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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注《文選·騷》各篇之冠以“序曰”
者乃節録王逸《楚辭章句》相應之序文而來
，五臣注的則雖“另起爐竈”而實多暗襲王逸序文以爲之，然二者多有不同。不過，由於學者或認爲李善注“騷”所引王逸序均爲原原本本者
，故若要比較五臣、李善與王逸三家之序“騷”各篇如何，前提自然是需先弄清楚李善所引王逸各序到底是全者還是節文。而關於這方面的問題，筆者雖發表過《〈文選〉騷類李善注引〈楚辭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與《〈王逸招魂章句考辨〉商兑》辨説之，然後來李慶先生有《再談王逸的〈招魂章句〉——論〈招魂序〉的文本兼答力之先生》
（下文提及此文，略去副標題）之文，而李先生此文提出的不少看法甚具“前提性”意義，故對這一問題尚有作更系統、更細緻之辨析的必要，對辨析之方法也需要作更清晰的説明。需知，李善注“騷”所引王逸各序是全文還是節文，這對“《楚辭》學”影響甚大。因爲，李善所引王逸各序若果真是全文，就不僅對《楚辭》的重要注本——《楚辭章句》及《楚辭補注》向來之認知的某些方面有近乎顛覆性的衝擊，甚而漢代“《楚辭》學”之相當一部分恐怕亦得被改寫，等等
。反之，此若爲節文，則對我們重新認識李善與五臣於《文選》所録詩文之“文心”把握如何，有着無以替代的至關重要之價值
。
在筆者看來，要弄清楚李善注《文選》“騷”所引之各序是全文還是節文，從研究方法之角度説，首先，須調查李善注《文選》之前的相關文獻，其有無引過李善引王逸各序以爲序之所無者，哪怕一句二句；其次，須檢李善在别處有無引過其引王逸各序以爲序之所無者，即使片言隻語。再者，王德華先生説：“《文選集注》録載李善注本小序及尤刻李善注本《文選》騷類八篇小序，均爲《文選》原本録載之王逸《章句》小序，而補注本所載《章句》小序已非王逸《章句》之舊。”
又説：“《文選》尤刻李善注本保留了王逸《章句》八篇小序原貌。”
稍後，李慶先生云：“《集注》是抄本，千年來，以原件的形態保存。而《補注》的現存本……‘自宋已非逸之舊本’，所以現傳洪興祖《補注》本等的《楚辭章句》已經被改動的可能性顯然存在。”
因之，作爲重要的輔佐證明，可檢《文選集注》中的其他家注“騷”引這些“序”有無比李善所引多出或其所無者，此其一；其二，據王先生之“《文選》尤刻李善注本保留了”云云，則還可考察李善注《文選》至尤刻時有無多出此本“騷類八篇小序”之文者（不過，由於前面的三項考察已足以説明問題，故兹略之）。另外，就李先生説，還可考察至《文選集注》時，相關書文有無引過李善引王逸各序以爲序之所無者的一言半語。而就王先生説，還可考察尤袤南宋淳熙八年（1181）刻《文選》前，相關文獻是否引過李善引王逸各序以爲序之所無者。再者，從求“全”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考察李善注《文選》引較長文獻，尤其是在作品或作者名下所引的相關序文時是如何處理的。這雖不能致“必然”之果，却可作重要之參考。
概言之，欲證明《文選集注》或尤刻本李善注“騷”類所引各序文爲全者，做上述工作尤其是前二者乃其必要之邏輯前提。問題是，目力所及，認爲《文選集注》或尤袤刻本李善注“騷”類所引各序爲全文者，均没有切實地做這些必須做之工作，尤其是前二者。而没有切實地做乃至根本没有做這一工作，其結論如何可想而知。下面，筆者擬就上述諸方面的問題依次辨而證之。
由於這裏所涉及的早於李善之相關文獻有需加辨證者，故下面分兩部分以説之。
就此而言，《史記》卷84《屈原賈生列傳》之“頃襄王怒而遷之”與“子非三閭大夫歟”下，劉宋時的裴駰《集解》分别引《離騷序》曰：“遷於江南。”“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經典釋文》卷5《毛詩音義上》之“招招”（見《匏有苦葉》）下，陸德明（約550—630）云：“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又，孔穎達（574—648）疏《匏有苦葉》之“招招”亦云：“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按：以上兩處“王逸云”均出王逸《招魂序》）再檢《藝文類聚》（後提及是書一般省作《類聚》），其卷29《别上》有“《楚辭》曰‘離，别也，騷，愁也，言己放逐離别，中心愁思’”
（按：此出王逸《離騷序》）；卷35《愁》有“《漁父》者，屈原所作也。
屈原馳逐江湘之間
，
憂愁吟嘆
。
而
漁父避世
隱身
，
釣魚江濱
，
欣然自樂
。時遇屈原
川澤之域
，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冠以“〔《楚辭》〕又曰”。此即出《漁父序》，加重點號者，爲李善注本“《漁父》一首”下的“《序》曰”所無）。而卷79《魂魄》節録的王逸《招魂序》如下：“《招魂篇》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
