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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英華》是李昉、徐鉉等人奉敕編定的一部大型詩文總集，成書於北宋雍熙三年（986）。然由於編纂時間較短，訛誤頗多，歷經多次校勘。第一次在景德四年（1007），第二次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第三次在淳熙八年（1181），第四次起於嘉泰元年（1201），終於嘉泰四年（1204）
。其中以嘉泰元年至四年的校讎最爲精審，此次校勘，周必大請胡柯、彭叔夏等人對《文苑英華》進行精校，隨後付梓。與此同時，這一時期也是杜甫詩集編纂、刊刻的興盛期，《宋本杜工部集》《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等重要杜集皆成於宋代。作爲宋代“四大書”之一，《文苑英華》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選録了較多篇幅的杜甫詩文，但文字多有殊异。校勘者參校他本時留下了大量的校語，如《寄高三十五詹事》中“時來如宦達”一句有校語“如，一作知”，“河中足鯉魚”一句有校語“河，集作池”
。實際上，這些校語保留了該時杜集文本流傳的重要信息。胡震亨《杜詩通》、錢謙益《錢注杜詩》、仇兆鰲《杜詩詳注》等重要注本都曾參校過《文苑英華》，可見其之於杜詩校勘的重要性。然而既有研究對此關注不多
，《文苑英華》校勘過程中究竟覆校了哪些杜集？校語中的“集作”“一作”又分别指向哪種杜集？上述問題迄今未見詳證，基於此，本文以《文苑英華》的校語爲中心，試圖還原書中所録杜甫詩文的校勘情况，進而厘清其與宋代諸種杜集之間的錯綜關係。
《文苑英華》録有240首杜甫詩歌，其中存在585處小字校語。若從校勘位置來看，這些校語可分四類：句間校語、句末校語、篇末校語、卷末校語。其中，句間校語的使用最爲普遍，一般以小字形式出現在所校文字之後，如《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行》中“湖城城東一開眼”一句，在“東”字後出校語“集作南”。而句末校語有一處，在“劉侯嘆我携客來”句後有小字“嘆，集作歡”
。篇末校語和卷末校語主要位於《文苑英華》的宋槧部分，如卷二九一末尾在校正者落款後有四首杜詩的校語，詩題爲黑底大字，正文用大字，校語則用小字，似是後來添補。
圖1 《文苑英華》的杜詩校語示例
若從引語使用的角度來看，《文苑英華》的校勘者在校對杜詩時使用了不同的校勘引語，有以下幾種：
“集作某”是《文苑英華》最爲常見的校語形式，涉及杜詩的有414處，如《春夜宿左省》中“不寐聽金鎖”一句，“寐”字後有小字“集作寢”
。又如《飛仙閣》中“微徑緣秋毫”一句，“微徑緣”後有校語“集作徑微上”
。再如《江村》中“但有故人供緑水（按：應爲禄米）”一句後出校語“集作多病所須唯藥物”
。可見“集作某”包括單字、多字、整句的情况，但有一例外，《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中“可憐九馬争神駿”句後僅有“集俊”二字，闕一“作”字
，應是脱落之誤。
“一作某”校語同樣較多，涉及杜詩的有135處，如《送韓十四江東覲省》中“兵戈不見老萊衣”，“兵”字下出校語“一作干”
，又如《醉歌行》詩題後有小字注“一作《醉時歌贈廣文館鄭博士虔》”
。不過，校勘者并未指明所謂的“一作”究竟是以何書進行參校。
“又作某”校語一般用於多個杜詩异文的情况，共有6處，如《義鶻行》首句“陰崖二蒼鷹”，在“二蒼”後出校語“集作有蒼，又作有二”
。而“亦作某”校語與之類似，僅有1處，在《南鄰》一詩中，“慣看賓客兒童喜”的“賓客”二字後有校語“集作户門，亦作朋友”
。
這類校語直接省略引語部分中提及的校勘本信息，共計6處，主要出現在《李潮八分小篆歌》和《韋諷録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歌》兩詩之中，如“八分一字直百金”的“百”字後有“作千”二字
