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肘後備急方》綜考（代前言）

《肘後備急方》（以下一般簡稱《肘後方》）是中醫方劑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對中醫藥學的發展貢獻巨大，影響深遠。從一定意義上説，《肘後方》在中醫史上的價值可以與《傷寒論》並列。《傷寒論》是經方一路的創始之作和代表作，《肘後方》則是簡驗方一路的開山之作和代表作。對比出土的秦漢醫簡，《肘後方》遠紹秦漢醫方，用方質樸，追求取材方便，奏效快捷。在宋以前近千年間，《肘後方》《小品方》爲代表的簡驗方一路著作的影響實際大於《傷寒論》。《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綜合性方書都收載了不少《肘後方》中的方劑，而《小品方》《集驗方》《醫心方》《串雅》等方書更是側重承襲《肘後方》“簡、便、廉、驗”的治療思想。宋以後，尊經之風漸強，簡驗方一路才退居經方之後。但許多民間方書或文人雅士抄輯的驗方書，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走《肘後備急方》的路綫。這説明《肘後方》的影響依然是巨大的。

一、作者葛洪生平槪要

《肘後備急方》，作者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郡句容（今江蘇句容）人。按《晉書·葛洪傳》 ，葛洪年壽八十一歲，則約生於晉武帝太康五年（284），卒於晉興寧元年（363）；但另有幾種不同記載與推算，大多是生年不變或稍往前推至晉太康四年（283），卒年前推二十年左右。葛洪生年有一個比較確定的依據，《抱朴子·外篇》佚文云：“昔太安二年，京邑始亂，余年二十一。” 以此上推，葛洪生於晉太康四年。判斷葛洪卒年的依據主要見於一個事件的記載。《晉書·葛洪傳》云：“後忽與岳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岳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太平寰宇記》引袁宏（字彦伯。東晉文學家、史學家）《羅浮記》：“忽與岱書云：‘當遠行尋師藥，尅期當去。’岱疑其異，便狼狽往别。旣至，而洪已亡，時年六十一。” 二書所述爲同一事（“岱”卽“岳”，鄧岳，時任廣州刺史。因避東晉康皇帝司馬岳之諱，袁宏改稱其名爲“岱”），若依《葛洪傳》之説，葛洪八十一歲卒，則在晉哀帝興寧元年，但此時的廣州刺史已是謝奉（謝安南），而非鄧岳。故《葛洪傳》“八”或爲“六”之誤。故葛洪當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壽六十一歲 。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敘》記載：“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弃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絶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

其祖父葛奚（一作系）效力三國孫吳，曾擔任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等職；叔祖父葛玄，字孝先，好神仙修煉之術，兼通醫術，世稱“葛仙翁”。其父葛悌，由吳入晉，曾爲邵陵太守，卒於官。

葛洪爲葛悌第三子，少習儒學，不好交際，寡所玩好，年十三時喪父，於困境之中志學不輟，廣覽群書。其間曾得葛玄弟子鄭隱指點，學煉丹秘術，兼綜練醫術。在儒學之外，特傳予道教經典與金丹仙術。西晉太安二年（303），葛洪因募兵參加了平定揚州石冰領導的起義有功，被任命爲伏波將軍（年二十一），“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晉書·葛洪傳》）。其後晉惠帝光熙元年（306）朝廷擬用嵇含出任廣州刺史，嵇則表請葛洪爲廣州參軍，葛洪應允，先行至廣州募兵，不意嵇含在襄陽被人所殺，葛洪隱居廣州附近的羅浮山，爲南海太守鮑靚（鮑玄）所賞識，娶其女鮑姑爲妻（年二十四）。之後於愍帝建興二年（314）攜妻返回句容（年三十二），在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又“以平賊功賜爵關内侯” （年三十五）（《晉書·葛洪傳》）。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又一度出仕，葛洪求爲勾漏（今廣西省北流市）令，仍意在去南方煉丹，雖已獲許，但終未成行（年四十八）；至廣州時，曾被刺史鄧岳挽留，最終約在咸和八年（333）再度歸隱羅浮山，習煉丹術，著書立説（年五十一）；直到十年後去世，時年六十一歲。

《抱朴子外篇·自敘》記：“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絶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葛洪傳》亦謂其“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抱朴”之義，又源自《老子》“見素抱朴”之語。以此自號，足見葛洪敦樸之風。葛洪爲東晉道教理論家、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内擅丹道，外習醫術，研精道儒，學貫百家，思想淵深，著作弘富。著有《神仙傳》《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等。

二、《肘後備急方》著成與嬗變

葛洪儒道兼修，終歸於道。古代道教與醫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方面，醫藥可以助道家修煉；另一方面，醫藥的施用可以成爲道教救世和傳教的手段。因此，出身於道教世家的葛洪，道、醫兼習，在兩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葛洪《抱朴子外篇·自敘》曰：“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兩晉都有“建武”之年，一是西晉惠帝司馬衷的第八個年號，共計使用五個月（304年7月—11月），其次是東晉元帝司馬睿的第一個年號，共計使用二年（317年3月—318年3月）。《抱朴子》的著成當在後一建武年，可知其主體是在第一次隱居羅浮山時寫成，至建武年改定。實際上，包括《肘後方》在内的葛洪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這段時期初成。《肘後方》一書數處提及“嶺南”，特别是第七十二篇在介紹了二十五種常備藥物後，特意補充：“以前諸藥，固以大要；嶺南使用仍開［闕］ 者，今復疏之。”撰著地點由是明矣。

（一）葛洪撰著

葛洪生於晉代，其時，已有較多方書流傳於世，這爲葛洪整理醫方書奠定了資料基礎。

《漢書·藝文志》載，漢有“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從近百年、特别是近幾十年出土的簡帛醫藥文獻看，以馬王堆漢墓醫書、老官山漢墓醫書爲代表，醫方書在西漢進入了成長期；而兩漢之交的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方劑，有些已經較爲成熟。東漢末年，後世奉爲中醫經典的張仲景醫方著作問世，則標志著中醫方劑學的完全成熟。

大約也是從第一次隱居羅浮山開始，葛洪開始撰巨著《金匱藥方》（亦稱《玉函方》）一百卷，這應是歷史上最早的大型方書。《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云：

（葛洪）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葛氏《抱朴子》卷十五《雜應》篇曾記述其著述醫書的背景與動機：

余見戴霸、華他［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傅，周始甘、唐通、阮南河［河南］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卽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説身中孔穴榮［滎］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救卒］》三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虚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嫻］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卽爲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

《雜應》之《玉函方》和《葛洪傳》之《金匱藥方》是同書異名。據此引文可知，葛洪當時已能搜集到的綜合性方書與救急類方書，至少在五六百卷之多（《肘後方》自序中更稱有“近將千卷”）；又有多種應對“暴卒”之病的“備急方”。但葛洪都不滿意，其指摘的主要缺點，一是病種不全，二是雜亂無序，三是貴藥難辦，四是穴腧難明。針對這樣的情況，葛洪一是重編了一部百卷巨制、門類有序的“玉函方”，二是另編了專事救急、“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的“救卒方”。

《玉函方》後世已失傳，但傳世本《肘後方》中，有多處提到要用“好方”“大方”，還列出了一些“大方”的方名，其中多首方子仍保留在《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中。如《肘後方·治卒中五尸方第六》：“又，飛尸入腹刺痛死方：凡犀角、射罔、五注丸，並是好藥，别在大方中。”其中，“犀角”可見於《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蠱毒第四》，名“犀角丸”，功效爲“治蠱毒百病，腹暴痛，飛尸，惡氣腫方”，主治與《肘後方》所述相似，方用犀角屑、羚羊角屑、鬼臼屑、桂心末等十三味藥爲丸。“五注丸”則可見於《外臺秘要方》卷十三《五疰方》引《删繁》轉引《華佗綠帙》，方名作“五疰丸”。功效爲“療中惡，五疰、五尸入腹，胸脅急痛，鬼擊客忤，停尸垂死者”，方用丹砂、雄黃、附子、甘遂等六味。《肘後方》第十三篇中還提到傷寒有“二十餘方”屬“大方”，“今惟載前四方”，可惜此四方今本亦已不全（存大小柴胡湯，麻黃湯、葛根湯用變方，無桂枝湯）。

在《肘後方》葛洪自序中，明確表述：先“選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玉函》”，完成了百卷宏制。然而正因爲其書體量過大，“非有力不能盡寫”。故葛氏“採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若能信之，庶免橫禍焉”。這就是《肘後備急方》一書的成因。

《肘後救卒》爲其初名，但其書名與卷數多有不同記載。《肘後備急方·序》作“《肘後救卒》三卷”，《抱朴子·雜應》篇作“《九十［救卒］》三卷”，《晉書·葛洪傳》作“《肘後要急方》四卷”，《隋書·經籍志》載：“《肘後方》六卷/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亡）”。唐朝王松年撰《仙苑編珠》卷上引《道學傳》作“《肘後要方》”（見正統道藏本），《舊唐書·經籍志》作“《肘後救卒方》四卷/葛洪”，又有“《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陶弘景”；《新唐書·藝文志》作“葛洪《肘後救卒方》六卷”，亦有“《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肘後備急方》道藏本作“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卷”，《四庫全書》本作“《肘後備急方》八卷”，後者爲今通行之名。《隋書·經籍志》中甚至還有“《扁鵲肘後方》三卷”，與葛洪《肘後方》不知有無關聯。此外，《舊唐書》卷一〇二《列傳第五十二》還有劉子玄（劉知幾）之子貺撰有“《真人肘後方》三卷”，《新唐書》更標爲“劉貺《真人肘後方》三卷”，此書與葛洪《肘後方》較大可能是有關聯的，或是劉貺爲葛洪《肘後方》做過整理、補輯一類工作？傳世本葛洪《肘後方》中存有唐人摻補的痕跡，是否與此“劉貺《真人肘後方》三卷”有關？目前無法證實與否定。

上舉各記載有二卷、三卷、四卷、六卷、九卷之不同。“肘後”者，猶言“袖珍”，謂形制小，可珍藏於衣袖之中、手肘之後。故初始三卷之制，較爲切合編著原意。宋代劉昉（字方明）《幼幼新書》（初刊於宋紹興二十年，1150）卷四十記載引書書目《前代方書第十三》，尚稱：“《葛氏肘後》，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今書三卷。按《晉史》本傳云：《肘後要急方》四卷。”可知宋人尚可見三卷本之《肘後方》。

“救卒”者，卽救急；“備急”者，預先備辦，以應對卒急發生之疾也。《肘後備急方》所集之方，按其初始立意來説，主要就是收集以單驗方爲主的“小方”。小方多用單味藥，且多用田野家苑易得之藥，故便於無專業醫者時的臨時應用，名爲“救卒”“備急”，蓋取意於此。

但此書書名的變化還是隱隱存在一個疑點。

葛洪《肘後備急方·序》作“肘後救卒”之外，《抱朴子·雜應篇》作“九十”，可以校作“救卒”；唐初重臣房玄齡主持編修的《晉書·葛洪傳》作“《肘後要急方》”，魏徵、長孫無忌先後主持編修的《隋書·經籍志》作“《肘後方》”和“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以及唐朝王松年撰《仙苑編珠》卷上引《道學傳》作“《肘後要方》”，共同捨棄了“救卒”二字；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經籍志》作“《肘後救卒方》”和“《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北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所載書名同：二書都重拾了“救卒”二字；但這一本真之名並未再流傳開，陶弘景命名的“百一”和楊用道命名的“附廣”也都没有通行；道藏本作“《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卷》”，其後各種通行本多題作“《肘後備急方》”，《肘後備急方》遂成爲後世通行之名。

看來，正是在唐初，“救卒”二字被棄用了。“救”在唐代，可以是“治”的避諱改字之一（參見下文），那麽，似乎並没有什麽理由要棄“救”字而不用。對此筆者猜測，此書名發生變化的原因依然與避諱有關。避諱的一種主要做法，是對帝王之名諱，改用近義字代替本當用字；這樣避諱時，人們見到避諱改字，會自然聯想到本當用的字。這種聯想原本是改字避諱方式的有意設計。

《晉書》編寫時，李治已經成爲太子，且在《晉書》編成後一年卽皇帝位（不排除《晉書》成書後再傳抄時發生新的局部改動）；《隋書》編寫開始得早，但貞觀十年（636）初步完成的只是紀傳部分，而史志部分是貞觀十五年（641）重新開始，由長孫無忌主持，至顯慶元年（656）方完成，此時，李治已經卽位八年。其實在李治朝，關於是否避“治”字，是有過避與不避的不同考慮的，最終的規定是視不同情況而定。

《册府元龜·帝王部·名諱》載：

高宗諱治。卽位之初，有司請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臣”，諸州“治中”爲“司馬”，“治禮郎”爲“奉禮郎”。帝以貞觀時不廢先帝二字，不許。有司奏曰：“先帝二名，禮不偏諱。上旣單名，臣子不敢指斥。”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壬寅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卽，“繕寫舊典”不必避，日常書寫要避。而“治”是多義字、常用字，因而在古書中就有了“治”改用近義字“療”“理”“主”“救”“理”“靜”等多種不同改法。這種做法的機制是，當時人們讀書見到這些字時，心中能够會意出這實際是“治”字。但此法應用中也可能産生一個副作用——在不是用作避諱代字，而是用於其本來用法時，也有可能讓人産生這樣的聯想。在特定情況下，這可能誤導讀者産生錯誤的聯想。

《肘後救卒方》一名，本無需要避諱的情況，而且本書正文中恰恰有用“救”代替“治”的避諱用例。但是，正因爲“治”可以用“救”來改字避諱，“救”和“治”二字之間就有了一種特殊字際關聯，人們看到“救卒”，就可能聯想成“治卒”，而這樣的聯想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晉書》《隋書》二書的編寫者乃至民間的使用者，會有意識地避免此書書名中可能聯想出的潛在的“惡意”，因而就乾脆捨棄“救卒”二字，改用意思相近的“要急”“備急”，後者則被後世廣泛沿用。然在筆者閲讀範圍中，没有見到提及此種特殊忌諱做法的。這裏姑且提出猜測，以俟補正。

現傳該書最早本是明代正統道藏本，該書書名作“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卷”，本自《舊唐書》“肘後救卒備急方”一名，而又捨去了“救卒”二字，又或與道家忌言生死有關，雖然此“卒”字原非此義。之後各通行本皆題作“肘後備急方”，《肘後備急方》遂成爲後世通行之名。

這裏順便討論一下書名中的“方”。“方”是中醫學的重要槪念，現代中醫界把中醫臨牀診治過程槪括爲“理法方藥”四項基本内容，“方”卽是其中之一。中醫古籍中方書所佔比例最高，約有五分之一。《肘後備急方》也是方書中一種重要的方書。“方”何以名“方”？《説文解字·方部》：“方，併船也。”段玉裁注：“下象兩舟併爲一，上象兩船頭總於一處也。”當代中醫方劑學研究中，有的人就把此釋作爲“方”得名的起點，認爲“方”以諸藥組合調節而得，正如兩船相併。但是，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可以看到，從簡帛，到《金匱要略方》《肘後備急方》等書乃至後來的諸多方書，古人收載於方書中、被稱爲“方”的，除了用藥之方外，還有祝由、禁咒、法術、導引、手法、針灸、按摩等諸多不用藥的“方”；卽便是用藥的“方”，也有不少只是獨一味的單方，無所謂“組合”。

醫方之所以稱爲“方”，其命名理據，是取“方”的“方法”之義。在專業範圍來説，就是治病的方法。中醫“方”的各種使用場合，都能依此得到順暢的解釋。事實上，直到現今，依然有不少不用藥而稱爲“方”的，比如針刺處方之類。在此基礎上，收集“方”的書稱“方書”，也簡稱“方”。如《金匱要略方》《肘後備急方》《小品方》《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等諸種以“方”命名的書，都取這一用法。也因此，古代的“方”更近似於“理法方藥”中的“法”，不限於現代中醫偏於藥物組合的“方” 。

（二）陶弘景增訂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號華陽隱居，謚貞白先生，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南朝士族出身，自幼喜神仙之學，二十歲時齊高帝引爲諸王侍讀。三十歲左右，正式拜入道門。南齊永明十年（492），正式辭官，入茅山修行。朝廷遇事常往諮詢，世人稱爲“山中宰相”。最終成爲齊、梁時著名的道教學者、煉丹家、醫藥學家，道醫兼通的傑出代表人物。著有《真誥》《登真隱訣》《養性延命錄》《藥總訣》《本草經集注》《華陽陶隱居集》等。

在《本草經集注·序錄》中，陶弘景説到了自己與醫藥的關聯，大凡三事：其一卽著成《本草經集注》（原書佚，但主要内容保存在《證類本草》等本草書中，其中卷一《序錄》還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敦煌醫藥文獻殘卷中）；其二爲編著《效驗方》（已佚）；其三爲編著《補闕肘後百一方》。後者卽是整理、補充晉代葛洪《肘後備急方》而成。文中説：“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内護家門，旁及親族。其有虚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恒覺欣欣。今撰此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闕葛氏《肘後》三卷。蓋欲永嗣善業，令諸子姪弗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熟［孰］復是先？”其中“撰此三卷”者，卽《本草經集注》，傳世者多爲七卷本，但早先當爲三卷本；而《效驗方》一書，陶弘景《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云：“余又别撰《效驗方》五卷，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據此，《效驗方》一書以“大治”爲主，與《肘後方》立意不同。

對《肘後方》一書，陶弘景《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中謂：“葛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 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禄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絶；或急速戎陣，城栅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内，因而濟者，其效實多”，“抱朴此製，實爲深益”。但感慨其書“尚闕漏未盡”，“輒更採集補闕”。陶氏所見該書“都有八十六首”，陶弘景認爲其間有分類不當，因而“配合爲七十九首”，“復添二十二首”，總計成一百單一篇，仍分三卷，名《肘後百一方》；此外在《本草經集注·序錄》中，陶氏又介紹將此書命名爲“補闕葛氏肘後”。或連綴二名，則稱“補闕肘後百一方”。之所以湊成“百一”之數，陶序中給出了兩個原因：一是三國時應璩曾作“百一詩”，仿應氏之名；二是“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陶氏兼修佛理，故書名“百一”，有此背景。