忠而斥弃
，
憂愁山澤
，
魂魄放逸
，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
外陳四方之惡
，
内崇楚國之美
，
以諷諫懷王
，
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
朕幼清以廉絜
，
身服義而未沬
。’”
按：與《文選集注》本李善注節録的王逸《招魂序》比，《類聚》節録的多了加重點號者，而是書之成早於李善《文選注》。又，此合《招魂》之文於王逸《招魂序》，然古人、古書引文如此處理者時而有之。即以“本地風光”言，李善注《文選》之引文亦不乏其例（詳後）。
李慶先生認爲此“招者……身之精也”非王逸《招魂序》正文。對《文選集注》卷66“《招魂》一首”下緊接“李善曰《序》曰……”“李周翰曰……”後的“陸善經曰‘《叙》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其云：
看影印件可知，“叙曰”二字，是加筆上去的。還有，明明一行下面可以連書，却特地另起一行，寫上“以手曰招，以言曰召”。可看到抄寫者要把這兩者明確分開的意思。所以從文本上説，這句話是否是《序》的原文，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不錯，“‘叙曰’二字”，確實“是加筆上去的”。問題是，這種“加筆上去”者在《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中不知凡幾。而且，其多者一處便達數十言，如在卷116《褚淵碑文》“公禀川岳之靈暉，珪璋而挺曜”下的“李善曰”中，即有鈔漏的31字是“加筆上去”的（三，第813頁）。以“騷”部分言，今存三篇皆有“加筆上去”者。如《招魂》注文有“往來侁侁些”下“王逸曰‘……《詩》曰：侁侁征夫’”之“曰：侁侁”（二，第17頁），“挂曲瓊些”下“《音决》：‘瓊’，臣營反”之“營”（二，第28頁）等16例；《離騷經》正文“加筆上去”者有“乘騏驥以馳騁兮”之“騏”與“固時俗之工巧兮”之“兮”（一，第795、816頁），王逸序文“加筆上去”者有“同列大夫”（一，第785頁）與注語部分“加筆上去”者之10餘處；《招隱士》正文“加筆上去”者有“偃蹇連卷兮”之“蹇”（二，第69頁）。此其一。
其二，“却特地另起一行”云云，同樣説明不了任何實質性問題。因爲，這種“明明一行下面可以連書，却特地另起一行”者，在《文選集注》中乃事實上之“通則”。即雙行小字部分，一小行能寫下的與一行多而不滿二小行者，幾乎均中間“另起一行”。這種情况，多出現在篇題下與作者名下及篇末。如卷8“《三都賦序》”下與“左太冲”下及該序後之注的做法
即如此。這裏僅以“騷”類言，卷63“屈平《離騷經》一首”之“王逸注”下，“陸善經曰”的“注楚調，後爲豫章太守也”這最後十字，明明一小行可容十二字，鈔者却將“豫”字以下“另起一行”（一，第788頁）。又如《招魂》“致命于帝，然後得眠些”下有“王逸曰……《音决》……李周翰曰‘致，送也。送人命于天帝，然後得眠也’”（二，第18頁）之“李”下尚可連書五字，然鈔者竟留空而“另起一行”書“周翰曰……送人”，又同樣留空可書五字的地方而“另起一行”書“命于天帝……眠也”。二者相比，這更難以理解，然那是另一回事。
概言之，“陸善經曰‘《叙》曰’”之“招者，召也”云云，其爲王逸《招魂序》的原文，這本身没有任何問題。“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云云，蓋因李先生百密一疏所致——忽乎就整體考察部分。
對上揭《類聚》卷79《魂魄》的“《招魂篇》曰”，李先生云：“作爲編纂者的歐陽詢等人，水平還不至於低下到連《招魂篇》和《招魂序》都搞不明白吧？”
然此未免以今律古之嫌也，古人引文如此者時或有之。僅就《文選》李善注言，如其注卷17傅武仲《舞賦》“嘉《關雎》之不淫，哀《蟋蟀》之局促”的“《毛詩》曰‘《蟋蟀》，刺晋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後四句纔是“《毛詩》曰”），注卷54劉孝標《辨命論》“文公
其尾，宣尼絶其糧”的“《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
其尾’”
（後二句纔是“《毛詩》曰”），等等。這裏的“《毛詩》曰”均合《毛詩序》於《毛詩》。又如其注卷15張平子《歸田賦》引“王逸《楚辭序》曰”的“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漁父歌曰”以下乃《漁父》之文而非王逸之《漁父序》，此其一；其二，其正文與序文間、正文的“漁父”與“歌曰”間，均有所删；其三，“清”與“濁”後，均删去“兮”。