，又如“内府殷紅瑪瑙盤”一句後有校語“作碗”
。
此類校語標明了异文校勘來源，直接揭示出校勘者的參閲情况。如《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在序文後出校語：“往時，集作往日，《下圈杜詩》作往者。”
“下圈”應爲“卞圜”，此處乃刻工之誤。又如《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韵》篇末有三處校語：“百勝在，勝，川本注作戰。”“知謀，川本作知謨。”“已是，川本作已見。”
需要注意的是，某一首詩的校勘中常混雜多種類型的校語，這種情况并不罕見。《雲》《聽楊氏歌》《同諸公登慈恩寺塔》《閬山歌》等53首杜詩同時帶有“集作某”和“一作某”兩類校語。另有8首詩同時出現了三種形式的校語，如《同元使君舂陵行》一詩有9處校語，其中“集作某”3處，“一作某”5處，“川本作某”1處。又如《入奏行贈竇侍御》全詩有7處校語，“集作某”3處，“一作某”2處，“卞圜杜詩注作某”2處。實際上，“集作”“一作”等多種校語形式的使用正暗示着《文苑英華》的杜詩參校本并不唯一。而一首杜詩之中使用多種引語形式，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説明校勘者隨文出校時有意對不同的异文來源進行區分，而這種有意區分恰是其杜集版本意識的一個體現。
《文苑英華》由多人校勘而成
，多種形式的校語也表明其所據的杜詩校勘本不只一種。“集作某”以及“見集本”
中的“集”出現次數最多，可知存在某一主校本，而從“一作某”“又作”等校語形式來看，必定也存在其他的參校本。下文將以書中校語爲綫索，通過文本間的比勘來考索《文苑英華》中杜詩主校本與參校本的使用情况。
“某書作某”校語直接標明的杜集共有三種。一是卞圜《集注杜詩》，又稱《卞氏集注杜詩》。卞圜爲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不過也有學者認爲卞圜《集注杜詩》與其父卞大亨《改注杜詩》是同一書
。《文苑英華》小字注語中出現13處涉及卞圜《集注杜詩》的相關信息，可知此本必爲《文苑英華》的校勘本。《文苑英華》一般稱“卞圜杜詩注”“卞氏注”，也曾訛作“卞圓注杜詩”“下圈杜詩”。若將這些卞圜本的异文與他本進行比對，可知它們與二王本正文相同的僅有2處，與九家本、分門本、百家本相同的各有4處，其餘文字多不相符。如《入奏行贈竇侍御》詩中，“彩服日向庭闈趨”，“日向”二字後有校語“卞氏注作燦燦”
，又如《朱鳳行》中“山巔朱鳳聲嗷嗷”一句，“巔”字後有校語“卞圜注杜詩作岩”
，而他本多不作此。彭叔夏在校正時將卞圜《集注杜詩》納爲參考，便説明該本的异文確實有其獨特之處，具備一定的版本價值。
二是川本杜詩。宋代巴蜀地區自有學杜、治杜的風氣，整理出了相當豐碩的杜集成果
。蜀地刻書業尤其發達，編纂并刊刻了諸多唐人别集，其中自然也包括杜詩。王洙在《杜工部集記》中亦曾提及“蜀本二十卷”
，此本今雖亡佚，但在當時應是廣爲流傳的一種。因此，彭叔夏等人選擇蜀本杜集來對《文苑英華》進行校勘不無道理。另據嚴羽《滄浪詩話》所言：“舊蜀本杜詩，并無注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注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無雜注，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
可見所謂的“蜀本杜集”實有新舊之分，然而《文苑英華》所提及的“川本杜詩”具體是何種杜集，現已無法辨明。不過就其與他本杜集的比勘情况來看，《文苑英華》載録了10處川本杜詩相關的校語和异文，相較卞圜本，這些异文大多在同期的宋本杜集中可找到相同的文字，如《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獄訟永衰息”一句，篇末校語稱：“永，川本作久。”