葛氏原書三卷，未説如何編類。陶弘景在序中説：

案病雖千種，大略只有三條而已：一則府藏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支［肢］九竅内外交媾，三則假爲他物橫來傷害。此三條者，今各以類而分别之，貴圖倉卒之時，披尋簡易故也。今以内疾爲上卷，外發爲中卷，他犯爲下卷。具列之云：

上卷三十五首治内病。

中卷三十五首治外發病。

下卷三十一首治爲物所苦病。

《金匱要略方》首篇云：

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脉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

陶弘景將全書病種按“内疾”“外發”“他犯”分爲三類，與《金匱要略方》首篇所論病之三因高度吻合。可惜今傳本已經不能很明顯地看出三類的劃分了。

陶弘景還説：“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别，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遍矣。”可見陶弘景當年補闕此書時甚爲用心。可惜後世相傳時未能保留“朱書甄别”之舊制，故葛、陶二人各自寫進的内容，大多已經難以釐分。在傳世文獻中，惟見《醫心方》卷八《治足尰方第十六》有一處這樣的記述：

《葛氏方》治足忽得痹病，腓脛暴大如吹，頭痛寒熱，筋急。不卽治之，至老不愈，方：

隨病痛所在左右足，對内踝直下白宍［肉］際，灸三壯卽愈。後發更灸故處。

又陶氏：初覺此病之始，股内間微有腫處；或大脉脹起；或脛中拘急。煎寒不決者，當檢案其病處有赤脉血路［絡］，仍灸絶其經兩三處，處廿一壯，末巴豆、 ［虻］蟲，少少雜艾爲灸主［炷］。

若以［已］下至踝間，可依葛氏法，加其壯至五十，亦用藥艾丸也。如此應差［瘥］。

本條引“葛氏方”，其下單引“又陶氏”，然後再記述“陶氏法”與“葛氏法”各自適用之證和治法異同。其中所引“又陶氏”，較大可能是錄自陶弘景補文，因而可能是惟一明確標記陶弘景補文的記載。末句應是抄錄者的附注。（見彩圖六）

陶弘景增補的方劑，可能已經突破了葛洪原書預設的小方模式，部分地引入了一些相對複雜的組合方，以此爲始，導致後世補入更多的組合方。因而現在傳世的《肘後方》，已經不都是小方，也有一些數味藥的組合方乃至十多味藥的大方。

陶弘景的工作包括“補闕”和重新編訂。陶氏增訂本是後世各種傳本的祖本。雖然其後該書通用名仍是“肘後備急方”，實際所指已是陶氏增訂後的《肘後百一方》。《隋書·經籍志》連綴二名，則稱“補闕肘後百一方”。《舊唐書·經籍志》記：“《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陶弘景撰。”《宋史·藝文志》載：“葛洪《肘後備急方百一方》三卷。”也都指陶弘景增訂本。

作爲本草學的大家，陶弘景也在《肘後百一方》中做了一些藥物的討論。《證類本草》引《圖經》轉引《百一方》三十多條，其中有三條是對藥物品種的討論。但現存《肘後方》及輯佚條文都未涉及此三條之藥物，故本書將此三條作爲附錄列於書末。

（三）楊用道附廣

金代楊用道曾任儒林郎汴京國子監博士，憑藉其資料條件，找到了遼國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又一次增修（刊印時當也有校勘）。他的主要工作是，從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取部分單驗方加在各篇之後列爲“附方”，因而卷數擴爲八卷，並改書名爲《附廣肘後方》，於金皇統四年（1144）刊刻成書。

楊用道所增附方，只是從《肘後》“備急”的角度著眼，選取較易利用的應急醫方，並不是對原書的輯補，因而所補“附方”大多是《肘後方》以外的後世方書内容，只有少數標示出自“葛氏”。

楊用道附方數量較多，分布亦廣。從現存本看，只有八篇後未有附方，他篇皆有。卽便不考慮他對《肘後方》一書有多少意義，但也是分類蒐集了一些古代單驗方，對民衆臨時遇有疾病，有可能有所幫助。

除增補附方外，楊用道還寫有一篇《〈附廣肘後方〉序》，並在第四十篇最末一條附方處留有一則按語，提示該則附方可能有危險，不宜輕用。

楊本是元、明後的各種刊本的祖本，但一般都不用楊用道的改名，後世各種傳本標名依然是習慣的舊稱《肘後備急方》。當然究其實，都是陶弘景整理之後、復經楊用道附廣的《肘後百一方》。

葛洪原著、陶弘景修訂、楊用道附廣，是《肘後方》有明確記載的歷史脉絡，但實際上，《肘後方》流傳過程中發生的後世改動要複雜得多，説見以下第四題《文本現狀》。

（四）諸序考論

《肘後方》傳世有不同版本，現今最通行的明李栻本前部載有六篇序言。原書中依序爲：一、李栻：刻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二、段成己：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三、葛洪：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四、陶弘景：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五、佚名：鹿鳴山續古序；六、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序。除李栻序爲該本獨有外，其他五序爲多數版本所共有。這些序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存《肘後備急方》的形成、演化過程。以下按作者時序作一簡介：

一、葛洪：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

此爲葛洪自序，記述了葛洪著述《肘後方》的動機。此標題所謂“葛仙翁”者，原用指稱葛洪叔祖父葛玄。葛玄好神仙修煉之術，世稱“葛仙翁”。大約從宋代始，有將葛洪稱爲“小仙翁”者，本題“葛仙翁”卽從此意。以下段成己序和李栻序也都題作“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葛洪此序重在説明此書撰著的背景，特别重在説明《肘後方》編纂的思想、特色：“余今採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内，顧眄可具。”可以槪括其要點爲：藥多易得者，灸但言分寸。

二、陶弘景：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本序言爲陶弘景將《肘後救卒》改編爲《補闕肘後百一方》時所作之序，是幾篇序言中篇幅最長的序。序言強調自己一直追求的“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在看到葛洪《肘後救卒》一書後，對其很欣賞。認爲此書不單“可以施於貧家野居”，而且對“從禄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絶”等各種特定情況下的人士都會有益處。但又看到其書尚有不足，因而補闕增訂。然後介紹了重編的主要方面，諸如合併舊篇、增設新篇、調整篇序、重擬標題等。再次，則爲藥物服用的方法、加工的方法，介紹了若干細則，對方藥的應用很有意義。並補述，這是作者《本草》（按，卽《本草經集注》）中的内容轉述，因爲“此事若非留心藥術，不可盡知”。這在方書中開創先河。最後，又總結説：病源可分三條，本書因而相應地分爲三卷。所論“三條”卽“内疾”“外發”“他犯”，與《金匱要略方》首篇之三因高度一致。

三、佚名：鹿鳴山續古序

《鹿鳴山續古序》是一篇短序，作者佚名，也没有史料能説明作者情況，只能通過内容來作大致的考察。

與通常的醫籍序言所含内容不同，該序没有一般醫籍序言必説的套話（諸如醫藥如何神聖偉大，古代帝王、大醫如何重視醫藥，這本書價值如何之高之類），而是直接講述了一些具體問題，主要是怎樣對待“古方藥品分兩、灸穴分寸不類者”這些問題。筆者對此短序作了考證，得到以下基本結論：

其一，《鹿鳴山續古序》本非獨立序言，而是一條或幾條對陶弘景序的補充，因而名爲“續—古序”。宋龐安時（約1042—1099）《傷寒總病論》卷六之末（卽全書正篇之末）附《上蘇子瞻端明辨傷寒論書》，引用了“續古序”前部一段話：“陶隱居云：古今人體大小或異，藏府血氣亦有差焉，請以意酌量藥品分兩。古引以明，取所服多少配之。或一分爲兩，或二銖爲兩，以盞當升可也。” 將這一段話歸爲“陶隱居云”，可見當年龐氏見到的“續古序”很可能還黏附在陶序之末。又“續古序”最後一句説：“特加是説於品題之後爾。”品題，義卽品評，用作名詞，可引申指題跋，在本處應卽指陶序。由此亦可見，“續古序”原本是綴於陶序之後的。

其二，《鹿鳴山續古序》，撰寫和附入該書的時間。

序言中説到“以盞當升”一句，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筆者考察，“盞”用於約量送服藥物的液體量起於晉代，唐代才稍得流行；而用於約量煎藥水量，則是始於唐代，到宋代煮散盛行時，因煮散時只取少量藥物粗散入煎，用水量大大減少，通常只要一盞卽可，因此舊時經方煎藥用水以升、斗計，到此時才得以普遍被改爲用“盞”計 。宋初（992）的《太平聖惠方》卷二《論合和》篇有云：“凡煮湯，云用水一大盞者，約一升也；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續古序”一般性地倡導“以盞當升”，就決定了其序當不早於唐末，較大可能是宋初的附記。産生的上限當在公元992年前後。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給蘇軾的信發出後，蘇軾曾有覆帖，並表示將爲龐書寫序，但隨後不久，蘇氏於公元1101年去世。所以，《鹿鳴山續古序》形成的下限應在龐氏生前（1099）某個時間。

另外，《備急千金要方》前附的《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中，宋代校書臣對該短序有不點名的貶斥，而宋臣校書是在治平三年（1066）。

取一個折中值，《鹿鳴山續古序》附入《肘後方》的時間大約在公元1030年前後，卽宋仁宗趙禎在位（1022—1063）期間。南宋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二記載，有懷安軍鹿鳴山人黃敏（一作“黃敏求”），曾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著《九經餘義》493篇。該人情況與上述推論較爲吻合，故可能爲序言作者。因爲筆者猜測有一位可能的該序作者在此前有著述記載，故時間上也可能稍早一些。此外，《續古序》的具體内容還存在著一些疑難點，這裏不全面展開。整理者另撰有相關文章，可參閲。

四、楊用道：《附廣肘後方》序

楊用道，金人，正史無載，但可尋得一些零星相關資料。《山東通志》卷二十五之一《職官志·金》：“楊用道，知寧海軍。” 《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選金詩姓名爵里》：“楊用道，仕至中奉大夫。見《長山志》。” 《四部叢刊》本《范文正集》附《諸賢詩頌》收有楊用道《懷范樓》詩一首（他書所傳此詩文字小有出入）：

懷范樓中奉大夫致仕　　楊用道

初載希文此屈盤，天衢一旦遂高摶。古人直許到夔契，當世猶能並富韓。事與陶朱均日煥，名彰長白倚天寒。何但東坡爲流涕，遺編我讀亦汍瀾。

詩下附記：

故寧海軍刺史楊中奉，才學與蘇黃不相上下，近於李舜臣家得公墨跡，慮其湮没，命工勒石，以傳永久。泰和乙丑春休日宣武將軍行主簿都騎尉王國器立石。

還有一些其他零散資料，大抵與以上資料重合。從這些資料大槪可以知道，楊用道爲山東長山人士，頗有才情，任過寧海軍（一種剿海匪的專設機構，後至大定二十二年（1182）改爲寧海州）刺史等官職，終至中奉大夫。

楊用道素懷“體國愛民”之心，憂“民之有疾病夭傷”，欲以方書救之。在任職之餘，覓得“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楊用道皇統四年（1144）前後任國子監博士，在此期間對此書做了校刻。乾統，是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年號（1101—1110）。所謂乾統本，後已失傳，故《肘後方》有賴於楊刻本而得存。可以説，没有楊用道，此書較大可能就完全失傳了，因此，楊用道實是該書的功臣。除原本内容校刻外，楊用道還從《證類本草》附方中收集簡易便用的方子（不限於出自《肘後》者），附入新刻《肘後方》中，改書名爲《附廣肘後方》。從傳世《肘後方》看，楊氏所附，皆有“附方”的醒目標題標示於前，因而與原書内容不致淆亂。

五、段成己：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

段成己（1199—1279），金代名士。金正大元年（1224）進士，人稱菊軒先生。年輕時，與其兄段克己拜訪當時的文學領袖、禮部尚書趙秉文，趙欣賞段氏兄弟，稱二人爲“二妙”。泰定（1324—1327）間，其侄孫段輔收拾段成己並其兄段克己詩文編爲《二妙集》八卷傳世。

至元代，連帥烏侯再刻《肘後方》，請段成己作序。段氏在序中高度讚賞葛、陶二位之作，稱：“如歷卞和之肆，舉皆美玉；入伯樂之廐，無非駿足。可以易而忽之邪？”並介紹，在金、元更替之際，“此方湮没幾絶”，幸有連帥烏侯在巡查河南北道時，“得此方於平鄉郭氏，郭之婦翁得諸汴之掖庭”。表明其本係連帥烏侯得之於北方的平鄉郭氏，而郭之婦翁得之於汴京（開封）後宮。卽“命工刻之，以趣其成”，從而使該書僥倖保存於世。

段氏應烏侯之請，“因以序見命，特書其始末，以告夫未知者”。此序重點就是介紹烏侯刻書。確實，若非烏侯再刻，此書仍不免散佚。

段序本載有楊用道附廣内容，段序本的底本應是楊用道附廣本。段序落款時間爲“至元丙子季秋”，此丙子當是至元十三年，卽1276年。

六、李栻：刻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序

李栻，字孟敬，江西豐城人氏。嘉靖乙丑（1565）進士，曾撰寫《困學纂言》，收入《四庫全書》。明代還有其同名者，但晚於此李栻。李栻爲《肘後方》作序是在萬曆二年（1574），以此年份來看，此李栻應是字孟敬的李栻。

李栻，乃《肘後備急方》明刻本的刊刻者，其序言落款處署：“萬曆二年甲戌秋仲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劍江李栻書。”明代的巡按監察御史，是“代天子巡狩”的身份，官位不高但權勢頗重，而“湖廣”，明清兩代實指兩湖及周邊一些地方；該書最末處記有一行小字：“岳州府知府劉自化奉檄校刊。”岳州（治在今湖南岳陽）正在李栻轄下。歷史上有記《肘後方》分李栻本和劉自化本爲兩種的，但事實上從未有單獨的劉自化本傳出過。故實際是李栻領銜，劉自化“奉檄”實施。劉自化是被委派做整理此書，按説没有機會署名，因此，他在書末用那樣不太引人注意的形式留名，感覺是悄悄地爲自己的工作留下痕跡。（圖1）因而本書將該版本稱爲“李栻—劉自化本”。

李序較簡短，主要説：自己雖然“少不習醫”，但心存“濟人”之念，故一直在收藏醫方書，可是，“雖藏之多，而無所決擇”。見道藏本中有“葛稚川所輯而陶隱居增補之”之《肘後備急方》，認爲是精當便用的好書，故“刻而布之，以快予濟人之心”。李序表明自己是從道藏本中得見《肘後方》，實際翻刻本也與道藏本相合。但需要注意的是，從款式看，“李栻—劉自化本”還與呂顒本基本相合，因而實際也是呂顒本的衍生本（參見後文）。

三、主要内容與學術成就

《肘後方》分門别類，井然有序；内容豐富，條理分明。現存本《肘後方》雖有不少殘缺，但正文部分依然是分工明確的：卷一載諸急症的救卒；卷二載傷寒、時氣、溫病、疫癘等外感病方；卷三、四載瘧疾、癲狂、風毒脚弱、大腹水病、痰飲、黃疸等内科病方；卷五載癰疽、惡瘡等外科諸方；卷六載五官頭面病諸方；卷七載蟲獸咬傷、射工、沙虱毒、蠱毒等外源傷害病方；卷八載百病備急丸散膏方及治牛馬六畜水穀疫癘諸方。

後代醫書引用本書佚失條文很多，有些條文是與以上八卷各篇現有内容相一致的，因而可以輯佚歸屬現有各篇之下；也有一些條文完全在八卷現有各篇之外，應是八卷中脱失了的專題，比較典型的有前後陰病、五官病（現傳本中只有目病和耳病）以及一些外科疾病，特别是婦人諸病、小兒諸病等。

可見，全書内容包括内、外、婦、兒等各科常見病、多發病，特别着重於各科急症的診治。各門體例大體上是先簡述病原，後詳述病症、診斷治則、處方用法。該書内容旣有相對系統的醫藥理論，又有豐富的臨牀經驗，在中醫藥文獻中，頗具特色，因而被公認爲我國第一部急救學著作、第一部急診手册。

該書首次記載的病種很多。如：天行發斑瘡及虜瘡、尸注、鬼注、脚氣病、射工、中溪、疥蟲等，都給出了傳之久遠的預防和治療方法。

《肘後方》以簡明扼要、簡便廉驗爲編輯宗旨，收錄了葛洪在民間搜集的大量驗方單方。這些驗方單方大多有很高的療效，至今仍不失其臨牀價值。除用藥方外，書中還載有大量不用藥物的急救技術。如：口對口人工呼吸、多種止血術、洗胃術（首創）、灌腸術、腸吻合術（首創）、放腹水的腹腔穿刺術（首創）、導尿術（首創）、清瘡術、引流術、骨折的外固定術（首創，今稱小夾板固定術）、關節脱位整復術（首創）、救溺倒水法（首創）等，這些方法的廣泛應用明顯提高了急救療效。有不少學者認爲葛洪《肘後備急方》開小方急救和針灸治療急症的先河。其他如艾葉、雄黃消毒，以及大黃瀉下、密陀僧防腐、赤石脂收斂等，都爲後世所沿用。

《肘後方》記載之内容的科學性不少已經得到證實。《肘後方》卷三治寒熱諸瘧方第十六中記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現代做青蒿抗瘧研究，開始時按照中藥製劑常規煎用，屢試屢敗；後來發現《肘後備急方》中葛氏載明“絞取汁盡服之”，也就是宜生用不宜煎煮。分析可能是高溫破壞了抗瘧之藥性，於是改進提取方法，終使青蒿素研製成功。由此發明了一種高效低毒的抗瘧新藥，爲全世界抗瘧作出了傑出貢獻。2011年8月，中國中醫科學院青蒿與青蒿素研究開發中心主任屠呦呦研究員因發現青蒿素獲得拉斯克醫學奬臨牀醫學研究奬；2015年10月，屠呦呦研究員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奬。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在瑞典卡羅琳醫學院諾貝爾大廳用中文作了題爲《青蒿素的發現，中國傳統醫學對世界的禮物》的演講，她在演講中指出：“當年我面臨研究困境時，又重新溫習中醫古籍，進一步思考東晉（317—420）葛洪《肘後備急方》有關‘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截瘧記載。這使我聯想到提取過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溫，由此改用低沸點溶劑的提取方法。” 青蒿素是目前我國唯一被國際承認的創新藥物，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已爲世界瘧區廣爲應用，挽救了很多生命，産生了很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雖然青蒿素本質上屬於現代化學藥物，不再是中藥青蒿原本的屬性與功能，但由中藥基原開發出現代藥物，不也是中醫藥對人類作出的另一層面的貢獻嗎？當然，我們更希望取自自然、親和人體的中醫藥學自身有長足的進步，更好地發揮其長處。