另外，李善注《文選》引《招魂》每多删去“些”，引《大招》則往往略去“只”。删去“些”者，如卷17傅武仲《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卷18成公子安《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卷21虞子陽《咏霍將軍北伐詩》“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與卷37孔文舉《薦禰衡表》“《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下，李善引“《楚辭》曰”均作“宫庭震驚發激楚”
，即4處皆删去“楚”後之“些”（此類例子尚多，兹不贅引）。略去“只”者，如卷8司馬長卿《上林賦》“皓齒粲爛，宜笑的皪”、卷21顔延年《秋胡詩》“美人望昏至，慚嘆前相持”、卷25陸士龍《爲顧彦先贈婦》二首之一“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卷29曹子建《雜詩》六首之四“時俗薄朱顔，誰爲發皓齒”、卷30謝惠連《搗衣詩》“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携”下，李善引“《楚辭》曰”“（《楚辭》）又曰”均作“美人皓齒嫮以姱”（《上林賦》注，“嫮”作“奼”）
，即5處皆删去“姱”後之“只”（此類例子尚多，兹不贅引）。因之，學者或僅據《類聚》引《招魂》《大招》分别删去“些”“只”，而認爲是書這類引文與《楚辭章句》“有‘實質區别’”
，則恐未免忽乎以古還古與整體觀照之嫌矣。
至於説“更應注意，《藝文類聚》引《楚辭》的文字，把‘篇’列入題目，作‘××篇’的，只有七十九卷這一處，作《招魂篇》。這樣的一條和全書體例完全不合，而且有明顯有違常識的錯誤引文，會是《藝文類聚》原來的文字嗎”
之問，更是説明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文選》江文通《雜體詩》30首之《陳思王贈友曹植》“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下，李善將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引作“謝靈運《鄴中集》”
同樣是只有此一處。《雜體詩》30首之《古離别》“黄雲蔽千里，游子何時還”與《許徵君自序詢》“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下，李善分别注云：“‘黄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
“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
問題是，《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如何能省作“《鄴中集》”，然李善却如此省了。
概言之，李先生之“把‘篇’列入題目，作‘××篇’的，只有七十九卷這一處，作《招魂篇》”云云，恐千慮二三失之所致也，而無一能成立。
李慶先生云：
據汪紹楹先生考證：《藝文類聚》遠在宋代就可能有了闕佚。例如書中雜有蘇味道、李嶠、沈佺期、宋之問的詩，而此四人都後於歐陽詢，本書是不能予收的，另外，書中還有其他經後人妄改的錯誤。
這是十分恰當的。不僅如此，後於歐陽詢者尚不止此四人
。不過，正如汪紹楹先生《校藝文類聚序》所説的：“古代類書，在今天流傳而大體完整的，《藝文類聚》是其中的一部。”
胡道静先生在指出是書“缺佚和竄亂”時亦云：“《藝文類聚》一百卷，大體上是完整地保存下來的。”
而因是書保存大量唐前文獻，故向受歷代文人學者之重視。早在趙宋，彭叔夏校勘《文苑英華》便已利用此書。其後，明人馮惟訥輯《古詩紀》、梅鼎祚輯《文紀》、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人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乃至近人魯迅輯《古小説鈎沉》、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等，都曾利用此書。劉文典先生在《三餘札記》卷一“類書”條中有“類書引文，實不可盡恃。……雖隋、唐、宋諸類書引文并同者，亦未可盡恃”
之説，而這毫無疑問是對的。問題是，“不可盡恃”“未可盡恃”云云之邏輯前提，乃多有可“恃”者在。故此，劉先生《三餘札記》引《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類書材料甚多，僅卷一引此二書便約有50處。其“可恃”者如《淮南子校補·修務篇》“其重于尊亦遠也”“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二條，劉先生校分别云：
“也”當爲“矣”，字之誤也。《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七百六十一引，“也”并作“矣”，是其證。