而九家本、百家本等杜集正作“久”。又如《早發射洪縣南途中江上作》中“征途復侵星”一句，校語稱：“復，川本作乃。”
而二王本、九家本、百家本、分門本皆作“乃”
。可見川本杜集的文本系統與當時盛行的杜集之間的關係可能更爲密切。
三是署名“孫覿”的《杜詩押韵》。《文苑英華》在《宴王使君宅題二首》（其二）一詩中對“留歡上夜關”一句進行了頗爲詳確的查考，其中提及此集：“世傳杜子美不避家諱，詩中兩押‘閑’字，麻沙傳孫覿《杜詩押韵》作‘卜夜閑’‘北斗閑’……”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辨杜詩閲殷闌韵”一條同樣提及此書，稱“俗傳孫覿《杜詩押韵》”
。該集今已亡佚，但據《杜集叙録》所考，孫覿曾於紹興三年（1133）五月爲李濱老《李杜韓柳押韵》一書作序，其文稱：“李師武得官建康，家居待還次，悉取杜工部、李翰林、韓吏部、柳儀曹四家詩，以禮部四聲之次，集而録之，以類相從，號《李杜韓柳押韵》，凡二十四卷，以示余……”
可見《李杜韓柳押韵》的作者是李濱老，孫覿則是該書序文的作者。故所謂的“孫覿《杜詩押韵》”很有可能是誤稱，也有可能源自書商的作僞。該本爲建陽坊刻本，建本相對粗疏，品質不高，而宋代坊賈爲求射利、有意作僞的例子屢見不鮮。當然，不論如何，其作爲《文苑英華》校勘時的參看本則是不争的事實。
杜甫在宋代受到了廣泛的尊奉和推崇，該時出現了多種重要的杜集文獻，至今仍有數種傳世。北宋寶元二年（1039），王洙搜集杜詩并編成《宋本杜工部集》（本文簡稱“二王本”），後王琪於嘉祐四年（1059）將其鏤板刊行，成爲後世杜集最具權威之祖本。趙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本文簡稱“趙本”）約成書於南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至十七年（1147），是久負盛名的杜集編年注本，今殘存丁、戊、己三帙。《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本文簡稱“十注本”）爲集注本，僅存六卷，張其秀、孫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殘本〈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版本考論》
一文指出，此本刊刻於南宋孝宗朝（1162—1189）。郭知達《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本文簡稱“九家本”）同樣是較爲重要的杜詩集注本，編訂謹嚴，初刻於淳熙八年（1181），後由曾噩重刊。《分門集注杜工部詩》（本文簡稱“分門本”）係坊刻的杜詩分類本，據前人所考，刻於南宋寧宗朝（1195—1224）
。《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本文簡稱“百家本”）是托名王十朋的坊刻本，原刻當在南宋孝宗朝，不過書中雜有黄希、黄鶴注，故今本所見可能翻刻於嘉定之後
。而《文苑英華》在宋代的最後一次校勘終於嘉泰四年（1204），上述杜集多早於此，均有可能是彭叔夏等人可見的杜集傳世本，故可藉由《文苑英華》中的校語與上述杜集
進行文本系統的比勘，以確定其所采用的杜詩校本。
表1 《文苑英華》卷二四二杜詩正文及“集作某”校語與諸本的比勘情况
如上表所示，我們試以《文苑英華》卷二四二中的杜詩爲例，對其中涉及的“集作某”校語與諸本宋集的正文與校語進行比勘。從中可見，《文苑英華》正文所作與諸本多有不同，存在异文，但其所出校語却與二王本、趙本、九家本、分門本、百家本等杜集保持了相當的一致性。雖然存在“活（集作與）國用輕刑”這類特例，但大多數校語與諸本正文相符，如《奉和薛十二丈判官見贈》中“相如琴調逸”一句