四、文本現狀

現存可見的《肘後方》，已經遠非葛洪原著的舊貌。由於陶弘景增訂後，又有多輪次的後人增補；反之，《肘後方》在流傳過程中，還缺失了很多内容。這兩方面的情況，使得傳世本與古本有較大出入。所幸有相當一部分内容分散保存在其他古代醫書中，可以援引校勘與輯佚。而傳世《肘後方》尚存的正文中，又有不少錯亂誤改。

（一）現存傳本槪況

現今能够看到的《肘後方》，是歷經了“乾統間所刊《肘後方》善本”→金代楊用道附廣本→元代連帥烏侯翻刻本→明代道藏本這樣幾個過程而流傳至今的。在道藏本之後，《肘後方》文本就基本定型了。但此前的幾個階段，刊本是否完整，是否完整地傳至後世，是在哪一個環節或哪幾個環節形成缺失，現在已經無法準確説清。

但有一個有參考意義的旁證。15世紀後期，朝鮮金禮蒙等編成大型方書《醫方類聚》（初刊於1477年），其中較多引用了《肘後方》一書的内容，所引内容有不少超出了今傳《肘後方》。《醫方類聚凡例》説：“諸方以世代先後分門編入，不分細目。如風門，《金匱》方畢，書後繼書諸方風門。”該書引文時，同一門（病種）中引用的文獻，都是按被引書的時代排序的（當然，不排除其中有些書形成的具體年份朝鮮古人考證不够精準，但大體情況是依此規則排列）。該書書首列有《引用諸書》，其中，《肘後方》與其前後的書呈現順序爲：“……《蘭室秘藏》《湯液本草》《脾胃論》《御藥院方》《得效方》《澹軒方》《傷寒指掌圖》《葛氏肘後方》《澹寮方》《子午流注》《針經指南》《玉龍歌》《衛生寶鑒》……”《肘後方》本爲晉代之書，但在該書中出現時，並不是按晉代排位。在“《葛氏肘後方》”一名前出現的是金代到元代的醫籍，而在其後出現的都是元代往後的醫籍。各書出現機率不同，《肘後方》前面出現的常常是《澹軒方》，但此書佚失，具體成書年代不詳。《肘後方》後面大多接《澹寮方》，有時接《衛生寶鑒》。前者全名爲《澹寮集驗方》，是元代僧人繼洪所輯的醫方著作，刊於1283年；後者爲元代羅天益所著，初刊於元至元十八年（1281）。前述段成己應烏侯之邀作序是在“至元丙子季秋”，此丙子當是至元十三年，卽1276年。《醫方類聚》所引《肘後方》排在《衛生寶鑒》和《澹寮方》之前，可見編纂者是依據段序本（卽烏侯本）時間排列《肘後方》的位置的，也就説明，《醫方類聚》收錄的是段序本。《醫方類聚》所引《肘後方》其引文内容明顯超出今傳之本，説明編纂者看到的該書亦卽段序本本身是較爲完整的。那麽，傳世《肘後方》的缺損應發生在此後，較大可能是元代烏侯本傳至明代收入道藏本之前。

僅就現存本看，書分八卷，書前總目錄凡七十篇題。其中，前五卷，從第一卷的“救中惡死方第一”，到第五卷末篇“治卒陰腫痛頽卵方第四十二”，各篇標題有連續編號，但第六卷開始，目錄只列篇名，不再有編號，但查正文，各篇篇題下仍是有編號的。目錄中略去編號，主要原因是其下有缺篇，因爲如果編號，目錄上就會明顯不連續，顯出缺篇之弊。

從正文看，第六卷各篇篇題爲：

治目赤痛暗昧刺諸病方第四十三

治卒耳聾諸病方第四十七

治耳爲百蟲雜物所入方第四十八

治卒食噎不下方第四十九

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第五十

治卒誤吞諸物及患方第五十一

治面皰髮秃身臭心惛鄙醜方第五十二

據此，是在目病和耳病之間缺了三篇。試以幾部醫書對面部官竅病的編排來對比：

《諸病源候論》自卷二十七開始，先後列有：毛髮病諸候、面體病諸候、目病諸候、鼻病諸候、耳病諸候、牙齒病諸候、唇口病諸候、咽喉心胸病諸候（末後兩篇爲心痹候、胸痹候，廁列於此，費解）。

《備急千金要方》卷六《七竅病》依序列有：目病第一、鼻病第二、口病第三、舌病第四、唇病第五、齒病第六、喉病第七、耳病第八、面藥第九。

《外臺秘要方》自第二十一卷起，先後列有（以下非原題，係提取要素）：目病、耳病、鼻病、牙齒病、唇病、口病、舌病、咽喉病。

《醫心方》卷四起，先後列有（以下非原題，係提取要素）：髮病、面病、耳病、目病、鼻病、唇病、口舌病（間入面竅出血病）、齒病、咽喉病。

相比之下，《肘後方》卷六除去已涉及病類（或相關病類），所缺三篇較大可能是鼻病、牙齒病、口舌病。如果將現有耳病兩篇相合，則原書可能還另有咽喉病篇。另外，當卷最後一篇“面皰髮秃身臭”後附“心惛鄙醜”，也是不盡合理的。

其他各本按正文目錄看，編排到第七十三篇。惟四庫本在第四十三篇以下連續編篇次，因而以後各篇篇次較他本各減“三”，卽耳病兩篇編爲四十四、四十五，以下順推，總篇數爲七十篇。看上去很自然，但實際遮掩了原書的缺失。

除了卷六中的三篇闕篇外，卷五也有闕篇。卷五從目錄看不缺，各篇題爲：

治癰疽妒乳諸毒腫方第三十六

治腸癰肺癰方第三十七

治卒發丹火惡毒瘡方第三十八

治瘑癬疥漆瘡諸惡瘡方第三十九

治卒得癩皮毛變黑方第四十

治卒得蟲鼠諸瘻方第四十一

治卒陰腫痛頽卵方第四十二

現存本中，第三十六篇存，第三十七篇貌似也存在，其後就到了第四十篇。簡單看，似乎是漏了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兩篇標題。但從内容看，第三十七篇標題爲“腸癰肺癰”，但其下的内容與此題完全不合，所以，應是有題無文。而現存第三十七篇標題以下内容，有人主張分歸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兩篇，但仔細判讀内容，第一條就是“葛氏大人小兒卒得惡瘡不可名識者”，主證爲“惡瘡”，以下條文亦如此，符合第三十九題的範圍，所以，現存第三十七篇標題下的内容都屬於第三十九篇。第三十七篇有題無文，第三十八篇題、文並缺（四庫本並未因此處的缺篇而改篇序）。本次整理中，對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篇内容有所輯補，因而各篇的分工就更加明晰了。由此，現存本《肘後方》正文文題標序排到了第七十三篇，但實際只存有六十八篇。

另一方面，從各篇内容看，條文數多寡不等。多者如第十三篇，正篇達一百多條（佔有三十八個半葉的篇幅），該篇近篇末處有注謂：“此本在雜治中，亦是傷寒毒氣所攻故。”無法清晰判斷有多少是因此移至此篇，但該篇内容較爲龐雜，本應專論“傷寒時氣溫病”，將多種繼發疾病廁列於篇中，就形成了該篇内容畸多；此外還有一些篇幅較多的篇次，如《治面皰髮秃身臭心惛鄙醜方第五十二》（亦佔有三十一個半葉）。最少者如《治卒食噎不下方第四十九》與《治卒蠆螫方第六十》兩篇，正篇僅剩兩小條，各存三行文字，這也不大可能是原書舊貌。在《外臺秘要方》一書中，就還保留著幾條該篇佚文。據此類推，那些條文過少的篇目，大槪都有殘缺。

（二）後人補入他書

《肘後備急方》成書之後，可能有過多輪的散佚與訂補。葛洪原著後兩百年，陶弘景就爲之增訂，由原書的“都有八十六首”，“配合爲七十九首”，“復添二十二首”，修成一百單一篇的《肘後百一方》。這一過程中，旣增篇，又增條文。所增内容當初以朱筆分書，可惜後來朱書之制未得傳承，現在已經不易區分。金楊用道“附廣”是又一輪增補。楊用道增補一律在各篇之後，以“附方”標首，因而眉目清晰。這兩次是明確的增補。

從《肘後備急方》大部分篇章特别是前四卷來看，該書原有的行文方式應是極簡的，一個條文説明一個治法：什麽病，用什麽藥（大多是單驗方），怎麽用。但書中有一些條文，在條文前冠有書名或人名（代書名），顯然指所出文獻，也就是引用文獻而非原書舊文了。有少數幾條引了“扁鵲”“仲景”“華佗”，這都在葛洪之前，還算合理，但有些看起來更像是後人批語；還有引“葛”“葛氏”的，當然是後人所引，而且極大可能出於陶弘景以後之人所補；書中更引用了不少晚於葛洪甚至晚於陶弘景時代的書。這些被引書有十多種。有些引書（或人名）不一定能弄明白出處，但多數是比較清楚或能够考證出的。現列舉主要引書如下：

一、支、支方、支太醫、支家大醫

“支”謂東晉醫家支法存。《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七《論風毒狀第一》：“論曰，考諸經方往往有脚弱之論，而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衣纓士人多有遭者。嶺表江東，有支法存、仰道人等，並留意經方，偏善斯術，晉朝仕望，多獲全濟，莫不由此二公。又宋、齊之間，有釋門深師師道人述法存等諸家舊方爲三十卷，其脚弱一方，近百餘首。魏周之代，蓋無此病……”永嘉爲晉懷帝司馬熾年號（307—312）。支法存、仰道人爲“晉朝仕望”傳授脚氣之方，當在永嘉南渡之後東晉時期（317—420）。支法存，史書無載，惟南朝宋人劉敬叔《異苑》卷六中簡略記載謂：“沙門有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尺 ［毾］ ^[1] ，光彩耀目，作百種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香馥。太原王琰（一作談）爲廣州刺史，大兒邵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乃殺而籍没家財焉。” 馮漢鏞推論，支法存應卒於晉永和中期，公元350年左右 ，稍後於葛洪數年。

《隋書·經籍志》載：“醫方論七卷：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方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術》《徐悦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癕疽部黨雜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由此知支法存著有《申蘇方》五卷，已佚。

《肘後方》引支法存共八處，第六十三篇就有六處，第十三、七十二兩篇各一條。所稱“太醫”，恐是“大醫”之誤。第十三篇一條爲間接引，另七條爲直接引 。

二、小品、小品方

南朝劉宋時期（420—479）陳延之所作《小品方》，又稱《經方小品》，簡稱“小品”。《小品方》是南朝時一部著名的經驗方書。受到歷代醫家的推崇。隋唐時期政府規定爲醫學必讀書，日本飛鳥、奈良、平安時代（7—12世紀）也有類似的規定。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訂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一書出版，該書對明鈔北宋《天聖令》殘稿做了彩色影印，並在此整理宋令基礎上結合其他文獻，做了復原唐令的工作。

《天聖令》卷第二十六爲《醫疾令》，其中對“諸醫及針學”要求學習的科目作了規定：

諸醫及針斈，各分經受業。醫斈科習甲乙、脉經、本草，兼習張仲景、小品集等方。針斈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脉訣，兼習流注、偃側等圖，亦烏神針等經。（圖2）

課題組整理爲：

諸醫及針學，各分經受業。醫學科習《甲乙》《脉經》《本草》，兼習《張仲景》《小品》《集【驗】》等方。針學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脉訣》，兼習《流注》《偃側》等圖，《亦［赤］烏神針》等經。

這雖是宋令，但大致承襲了永徽二年（651）、開元七年（719）與二十五年（737）頒布的唐令。唐令傳到日本，日本也隨之頒布了大致相同的規定。日本孝謙天皇（749—758年在位）頒布的《養老·醫疾令》第三條謂：

醫、針生，各分經受業。醫生習甲乙、脉經、本草，兼習小品、集驗等方。針生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脉決［訣］，兼習流注、偃側等圖，赤烏神針等經。 （圖3）

除了没有“張仲景”外（可能當時張仲景醫著在日本還不够流行，但也可能是中國某時期《醫疾令》舊本原貌），其他學習内容完全一致，《小品方》一書都是醫學生必學内容。中日古《醫疾令》的内容，應該是在唐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就本條所涉醫學生和針學生學習内容來説，唐張九齡所撰《唐六典》卷十四就載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舊唐書》卷四十四、《新唐書》卷四十八亦載有本條前半的内容）。但《唐六典》《舊唐書》《新唐書》醫學生所習都只有“甲乙、脉經、本草”三種，旣没有“張仲景”，也没有“兼習小品、集驗等方”，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醫藥教育制度始建之時，醫方類醫著授學重點還没有很明確。

《小品方》原書久佚，1985年，日本在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發現了鎌倉（1185—1333）末期的一個抄本殘卷，殘卷存序言、目錄和第一卷部分内容，日本學者小曾户洋、真柳誠等對其作了整理。殘卷的第一句就標明爲：“《經方小品》一部，連藥性灸法，合十二卷。”（圖4）道出了書名與總卷數。序言中又説：

今更詳諸古方，撰取十卷可承案者；又撰本草藥性要物所主治者一卷，臨疾看之，增損所宜，詳藥性寒溫以處之；並灸法要穴爲一卷，合爲十二卷。爲《經方小品》一部，以備居家野間無師術處，臨急便可卽用也。僮幼始學治病者，亦宜先習此小品，則爲開悟有漸，然後可看大品也。

具體説明了其書由十卷“古方”、一卷“本草”和一卷“灸法”組成，並表明了其書標名“小品”的含義，是以便用、入門爲主旨。《經方小品》是《小品方》的别名。這一殘卷的重現，給人們了解《小品方》這一重要的歷史文獻提供了珍貴的歷史憑據。

《肘後方》引用《小品》直接引十處，間接引四處。

三、胡洽

胡洽爲劉宋（420—479）名醫，《醫説》卷一《三皇歷代名醫·胡洽》：“胡洽，道士，不知何許人，性尚虚靜，心栖至道，以拯救爲事，醫術知名。”但生平無從了解。著有《百病方》，或稱《胡洽方》，亦有其他多種異名。《隋書》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胡洽百病方》二卷。”《舊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七《經籍下》：“《胡居士方》三卷。胡洽撰。”《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載：“《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胡洽。”《宋史》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載：“《胡道洽方》一卷。”《崇文總目》卷七則記爲：“《胡道洽方》三卷。闕。”又《郡齋讀書志》：“【雷公炮炙三卷】右宋雷斆撰，胡洽重定，述百藥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宋代校書臣高保衡、孫奇、林億《校正千金翼方表》中有云：“晉宋如王叔和、葛稚川、皇甫謐、范汪、胡洽、深師、陶景之流，凡數十家，皆師祖農黃，著爲經方。”宋臣校《備急千金要方》引胡洽方四十多條，後世方書及本草書引用亦多。

《肘後方》直接引《胡洽》二處，間接引三處。

四、龔慶宣、劉涓子

《劉涓子鬼遺方》，首載於《隋書》卷三十四《經籍三》：“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他書記載用名有别。《宋史》卷二百七：“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東蜀李頓錄。”（“頓”疑當作“頔”，見以下引文）又載：“劉涓子鬼論一卷。”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三：“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陳氏曰：東蜀刺史李頔錄。按：《中興書目》引《崇文總目》云：‘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丹陽縣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慶宣劉涓子男方十卷，未知卽此書否。卷或一板或止數行，名爲十卷，實不多也。”《備急千金要方》宋臣序述及他們所用校本時，包括了“劉涓子鬼遺論”，用名亦小異。諸名都謂其書受之“鬼”或“神仙”，皆屬故弄玄虚，原無差異，故以上引文用名雖異，其實是同一書。按，原德藏吐魯番出土文獻有《劉涓子鬼方》（原圖舊名）殘片，此原件現已佚失，幸尚存兩張原圖舊照片（圖5）。其内容與傳世《劉涓子鬼遺方》相應，而書名“鬼方”則與“鬼遺方”“鬼論”二名皆相近，可以佐證以上異名實爲同書。 此外，敦煌醫藥文書P.2755《五藏論》殘卷亦論及：“李子預有殺鬼之方名，劉涓子有鬼遺之 ［錄］。” （按：引文中“名”字爲衍文）

龔慶宣整理該書並爲之作序。序言中説：劉涓子在丹陽郊外射獵，射中一高大鬼物，次日追尋時，見小兒提罐取水欲爲鬼物洗瘡，劉涓子隨去，驚走鬼物，得《癰疽方》一卷並藥一臼。在軍中試用，千無一失。劉涓子後經其姊將此方書傳於後代，輾轉傳至同族後代龔慶宣。龔慶宣所得材料爲零葉狀態，龔氏將其整理成書，名曰《劉涓子鬼遺方》。歷史上關於劉涓子的記載不多，且雜亂，《晉書·譙剛王遜傳》載有“彭城内史劉涓子”，《玉海》卷一百十又載“劉涓子善鼓琴，製《陽春白雪》曲”，《證類本草·术》引《荀子注》云：“《列仙傳》：劉涓子，齊人，隱於岩山，餌术，能致風雨。”這些不同書中的劉涓子是否爲同一人，是否與傳外科方的劉涓子爲同一人，難以確證。龔序稱書得於劉涓子，是真事還是假託，亦難考知。故將此書繫於龔慶宣名下，似較爲合宜。龔慶宣整理該書，大約刊行於齊東昏侯永元元年（499）。所傳《劉涓子鬼遺方》，是我國第一部外科專書。