“百姓”下當有“亦”字，而今本脱之。《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一引并作“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三餘札記》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可恃”者之例尚多，兹不贅引。總之，李先生據劉文典的“類書引文，實不可盡恃”云云，説明不了上揭《類聚》所引的“《漁父》者……”“《招魂篇》曰……”等有何不可“恃”方面之問題。
另一方面，例之《類聚》，李善注與“五臣注”之問題正亦不少，尤其是後者。如《離騷經序》下，張銑的“《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爲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毁之，王乃流屈原于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别；騷，愁也。言己遭放逐，離别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中，僅“屈原，字平”出《史記》。又如卷13宋玉《風賦》，吕向注之“《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爲楚大夫”
，實非“《史記》云”。再就李善的《文選》題注及作者注言，如卷7《甘泉賦》，其引《漢書》“……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黄門，卒”
，然《漢書·揚雄傳》云揚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即由李善之節引，讀者或以爲其“年四十餘”之“歲餘，爲郎中，給事黄門”時“卒”。又，李善節録之《離騷經序》（合後文之“二”“三”兩部分以觀之，便可確知此乃節文）爲：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流屈原。屈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
問題是，其節去“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
。屈原……復作《九章》……終不見省”，後人或以爲懷王“流屈原。屈原乃作《離騷經》”，而後“遂赴汨淵自沉而死”，然實際上，屈原“自沉而死”在“復作《九章》”後之襄王時，因此，無以知李善節引《九章序》所説之“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之“放”到底是何王時，且極有誤以爲《九章》作於《離騷》前之可能
。又如“遷延引身”一語出卷19宋玉《神女賦》
，而李善引之注卷2張平子《西京賦》“遷延邪睨”與卷14鮑明遠《舞鶴賦》“遷延遲暮”，均誤作“《高唐賦》”
；注卷17傅武仲《舞賦》“遷延微笑，退復次列”，則誤作“《好色賦》曰”
；注卷9班叔皮《北征賦》“隮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引《登徒子好色賦》“周覽九土”，却冠以“《高唐賦》曰”
；等等。
總而言之，上揭早於李善注《文選》的相關文獻所引王逸的《離騷經序》《漁父序》《招魂序》中的文字，均没有問題。因之，據此可以斷定：李善注“騷”所用王逸這三序之文均爲節引，而斷非全文。
就此而言，《文選》卷13《風賦》的“宋玉”下，李善注“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此見《九辯序》）；卷15張平子《歸田賦》“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下，李善注“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此見《漁父序》，而合正文於序在古人那裏不是問題，詳前）；卷24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英英朱鸞，來自南岡”下與卷25傅長虞《贈何劭王濟》“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下，李善分别有注“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托君子’”與“王逸《楚詞序》曰‘虬龍鸞鳳，以托君子’”
（此見《離騷經序》）；卷25劉越石《答盧諶詩》“英蕊夏落，毒卉冬敷”下與卷60顔延年《祭屈原文》“比物荃蓀，連類龍鸞”下，李善分别有注“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與“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托君子’”
