品与服务创新 [12] 、流程创新 [13] 、商业模式创新 [14] ，进而提高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 [15,16]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一些企业没落，而一些企业崛起并出现一些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转型升级新现象 [7] 。例如：一些资源匮乏的传统制造型企业利用数字化资源成为多项世界隐形冠军；一些实体企业利用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实现多方共赢；一些互联网企业利用数字化资源从核心产品拓展到不相关产品，构建智能互联产品体系，实现指数级增长。虽然传统理论认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企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提高核心能力与产品、服务的附加价值。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传统理论难以诠释数字经济情境下企业转型升级背后的逻辑与规律 [17] 。同时，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更多基于企业内部和传统资源的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等 [18] ，很难解释数字经济时代开放生态型企业的崛起。
虽然相关研究表明，创造价值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和关键，是实现持续竞争力的根本 [19,20] 。然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的企业单独创造价值的模式遭到了企业边界弱化模糊、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技术复杂度提高以及用户个性化需求增长等巨大挑战。这些变化使得企业难以依靠自身资源来维持竞争优势和依靠单独创造价值来满足时代的需要，企业需要通过与其他企业的资源整合和价值共创来实现转型升级 [21-23] 。近年来，随着服务主导逻辑代替传统商品主导逻辑 [24] ，价值创造视角也由企业单独创造价值向多元主体价值共创转变，强调通过生态系统内的资源组合与合作互动来实现价值共创 [25,26] 。在数字经济时代，虽然企业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价值共创实现转型升级的现象众多纷杂，然而研究企业如何利用数字化资源进行价值共创的文章却非常稀少 [27] 。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资源从根本上重塑了企业竞争与企业边界，颠覆了价值创造主体的互动方式。据此，有必要从数字化资源的角度来重新剖析价值共创机理，从而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28] 。
目前，关于数字化资源和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虽然数字化资源成为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然而现有资源理论集中于传统资源，数字化资源具有不同于传统资源的特征，因此有待进一步明晰其内涵与特征。二是由于企业资源基础会影响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方向，因此不能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数字化资源基础一概而论，然而现有文献还是将企业笼统地看作同一“黑箱”，仍然对数字化资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缺少必要的分类探讨。同时，由于作为企业转型升级重要路径的价值共创，其现有理论的展开主要基于传统资源，而数字化资源这个新型生产要素又颠覆了价值创造主体之间传统的互动方式 [29,30] ，因此有待进一步打开数字化资源与价值共创的机理。三是尽管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理论更多基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等，并且以传统资源为基础来展开对影响因素、策略、评价体系等静态要素的研究，然而数字化资源的特征会对企业转型升级产生不同的作用并呈现不同的模式，因此有待进一步系统打开数字化资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
综上所述，本书延续陈冬梅等（2020）根据数字化基因对企业的分类 [25] ，数字化基因是指企业拥有数字化资源或数字化技术能力的程度，它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组织行为和运营实践等。本书以典型的无数字化基因企业、半数字化基因企业和天生数字化基因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揭示数字化资源促进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和过程模型，具体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揭示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资源内涵，并刻画不同类型数字化资源的特征；二是针对不同类型数字化资源，提炼出数字化资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不同路径；三是探讨不同类型数字化资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