後世《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醫心方》等早期醫方書多有引用。《肘後方》直接引三處，間接引三處。間接引中一處寫的是“襲慶宣”，爲“龔慶宣”之誤，其他都標示爲“劉涓子”。

五、隱居效方、隱居效驗方

南朝齊、梁時期陶弘景（456—536），著名的道教學者、煉丹家、醫藥學家。其個人情況已述於上文。在醫藥方面，陶弘景著有《本草經集注》七卷（原爲三卷本）、《陶氏效驗方》五卷等。

《肘後備急方》引陶弘景醫著標示名稱有“隱居效方”“隱居效驗方”，顯然是指陶氏的《效驗方》。共直接引九處。

六、姚、姚氏、姚方、姚大夫、姚氏方

南北朝名醫姚僧垣（499—586），主要生活在梁（502—557）、北周（557—581）與隋代（581年立國）。梁武帝時期，受封爲太醫正，加授文德主帥等職。《周書》卷四十七《列傳第三十六》云：“樂茂雅、蕭吉以陰陽顯，庾季才以天官稱，史元華相術擅奇，許奭、姚僧垣方藥特妙，斯皆一時之美也。”又：“姚僧垣字法衛……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藩外域咸請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爲《集驗方》十二卷。”本書諸“姚”字皆指姚氏。後世引用多作“集驗”。

《肘後方》引“姚僧垣”八十多處，間接引多於直接引。直接引主要標示爲“姚方”“姚氏（姚氏方）”“姚云”，計有二十三處（其中第三十六篇、第六十八篇二處爲一名下多方，以方計則爲三十多條），間接引標示爲“姚同”（“姚同”只見於間接引）、“姚云”、“姚方”等，計有五十九條。

又“姚僧垣”他書或作“姚僧坦”，其正名爲何尚難定論。

七、删繁方

已佚古方書，爲南北朝時謝士泰撰。《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删繁方十三卷。謝士秦撰。”《四庫》本《舊唐書》卷四十七《經籍志》：“删繁方十二卷。謝士文撰。”《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謝士太删繁方十二卷。”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新校備急千金要方序》序中有云：“……金匱玉函、肘後備急、謝士泰删繁方、劉涓子鬼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四方用名不一致。從字形看，有下列關係：

謝士秦↔謝士泰↔謝士太↔謝士文

現代中醫文獻界一般取“謝士泰”爲其正名。謝士泰生平史書無載，有人認爲是東漢末年人，也有人認爲是北齊人。高文柱持後一見解，並提出了幾條理由。如其第五條理由是，《删繁方》佚文有將肛門比喻爲“通事令史”的，而這一官員是北齊才有的。 第六條理由是認爲：“（《删繁方》）有論有方，理法並重。如其書中所論述的‘五藏勞論’‘六極論’等（見《外臺》卷十六），都是非常有學術價值的醫學理論，……很可能是謝氏的發明。”筆者也注意到，在《删繁方》佚文中，保存著幾組系列方，《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醫心方》及敦煌醫藥文書中，對此都有引用。如《外臺秘要方》卷十六在系列方前先引《六極論一首》（《備急千金要方》亦載此論，惟其書例不出源書，只以“論曰”標首）：

删繁論曰：夫六極者，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應於肝，雷氣動於心，穀氣感於脾，素問作谷。雨氣潤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於氣，所以竅應於五藏，五藏邪傷則六腑生極，故曰五藏六極也。出第八卷中。

以下分論各病（“某極”）的完整文獻都包含着一論、一實（熱）方、一虚（寒）方三部分。如《外臺秘要方》所引，依次有《筋極論》《筋實極方》《筋虚極方》；《脉極論》《脉熱極方》《脉寒極方》；《肉極論》《肉極熱方》《肉極寒方》……不但如此，在《删繁方》佚文中還包含著五藏勞、五藏寒熱的系列方。如此系統的組方形式，在漢代乃至晉代都絶無痕迹，只有託名陶弘景的《五藏論》中有類似的系列方，但複雜程度還不如《删繁方》的系列方，因此，判斷謝士泰生活在南北朝時期，是比較合理的。

後世大型方書如《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醫心方》等醫方書多有引用。《肘後方》僅間接引一處，書名誤記作“删煩方”。

八、徐王、徐玉

《肘後方》引“徐王”和“徐玉”各一處。“徐王”一名，醫界通常指北齊（550—577）名醫徐之才（505—572）。但《肘後方》所引可能並非徐之才書。

徐之才祖籍江蘇丹陽，身在北朝，主要仕途在北齊（在北齊立朝前已追隨北齊追封高祖神武皇帝高歡）。《備急千金要方》卷五《序例第一》：“齊有徐王者，亦有小兒方三卷，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又卷七《風毒脚氣·論風毒狀第一》：“魏周之代，蓋無此病，所以姚公《集驗》，殊不殷勤；徐王撰錄，未以爲意。”此二例中之徐王，卽指徐之才，蓋武平元年（570），徐之才曾被北齊封西陽郡王，故得稱“徐王”（徐姓之王）。徐家自東晉徐熙始，累世以醫名，歷史上曾傳有《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世傳爲徐之才編撰，如《舊唐書》卷四十七就記述：“《徐王八代效驗方》十卷。徐之才撰。”（唐避李世民諱改“世”爲“代”。）但徐熙傳至徐之才爲第六代，這與書名中的“八世”並不相合。又《外臺秘要方》卷十八《脚氣論二十三首》引吳升脚氣之論云：“吳氏竊尋蘇長史、唐侍中、徐王等脚氣方，身經自患三二十年，各序【脚】氣論，皆有道理……今撰此三本，勒爲二卷……仍以朱題蘇、唐、徐姓號各於方論下，傳之門内，以救疾耳。”吳升所著亦稱《三家脚氣論》。三家中的“徐王”與上舉《備急千金要方》中的“徐王”不應是同一人，彼徐王對脚氣一病“未以爲意”（其所處時代，中原尚未有脚氣之疾），此徐王則善治脚氣（可能還曾“身經自患”）。

實際上，史上的“徐王”共有三人。第一世爲徐之才，第二世爲其弟徐之範。《北齊書·徐之才傳》載：“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1976年，山東省嘉祥縣出土了徐之範的墓誌銘，並在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文物》雜志報道公布。墓志中對徐之範的生平有較詳細的記述：徐之範“以長兄齊尚書令西陽王之才先在北朝，爰軫同巢，乃歸樂國。以天保九年入齊……武平元年，遷儀同三司征西將軍。二年，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除太常卿西陽王。四年，除侍中開府太常卿，封爵如故……開皇四年四月廿六日卒於晉陽縣宅，春秋七十有八” 。由此可知，徐之才之弟徐之範繼其兄而爲二世“徐王”（雖爲同輩，封王爲二世）。第三世爲徐之範第九子徐敏恭。徐之範墓誌銘又記：徐之範有十二子，“第九子敏恭，著作郎”②。徐敏恭，史書無載。前述《外臺秘要方》引吳升之《三家脚氣論》，該文獻在日本漢方醫著《醫心方》中亦有引用，《醫心方》卷八《脚氣所由第一》先引“三家”各一論，分别是：“蘇敬論云”“唐侍中論云”“徐思恭論云”。與《外臺秘要方》所引“三家”相對照可知，彼引“徐王”卽此引“徐思恭”；與徐之範諸子之名相對比，徐思恭應該就是第九子徐敏恭。當代醫史文獻學者趙有臣提出，“敏”改爲“思”，應是唐代避李世民嫌名諱所致 ，其説可參。如此，則《醫心方》所引“徐思恭”，是利用了避唐諱的文本，其人本名當是“徐敏恭”；同樣，撰集《脚氣論》的“徐王”，也應是三世西陽郡王徐敏恭。

徐敏恭生平無從考知。其父徐之範開皇四年（584）去世，卒年七十八，則其生年爲梁武帝天監六年（507）。1976年，山東嘉祥縣還出土了徐敏行及妻陽氏墓誌。徐敏行爲徐之範第二子，墓誌記：“大隋開皇四年四月廿六日，儀同三司、前恒山太守徐公薨。第二子前駕部侍郎敏行，字訥言……粵以五月十七日不勝哀毁，卒於喪次……” 徐敏行卒於開皇四年（584），卒年四十二，則其生年爲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出生時其父三十七歲。假定作爲第九子的徐敏恭小其二兄十五歲左右，則徐敏恭生於北齊天統三年（567）左右，618年入唐時爲五十多歲，其所著書撰成於唐初（或更早），傳出時因避諱而改名爲“徐思恭”，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徐敏恭爲徐姓世醫家族第七代，以西陽王三世來計，則亦爲第八世。

因此，撰集《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的“徐王”，應當不是一世西陽王徐之才，而是三世西陽郡王徐敏恭，且由上述背景而論，《舊唐書》記載該書書名爲“徐王八代效驗方”，避“世”爲“代”，這很可能就是其書撰成時的原名，現該書通行稱名“徐王八世……”。又因“王”“玉”二字形近，“王”有可能誤作“玉”。如以下史志之例：《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第四十九》：“《脚氣論》一卷，蘇鑒、徐玉等編集。”（圖6）《宋史》卷二百七《藝文六》亦載有“徐玉《藥對》二卷”“蘇敬、徐玉、唐侍中《三家脚氣論》一卷”。（圖7）已知《脚氣論》作者之一是“徐王”，故“徐玉”必誤。古代方書亦有引“徐玉”之方，如《外臺秘要方》卷十四《偏風方九首》：“《備急》徐玉療偏風半身不遂兼失音不語方。”（此出影印明本，影印南宋刊本更誤作“徐正”。）（圖8、圖9）

上舉《備急千金要方》卷五“齊有徐王者”之例，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五百五卽引作：“按《千金方》：齊有徐玉者，有《小兒方》三卷……” 同書另外還有數處“徐玉”。

《肘後方》引“徐王”“徐玉”各見一處，應該都出自《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兩處都是直接引，前者包含了多首方子。“徐王”例見於第五十六篇：“《徐王》治蛇毒方……又方：先以無節竹筒著瘡上，鎔蠟及蜜等分，灌筒中。無蜜，單蠟亦通。”本方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三百八十引作：“又方：以竹筒合瘡上鎔蠟灌之，效。《徐玉方》” 。

“徐玉”例見於第三十六篇“徐玉療乳中瘰癧起痛方”，“徐玉”仍當是“徐王”之誤。本例用了“療”字，在相當程度上證明引用者所據底本原就避李治諱，不用“治”而作“療”。因而爲引自唐代徐王所撰之書的條文。

九、近效方

《近效方》，作者佚名。唐代王燾《外臺秘要方》引“《近效》（《近效方》）”九十多處（包含直接引、間接引），有統計稱共有一百四十一條。《外臺秘要方》引用中，卷二十一“《近效》療赤眼及眼睛上瘡方”中附記有“李諫議《近效方》”字樣；卷二十九“《近效》療墮馬内損方”後附記有：“李諫議云：廅藥以羊肉汁和服，一日内不用喫菜，極效。”卷二十九“《近效》療瘡因水入疼痛方”後亦附記有“李諫議”之名，大致顯示該書爲“李諫議”所著。又卷十一“《近效》祠部李郎中消渴方一首”，指明方出“祠部李郎中”，且後文“敘米豆等九件”下又附注：“以上遂是祠部方法，亦一家秘寶也。”李諫議與李郎中，應是同一人，諫議與郎中都是官職名，但史書中未能查得任此二職且時代相合的李姓之人。另外，《外臺秘要方》卷十一中還有“《近效極要》熱中小便多漸瘦方四首”“《近效極要》消渴方二首”二題，其下所引自然都是“近效極要”一書的内容，且引用的内容中有“《近效極要論》”“《近效極要論》曰”字樣，二者當是同一種書，故此書全稱或當爲“《近效極要方（論）》”。

《近效方》史志書目無載，作者與成書年代都不能確知，但有證據表明，該書應成於唐初。《外臺秘要方》卷二十九《從高墮下瘀血及折傷内損方一十八首》引有“《近效》土質汗，療折傷内損，有瘀血……”之方，下注：“《開寶本草》云質汗主金瘡傷折，瘀血内損……出西蕃，如凝血，蕃人煎甘草、松涙、檉乳、地黃並熱血成之。今以益母成煎，故謂之土質汗也。”“質汗”是西域藥，中國醫書首見於唐孫思邈所著《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有“質汗”，方有“土質汗”，是以《近效方》當著成於《備急千金要方》（約成於652年）之後至《外臺秘要方》成書（成於752年）之前一段時間。又如《外臺秘要方》卷二十五《冷熱痢方七首》引《近效方》，後注：“此方於度支王郎中處得，曾用極效。”《外臺秘要方》卷三十《惡腫一切毒瘡腫方一十八首》引“《近效》療一切熱毒腫驗方，並主乳癰”方，方後附注：“王度支處。”按，此二方得於王姓度支郎中。所謂“度支”，是“掌管全國貢税租賦的統計、調撥、支出等事”的官員，“魏、晉設度支尚書……南朝宋、齊，北朝北魏、北齊，都設度支尚書。隋朝有度支尚書和度支侍郎……唐朝設度支郎中，屬户部。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改民部爲户部，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又改稱度支” 。可知，“度支郎中”爲唐代始設 ，事在唐高宗顯慶元年，如此又知《近效方》成於公元656年。又高文鑄《〈外臺秘要方〉引用書目文獻考略》一文，指《近效方》是一位官場儒醫大約在開元初705—713年撰成 。大致可信。

“近效方”在《肘後方》全書中只出現過一次，出現的位置是《治卒發癲狂病方第十七》正文最後一行，上接一句對狂證的議論，下行卽是本篇的“附方”小標題。《證類本草》卷二十一《原蠶蛾》條附方引有此方：“《百一方》：凡狂發欲走，或自高貴稱神，皆應備諸火炙，乃得永差耳。若或悲泣呻吟者，此爲邪祟。以蠶紙作灰，酒水任下，差。療風癲也。”（圖10、圖11）其中並無“近效方”三字。兩相對證，本方應在楊用道“附廣”以前已經進入《肘後方》（百一方），但當時的條文中亦未必有“近效方”三字，此三字有可能是後人見到《近效方》一書中也有本條，因而在旁加注，而此注後又竄入正文。雖然《證類本草》編纂時引文不都是直接引原書，有由他人傳述而寫入的情況 ，但《肘後方》則直引的機率應該較大。

十、神效方、傳效方、新效方、效方

除《近效方》及前述《隱居效方》外，書中另有一處“神效方”，一處“傳效方”，一處“新效方”，幾處“效方”。情況各不相同，以下分述之。

《肘後方》中“神效方”見於第四十八篇：

神效方蚰蜒入耳

以牛酪灌滿耳，蚰蜒卽出，出當半銷。若入腹中，空腹食好酪一二升，卽化爲黃水而出。不盡，更作服。手用神驗無比，此方是近得。

“神效方”三字在古醫籍中很常見，但一般是普通的短語，用以表述“治某某病神效方”，因而難以判斷何處是當書名用的。本條“神效方”三字乍看起來在書名位置。按，《外臺秘要方》引本條爲：

《備急》療蚰蜒入耳神效方：

以牛酪滿耳灌之，卽出，當半消。若入腹，空腹食好酪一二升，卽化爲黃水，不盡更服，神效。（《肘後》同。）

《外臺秘要方》本條引自“備急”，《肘後備急方》書名雖有“備急”二字，但一般簡稱爲“肘後”，且此下已間接引謂“《肘後》同”，則此“備急”定然不指《肘後方》。《新唐書·藝文志》載：“張文仲隨身備急方三卷。”本條所引“備急”，或當指唐初名醫張文仲的這一方書（但《外臺秘要方》中數見引“張文仲”之方，方後標示“備急同”者，亦有相反的情況，所以不排除其他可能）。從《外臺秘要方》引文看，“神效方”是用以評價“蚰蜒入耳”方療效的，而不是方書名；則《肘後方》中此處“神效方”也只是貌似書名，實際也不是書名。很可能是古代的傳抄者將“神效方”當成書名，並移至句首——這通常是書名所在的位置。

此外，《幼幼新書》多處引有《徐王神效方》，前已述，徐王家傳之方書名“《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或“《徐王八代效驗方》”，是否也有改稱“神效方”的，目前未見旁證。

本書“傳效方”見於第五十二篇：

傳效方療化面方：

真珠屑、光明砂（並别熟研）、冬瓜陳人各二兩（亦研），水銀四兩。以四五重帛練袋子貯之。銅鐺中醋漿微火煮之，一宿一日，堪用。取水銀和面脂，熟研使消，乃合珠屑、砂，并瓜子末，更合調，然後傅面。

“傳效方”一名在本書以外未能查及。惟《普濟方》卷七八有云：

單服蒼术法（出十便良方）：補下部，明目，治内外障，凡子傳效方：以金州大塊蒼术一斤（足秤），分作四分……

此“傳效方”意謂某人所傳之有效方。《肘後方》中“傳效方”用於“療化面”，疑其源出處，或也是“某某人治某某病傳效方”之類，後人誤將“傳效方”三字截爲書名。《肘後方》中此方在《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二中引自“張文仲”，如果《肘後方》引用源文獻中是“張文仲傳效方”或“張文仲療化面傳效方”（當然不排除《肘後方》的源文獻爲他書），引錄者將“傳效方”誤爲書名，也是有可能的。

此外，本條中“療化面”之“療”字當係衍文。“化面”非病名，而是“化面上瑕疵”之類表述的誤脱或簡略。

如果只查“傳效”二字，見到的機會要多一些。例如本書就有“席辯刺史傳效二方”（第六十三篇）。本書輯佚文獻中亦時有出現，《治産難橫生逆生胎死胞不出·類聚佚篇》有“傳效胎死方”，《治産後諸色諸患方·類聚佚篇》有“傳效運方”，《治目赤痛暗昧刺諸病方第四十三》輯自《外臺秘要方》有“又傳效療眼赤無新久皆差神驗方”，這些“傳效”只是一個短語，還是一個書名，尚難確判。

此外，古代曾有傳爲徐之才編撰《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舊唐書》卷四十七載爲“徐王八代效驗方十卷”），此書名中有“傳效”二字，是否可以簡稱爲“傳效方”？亦未可知。