；卷28陸士衡《樂府·君子行》“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嘆”下，李善注“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
（此見《漁父序》）；卷30《擬東城一何高》“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下，李善注“《離騷引》曰‘屈原者，爲三閭大夫’”
（此見《離騷經序》）；卷71任彦昇《宣德皇后令》“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下，李善注“《楚詞序》云‘天有九星也’”
（此見《九辯序》）；卷60顔延年《祭屈原文》之“嬴芊遘紛，昭懷不端”下，李善注“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
（此見《離騷經序》）。
黄靈庚云：“李善注引《離騷序》，未見《文選》本《離騷序》。知《選》本《騷序》非足文。”
又，黄先生疏王逸《離騷經序》開頭之“《離騷經》者……爲三閭大夫”有云：
李善引《序》，節約其要，非其全文。《文選》唐寫本陸善經引《序》爲全帙，則亦有“原”字。且于末云：“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知其所引未經善删也。……古人引書固不甚縝密，未可執一本爲依據，宜乎求其同，存其异。
“非足文”“非其全文”“未經善删”云云，均極是。黄先生又云：
《文選》李善注載《離騷序》，多所删節。而《文選》他篇李善注所引《離騷序》，多爲《文選》本《離騷序》所未見者，則亦知其消息。唐寫本《音决》（公孫羅作）曰：“今案此篇（《離騷序》）至《招隱篇》，《鈔》，脱也。”唐人固知其删之。頃者或以《文選》本《離騷序》爲舊《序》，反謂今本之《序》乃後所累增者，何其瞀亂也夫！
此“多所删節”“所未見者”“唐人固知其删之”云云，的然。
概言之，據上揭李善注《文選》在别處引過其注“騷”相應篇題所引王逸各序之所無者，可以斷定：其注“騷”所用王逸的《離騷經序》《漁父序》《九辯序》均爲節引而斷非全文。
就此而言，是書如下數者，即卷43“招隱”下，公孫羅《文選鈔》曰“王逸云‘以手曰招’”
（此出《招魂序》）；卷66“《招魂》一首”下之陸善經曰“《叙》曰‘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此出《招魂序》）；卷48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下，公孫羅《文選鈔》曰“《楚詞序》云‘蛇龍鸞鳳，以托君子’”
（此出《離騷經序》），亦可作李善注《文選》“騷”所用《楚辭章句》相關之序以爲相應作品序，非爲完整之文的有力旁證。
當然，於此更能説明問題者乃“陸善經本”所載完整的王逸《離騷經序》。卷63“《離騷經》一首”下，《文選集注》編者引“《音决》案”之“《序》不入，或并録後序者，皆非”後，有“今案”云：
此篇至《招隱》篇，《鈔》脱也。五家有目而無書。陸善經本載《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序”，《補注》本作“屈原序”）其諸（“諸”，《補注》本作“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决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宕（“妬宕”，《補注》本“妒害”）其能，共譖毁之。王乃流（“流”，《補注》本作“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邪”，《補注》本作“衺”，而云“一作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别也；騷，愁（《補注》本“愁”後有“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别，中心愁思，猶陳（“陳”，《補注》本作“依”）道徑，以諷誦（“諷誦”，《補注》本作“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補注》本“誘”後有“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艸楚（“艸楚”，《補注》本作“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辟喻（“辟喻”，《補注》本作“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辟（“辟”，《補注》本作“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辭”，《補注》本作“詞”）温而雅，其義皦（“皦”，《補注》本作“皎”）而明（“明”，《補注》本作“朗”，而云“一作明”），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補注》本“志”後有“焉”字）。”……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