，“琴”字與諸本有异，但其校語“集作才”正符合二王本、趙本、九家本等杜集的正文。又如《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按：“文”字，他本作“丈”）中“紅入梅花嫩”有校語“集作桃”
，而其餘諸本皆作“紅入桃花嫩”，此類例子不勝枚舉。當然，以上所舉僅是一卷之詩，若對《文苑英華》所有“集作某”校語一一進行比對，可進一步得出書中“集作某”校語與諸種杜集所作相同者占其校語總數的匹配率：
表2 《文苑英華》中414處“集作某”校語與諸本杜集正文、校語的匹配情况
除上表查明的幾種重要杜集以外，今傳《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并解》與《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雖爲殘本，但仍可將其與《文苑英華》共同録有的部分杜詩進行比對。《文苑英華》與趙本同録杜詩中共計有132處“集作某”校語，與趙本相符的有99處，匹配率爲75%。而《文苑英華》與十注本同録的“集作某”校語共有51處，與之相符的有39處，匹配率爲76.5%。可以發現，上述諸種杜集與《文苑英華》“集作某”校語的契合度基本在七成以上，考慮到《文苑英華》本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書，校勘由多人分卷而成，刊刻流傳時難免存在字形訛誤，因此這已是一個不小的比例了。而二王本作爲今日傳世杜集之最早者，多爲其他杜集所本，其在宋代杜集譜系中的地位極其重要，九家本、分門本、百家本等杜集多以二王本爲底本，彭叔夏等人校勘時將其作爲主校本無疑是妥當的。由此可見，大量數據表明《文苑英華》所用的主校本與二王本的關係尤其密切，基本屬於同源關係，至少可以認爲其所用的主校本屬於二王本系統内部的杜集。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刊行《杜工部集》二十卷，即所謂的“吴若校刊本”（本文簡稱“吴若本”）。據吴若《杜工部集後記》所述：“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學者之所望也。”
吴若本雖已佚失，但對周必大等人而言，尚屬當時可見之本，且重要程度不低。今日之二王本實是多種版本的杜集牉合而成，其中卷十至卷十四這五卷，學界認爲有可能是吴若本的近似本或翻刻本
。因此，筆者姑且將其作爲吴若本的參證，將二王本中卷十至卷十四的牉合部分與《文苑英華》的“集作某”校語進行比對。《文苑英華》中至少有53首杜詩位於二王本的牉合部分，其中有71處“集作某”校語，而這些“集作某”校語與二王本牉合部分正文相同的就有53處，與其校語相同的有12處，從比例來看高達91.5%，例如《院中晚晴省西郭茅舍》（按：“省”字，他本作“懷”）中“天際秋風日夜清”一句有校語“天際，集作幕府”
，而二王本正作“幕府”
。如前所述，二王本整體與《文苑英華》“集作某”校語完全相符的正文有278處，校語有23處，匹配率爲72.7%，雖然也是較高的比率，但其中吴若本部分比二王本的整體情况還高不少。此外，清人錢謙益纂編《錢注杜詩》時曾以吴若本爲底本，此本有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静思堂初刻本。除此之外，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有題爲“杜工部集”的《錢注杜詩》的早期寫本，李爽在《〈錢注杜詩〉研究》中指出，該寫本反映了錢謙益杜詩箋注相對原始之面貌
，故該寫本相較刻本可能更爲接近吴若本的原貌。若將此本中這53首杜詩與《文苑英華》中的“集作某”校語比較，可得其與正文相同之處有53處，校語相同的則有13處，和二王本牉合部分的情况基本一致，同樣高於二王本整體的匹配率。而吴若本與二王本密切相關，大抵是以二王本爲底本，輔以同期諸本，纂輯、編校而成，因此，彭叔夏等人校勘《文苑英華》時更有可能以吴若本（或與吴若本存在淵源關係的翻刻本）作爲主校本。