“新效方”見引於《肘後方》第六十二篇：

蝎螫人……《新效方》蜀葵花、石榴花、艾心分等，並五月五日午時取，陰乾，合搗，和水塗之螫處，立定。二花未定，又鬼針草挼汁，傅之，立差。

“新效方”在本書以外極罕見，也無從考證。考《外臺秘要方》卷六有“新附近效”一處兩條，卷二十五有“近效新附”一處兩條，可能意指《近效方》的附補。卷二十五《冷痢方》下還有“《近效》療冷痢方”兩首，第一首下附注：“户部李尚書處得，云療冷痢極者有效，自用得力。”第二首下附注：“以上二方新附。”由此確證“近效方”有“新附”的情況。《外臺秘要方》中甚至還有《肘後方》加“新附”的，見於《外臺秘要方》卷三十《赤丹方》：“《肘後》療面目身體卒得赤斑或黑斑如瘡狀……方……又新附方……”因本條不見於今本，所以無從深究。由上述情況推論，“新效方”或有可能爲“新附效方”脱“附”字。

若單論“效方”，本書第三十九篇有兩處直接引，第七十二篇一處間接引，第三十六篇還有一處“癰腫雜效方”（這未必是書名），很難説清楚來自何書。歷史上稱爲“效方”的除以上幾種外，還有孟詵《必效方》，唐代《張文仲效方》，釋氏文宥（宋代醫僧）《必效方》等多家“必效方”，陶弘景的方書也有稱爲“隱居效方”“隱居必效方”（《外臺秘要方》卷二十四有“隱居必效方消癰腫”。“必”字或衍，其他有數處稱“陶效方”）的。《外臺秘要方》卷第四附注書名中還有“吳正服效方”，指向不明；卷三十三又引有“文仲徐王效神驗胎動方”，似乎《徐王八代效驗方》也能簡稱爲“徐王效方”。《肘後方》書中所引幾處“效方”是獨立方書還是上面哪一本書名的省稱，甚至只是一種評價用語，無法確判。

以上所引方書，跨度從晉、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引用總數有一百幾十條，基本上都不可能是葛洪原作内容，很可能是不同時代的古人多次摻入的。需要指出的是，後人把這些條文補入《肘後方》，並非是認爲所補的條文屬《肘後方》的佚文，而是因爲所補條文被認爲與補入的篇章主題相合，爲了便用的目的而補入。因此，不能認爲現存本中的條文都是屬於原本《肘後方》的。同理，見載於他書的《肘後方》《葛氏方》條文，爲本書所輯入者，也未必就是葛洪《肘後方》原有條文，出於後人增補者不會很少。除了以上標引源書的“明增”外，也有一些不予標明的“暗增”。

作爲一部實用方書，在傳抄時代，藏者隨時抄補一些方劑條文，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只是後世刻印時，難以甄别，就都算成了《肘後方》或《百一方》的内容。例如，現存《肘後方》中有梁代和唐代的人物，相關條文顯然是後人補進的。但没有顯著標識，因而不能被辨認的條文，應該也不在少數。

（三）後人摻改痕跡

該書歷代流傳中，在陶弘景增訂以後，又發生了一些改動。這些改動史上没有明確記載，但現傳本《肘後方》中，除了前述晚出書名提示有後世混入的條文，另外還有一些顯示後代特别是唐代特徵的文字變化和顯然是陶弘景之後的文獻資料。

一、有隋唐避諱

《肘後方》成於晉，主體上不避隋唐之諱。但現有文本中確有避隋唐之諱的例子。

如避楊堅諱。《治卒心腹癥堅方第二十六》：“凡癥堅之起，多以漸生，如有卒覺便牢大，自難治也。”同篇：“治婦人臍下結物，大如杯升，月經不通，發作往來，下痢羸瘦，此爲氣瘕；按之若牢強肉癥者，不可治。未者可治。”牢強，本當作“堅強”，因避隋文帝楊堅諱而改（首句“癥堅”當出後人回改）。楊堅之諱，改字常見者有“鞕”“ （ ）”“牢”等。

如避李世民諱——“世”字未避，而“民”字有一處避諱。《治卒絶糧失食飢憊欲死方第三十五》：“粒食者，生人之所資，數日乏絶，便能致命。”“生人”卽是“生民”，指人民。《醫心方》卷廿六《斷穀方》引作“生民”。又陶弘景序中“夫生人所爲大患”，“生人”亦當是“生民”。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敦煌本（MS00530）有“后禝［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生民”句，《證類本草》載同文亦作“生民”。

又如李治之“治”，有三種避法。一是改作“救”。全書篇題主要作“治……方第……”，但前三篇却作“救……方第……”分别是“救卒中惡死方第一”“救卒死尸蹶方第二”“救卒客忤死方第三”，“救”卽是避“治”所改。二是改作“療”。《治卒身面腫滿方第二十四》：“療身體暴腫如吹者。”《治虚損羸瘦不堪勞動方第三十三》：“此是張仲景八味腎氣丸方，療虚勞不足，大傷飲水，腰痛，小腹急，小便不利。又云長服，卽去附子，加五味子，治大風冷。”《治脾胃虚弱不能飲食方第三十四》：“若大冷，可加乾薑三兩。若患腹痛，加當歸三兩。羸弱，加甘草二兩，并長將息，徐以麴术法。療産後心下停水，仍須利之。”此三條從語感看，或爲後人注文衍入。但全書用“療”字甚多，不太可能都是注文衍入。三是改作“理”。《治卒霍亂諸急方第十二》：“餘藥乃可難備，而理中丸、四順、厚朴諸湯，可不預合？每向秋月，常買自隨。”本條，《證類本草·人參》引《圖經》作：“陶隱居《百一方》云：霍亂餘藥乃可難求，而治中丸、四順、厚朴諸湯，不可暫闕，常須預合，每至秋月，常齎自隨。”理中丸，作“治中丸”。《治卒中五尸方第六》：“理當陸根，熬，以囊貯，更番熨之，冷復易。”理，加工。本當作“治”，避唐李治諱而改。《外臺秘要方》卷十三《遁尸方》作“搗”，亦是避用“治”而改字。《備急千金要方》卷十八《九蟲第七》：“《肘後》云：卒大行中見，是腹中已多蟲故也，宜速理之。”“理”卽是“治”避諱所改。本條所引大約是唐初孫思邈著書時親錄的當時通行文本，不過也不排除是宋臣據所見唐本附注。

但全書用“旦”字多處，未見避諱者。説明唐代改動，應是在唐初高宗李治之時。不過，全書也只有前三篇的標題避“治”作“救”，之後各篇仍作“治”，且正文中也主要是前三篇避“世”和“治”，之後又不避。這有兩個可能的成因：一是傳世本《肘後方》所載文獻不同源，是由避諱的與不避諱的文本拼合而成；二是唐人或不要求全本避諱，只要在前部分作避諱示例卽可。後一看法是日本真柳誠教授在跟筆者交流時提出的（按：當時討論並非針對本書），從我接觸到的避諱實例看，似乎有這樣的可能。

二、有唐代年號

《肘後方》一書中，出現了唐代年號。

第十三篇：比歲有病時行，仍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卽治，劇者多死。治得差後，瘡瘢紫黑，彌歲方減，此惡毒之氣。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東流，遍於海中，煮葵菜，以蒜齏啖之，卽止。初患急食之，少飯下菜亦得。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爲虜瘡。諸醫參詳作治，用之有效。

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摩之】，並數數食。

又方：以水濃煮升麻，綿沾洗之，苦酒漬彌好，但痛難忍。

其中出現了唐高宗年號“永徽”。《肘後方》原書中當然不應有唐代年號，已故醫史學家范行准先生曾提出此年號有誤，認爲當爲“元徽”。“元徽”是南朝劉宋蒼梧王劉昱的年號（473—477），在陶弘景增補《百一方》之前，以時序來論，或有可能。

考本條被《外臺秘要方》所引。《外臺秘要方》卷三《天行發斑方三首》：

《肘後》：比歲有病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決隨生。不卽療，劇者數日必死。療得差後，瘡瘢紫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爲虜瘡。諸醫參詳作療，用之有效。方：

取好蜜，通身摩瘡上；亦以蜜煎升麻，數數拭之亦佳。

又方：以水濃煮升麻，漬綿洗之，苦酒漬煮彌佳，但燥痛難忍也。（並出第二卷中）

《文仲》：陶氏云：天行發斑瘡，須臾遍身皆戴白漿，此惡毒氣。方：

云永徽四年，此瘡從西域東流於海内，但煮葵菜葉、蒜虀啖之則止。鮮羊血入口亦止。初患急食之，少飯下菜亦得。（出第二卷中）

内容被分作二條，文序有所不同。“世人云”下直接“以建武中”句，“永徽四年”用“葵菜”“蒜齏”一事歸於“文仲”引“陶氏”。

又明代《普濟方》卷一四九所引：

治時行病發瘡（出肘後方），用好蜜遍身摩瘡上；亦可以蜜煎升麻摩之，并數數拭之。《外臺秘要方》：《肘後》：比歲有病天行發斑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隨没隨生。不卽療，劇者數日必死。得差後，瘡瘢紫黑黯，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也。世人云：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爲虜瘡。諸醫恭詳治療，用之有效。

治傷寒時行熱毒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帶白漿，隨没隨生：

葵菜（煮爛）　蒜齏（各不拘多少）

右拌匀，初患急食之，不早治，殺人。但差後瘡瘢色黑，彌歲方滅。此是惡毒時氣也。

又方（出肘後方）：

用水濃煮升麻汁，漬綿洗之。若酒漬彌佳，但燥痛難忍也。

《普濟方》所引，與《肘後方》《外臺秘要方》所見文字，語序頗有參差，最重要的是，没有出現“永徽”年號，而且連“文仲”“陶氏”也一併改了。《外臺秘要方》中的“文仲”當爲唐初名醫張文仲，從《外臺秘要方》引文看，是張文仲傳述了“永徽四年”的事及治法，但張文仲述方之前又夾進了引“陶氏”（陶弘景）的一句話（卽“陶氏云”至“此惡毒氣”一句）。可能是《普濟方》引用時，感覺不妥，就徑予删去。其實，以《外臺秘要方》和《普濟方》引文證之，這一條根本上就是唐人增補的，“永徽”正是補入的明證。因而，與“元徽”亦無關聯。

此外，15世紀後期朝鮮編成的方書《醫方類聚》，該書引用的條文與今傳道藏本《肘後方》以下各種刻本條文幾乎完全一致（只存在零星的文字差異），説明二者至少是有同源底本的。但上一條文却較爲特殊，《醫方類聚》卷五十七引該條只引了前半截，從“比歲有”至“惡毒之氣”，而没有“世人云”至第一方結束語“難忍也”這部分内容。這是客觀上所見版本有異，還是主觀上認爲文本有誤而予删除，未可確知；但這一差異的存在進一步説明，本條文本是存在某些問題的，較大可能是後人攙入的條文。

至於“建武”年號，歷史上使用者較多。首先是東漢第一個皇帝光武帝劉秀的第一個年號，共計使用三十二年（25年6月—56年4月）。其次是西晉惠帝司馬衷的第八個年號，共計使用五個月（304年7月—11月）。再次是東晉元帝司馬睿的第一個年號，共計使用兩年（317年3月—318年3月）。第四是十六國時期後趙武帝石虎的第一個年號，共計使用十四年（335年—348年）。第五是西燕君主慕容忠的年號，共計七個月（386年3月—386年9月）。第六是南朝齊明帝蕭鸞的年號，共計使用三年多（494年10月—498年4月）。第七是北魏北海王元顥的年號，共計三個月（529年5月—閏6月）。“虜”，一用作對敵方的蔑稱，又用於特指北方之敵。以上“建武”年號使用較長的石虎，本爲北方羯人，當然無所謂“擊虜”；蕭鸞政權在南方，掌權時間又不太長，也不可能往北方“擊虜”；司馬睿建元時剛稱王，一年後稱帝時就改元“大興”，因此，“擊虜”與他大槪也無關。另有三人，用“建武”僅數月，應該也不會有“擊虜”事被記載。這樣看來，“建武中於南陽擊虜”較大可能是漢光武帝劉秀時的事。建武二年到建武三年，劉秀爲統一中原，曾在南陽及其他中原地區征戰，“擊虜”或爲此時之事。當然，這樣就與以上話題無關了。

三、有梁代以後包括唐代人物

第五十二篇引有“别方出西王母枕中陳朝張貴妃常用膏方”。陳朝的張貴妃，當卽南朝陳末代皇帝陳後主（陳叔寶）之寵妃張麗華。《隋書》卷四十一《列傳第六·高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悦。”陶弘景生活在齊梁時代，陳晚於梁，故此段記載當是陶氏之後的人所補。《肘後方》本處又記“出西王母枕中”，按古代以“枕中”爲書名者，有葛洪《枕中書》，其中提及“西王母”，但無涉本條之事；又有唐代沈旣濟所著《枕中記》，此篇記述了廣爲人知的“黃粱夢”故事，亦無關張貴妃。此外，本書所引還有“孔子枕中方”，本書《治夢交接泄精及溺白濁方》中還提及“淮南枕中”（當卽劉安《淮南枕中記》，該書現存清代王仁俊所輯《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三種》中，僅存“西河女子服枸杞法”一條），《正統道藏》洞神部方法類中亦有“枕中記”（記養生、避忌類事），數者與此“西王母枕中”應無關聯。因此，本條的原始出處未詳。

又有席辯刺史、黃花公若干則更是唐代人。

第六十三篇：“席辯刺史傳效二方，云並試用神驗……此蠱洪州最多，老媪解療，一人得縑二十疋。秘方不可傳。其子孫犯法，黃花公若于則（當作“若干則”）爲都督，因以得之流傳，老媪不復得縑。席云：已差十餘人也。”

本條提到席辯和黃花公若干則二人。席辯是唐人（在他篇亦有出現），曾爲王世充部下，後歸唐，歷任延州刺史和滄州刺史。宋王欽若等撰《册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四《帝王部·招懐第二》：“席辯，字令言。隋末寓居東郡。及王世充僭號，署辯爲左龍驤將軍。辯私謂僞將楊虔安、李君義等曰：‘充雖據有雒陽，無人君之量。大唐已定關中，卽真主也。’乃共虔安、君義等遣使入京密申忠款。高祖欲發兵攻雒陽，潛令以書召辯，辯奉書卽帥部兵入京。”（據《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席辯歸唐事發生在唐高祖李淵武德二年［619］。）《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九年（645）：“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二月，庚子，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有些文獻作“席辨”。如《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一許敬宗《賀杭州等龍見并慶雲朱草表》：“又延州刺史席辨，稱臨貞縣界有朱草生。”“席辨”同“席辯”，實爲同一人，武德（618—626）是唐高祖李淵的年號，可知席辯（席辨）是隋末唐初人，在唐朝做官二十六年。“若于則”當作“若干則”，亦係唐人。“若干”爲古代北方鮮卑族姓氏。鄭樵《通志》卷二十九《氏族略第五》“代北複姓”條收有“若干”，注云：“若干氏：出自代北，以國爲氏。”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唐紀六》：“（武德五年）林士弘遣其弟鄱陽王藥師攻循州，刺史楊略與戰，斬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懼，己巳，請降。尋復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應之；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遂散。” 武德五年（622）冬十月，洪州總管若干則遣兵擊破林士弘。可知，若干則也是唐代官員，與席辯同在唐高祖時任職。

隋唐的避諱、唐代的年號、唐人之事，主體看最早也是唐人補入。只有如陳朝的事，更早被人摻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

（四）散佚内容流向

《肘後方》在歷史流傳過程中，散失了不少内容。由於該書是早期的重要方書，被後世很多書引用。《肘後方》原書脱失的不少内容，在後世的醫書中有引用而被保留，説來就是“散”到後世書裏了。因而，可以通過輯佚，將散佚的條文儘量補回。

不同古籍撰著時的具體做法有所不同。有的書雖然引用，但未標明，如《千金要方》，只有少部分條文宋臣校語中引用了《肘後方》作對比。也有的書是標明引用的。如中國的《外臺秘要方》、日本的《醫心方》。《肘後方》的佚文，也主要見於此二書。其他還有一些宋金時期的書也有引用。由於最遲到明代，通行的《肘後方》已是今天通行本，因而，後世的書籍再有引用，原則上不應有新增的佚文了。以下分述之。

《備急千金要方》　現存中醫古籍中引用《肘後方》最早的是《備急千金要方》。該書引用不標示源書，通行本中引用《肘後方》的標示，主要出現在一些標示《千金》與《外臺》文字異同的附注中，也就是所謂“間接引”。這些附注應是宋代校正醫書所（局）校書時所記，有一百多處，主要標示“肘後”，另有少數幾處標示“葛氏”。

《外臺秘要方》　唐代王燾編集的《外臺秘要方》，引用時皆附源書信息記載，並且在引文後還標記着所引出處。《外臺秘要方》引用《肘後備急方》二百多處、六百多條。引用名主要爲“肘後”。有直接引書的，卽在引文開頭標示引自“肘後”；也有在引他書條文的後面標注《肘後》中該條文的異同。如前所説，前者爲“直接引”，後者爲“間接引”。對於引用具體出處，有幾條記載着“出上卷中”“出中卷”，雖然没有出現“下卷”的記載，但提示應該出於一種三卷本系統；有大量引文出於“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這可能也是一種三卷本系統；標示爲前三卷以外的各卷引用次數都較少，但引用出處有第十六卷的，因而大致可以認爲還另用了一種十六卷本。