《文選集注》編者“今案”既云“陸善經本載《序》曰”，又云：“此《序》及《九歌》《九章》等序并王逸所作。”即認爲“陸善經本載《序》”爲王逸作。用上揭黄靈庚的話説，所謂“知其所引未經善删也”。又，傅剛據此“《音决》案”與“今案”而云：“是昭明原書無《序》，陸善經本録入，但非昭明原貌。”
近是。今將《文選集注》所收“陸善經本載《序》”與今傳本《楚辭補注》之王逸《離騷序》細加比觀，便知二者僅有個别文字不同與《補注》本多“屈原”“也”“楚”“焉”五字的區别。可見，宋人洪興祖《楚辭補注》之《離騷序》與“陸善經本載”《離騷序》纔是全文。至於其兩者間存在個别文字之异與《補注》本多“屈原”“也”“楚”“焉”五字之問題，比較《四部叢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選》卷7《甘泉賦》合者所言“善本”與“五臣”“五臣本”的文字之异，以及其相互間的個别文字之有無，思過半矣
。概言之，此即李善之“《序》曰‘《離騷經》者……遂赴汨淵自沉而死’”云云，乃王逸《離騷序》之節文而斷非王逸之原原本本者之又一堅證
。當然，我們知道，王德華先生認爲“陸善經本載《序》”存在着“增補的問題”。其云：
《文選集注》著録了陸善經注《文選》本（下簡稱“陸本”）《離騷小序》。陸本《離騷小序》與洪興祖《楚辭補注》本中王逸《章句》《離騷小序》幾同，而有近三分之二的文字爲《文選集注》引李善注本及尤刻李善注本所無。尤刻李善注本既已保存了《文選》著録的王逸《章句》原貌已如上述，那麽，陸本《離騷小序》即非王逸《章句》原貌，其多出的文字必存在一增補的問題。
“尤刻李善注本既已保存了《文選》著録的王逸《章句》原貌已如上述”之“上述”，其主要是：
《文選集注》引《音决》云：“序不入或并録後序者皆非。”……《音决》的作者爲公孫羅。……公孫羅所經眼的《文選》原本應是無李善注的《文選》，因而我們可以推斷《文選》編選者選録《離騷》時，序文也一并隨正文録入。……《文選》收録的《離騷》小序應出自王逸的《楚辭章句》。
“《離騷》小序應出自王逸的《楚辭章句》”，這是没有問題的，然“序文也一并隨正文録入”云云，則非（詳本文首注）。至於王先生斷陸本《離騷小序》“非王逸《章句》原貌，其多出的文字必存在一增補的問題”之種種理由，更是無一能成立。如其陸本《離騷小序》留有“增補的痕迹……幾個方面”之“其一，陸本從‘三閭之職……’至‘……王甚珍之’一節文字，洪本幾同，《文選集注》所引李善注本及尤刻李善注本皆無”；“其四，陸本從‘《離騷》之文，依詩取興’至‘哀其不遇而愍其志’一節文字，向來被看作是王逸論《離騷》對《詩經》比興手法繼承與發展的經典之論而加以引用，洪本幾同，《文選集注》引李善注本及尤刻李善注本皆無。陸本此節文字亦見端倪于五臣注”
。其實，此“其一”所説之“三閭之職……王甚珍之”中的部分文字，劉宋時的裴駰《〈史記〉集解》引時冠以“《離騷序》曰”（參前），而“其四”所説之“《離騷》之文……而愍其志”中的部分内容，李善注劉越石《答盧諶詩》與顔延年《祭屈原文》均引過而分别冠以“王逸《離騷序》曰”與“王逸《楚辭序》曰”（參前）。另外，關於“五家有目而無書”説，王先生認爲：這“應是指五臣注本對《文選》原貌的改變。所謂‘有目’，指有《文選》原來的篇目；‘而無書’指五臣對各篇重新作序説明，故對《文選》原有的‘序’略‘而無書’”
。“重新作序”云云，顯未爲得。首先，如上所述，《文選》“騷”類各篇原本均無序；其次，五臣注《文選》雖如王先生所説的“志在重新訓釋，闡發義理，與李善争勝”
，然這僅限於作注；最後，没有任何材料能證明五臣删《文選》所録之原序而“重新”爲之。
要言之，只要我們跳出李善注以考察其前之相關文獻（第一項工作）與將此處之李善注置於整個李善注中考察（第二項工作），便知“其多出的文字必存在一增補的問題”云云，乃説者緣思欠周之所致也，此其一；其二，將“陸善經本載”《離騷序》與洪興祖《楚辭補注》中之《離騷序》比觀，可互證二者均爲全文
。
王筠《説文句讀·凡例》云：“《文選》注例，最爲厖雜。本文所有則增之……本文所無則删之……于義無取者亦删之……本文如是而《説文》不如是者，則改《説文》以就之……李氏引書，每回穴如此，不僅《説文》也。有删節不可通者……凡此類，意主使人易曉，不可輒謂之誤。”
這完全是符合實際的。而李善不僅每每節引相關史傳於作者名下爲之小傳，於“騷”外亦有，如在他處節引江文通《雜體詩序》與陶淵明《歸去來序》分别爲《文選》卷31《雜體詩三十首》與卷45《歸去來》的序之例。先看前者——《文選集注》卷61《雜體詩卅首》下與“江文通”下分别載李善注引的《雜體詩序》與《音决》本或陸善經本上的《雜體詩序》如下：