另外，我們還需注意一下分門本。分門本與《文苑英華》校語的匹配率較之二王本更高，接近八成。《文苑英華》有少數“集作某”校語不與二王本契合，却與分門本契合，如《贈衛八處士》中“問答乃未已”，《文苑英華》有校語“集作未及”
，而二王本、九家本正文皆作“未已”
，分門本正作“未及”
。此外，分門本同是以類相從的體例，將杜詩分爲月、星河、雨雪、雲雷、四時等七十二門類。而《文苑英華》先分賦、詩、歌行等三十八類文體，再於各類文體下依内容題材細分二級、三級子類目，如詩歌分天部、地部、帝德等二十五類，其中天部又分日、月、星、雨、雪等類。雖然二者分類標準上并未完全吻合，但如果對所録杜詩的門類進行比對，可以發現分門本中的杜詩門類有三十四門與《文苑英華》中杜詩所屬的類目相重合，如樓閣、宫殿、隱逸、紀行、投贈、傷悼等，因此校勘者在對校過程中不乏存在參看分門本的可能。
上文主要就《文苑英華》中的“集作某”校語進行考察，至於“一作某”的杜詩校語，可以卷二三一《寄張十二山人彪》一詩爲例進行説明：
表3 《寄張十二山人彪》正文及“一作某”校語與諸本的比勘情况
此詩共有12處“一作某”校語，趙本、十注本未收此詩，忽略不計，若將其與二王本、九家本、分門本、百家本分别進行比對的話，僅有3處與二王本的正文符合，4處與九家本符合，3處與分門本和百家本符合。大多數的情况是，《文苑英華》正文與諸本正文所作相同，而“一作某”所作與之不同，如“三違潁水春”“陶公漉酒巾”之句皆是如此。除此詩以外，通過對《文苑英華》所録杜詩中135處“一作某”校語進行比對，可以發現二王本有66處與之相同，匹配率爲48.9%；九家本和分門本皆有58處，匹配率同爲43%；百家本則有59處，匹配率爲43.7%。趙本與十注本雖爲殘篇，但比對後可知，“一作某”校語與趙本相符的有27處（總數爲49處），匹配率爲55%，而與十注本相符的則有19處（總數爲34處），匹配率爲55.8%。二者比例接近，但也只是相對高於其餘杜集。可見，上述杜集與《文苑英華》“一作某”校語的匹配率均不高，有可能是校勘過程中參校多本的緣故。
不過，我們發現，《文苑英華》“集作某”“一作某”校語與上述杜集中正文和校語的具體匹配程度不完全相同。表4比照了《文苑英華》幾種形式的校語與宋本杜集正文、校語各自匹配的情况，其中“又作某、亦作某”與“作某”兩類校語總數過少，暫且不予考慮，我們重點關注“集作某”與“一作某”。
表4 《文苑英華》各類校語與宋本杜集正文、校語的匹配情况
《文苑英華》中“集作某”與諸集校語相同的情况不多，但在“一作某”的比勘中這種情形有所改變。據統計，二王本校語與“集作某”相同的情况有23處，占其匹配總數的7.6%；九家本校語則有31處，占總數的10%；分門本有32處，占總數的9.8%，百家本有34處，占總數的10.4%，普遍較低。但在“一作某”的比對中，我們看到二王本校語與“一作某”相同的情况有28處，已經占到了其匹配總數的42.4%；九家本有19處校語和“一作某”相同，占匹配總數的32.7%；分門本有20處，占總數的34.4%；百家本則有21處，占總數的35.5%。可見，“一作某”與宋本杜集校語相同的情况的占比是“集作某”占比的數倍有餘，這一不平衡隱約透露出“一作某”與宋集校語之間更强的關聯性。筆者推測，《文苑英華》的校勘者在出具“集作某”的异文校語時，基本以杜集的正文爲主，而當他們出具“一作某”的校語時，有一部分异文或許并不直接源於某部杜集的正文，而是參看了已有杜集中的相關校注。宋人對於杜詩的整理細緻全面，進行了相對完備的校注和箋疏工作，如王洙等人編纂二王本時，便以“一作”“一云”的形式保存别本异文，郭知達、蔡夢弼等人更是將多家校注彙集一本。因此，《文苑英華》中的部分“一作某”异文確實可能輾轉自參校杜集裏的校注
。
《文苑英華》在收録杜詩以外，還載録了12篇杜甫的文賦，另有1篇疑作《越人獻馴象賦》。與詩歌部分類似，杜甫文賦中也存在相當多的校語，數目最多的校語類型是“一作某”，共有109處。次是“集作某”，共有43處。再是“某書作某”的校語，僅有4處。而“又作某”的校語，僅有3處。雖然本文重點關注《文苑英華》中杜詩的校勘情况，但杜詩與杜文作爲一個有機整體，同樣不可偏廢，故可憑藉杜甫文賦的參校情况來輔以考察《文苑英華》所參的杜集。