《外臺秘要方》另有稱引“葛氏”的，約三十處。“葛氏”大多出現在引書名後面，表示他書引用了“葛氏”。如“《備急》葛氏……”“《文仲》葛氏……”，但奇怪的是卷二十一《目暴卒赤方》第一條爲：“肘後葛氏療目卒赤痛方。”卷二十八《自縊死方》也有“肘後葛氏療自縊死……”又卷四十《溪毒方》引“肘後中溪毒論：葛氏云……”似乎是《肘後》引用了“葛氏”；卷二十五《下痢腸滑方》有：“《集驗》療下痢腸滑，飲食及服藥皆完出，豬肝丸方……（《葛氏》《文仲》《胡洽》同。《肘後》云亦可散服。）”“葛氏”和“肘後”並見於同條附注；又卷七《卒腹痛》：“《集驗》療卒腹痛葛氏方……（《肘後》《文仲》同。）”這些例子似乎提示“葛氏”和“肘後”是兩種書。但二者究竟有什麽差别，目前我們還看不出。此外，《外臺秘要方》全書中，“葛氏”大多是以他書所引狀態出現的，只有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共三處，似乎有直接引的，但此三處也可以理解爲其上方源書所引用的條文。如果是這樣，則“葛氏”就没有直接引的情況，由此更增添了此名的怪異。從有限的資料看可能是，《肘後備急方》歷史上存在著别本《葛氏方》，二者内容小異，《外臺秘要方》編纂時，同時利用了兩本，因而有互見處。

《外臺秘要方》標明引用了《肘後方》，顯然當時見到了古抄本的《肘後方》；宋臣又用《肘後方》對全書相應内容作過對比，手上當然也是有古抄本的。只是宋臣没有將《肘後方》整理刊行，所以難以知道唐、宋兩代所據抄本的具體情況。

《醫心方》　日本丹波康賴編寫的《醫心方》，是一部綜合性漢方類書，編成於日本永觀二年（984），書中摘引了二百零四種古籍，其中絶大多數是唐以前中醫典籍。與《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傳世本經過宋校不同，《醫心方》所引的書，基本上都是唐末以前傳去日本的古抄本，從這個角度看，《醫心方》所存文本有其自身特有的價值。

《醫心方》引用《肘後方》近四百處，一千一百多條。但與《外臺秘要方》不同，該書引用《肘後方》的引用名主要是“《葛氏方》”，少數條目引自“《玉葙（箱）方》”“《玉葙（箱）要錄》”（“玉箱”猶言“玉函”，“玉箱”有可能指葛洪所撰百卷方書《玉函方》），没有出現“《肘後方》”，但大部分條文的内容與現存《肘後方》和《外臺秘要方》引用條文相合，所以，看不出“《肘後方》”和“《葛氏方》”有什麽不同。

《證類本草》　全稱“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宋唐慎微撰，金張存惠重刊。《證類本草》初稿寫於元豐五年（1082），元符元年（1098）增訂成書。在此之前，主流本草自漢有《神農本草經》，南北朝有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唐有官修的《新修本草》並配有《新修本草藥圖》，宋初有官修《本草圖經》（亦稱“圖經本草”）與《嘉祐補注神農本草》。該書卽是在《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及《圖經本草》的基礎上，又參考了大量醫藥文獻及文史古籍編撰而成。在明代《本草綱目》問世前的五百多年間，《證類本草》是最重要的主流本草文獻。本書體例嚴謹，引用文獻皆標注出處，所以也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證類本草》歷史上形成過《大觀本草》《政和本草》《紹興本草》三種傳本系統，目前通行的是《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晦明軒刊本。該本引用《肘後方》一百八十多處，算數量較多的一種。雖然《證類本草》在部分文獻引用不够嚴謹，但抽檢部分所引《肘後方》條文與傳世本以及《外臺秘要方》等書所引同條相對比，基本能對上，因而《證類本草》對該書的引用基本可信。《證類本草》引用《肘後方》，主要用名爲“肘後方”，有少部分爲“葛氏方”，甚至還有作“百一方”的（後二者各有約三十條）。這與唐慎微編輯該書時不都用一手資料有關 。

《幼幼新書》　宋劉昉撰。刊於宋紹興二十年（1150）。全書四十卷，分六百六十七門。全書先總論兒科生理、病理特點，病源形色，然後從孕期胎教，到出生後的護養與小兒長成中的各種兒科常見疾病，也涉及許多幼兒與成人共有的内外科疾病。全書篇帙浩繁，集宋以前兒科醫學之大成，引用文獻七十多種，非常有特色的是收入了“士大夫家藏”方書二十多種，其中多種文獻資料久已亡佚，賴該書得以保存。《幼幼新書》現主要有明人影抄宋本和明代陳履端删修本，以日本宮内廳所藏明人抄本爲優。書中引《肘後方》三十多處。明抄本中引用名爲《葛氏肘後》《葛氏肘後方》，陳履端删修本中引用名爲《肘後》。

《婦人大全良方》　南宋陳自明（1190—1270）撰。其書摘取《傷寒雜病論》《巢氏病源》《經效産寶》等醫著中的婦科理論精髓，結合家傳經驗方及自身的臨牀經驗而編成。全書共二十四卷，分爲調經、衆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産難、産後八門，每門分列若干病證，共二百六十餘論，論後有附方及醫案，是一部較早的婦科名著。現存最早版本爲元勤有書堂刻本，卷帙全，錯漏少，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書中引有《肘後方》十條。稱名有《肘後方》（六條），《葛氏方》（三條），《百一方》（一條）。

《永樂大典醫藥集》　明永樂元年（1403）至六年（1408），解縉、姚廣孝等人主持，編纂成一部大型類書《永樂大典》，該書收集浩繁，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達三億七千萬字左右。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明代以前的中醫古籍，有珍貴的文獻價值。可惜原書正本、副本先後散失，現在可見者，僅八百多卷，四百多册。民國五年（1916）以來，《永樂大典》在國内外多次影印出版。1960年和1982年，中華書局兩次綫裝影印《永樂大典》；1986年6月，中華書局將兩次影印的《永樂大典》七百九十七卷四合一縮印，分十册，爲十六開精裝本。2012年該書加印時，又增加了新收集的十六卷，編爲第十一册。國家圖書館於2004年完成了中國大陸所藏全部一百六十三册《永樂大典》的仿真影印出版，並將繼續出版海外所藏《永樂大典》。這套彩印圖書，是《永樂大典》最逼真的複製品。198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永樂大典醫藥集》，該書由蕭源等據當時已見到的《永樂大典》摘編而成（該書《内容提要》稱，是從七百九十五卷中摘出，則其所用文獻範圍大致與中華書局出版之《永樂大典》前十册相當）。從該集可以看到，原書包含了中醫經典、内外婦兒各科資料衆多。

筆者翻檢《永樂大典醫藥集》，與傳世《肘後方》作對比，《永樂大典》所錄《肘後方》與傳世本基本相同，説明其輯錄所據也是元代至明初的刊本；從《永樂大典》形成的年代看，其所引用的《肘後方》，也只能是金楊用道附廣本的孑遺。其中與今本有異或今本不存的條文，可用於對今本作校正和輯補。參考《永樂大典醫藥集》可知，現存《永樂大典》殘本中引錄《肘後方》的條文共出現十多處，約一百多條。此外，後出佚卷集成的第十一册中，亦包含有數條《肘後方》佚文。《永樂大典醫藥集》引用《肘後方》的稱名有：《肘後備急方》《肘後方》《葛氏方》。

《醫方類聚》　《醫方類聚》是一部大型醫方著作，朝鮮金禮蒙等編纂，初刊於1477年（合中國明成化十三年）。該書匯輯了一百五十二部中國唐、宋、元到明初的中醫古籍（據李倩碩士論文考察，引著書剔除《針經》與《靈樞》爲一書二名重複，實爲一百五十一部，又有三十一部列出書名而今本中不見引文的情況，實際列出引文的書有一百二十部；但另外還有被引載而漏列書名的情況三部 。）以及一部高麗醫書。全書分九十二門，門下引各書相關内容，各書引文再據原文分列若干細目。書中收載了内、外、婦、兒、五官等各科數百種疾病，載方五萬多首，分爲二百六十六卷。全書分類較細，資料豐贍，内容宏博，排列有序，保存了大量明以前醫書條文。該書初版僅三十部，但現今存世的只剩有一部，藏於日本宮内廳書陵部。約在1852年，日本江户時代醫家喜多村直寬（字士栗）、丹波元堅、澀江抽齋等主持重刊此書，此時原書存二百五十二卷，日本學者考訂輯補了部分闕卷，仿朝鮮原本活字鉛印，於1861年印行，稱爲“江户學訓堂本”，亦稱“文久元年本”。該本雖然尚缺卷一五五、卷一五六、卷二〇九、卷二二〇共四卷（另外某些地方亦有局部缺損），存二百六十二卷，但較好地保存著該書的舊貌。

《醫方類聚》收載方書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整篇引用時保留原書各篇題、文，這時所引之篇在局部上更接近原書本來面貌；二是散引他書條文，這時只標書名，不出篇名。不過，卽便是前者卽整篇引用，《醫方類聚》引用中亦有所選擇或調整，主要原因有：其一，有些内容與所引其他古醫籍内容重複而有所删節；其二，因爲各書區分門類的不同，對部分條文會移置在他處（這些被零散移置他處的條文，前面仍會冠以“肘後方”之題名，但不會列出篇名）；其三，傳世《肘後方》有些篇中用藥方與針灸方雜排，而《醫方類聚》會有意識地將針灸方抽離，移置在專設的小類中（移置後也只有書名而没有篇名）。此外，《醫方類聚》也有少數原書篇題漏失，使傳世本《肘後方》不同篇題下的内容混一連寫。例如，《醫方類聚》卷八一《頭面風三》（第四册，第542—544頁）引《肘後方》，前無反映所收内容的篇題，而篇中内容與傳世本相比，分别屬於第十九篇（附方）、第三十九篇（正文）、第五十二篇（正文與附方）；換個角度看，就是《醫方類聚》編纂者根據自擬的系統，把這些與“頭風”有關的内容重新組合在一起，因爲是從屬於卷、門總標題的，所以不再另立題，而内容則來自原書不同篇。

《醫方類聚》引錄《肘後方》，是包含楊用道附方的，且《醫方類聚》引錄《肘後方》各篇標題與傳世本《肘後方》標題完全一致（但無篇序數，這在《醫方類聚》來説是理所當然的）。因此，《醫方類聚》所引《肘後方》與傳世《肘後方》二者使用的是相同或十分接近的底本。但其收載内容有不少超出傳世本，無疑是傳世本中佚失的，因而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日本江户時期的文獻學著作《經籍訪古志》後附《經籍訪古志補遺》曾論及此書：“然朝鮮國所輯《醫方類聚》所引，亦係用道《附廣》本。而今本所無，凡十四門。治手足諸病、治卒吐血唾血大小便血、治患消渴小便利數、治卒患諸淋不得小便、治夢交接泄精及溺白濁、治大小便秘澀不通、治卒關格大小便並不通、治患寸白蚘蟲諸九蟲病、治患五痔及脱肛、治婦人漏下月水不通、治妊娠諸病、治産難橫生逆生胎死胞不出、治産後諸色諸患、治小兒諸病諸方是也。” 按，此云“凡十四門”，並非精確計數。比如該書卷二三九開始至全書末的三十七卷，都屬於“治小兒諸病”，《肘後方》條文被收載於其中的三十多處，各處現存條文多寡不同，但没有一處出現篇題，也就是説，都不是整篇而是條文引用。從被引内容看，原先應分在若干篇中，只是原本究竟分爲多少篇，我們難以確知；再如“治手足諸病”，事實上也包含著幾類不同疾病，而婦人卷也未必是上述四篇。這樣看，《醫方類聚》保存的《肘後方》佚篇應在二十篇以上。因此，在内容上，《醫方類聚》編纂時所據底本顯然比我們今見之本完整。據李倩碩士論文統計，《醫方類聚》引《肘後方》一百十五次 （未復查是否準確），數量也較多；若細化到引載條數，則會多很多。此外還應注意的是，《醫方類聚》引《肘後方》還有不少“間接引”，分布在全書多處，因而難於檢索。可見，《醫方類聚》是輯補《肘後方》的重要源文獻，是研究《肘後方》重要的參考本。

《醫方類聚》也存在某些不足。將《醫方類聚》所引《肘後方》與傳世《肘後方》相比，不難發現，《醫方類聚》對於楊用道附方，大多未標明“附方”，是混同引載的，且與正文無字體字號區分，甚至還有在《肘後方》書名下單引附方的情況；且楊氏補附條文皆列有書名，《醫方類聚》有時却略而不書，因而有可能導致誤解。如第三十二篇附方所引“腎虚腰脚無力”食療方，傳世本屬於附方，標示出自《經驗後方》，爲“又方”，《醫方類聚》單引此條，却未提及出處。但從二者共存的具體文字看，《醫方類聚》所引與傳世本《肘後方》相比，二者之間僅有少量出入，可以互參校正。並且，因爲《醫方類聚》收錄了“附方”，所以，連附方部分也可以用於傳世本的校讀。

《醫方類聚》引用《肘後方》主要用名爲“肘後方”，但少部分條文前冠以“葛氏方”“百一方”，後二者可能都出於他書轉引用名。

1982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浙江省中醫研究所整理的該書校排本。該本對原書“明顯之淫穢、符咒等荒誕内容，予以删文存目”，因而較日本排印原本又略有缺損。校排本由繁體本改爲簡體本，又可能帶來某些理解的麻煩，比如“麴”寫作“曲”，“剉”寫作“銼”等；還有校排中誤認文字的，如“汙（污）”寫成“汗”。此外，從某些校語看，該本校勘《肘後方》部分，使用的是六醴齋本《肘後方》，版本年代偏後。整體看該本雖有正確的校改，但也有不當的誤改，如校“分等”爲“等分”。

綜上可知，《肘後方》散失在各書的佚文，實際有三種情況：一是《醫心方》所引，爲宋以前甚至唐以前舊抄原貌；二是《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所引，經過宋校而有所改動；三是《醫方類聚》《永樂大典》所引，此二本内容都超出了明《道藏》本，當係金楊用道附廣後的定型本，復由烏侯翻印的本子。因此，做《肘後方》輯佚，應當注意以上三類不同的引用背景與具體引用情況。

此外，我國明代也有一部大型方書《普濟方》，該書四百多卷，收方六萬多首，其中收《肘後方》二百多條；還有日本鎌倉時代的大型方書《覆載萬安方》、中國明代的藥學著作《本草綱目》二書，各收《肘後方》四十多條（後者另收《葛氏方》五條、《百一方》十多條），但此三書所引《肘後方》，或是轉引歷代方書，基本上没有差異，又有擅改的嫌疑，因而本書没有將該書作爲主要輯書源。

輯佚古籍，當然是能够補入的條文越多越好。但由於《肘後方》一書複雜的形成過程，我們不能完全弄清楚，從不同渠道輯來的條文，是什麽時候加進《肘後方》一書的，哪些條文最爲“正宗”，哪些條文不够可靠。比如，現傳《肘後備急方》中摻進了不少多味藥的方子，有幾個方子用到了十多味藥，這與葛氏的“採其要約”和陶氏“雜病單治”的立意不相一致，因而很可能就是唐前後的傳抄者陸續摻進的。當然，在輯佚時進行多本對比，做好校勘工作，可以提升輯佚工作的可信度。

綜合以上情況看，儘管《肘後方》存世的主要版本都看似頁面完整清楚，但由於歷史上文獻保藏與流傳中存在著各種複雜的情況，《肘後方》一書在歷史上某些時候的傳本曾經殘破蝕損漫漶較爲嚴重，古代傳抄特别是刊刻時，會做一些校勘整理工作。這樣操作後使該書看起來還較爲清楚，實際上書中内容缺失甚爲嚴重，文字錯誤非常普遍，需要進一步對該書作全面研究和校勘整理與注釋。

五、校讀舉例

現傳《肘後備急方》，因多種歷史情況，造成了書中有多處文本差錯。其中有些差錯比較淺表，但更多地較爲複雜隱蔽，需要通過文獻研究來發現和校正。酌舉若干例。

（一）脱文

古書傳抄或刊刻中，當有而脱漏了的字詞，古亦稱“奪”，“奪”是“脱”的古字。有些脱漏是因爲底本缺損，古人往往用“墨丁”（與字形大小相當的黑塊）或留空來表示；有些脱漏則是刻工抄漏，頁面上没有痕跡。例如（圖13）：

本頁見於《肘後方》第六十五篇。頁面的第五至第九行形成了五處脱文（此圖截自“李栻—劉自化版”，《道藏》本已缺在先）。195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明刊本《肘後備急方》，以書後《勘誤表》的方式爲上頁及他頁的脱字作了校補，但没有告知校補依據。之後日本1981年出版的《東洋醫學善本叢書》亦據此《勘誤表》移爲眉批校記。

考本文亦見於《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五《射工候》、《外臺秘要方》卷四十《射工毒方》。將三者對比，列於下表（表中第一列“【】”中標示的是人民衛生出版社校補内容）：

三者對比，《肘後備急方》與《外臺秘要方》文字較爲相合，《諸病源候論》則稍遠（且第三、第四種顛倒了），但也能給以有意義的提示。《肘後方》中的脱文，可以據《外臺秘要方》補足，但前者的脱失字數和後者的現存字數並不完全一致。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在幾處的校補内容與《外臺秘要方》（見第二列加粗字）不同，不知根據是什麽。此外，《外臺秘要方》和《諸病源候論》中有些句子是《肘後備急方》中脱失了的。如《外臺秘要方》與《諸病源候論》中的“或身體苦強”一句；此外，《肘後方》本條還可據二書補“時”“壯”“則”三處。所以，本例有明脱——版面上就有空闕。又有暗脱——貌似完整，其實有脱文。

又如：《治卒諸雜物鯁不下方第五十》：

療骨鯁

仍取所餘者骨，左右手反覆擲背後，立出。

“仍”，在中古漢語中有“再”“又”之義，又或通“乃”。但在此都不相合。按《外臺秘要方》卷八《諸骨哽方》：“《肘後》……又療食諸肉骨哽方：白雄雞左右翮大毛各一枚，燒末，水服一刀圭也。仍取所食餘者骨，左右手反覆擲背後，則下也。”標明引自《肘後》，但本條上多“白雄雞左右翮大毛各一枚，燒末，水服一刀圭也”一條；多出一條，是爲兩方，如此再下接“仍”，則文從句順。《肘後方》本處亦有“仍”字，則本方之上原當與《外臺秘要方》相同，有此雞翮之方。今本無此方，乃古人抄脱。