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亦异法。今作卅首詩，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泉流，庶無乖商榷。
（李善所引）
夫楚謡漢風，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窮；宫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悦于魄，不其然歟？至于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至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况復殊于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托曲于李奇，士季假論于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异法。故玄黄經緯之辨，金碧沉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兼善而已。今作卅首詩，效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亦無乖于商榷云爾。
（《文選集注》編者“今案”有云：“《音决》、陸善經本有序，因以載之也。”）
兩相比觀，一目瞭然，李善所引乃節文也。又，關於五臣注本的《雜體詩序》，劉躍進先生説：
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奎章閣本“三十首”下有“并序”二字。北宋本、尤袤本未録此序。陳八郎本、朝鮮正德本、奎章閣本有此序，但無注。胡克家《文選考异》謂五臣從《江文通集》輯録此序。建州本據五臣注本輯録此序。
胡氏《文選考异》卷6之“五臣從《文通集》取之添入耳”
云云，恐非。俞紹初等先生之“五臣本原亦無序，此序文中不見有五臣之注是其明證。今五臣陳本、正德本及明州本、贛州本皆有序，蓋後人依宋本江《集》所增，明州本、贛州本從之”
説，近是。將五臣本《文選》“騷”類各篇之序、題解，陶淵明《歸去來》之序、題解分别與《楚辭章句》相應作品的王逸序、《箋注陶淵明集》之《歸去來兮辭序》比觀，便可見其端倪。即《雜體詩序》若是“五臣從《文通集》取之添入”，何以解釋其不從《楚辭章句》與《陶淵明集》取相關之序“添入”？
再看後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歸去來序》）如此：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脱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静，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李善注《文選》此文，節引其《序》以爲《序》如下：
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對此，《文選旁證》卷37“陶淵明歸去來辭”有云：
此序節略，非全文。《容齋五筆》云：“《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去，不緣督郵。矯勵違己之説，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之按：見卷一“陶潜去彭澤”條）按全文在今集第五卷。此洪所引，仍多删節也。
“此序節略，非全文”“此洪所引，仍多删節也”，的然。又，於陶淵明下，張銑曰：
潜爲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見督郵，潜乃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總之，李善所引《雜體詩序》《歸去來序》均爲節文乃常識，而目力所及未見有任何异議者。問題是，節後之《雜體詩序》與《歸去來序》比之各自原序，前者之理論價值大爲减價
，而後者“遮蔽”了作意之諸多“鮮活細節”，此其一；其二，由此可知，類此之辨證關鍵是有無堅實之文獻支撑，有堅實之文獻支撑，合不合理均不是問題。
據前文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的相關引文，可確證李善注《文選》“騷”的《離騷經序》《漁父序》《招魂序》與《九辯序》爲節引；據第三部分，則可斷定今本《楚辭補注》的《離騷經序》乃王逸序之全文（個别文字之异或有無，那是流傳過程所致）。而合這三部分與《楚辭補注》《楚辭章句》相應之序觀之
，便知没有任何材料能證明《楚辭補注》於《文選》“騷”八序有後人增補者。清儒盧文弨《與丁小雅進士論校正方言書》云：