宋代杜集可謂汗牛充棟，但其中收録文賦者少之又少。筆者參照《杜集叙録》，對是書收録的124種宋本杜集文獻進行檢視，發現僅有6種杜集收録文賦，其中4種已佚。最早收杜甫文賦的是二王本，而後鮑慎由《注杜詩及文集》、黄伯思《校定杜工部集》、吴若《杜工部集》三種杜集亦收文賦，然皆已亡佚。後有僞托吕祖謙的《吕東萊注杜工部三大禮賦》，收有《朝獻太清宫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三文，并略有注釋。據李昇《〈觀瀾文集〉“東萊集注”與南宋僞注現象》
一文考證，可知此書乃坊間書商作僞，至少成書於慶元以後的南宋末期，故本文不予討論。黄希、黄鶴《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原有外集二卷載録文賦，但亦散佚。趙本、十注本、九家本、分門本、百家本等重要宋本杜集只載杜詩，而無杜文。存世宋本杜集中，唯有二王本載有文賦，故可供選擇的比勘對象便只有二王本。
經查考，《文苑英華》中“某書作某”校語直接寫明了校勘杜甫文賦時的兩處參考來源。首先是《名賢策問》。在《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道》一文中存在3處“《名賢策問》作某”的校語：“經啓之理”，“經啓”二字後有小字“《名賢策問》作祚闢”；“疏奠之術”，“奠”字後有小字“《名賢策問》作鑿”；“復擁闐淤之泥”，“闐”字後有校語“《名賢策問》作墳”
。《名賢策問》一書已佚，歷代書録多不載，據學界推測應爲宋時通行的一部科舉策集
。其次是姚鉉編纂的《唐文粹》（原稱《文粹》）。此集編成於大中祥符四年（1011），收有杜甫的《朝獻太清宫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天狗賦》《雕賦》。這5篇賦文，《文苑英華》均有收録。并且，在卷一三六《雕賦》篇末有小字標明“凡一作皆《文粹》及集本”，可知校勘者參閲過《唐文粹》。此外，《文苑英華》中有3處“又作某”校語，經比對發現，這三處校語均符合《唐文粹》正文，如《朝享太廟賦》中“而尊卑心异”，“心”字有校語“一作各，又作必”
，《唐文粹》正文作“必”
。由此可見，《唐文粹》是《文苑英華》文賦部分的重要參校本之一。
再看“一作某”與“集作某”兩種校語。前者主要分布於《文苑英華》的賦部，而後者集中在文部出現，且杜甫賦文的篇末多寫有“凡一作皆集本”，可知《文苑英華》賦部的“一作某”與文部的“集作某”皆來源於“集本”，這可能是多人校勘時不同的表達習慣所導致的。《文苑英華》所録杜賦中的“一作某”校語，共有101處，這類校語與二王本正文相同的有83處，占比爲82.1%，如《朝獻太清宫賦》中“斷紫雲而扞墻”，“扞”字後有校語“一作竦”
，二王本正作“竦”
。又如《有事於南郊賦》中“夫鸞鳳將至”句前有校語“一有翳字”
，而二王本正文便有“翳”字
。即使是“一作某”校語與二王本正文不同的18處文字中，也有14處是出於二書正文所作相同的情况，如《雕賦》中，《文苑英華》正文作“夙昔多端”，有校語“昔，一作夕”
，而二王本同作“昔”
，這同樣能表明《文苑英華》所據參校本與二王本的緊密聯繫。有别於杜賦，校勘者在校勘杜文時多用“集作某”的校語形式，共有43處，而與二王本相符合的便有37處，占“集作某”校語總數的86%，如《爲夔州柏都督謝上表》一題中“州”字有校語“集作府”
，而二王本正作“府”字
，又如《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身没萬里”一句，“没”字後注有“集作瘞”
，二王本正作“瘞”字