《肘後方》全書中脱字、脱語句、脱條文等情況爲數不少。

（二）衍文

由於被多方傳抄，底本雜亂，加上後人刊刻時的校改，文字之增，應該也不少。例如：《肘後方》第八：

治心痛多唾，似有蟲方：

取六畜心，生切作十四臠，刀縱橫各割之，以真丹一兩，粉肉割中，旦悉吞之，入雄黃、射香，佳。

“生切作十四臠”，費解；雖然可以在“十”字下斷開，但“作十”“四臠”“刀縱橫各割之”畢竟語義重複。《外臺秘要方》卷七《多唾停飲心痛方》引《集驗》作“四臠”。臠，肉塊。四臠，卽如下句之“縱橫各割之”，用刀將肉塊切成四塊，俗亦謂“十字刀”。文中之“十”當是對“四臠”的旁注，後世未明其義而衍入正文。此外，其前“取六畜心”亦有不當，一次生病，要取六畜之心，未免爲難。《外臺秘要方》卷七《多唾停飲心痛方》“心”下有“隨得”二字，卽看方便，有什麽用什麽，可從。又，“粉肉割中”之“肉”當爲“内”，同“納”，《四庫》本正作“内”，《外臺秘要方》卷七《多唾停飲心痛方》附校同，當從。

本條中，存在着一衍、一脱、一訛。

《肘後方》第十二篇：

若注痢不止，而轉筋入腹欲死：

生薑一兩累，擘破，以酒升半，煮合三四沸，頓服之，差。

中醫古籍中，生薑、乾薑用“累”計量者很多。筆者2001年主編出版的《醫心方校釋》就注云：“累，生薑自然單位。一般以一母根及共生的子根合爲一累。” 但這一用法畢竟比較特殊，因而學界也發生過一些錯誤的理解。2022年，《語言研究》雜誌第2期發表李玉平的文章《東晉時期有稱量薑塊的醫方量詞“累”説質疑》 一文，作者認同“累”在梁代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以後爲量詞（陶説：“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爲正。”），也認同我在《醫心方校釋》中的解釋，但否定東晉時期實際也就是葛洪書中上例的“累”已是量詞。他認爲：上例中的“‘累’應當是名詞，卽‘完整的薑塊’，作‘生薑’的描述謂語，是對生薑原材料形制的描述”。主張“累”要單獨成句，“‘生薑一兩，累，擘破’。義卽‘生薑一兩，要用完整的薑塊，剖裂破開’”。並認爲此“累”字和“乾薑……末”中的“末”字一樣，“‘末’，就是粉末，名詞，作前面‘乾薑’‘大黃’‘巴豆’‘鱉甲’等的描述謂語，表示把這些藥材搗成或研成粉末之意”。但是，“末”這樣用，是名詞用作動詞，表示一種破碎加工的方式；而“累”，作者説表示“要用完整的薑塊”，也就是不加工。估計作者舉不出“累”有此種用法的其他例證，所以文中也没有旁證。感覺作者只承認度量衡計量的量詞，而不承認自然單位量詞。作者否定《肘後方》上例中“累”爲量詞有一理由是，在《肘後方》中，“一兩”主要用於計重，只有“一兩日”“一兩行”這些特定情況下純作數詞，出現在量詞前的只能是“一二”，如“一二升”“一二枚”。

作者的這一理由有合理的方面，促使我再度思考這一條文。我的新看法是，“生薑一兩累”，“累”是量詞，這有之後多個類似用法作證明，因而無需懷疑。本條中的問題是：“一兩”之“兩”字本不當有。原文本當作“一累”，但因爲“累”的這一用法並不普及，且後世已有“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爲正”（見於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錄》）之新規制，因而有讀《肘後方》者在“累”的旁邊加批了“兩”，意指用“一累”就是用“一兩”。後抄者不明其義，將“兩”字補抄在正文中，遂成後代見到的“一兩累”。值得注意的是：《肘後方》的“一兩累”，《外臺秘要方》卷六《霍亂轉筋方一十四首》引《肘後》作“三兩”，《醫心方》卷十一《治霍亂欲死方第十三》引同方作“三累”，因而確實是有“兩”無“累”，有“累”無“兩”。據《醫心方》例，《肘後方》也可能原作“三累”，但傳抄中誤成了“一二累”，再變爲“一兩累”。而且需要注意的是，《醫心方》本條是引用“葛氏”轉引“華他（佗）”的，據此，漢末“累”已經是生薑的量詞了。

此外，《外臺秘要方》卷六《霍亂心腹痛方三首》：

《肘後》療霍亂苦絞痛不止方：

薑二累，豉二升，合搗，中分爲兩分，手捻令如籸，熬令灼灼爾。更番以熨臍中取愈。

《醫心方》卷六《治産後中風口噤方第廿七》：

《葛氏方》云：若中風，若風痙，通身冷直，口噤不知人，方：

作沸湯内壺中，令生婦以足躡壺上，冷復易之。

又方：吳茱萸一升，生薑五累，以酒五升，煮三沸，分三服。

《外臺秘要方》卷八《胃反方一十首》：

又華佗療胃反。胃反爲病，朝食夜吐，心下堅如杯，往來寒熱，吐逆不下食，此爲寒癖所作，療之神效。方：

真珠、雄黃、丹砂（以上研，各一兩），朴硝（二兩），乾薑（十累）

右五味，搗篩，蜜丸，先食服如梧子二丸，小煩者飲水則解之。忌生血物。

前條引自《肘後》，後條引自“華佗”，故更早於《肘後》。二例“累”的用例表明，不但東晉“累”作量詞可以確定，甚至還可以前推至漢末。因此，“一兩累”之“累”確爲量詞，但“兩”字當係衍文，是旁批誤解成旁補而衍。全書類似這樣增入的衍文有多處，需要仔細辨考，方能發現和證實。

（三）倒文

“倒”指古代傳抄、刊刻中形成的字詞錯位，有相鄰之字詞錯位者，有對偶句相應位置字詞錯位者等不同情況。例如：《治寒熱諸瘧方第十六》：

勞瘧積久，衆治不差者：

生長大牛膝一大虎口，以水六升，煮取二升，空腹一服，欲發一服。

“生長”，《備急千金要方》卷十《溫瘧第六》同，義晦。《外臺秘要方》卷四《勞瘧方》引《千金》作“長生”，是，當據倒。牛膝爲多年生草本植物，故可取“長生”者。作“生長”，則不可解。

《治卒蜈蚣蜘蛛所螫方第五十九》附方：

《經驗方》……治蚯蚓咬：

濃作鹽湯，浸身數遍，差。浙西軍將張韶爲此蟲所咬，其形大如風，眉鬚皆落。每夕蚯蚓鳴於體，有僧教以此方，愈。

“大如風”，四庫本作“如大風”，《證治準繩》《普濟方》《本草綱目》等有同條，俱作“如大風”。特别是楊用道“附廣”引自《證類本草》，而《證類本草·食鹽》本條正作“如大風”。 “如大風”義長，底本誤倒。大風，麻風病的古名。此謂蚯蚓咬處像麻風病人那樣凹凸不平甚至扭曲變形。

（四）訛文

“訛”，主要指用字層面上的訛誤。由於歷代傳抄和刊刻中有意無意地改動，而産生了文字的錯訛。如：《治面皰髮秃身臭心惛鄙醜方第五十二》：

拔白毛，令黑毛生方：

拔去白毛，以好白蜜任孔中，卽生黑毛。眉中無毛，亦針挑傷傅蜜，亦毛生。比見諸人水取石子，研丁香汁，拔訖，急手傅孔中，亦卽生黑毛，此法大神驗。

“任”，不安於文，當有誤。《四庫》本作“傅”。《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二《拔白髮良日並方》同文引自《備急》，謂：

《備急》拔白毛令黑毛生方：

拔去白毛，以好白蜜傅拔處，卽生黑毛。眉中無毛，亦針挑傷傅蜜，亦生眉毛。比見諸人以石子研丁香汁，拔白毛訖，急手以傅孔中，卽生黑毛。此法神驗。

“任”，《四庫》本和《外臺秘要方》俱作“傅”，《肘後方》原條文中後二處亦作“傅”，“傅”爲古“敷”字。但“任”與“傅”並無直接的字際關聯，“任”當爲“付”字之誤，而“付”則爲“傅”俗字。敷藥之義，古人原無專字，多借“傅”字記寫，但“傅”字筆劃偏多，古人抄寫時每有省作“付”的。如：

《千金翼方》卷十九第八：草蒿，生挼付金瘡，大止血，生肉止疼痛，良。

《千金翼方》卷十九第八：胡葱，主諸惡蛓狐尿刺毒山溪中沙虱射工等毒，煮汁浸或搗付，大效。

《醫心方》卷四第八：（治癧瘍方）：三年酢摩烏賊骨，先布摩肉赤，付之。

《醫心方》卷三第七：（治頭風方）芥子末，酢和付頭一周時。

敦煌醫藥文書P.3960：……和酒付，吞之，可御十婦人。

各條諸“付”字皆同“傅”，亦卽後世“敷”字。除“傅”“付”外，敷藥義古代還曾寫作“薄”“鋪”，又在“付”基礎上派生出“拊”“柎”“附”，本書中還作“ （勃）”。“敷”在明代（或稍早，不早於南宋）才用於敷藥義。可知，前條“任”當作“付”，“付”卽同“傅”。

《治傷寒時氣溫病方第十三》：

又云，有依黃、坐黃，復須分别之。方：

……金色脚雞，雌雞血在，治如食法，熟食宍飲汁令盡，不過再作。亦可下少鹽豉，佳。

本例“雌雞血在”歷來無人知其義。《本草綱目·雞》中引用本條改前句爲“用金色脚黃雌雞治如食法”，删“血在”二字，應是不明其義所改。今按，“雌雞血在”四字當爲“雌雄無在”之訛。“雄”形誤爲“雞”，“無”殘而爲“血”。“無在”，在古代文史書中並不多見，只是偶有用例，但在道、佛、醫三派之書中還有不少用例（筆者收集，至少有四十多例）。酌舉醫書數例：

《備急千金要方》卷十二第七：服散者，細下篩，服一方寸匕，和水酒漿飲無在，稍增，以知爲度。

《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七《癰疽發背證候等論并法五十四首》：右二十三味搗篩，蜜和更搗一千杵，封以油臘（蠟）紙無在，有患時溫熱疰病，鬼瘧病，心腹鼓脹，疸黃垂欲死者，可服四五丸，丸如梧子大，或至六七丸，但取三兩行快利爲度，利止卽差。

《醫心方》卷廿七第五：《服氣導引抄》云：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皆使員匝溫溫然也。順髮摩頭若理櫛之無在也。

《醫心方》卷十四第十：《小品方》……治自縊死……心下尚溫，取雞雌雄無在，……急以尺物撥死人口開，便率雞頭上割雞冠斷，取血臨死人口中，至喉咽，氣便通。

“無在”出現的絶大多數情況，是接續在兩個以上可選對象之後，如以上第一例的“水酒漿飲”、第二例的“油蠟紙”、第三例的“摩頭若理櫛”（若，或也）、第四例的“雌雄”；接以“無在”，表示都可以，没有差别。

《肘後方》中的“雌雞血在”，中間兩字皆誤，當校成“雌雄無在”，卽謂雌性或雄性的金色脚雞都可以。正巧，上舉《醫心方》引《小品方》文恰好就有“取雞雌雄無在”的相同用例，給本條校正以力證。此外，《醫心方》卷廿一還有引自《葛氏方》一條“無在”用例，分别爲“葵根、莖、子無在”，也足以證明“無在”的用法在葛洪時代已經流行。

“無在”在普通文史書中見例不多，古今工具書中，《漢語大詞典》首先收載了“無在”一詞，例出《晉書·劉曜載記》：“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劉曜攻打陳倉，守將楊曼、王連謀劃之語）《漢語大詞典》釋其義爲“猶言不在乎”，不確。“早晚無在”，卽“早晚一樣（會死）”。

也有個别屬難辨之字。如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詳悉自究，先次比諸病，又不從類，遂具復勞［勞復］在傷寒前，霍亂置耳目後，陰易之事，乃出雜治中。兼題與篇名不盡相符，卒急之時，難於尋檢。今亦 其銓次，庶歷然易曉。

文中“今亦”下的字，道藏本字左側似“氵”旁，呂顒本、李栻本左側似“冫”旁（圖14），估計當時此字就已經難倒了古代的刻工，無法辨識，只好照葫蘆畫瓢，印出一個自己也不認識的字。多種現代排印本將其認成“復”，《中國醫籍考》識作“考”（原版當作“攷”）。但此書原有編次，只是經陶氏增訂之後，原編次已經不合，所以需要重新編次，因而無所謂“復”，亦無須“攷”。因而兩種識讀都不對。

此字正解當爲“改”草書。《千金要方·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今則改其銓次，庶幾歷然易曉。”似乎正借自陶序，而用“改”字。“改”字草寫如“ ”“ ”。如以下隋人智永和元人揭傒斯的法書（圖15），卽呈現出這樣的寫法變化。

筆者數年前做過這樣的校讀後，又偶然看到1757年日本翻刻本《（重訂）肘後百一方》（香川修庵鑒訂，沼文進校正，浪華稱觥堂發行），該書中此字正作“改”（圖16），筆者的辨識與之不謀而合。

（五）綜合誤例

同一條文中存在多種、多條誤例。《醫心方》卷二十五《小兒變蒸方 第十四》：

經曰：天不足西北，故令兒腮後合；地不足東南，故兒髕後生成；人法於三，故令齒後。故腮合乃而言，髕成乃而行。大陰氣不足，而大陽氣有餘者，故令兒羸瘦骹脛，三歲乃而行。

本條出於《醫心方》引《葛氏方》。文本存在著多處不太容易忽略的明顯的錯誤。

其一，“故令兒腮後合”。《醫心方·札記》云：“腮卽顖之異構。”所説甚是。“顖”卽“囟”字的異體。其左半声符作“恖”，一般釋此字爲古“思”字（《説文·思部》：“思……從心，囟聲。”），二者只是隸定小異。但《備急千金要方》卷十四第五有“恖上主之”，卷三十第四有“恖會”穴，兩處“恖”都卽是“顖”。

《醫心方》卷二十五中，還有以下二條：

《小兒例第一》：中古有巫妎，立《小兒顱 經》。

《治小兒解顱方第廿》：右爲散，以乳汁塗 上。

“ ”“ ”二字貌似“思”聲，實亦從“恖”，卽指囟門，而非從“思”。類推之，前條中的“腮”從肉恖聲，也是“顖”的異體。“腮”無所謂“合”，“顖合”，語義方能和洽。

其二，“故令齒後”。《醫心方·札記》云：“仁和寺本後下有生字。”有“生”字，本句方能義足，且與前二句句式律齊，故可從。

其三，“故令齒後【生】”。據前二句律齊，“令”下當有“兒”字。

其四，“故兒髕後生成”。據上下文例，“故”下當有“令”字。

其五，“故【令】兒髕後生成”。本條各句中“後”下對應字，依次有“後合”“後生成”“後【生】”，前句爲“合”，後句可校補“【生】”，皆是單音詞，本句則不應爲“生成”，當是“成”，“生”是誤抄下句之字，然後又抄該用的“成”，而“生”字未校移到下句。其下還有類似的“而言”“而行”，也都是單音動詞。

其六，“故令兒羸瘦骹脛” 。“骹脛”二字，同義複用，合指小腿。但本句語義未足，“骹脛”之下當有脱字。《醫心方·札記》云：“仁和寺本骹下有 字， 字未詳。”此札記中“骹”當指“骹脛”，仁和寺本此下難辨之字，當卽此處脱去之字。從語境推想，此字當是軟、弱、細、瘦一類字，足脛瘦弱，故而行遲。但其字形與此數字皆不相關。查黃徵先生《敦煌俗字典》 ，知此字爲“受”俗字（省去中間冖），而“受”在此當作“瘦”，音誤。

至此，本條文可校爲（方單括號爲校字，方實括號爲補字）：

經曰：天不足西北，故令兒腮［顖］後合；地不足東南，故【令】兒髕後成；人法於三，故令【兒】齒後【生】。故腮［顖］合乃而言，髕成乃而行。大陰氣不足而大陽氣有餘者，故令兒羸瘦骹脛【受［瘦］】，三歲乃而行。

可見，這段文字有多處脱漏，還有文字錯位、俗字、音借字等情況。可能還有其他問題，如前一組句子，有天、地、人三句；而接續的，却只有天、地，而没有人（依文例，似可補“齒生乃而食”一句）。因此，在今傳《肘後方》以及散見於他書的佚文中，包含著不少或顯或晦的文字錯誤，需要認真地校勘整理。

但是，由於時代的推進，古今漢語也有較大的變化，在校讀中要注意，不能囿於己見，以今律古，主觀臆斷。例如《肘後方·治卒青蛙［蝰］蝮虺衆蛇所螫方第五十六》：

《葛氏》竹中青蜂螫人方：

雄黃　麝香　乾薑（分等）

搗篩，以麝 和之。著小竹管，帶之行。急便用傅瘡，兼衆蛇虺毒之，神良。

一位中醫文獻界的前輩曾撰文，將本條中的“青蜂”校作“青條蛇”，本條“青蜂”的確有誤，但應校作“青蝰蛇”，是一種毒蛇，有《外臺秘要方》卷四十《青蝰蛇螫方》同條爲證。該文又將“分等”校作“等分”，以爲原文誤倒，其實，“分等”，是“分量相等”的簡縮。《武威漢代醫簡》一醫方簡（五六簡）用藥節度云：“凡九物，并冶合，其分各等，合和。” “其分各等”卽是“分等”之義。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云：“方有云分等者，非分兩之分也，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耳。……湯酒中無分等也。” 其中兩言“分等”，且言明“分”“非分兩之分也”，而是“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耳”。換言之，“分”當讀作去聲，亦卽分量之“分”。《肘後備急方》《醫心方》等一些早期方書中常有“分等”之説，“分等”原本不誤。