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爲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書而所傳各异者，殆不可以遍舉。今或但據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爲是，疑未可也。
是可謂得其大者矣。盧氏雖就校書言，然可以例此。此其一。
其二，從研究方法的層面上説，以古還古與將部分置於“整體”中考察，殊爲重要。如《文選集注》的“加筆上去”與“可以連書，却特地另起一行”者，孤立地看，似能説明“問題”，然就“整體”觀之，則前者不知凡幾，而後者乃事實上之“通則”。即僅以“加筆上去”與“可以連書，却特地另起一行”兩事判上揭陸善經“《叙》曰”之“是非”，其唯一的結果只能是“以是爲非”。從出發處辨“路向”之重要，於斯可一斑見豹。再如《類聚》引《招魂》《大招》往往分别删去“些”“只”，然李善注《文選》引《招魂》《大招》同樣每多如此。故因《類聚》之“删”而認爲其有問題，則入誤判之域矣。又，就《類聚》觀《類聚》而以今天的眼光衡之，對其卷79《魂魄》稱“《招魂篇》曰”而合《招魂》的“朕幼清以廉絜，身服義而未沬”於王逸《招魂序》之做法，有“作爲編纂者的歐陽詢等人，水平還不至於低下到連《招魂篇》和《招魂序》都搞不明白吧”之問（詳前），本不奇怪。然而，跳出研究對象以考察研究對象，便知類此將正文合於序文者在古人那裏本不是什麽問題。再如上揭《類聚》卷35《愁》的“《漁父》者，屈原所作也。……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乃《漁父序》也，而却被冠以“（《楚辭》）又曰”。以今人的眼光觀之，這無疑是有問題的。然而，古代類書及古人引文如此者時而有之。以李善注爲例，如卷47史孝山《出師頌》“天子餞我，路車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下，李善注：“《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按：“又曰”乃《渭陽》本身，而非《渭陽序》（“《毛詩序》”）。又如卷102《四子講德論》“昔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嘆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下，李善注：“《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李善於此引二次《毛詩序》，後者作“《〈毛詩·大雅〉序》曰”，而前者則稱“《毛詩·周頌》曰”。
其三，在確證《文選集注》卷66“《招魂》一首”下的“李善曰《序》曰”爲節文之前提下，僅從情理的層面是無法證明《楚辭補注》的《招魂序》之“忠而斥弃”與“以諷諫懷王”非王逸原文而是後人所增的
。先説“忠而斥弃”：一、如上所述，李善注《文選》“騷”之八序均爲節文；二、《九辯序》有“忠而放逐”之説，而這與《招魂序》之“忠而斥弃”何异？三、《離騷經序》“忠”2見，即“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善鳥香草，以配忠貞”，然《離騷經》注之“忠信”16見，“忠直”11見，而“忠貞”僅2見；四、《九辯序》“忠”2見，即“屈原懷忠貞之性”“忠而放逐”，然《九辯》注之“忠信”3見、“忠誠”“忠策”“忠良”各2見、“忠言”“忠臣”各1見，偏偏無“忠貞”一詞；五、《文選集注》中的王逸注與《楚辭補注》中的王逸注涉及“忠”之文字一致；等等。因之，《文選集注》“《招魂》一首”的“李善曰《序》曰”之“忠而斥弃”乃李善節引時删去，而斷非後人所加。再説“以諷諫懷王”：一、王逸《九辯序》同樣有此語，即“屈原懷忠貞之性……而作《九歌》《九章》之頌，
以諷諫懷王
”
；二、王逸注《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的“欲以感激懷王”“言己與懷王俱獵趍于夢澤之中”與“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五臣注相應處却作“欲以感激于君”“言與君王俱獵趨于夢草之中”“時君王親射青兕”
，即王逸注文與其序文所稱一致，五臣注文之“君”“君王”“君王”與其題解、序文之“君”亦然；三、王逸《離騷經序》之“仕于
懷王
，爲三閭大夫”，而張銑作“仕
楚
爲三閭大夫”
；等等。因之，以李周翰“自撰”的《招魂序》、《招魂》題解有“以諷于君”，從而斷《楚辭補注》的王逸《招魂序》“以諷諫懷王”爲“後人改動了原文的可能性比較大”
者，顯未爲得也。説到底，在考證上，缺乏堅確的文獻支撑，而僅執今人之“理”以辨之，雖求新探索之精神或可嘉，然其結論之似是而非者亦多
。
綜上所述，可歸結者有二：一，李善注《文選》“騷”引各序均節文，毫無疑義；二，辨這一問題，辨之是否得法至爲重要。
（作者單位：廣西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