。由上可見，不論是賦部中的“一作某”校語，還是文部中的“集作某”校語，均與二王本存在極高的匹配率。且據前文梳理可知，宋本杜集中遴選文賦者甚少，故杜甫文賦所用的主校本極有可能正是二王本或二王本系統的杜集。吴若本作爲遞承二王本的重要杜集，同樣收有文賦，因而被用作《文苑英華》主校本的可能性同樣不小。如前文所述，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杜工部集》寫本可能與吴若本的文本面貌更爲接近。該寫本與《文苑英華》文賦部分校語的吻合之處頗多，其中86處與賦部的“一作某”校語符合，匹配率爲85.1%，又有38處與文部的“集作某”符合，匹配率爲88.3%。較之二王本，與《文苑英華》校語彼此符合的情况尚多4處：《進三大禮賦表》中“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一有默字）；《朝獻太清宫賦》中“萬山颼飀”（山，一作仙）；《朝享太廟賦》中“伊澒洞槍櫐”（澒，一作鴻）；《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痛傷氛氲”（氛，集作氤）。因此，從《文苑英華》杜甫文賦的校勘情况可以見得校勘者對於二王本的重視程度，不論是詩歌，還是文賦，皆存有大量與二王本相符的校語，那麽更加印證了二王本或吴若本作爲《文苑英華》通用杜集校讎本的可能性。
正如彭叔夏在《文苑英華辨證叙》中所言：“公既退老丘園，命以校讎。膚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功爲多。”
周必大、彭叔夏、胡柯等人在校勘《文苑英華》時，留下了“集作某”“一作某”“作某”“某書作某”等多種形式的校語，且這些校語在各卷中的出現頻次不盡相同
，可知其校勘所用杜集不唯一，大抵存在以某一種爲主校本，同時參校其餘諸本的情况。本文通過對書中校語的檢視和對大量宋本杜集的比勘考察了《文苑英華》的杜集校勘情况。其一，從“某書作某”的校語來看，卞圜《集注杜詩》、“川本杜詩”與《杜詩押韵》顯係《文苑英華》的杜詩參校本。其二，二王本及其牉合吴若本的部分與《文苑英華》“集作某”校語的契合度較高，且這兩種杜集影響深遠，可基本判定是《文苑英華》的杜詩主校本。其三，《文苑英華》中“一作某”校語較爲特殊，其與現存宋本杜集的契合度普遍不高，這可能出於參校衆本的緣故。而藉由不同校語間的占比情况來看，部分“一作某”异文有可能源自所參杜集中的校注。此外，宋本杜集鮮有文賦，而二王本與吴若本皆載文賦，它們與《文苑英華》中“集作某”“一作某”的校語多有吻合，可進一步輔證二王本或吴若本爲《文苑英華》杜集主校本的可能。
《文苑英華》在編纂之時便存録了大量的杜詩异文，有别於杜詩校勘史上的臆改亂象
，校勘者并未篡改原文，而選擇使用校注形式，將《文苑英華》中的杜詩原文及异文妥善保留下來，其對杜詩文本的尊重值得肯定，而這也對今日的杜詩研究有所補裨，體現了宋人在校勘觀念上的深入與演進。與此同時，校勘人員在校勘《文苑英華》時也顯露出頗爲謹嚴的學術態度。僅就杜甫詩文而言，他們彙校諸本，并參考史籍、類書，綜合運用對校、他校、理校等方法，對數處异文進行辨析、訂訛，尤顯校讎之功
。如《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中“中原何慘黷”一句，“慘”字下出校語“陸機《功臣贊》作墋”
。又如《少年行三首》（其二）篇末有一注云：“杜集作‘臨街下馬’，此云‘臨軒下馬’。杜集作‘傾銀注瓦’，此云‘傾銀注玉’。皆當以此書爲正，蓋謬爲俗子改易。此所以重古本也。”
更爲重要的是，這一考察也讓今人得以窺探該時杜集譜系的冰山一角，進而重新審視宋本杜集的流傳與衍變。一方面，《文苑英華》的校勘工作主要處於南宋中期，可知該時流行的杜詩文本并未以《文苑英華》的文本爲主，以二王本爲主導的杜集在杜詩文本系統中占據主流，反映出二王本在宋代難以撼動的杜詩定本地位。另一方面，從彭叔夏等人搜羅、利用諸種杜集進行校勘這一點來看，可知當時盛行之杜集雖以二王本爲主，但文壇流通的絶對不止於此。諸如吴若本、卞圜本、川本杜詩等相關杜集如今雖已散佚，甚至隱没不彰，然而既然能被納爲《文苑英華》的杜集參校本，那麽其在宋代杜集譜系中的地位、傳播價值以及文獻影響力值得重估。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