另一方面，由於古籍流傳久遠，有可能經歷過各種複雜的變化，因而有些問題校讀中未必能够發現，發現後也未必能很好解決。如下例：

《肘後備急方》陶弘景序：

凡下丸散，不云酒水飲者，本方如此；而别説用酒水飲，則是可通用三物服也。

本條是説送服丸散藥所用液汁，有兩種情況：一是“不云酒水飲”，二是“别説用酒水飲”，卽前者無選擇，後者有不同要求。後一種情況的下續之文似乎很難接上：“别”者“區别”，旣然“别説用酒水飲”，怎麽還能“通用三物服”？因此，筆者第一感覺是原文有誤倒，當作：“凡下丸散，别説用酒水飲者，本方如此；而不云酒水飲者，則是可通用三物服也。”但想來還有其他可能性，比如“可通用”之上脱“不”字，不可通用，就是需要按前句的要求選用，可是這樣的話，爲什麽不正面表述？在一時難以解答的情況下，再查異文：

敦煌醫藥卷子S.4433：

凡服散藥，不言酒水飲者，本方如此；而别説用酒水飲，此卽是可通得以水飲之。

敦煌該卷子前七行内容也屬用藥例言，上引之句正在原文第一、第二行（第八行後爲醫方）。敦煌本句的後半更難理解，旣然“别説用酒水飲”（别，分别），怎麽還能“通得以水飲”？

《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中，也有這一條，與上引陶弘景序一字不差。按説該《例》是宋臣從原書内容中提取的，但《備急千金要方》正文中却與此不同，見於該書卷一《服餌第八》：

凡服丸散，不云酒水飲者，本方如此，是可通用也。

這個表述中，没有了“别説”之句，顯得文從句順。因此，《例》中與《肘後方》陶序完全相同的語句，應不是來自《備急千金要方》原書，而是宋臣據陶序編撰而成。但卽便這樣，我們還是難以確認，《備急千金要方》正文中少了的那一句，是原本就没有，《肘後方》陶序中因爲什麽原因誤衍了；還是孫思邈編寫《備急千金要方》時還有那一句，但孫氏發現不通，因而删去了那一句？這樣的難題，不容易簡單下結論，有待更多材料來佐證。

六、版本流傳

《肘後方》問世以後影響很大，流傳甚廣。陶弘景謂其“播於海内，因而濟者，其效實多”。現參考所見資料及實見版本述其梗槪如下。

（一）抄本階段

從現存目錄學文獻記載以及《外臺秘要方》引用（該書引用附注原書卷數）來看，在南北朝末至隋唐時期，本書曾經有過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六卷本、九卷本、十卷本、十六卷本等不同傳本，這些古傳本皆屬抄本，均已不存。

現在能够見到的最早的《肘後方》抄本資料，是一件吐魯番殘片，見於旅順博物館所藏“大谷文書”，編號LM20-1506-C0771e。1902—1914年間，日本西本願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隊，先後對以吐魯番爲中心的我國新疆地區進行了三次“探險”，挖掘及購買文獻殘片數萬件，被稱爲“大谷文書”。由於歷史的原因，大谷文書目前分藏於日本、中國和韓國三地。收藏於中國的部分，主要集中於旅順博物館，因而又稱“旅博文書”（約26000件）。大谷文書多爲碎片，其價值有待研究發掘。

“旅博文書”中有一小部分屬醫藥文書。《肘後方》抄本殘片就是其中一件。該件殘到只剩幾個字 （見彩圖二），但因爲這幾個字只見於《肘後備急方》以及該書明代以後的引用中，所以可以基本確定是古老的《肘後備急方》殘本。

殘片中的文字見於現存本《肘後備急方》第二卷《治傷寒時氣溫病方第十三》中。今本本條爲：

又有病 下不止者：

烏頭二兩，女萎、雲實各一兩，桂二分，蜜丸如桐子，水服五丸，一日三服。

按：“ ”，異體作“ ”，殘抄本“虫”訛“土”作“ ”。

殘片只存五個完整字和一個殘字，對照今本，殘字應該也是“者”字；而反過來，根據殘片看，今本中的“又有”二字，古本抄於上行行末的可能性不大，較大可能是古本無此二字。由於現在只見有五個字的殘片，不能排除爲出於他書的相同文字，亦卽確認一定出自《肘後備急方》；只是在傳世文獻中查對，此語除明代《普濟方》和《本草綱目》中引及，僅見存於《肘後備急方》中，因而大致可以認爲係該書殘文。

由於大谷文書以唐代及以前資料爲主，唐以後的極少見，因而基本上也可以把這件殘片斷爲唐殘片。因此，雖然只是幾個字的殘片，却是存世最早的《肘後備急方》抄本。之後各本流傳之時，有過抄本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醫心方》所據底本，一定是抄本。只是現在已經不能看到原抄的實物了。

（二）刻本階段

現在已知的刻本，見載於《高麗史》卷八文宗己亥十三年：“甲戌，安西都護府使都官員外郎異善貞等進新雕《肘後方》七十三板。” 文宗己亥十三年，當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這是迄今已知最早的《肘後方》刊本記載。此本今未得見。但其謂“七十三板”（卽七十三葉），此數字可疑。以“呂顒本”或“李栻—劉自化本”看，該二版都是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大致可算中字本（中等大小字的刊本），正文筒子葉葉數都有近三百葉，剔除楊用道附方，總葉數也應在二百多，《高麗史》所説“新雕”版僅“七十三板”，似乎不會是全本。

其次是楊用道附廣本。據楊用道序記述，其所用底本是“乾統間（1101—1110，遼代）所刊《肘後方》善本”。該遼本早已失傳，具體情況不詳。與高麗國所得之本是否爲同本？無法確判。

楊用道得此本後，加附方以“附廣”，並於皇統四年（1144，金代）“爲之序而刊行之”，成爲《肘後備急方》一書的定型本，後世未再有改編之舉。雖然該初刻本亦已失傳，但形成了後世傳刻的基礎，後世各傳本都是基於金代楊用道本而衍生出來的。

至元代，連帥烏侯再刻《肘後方》，此次再刻有段成己序言。其序表明，該本刊刻時間爲元代前至元十三年（1276，元代）。烏侯重刊基於楊用道本，但其底本出於“汴之掖庭，變亂之際”，是否完好，不得其詳，有可能有所損壞。

元刻本之後，明清兩代，該書有多種刻本。《中國中醫古籍總目》列出單行本有二十種，但其中清晚期道光以前刻本只有七種。此七種有四種中國本，分别是：明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襄陽呂氏刻本、明萬曆二年甲戌（1574）、明刻本、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於然室刻本修敬堂藏板；另有三種，皆爲日本寶曆七年（1757）刻本（清道光以後刻本基本上只是翻印，没有有意義的文獻變化，因而版本意義不大）。

七種之外，見於叢書的，有道藏本、四庫全書本、六醴齋本，抵換三種日本單行本之後，中國刻本依然是七種。

以上段序本之後的主要刊本簡介於下：

明正統十年（1445）道藏本。明正統年間刊成的《道藏》收入了段序本，是爲《道藏》本。但筆者目前看到的《道藏》本是六合一縮印本（一葉包含原書六個半葉），錯字較後傳本爲多。

由於道藏本之前的刻本中，楊用道序和段成己序都没有具體説明所編、刻之本是否爲八卷本，細節狀態如何，因而無從了解楊用道刻與烏侯刻二本之間的變化，也無法得知在烏侯刻本演爲明道藏本時，二者之間有没有大的變化。道藏本是現在存世的最早版本，道藏本以後的刻本都是基於此本而衍生，所以，後續各本間的差别就可以通過版本比對而得以了解。

明嘉靖三十年（1551）呂顒本。該本底本爲明《正統道藏》本，《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錄僅存一部，現藏上海圖書館。該本已不全，原分裝爲四册，現存三册，卽存六卷。未見外傳，所以細節無從了解。但此書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全本，且其書電子本已經傳入中國大陸，所以可據以對該本有初步了解。臺灣該本有“袁又愷藏書”“五研樓圖書印”，故知其曾被清代著名藏書家袁廷檮（1762—1809）收藏；又有“葉向春印”“完初”二印，則知其曾爲清末的醫家葉向春（字“完初”，著有《痘科紅爐點雪》）所收藏；首頁另有篆滿並刻的大印“學部圖書之印”，篆文的“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這兩枚印都是清末京師圖書館專用的藏書章，説明該書曾收藏於京師圖書館。該本卷數不缺，只是第八卷缺第三、四兩個半葉（合一個筒子葉），而其下重複了五、六兩個半葉（合一個筒子葉），可能在當初裝訂時就因爲誤放進一個重複葉，看起來紙數正好，所以未發現缺葉。另外第八卷最後一葉散缺，書末還有幾葉上方有殘缺，但只有一個筒子葉兩面殘損傷及文字。因而，總體上接近於完整。

明萬曆二年（1574）“李栻—劉自化本”。如前所説，該本亦以道藏本爲底本。該本現存僅數部。國内有兩本，藏於中國中醫科學院和國家圖書館。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年曾影印李栻—劉自化本（删去版口），但所用具體底本不詳。日本有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内閣文庫本爲其同版，日本東洋出版社1992年曾據以影印出版。該本在刊刻時，校正了道藏本的部分錯字，刻板較爲精美。實際上，“李栻—劉自化本”是以“呂顒本”爲底本翻刻的，二本行款方面都是每葉十行，每行二十字。但在個别地方發生了變化，如第八卷第二十個半葉，大槪是補刻，字跡與他頁有所不同，各行比全書各少了三兩字，因而當頁向下頁溢出了三十字，但下一半頁又回到了原行款和字體，只是下面的幾個頁面都比呂本推後了一行字。因爲此本與“呂顒本”行款一致，所以“呂顒本”缺損之處，可以用此本補足。

明萬曆三年（1575）陳霽岩本。該本是陳氏督學荆楚時命其子携李栻本回鄉刊刻而成。後明末清初時，有胡孟晉氏，又用陳霽岩本翻刻成一本。《中國中醫古籍總目》中未明晰的“明刻本”（僅天津圖書館一家收藏），或是這兩種中的一種。該二種筆者未見。

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編修於18世紀後半葉。《四庫全書》中的本書紀昀等《提要》謂：“此本爲明嘉靖中襄陽知府呂顒所刻，始並列葛、陶、楊三序於卷首……書凡分五十一類，有方無論，不用難得之藥，簡要易明。雖頗經後來增損，而大旨精切，猶未失稚川本意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據此，《肘後方》收入《四庫全書》時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嘉靖呂顒本爲底本。現傳本主要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醴齋醫書本。清乾隆年間，清代醫家程永培編成《六醴齋醫書十種》，其中含有《肘後方》一書。該本據考係以陳霽岩本爲底本翻刻而成，現存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記載的清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於然室刻本修敬堂藏板，係六醴齋本的單行本。（圖17）

四庫本和六醴齋本各自對原本錯字有所校正，當然都出於理校，没有版本依據，但大多校勘是正確的，有參考價值。此外清代、民國間還有若干種刻本，多以六醴齋本爲底本。

日本翻刻《肘後方》書名爲《肘後百一方》，具體有兩種：延享三年（1746）本和寶曆七年（1757）本。都是由沼晉（文進）負責校勘。沼晉在校書之外，還在諸序之後寫了一篇《肘後百一方凡例》十條，實際是寫出了對《肘後方》一書的認識。延享本先成，但沼晉説當時未得到好的“華版”對校而心存遺憾；在前版刊行十多年後，沼晉又得到中國胡孟晉本，據以復校前書，再版時封面在頁眉上加注“重訂”二字，卽寶曆本。（圖18—圖20）

沼晉在寶曆本後序中寫道：“余嚮刊《肘後百一方》，其始以數本校讐，且旁考諸家所引之書，但恨華本至稀……最後得華本於東都之市，再校原本，殆無大異，更請香川修庵先生之鑒訂。”“至今十有三年，復得胡孟晉重鐫之本於西京，欣然讐之，前所疑者，十辨六七，於是乎乃重訂以廣其傳。”是以兩本爲一人先後所校。之前所用底本和校本未予説明，而後據以再校的爲中國胡孟晉本。

《中國中醫古籍總目》列日本寶曆七年本有三種：浪華書林屋新次郎藏板、書林澀川清右衛門刻本（扉頁題浪華稱觥堂）、浪華興文堂刻本（浪華，是日本大阪的古别名）。實際主體可算是同一版，都是上述延享三年本的“重訂”本。筆者看到了三種中的後二種（如圖），該二種只是書前的兩個序言（香川修德太沖《肘後方序》和宇野致遠忠治《刊肘後方序》）互乙了位置，其他都一樣。延享三年本大槪國内無收藏，因而《總目》中没有出現。

附：整理、研究著作

作爲一部重要的中醫歷史文獻，除了古代有多輪翻刻外，還有不少研究專書。古代主要有日本的一種；現當代則中國有多種校注、研究本。如20世紀60年代，商務印書館發行的《葛洪肘後備急方》，以《道藏》本爲基礎，匯集七種校本校正而排印，且部分地方附有隨文小字校語，但整體工作方式不合現代古籍整理規範，這裏不予介紹。

一、［日本］藍川慎：《讀肘後方》

藍川慎（？—1842）：日本江户醫家。1805年成爲藩醫。長於古醫籍文獻考證。著作有：《胡氏醫案》《太素經考異》《外臺秘要方藍川標記》《讀甲乙經丙卷要略》《針灸甲乙經孔穴主治》等。《讀肘後方》一書是作者據《外臺秘要方》《證類本草》《備急千金要方》等書對《肘後備急方》作文字校勘和輯佚的專書。該書的基本體式是日本江户之後流行的札記式，按原書篇次，列出原文中的短語，加注他書異文；若原書所無，則做“補亡”（相當於輯佚），錄出他書中所存《肘後方》條文。

本書原爲抄本，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國内今有范欣生等校注本，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出版。

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還藏有一種《葛氏方·醫心方采輯本》，卽匯錄了從《醫心方》一書中輯出的《葛氏方》條文，爲抄本，分上、中、下三卷，爲森立之舊藏。抄寫字跡似由森立之和山田業廣二人抄成。輯稿約三萬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尚志鈞：《補輯肘後方》

尚志鈞（1918—2008）是現代著名本草文獻學家，長期從事中藥文獻研究，出版多種本草學輯復著作和研究專著。生前爲安徽皖南醫學院教授。尚先生在研究本草著作時，旁及《肘後備急方》，發現該書散佚嚴重，遂運用其熟悉的輯復方法，從《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醫心方》和《太平御覽》等書中，搜出相關佚方，加入現存的《肘後方》中，整理成《補輯肘後方》，於1983年出初版。據介紹，現存本有方一千三百九十二條，尚氏輯補達一千二百六十五條之多。但由於缺少經驗，此次輯本存在一些不足，如文字誤識、句讀不當、誤字失校、輯源失當、輯補有漏、現存與輯佚混排、強合“百一”舊制等，收到一些批評。尚先生因而再做整理，恢復了前版删除的“附方”，輯佚條文分篇内輯佚和另立新篇兩種情況，其他方面也有一定改進。尚先生是在幾十年前手工檢索完成輯佚的，工作難度可想而知。因而，雖然改版依然存在一定不足，前版有些失誤也未得修正，但成績是主要的。尚先生所用底本可能是商務印書館1963年校排本。其著以“補輯”標目，當然也做了校勘與標點工作，但基本未加注。《補輯肘後方》由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1983年第1版，1996年第2版。

三、王均寧：《肘後備急方》（點校）

王均寧爲山東中醫藥大學教師。他對《肘後備急方》的研究標目爲“點校”，另外對書中“少量生僻字、詞酌加簡明訓釋”。雖然校注量不多，但該書是國内第一種校注本。

王均寧所用底本爲“明萬曆劉自化刊本”。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出版。

四、胡冬裴：《附廣肘後方》（彙輯）

胡冬裴爲上海中醫藥大學教師。她使用的書名是《附廣肘後方》，《肘後方》近代以來傳本都是楊用道“附廣”之後的本子，從内容説實際是同一書；只是由於歷史傳承，該書仍以稱“肘後備急方”者爲多。胡氏工作標目爲“匯輯”，她在尚先生“補輯”的基礎上擴充了輯源範圍，補得了更多條文（新增輯源主要是《醫方類聚》），爲該書研究作出了新的推進。新輯條文，有的補入原篇，與原書條文混排，條文下注明“輯自某書”，但輯文的起點未有標識，不易分辨。有的條文不能入原篇，則另立新篇，新篇有標題，但不編篇序；婦人病和小兒病兩部分，各成新編卷，續於原卷四之後，爲第五、第六卷，原第五卷以下順延，全書成十卷本。

胡冬裴彙輯本基於尚志鈞1983年輯復本擴充而成，輯源基本都用了現代整理本，在源書選本方面不是很恰當；另外，在文字的處理上也失誤偏多。如“乾統”（遼代年號）誤作“干統”，“互”識作“牙”（底本作“ ”，是“互”的俗字，此字尚先生誤認在先）之類。該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出版。

五、劉小斌、魏永明：《〈肘後備急方〉全本校注與研究》

本書爲鄭洪教授主編的“嶺南珍本古醫籍校注與研究叢書”中的一種。整理者爲廣州中醫藥大學教師。

該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標目爲“正文校注”。選用清光緒辛卯年（1891）廣州儒雅堂本（屬六醴齋本系統）爲底本，具體工作一方面是全書校注，一方面做了補輯。實際校注内容並不多，操作上也有不得法之處；補輯類似其他補輯書，但補輯内容皆用楷體，便於區分，此體例設計優於他書。第二部分標目爲“研究”。主要分以下几題：第一篇：葛洪生平及《肘後備急方》研究；第二篇：《肘後備急方》臨證診治經驗研究；第三篇：《肘後備急方》與相關病證文獻比較研究；第四篇：《肘後備急方》學術特點。此書由廣東科技出版社2018年出版。

六、沈澍農：《肘後備急方》（校注）、《肘後備急方校注》、《肘後備急方》（點評）

筆者三次做過《肘後方》一書的整理，三次的工作方式各不相同。

第一次是在影印本基礎上加校注，校注量相對較小；第二次是基於繁體本校注；第三次是基於簡體本校注並加點評。

三書出版信息分别是：第一種，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二種，人民衛生出版社2016年出版；第三種，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21年出版。

還有其他簡單校注本，以及一些相關的研究類著作，這裏不予贅説。

[1] ［毾］ （tàdēnɡ）：質地細密的毛毯。 QY1HfVcRIKhfhHYPFXA8LpcZU50KpyTyY4s2LSVf4IodiYBxUz1NzY5eBMQC4O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