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人詩歌歷經千餘年流傳至今，期間經歷了中國書籍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即“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每個階段都對唐詩文本的傳播産生過深遠的影響，後人所見唐詩文本多同時混雜“寫本時代”和“刻本時代”的特徵，使得唐詩文本的原貌變得撲朔迷離。
二十世紀以來，隨着敦煌藏經洞、日本等地出土或是收藏的“寫本時代”唐人詩集的現世，不僅使一批早已亡佚的詩集重新進入學者視野，而且使學者通過將其與傳世詩集進行對比發現二者之間文本差异巨大，從而認識到“寫本時代”唐詩文本流傳的特殊性，極大地推動了唐詩文本研究
。
敦煌、日本所發現的“寫本時代”唐人詩集中有一部分較爲特殊，與那些有題名或者能够判斷有較爲明確編纂目標的“專集”相比，它們多爲雜抄唐人詩作而成，幾乎没有選擇標準。學者注意到這些雜抄詩集收録的詩歌文本面貌往往與傳世本差异較大，并對相關詩歌作出較爲全面的探討。實際上，這些雜抄詩集除了能够提供關於具體詩作研究的珍貴信息之外，它們本身也是“寫本時代”唐詩文本傳播的一個重要環節，能够反映那個時代詩歌文本的普遍特點，但是至今爲止，尚未見有學者從“寫本時代”詩歌文本的角度整體觀照這些雜抄詩集。因此，本文將嘗試回到“寫本時代”的文本語境中，通過重新審視這些雜抄詩集表現出的寫本特徵以探討“寫本時代”唐詩文本流傳的相關問題。
存世的“寫本時代”雜抄詩集，主要包括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寫本，以及日本所存相同時期内的寫本。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對敦煌本雜抄詩集已經有過全面整理，因此本文主要利用其整理、研究成果，列舉如下：
伯二九七三卷，背面抄寫
，徐俊云：“原卷‘諸雜書篇’四字下空格書‘咏月詩’三字，後另行鈔第一詩，其餘五首均以‘同前’爲題。‘諸雜書篇’之‘書’爲‘詩’字音訛，‘書’、‘詩’互訛，敦煌文書中屢見。”并謂：“‘諸雜書篇’似是該卷之總題，敦煌文書中冠以‘諸雜’二字的文書很多……‘諸雜’是當時敦煌地區對某些彙鈔文書的常用定名方式。該卷於總題‘諸雜詩篇’之下，依所咏對象，分爲若干類，詩則以類相從，‘咏月詩’只是其中的一類，詩的作者恐非一人。”
伯二四九二、Дx.三八六五拼合卷，册頁裝。伯二四九二存白居易詩十七首及元稹唱和詩一首，故王重民將其定作《白居易詩集》，然與Дx.三八六五綴合後，又有李季蘭詩及岑參《招北客詞》一文，知其非白居易集，而當爲唐詩文叢抄。
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此卷羅振玉、王重民原稱作《唐人選唐詩》，徐俊稱此卷“首尾俱殘，篇幅甚鉅，書法秀整，行款謹嚴，爲敦煌詩卷精品之最”
。共存十人一百一十九首詩。
卷中注作者偶及官職，如“王昌齡”下有“校書郎”三字，“陶翰”下有“禮部員外郎”五字，“李白”上有“皇帝侍文”四字，當然也有不及者，如單稱“丘爲”“高適”“李昂”等，頗不一致。也有的作者漏略，如《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等九首孟浩然詩前未題“孟浩然”，《咏青》一首前未題作者“荆冬倩”，《吊王將軍》一首前未題“常建”，《古意》等九首前未題“李白”，至第十首《宫中三首》方題“皇帝侍文李白”。
伯二六七三，首尾均殘，今存《翟庭玉狀》（僅存四行）、盧竧《龍門賦》、安雅《王昭君》、劉希夷《北邙篇》及不知作者的《初度嶺過韶州靈鷲廣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詩一首》和《江上羈情》。《龍門賦》下署“河南縣尉盧竧撰”，《王昭君》下署“安雅”，其餘詩作下均不署名。
伯二六八七卷背，存詩十一首。徐俊云：“卷背的詩鈔殘破過甚，所存僅互不相連結的六塊殘片，似是《論語集解》寫卷之裱褙紙。此卷書寫較工整，共存殘詩十一首，其中五首爲佚詩。從已經考知的作者看，當爲初唐詩人的詩歌選鈔，其中王勃詩《上巳浮江宴五言》前有‘王集’二字，爲敦煌詩卷中少見的形式，可見殘卷中詩其來有自。”
伯二七四八卷背，存詩三十七首，前抄《思越人》《怨春閨》二詞，徐俊云：“原卷在詞與詩之間空約八、九行位置，似爲有所區别而設。”
其中抄有《古賢集》一首七言長詩，徐俊云：“從其内容和傳鈔情况看，具有較明顯的蒙書特徵。”另有《敦煌廿咏》組詩。“原卷行款嚴整，書法甚佳，爲敦煌詩卷中的精品。”
伯二九七六，正面抄寫，雜抄《下女夫詞》、高適詩四首、闕題詩四首、《五更轉》、劉瑕《温泉賦》等詩文。
存伯三一九五、伯二六七七、斯一二〇九八三個寫卷，徐俊據三卷字迹推斷當爲同卷斷裂分置
。正面書寫，首尾均殘，行間及天地均有欄界。徐俊云：“案原卷馮（待徵）、魏（奉古）二詩均於題下署作者名，但高適《燕歌行》在魏詩之後，題下却不署作者，可見是卷在作者排列及題署上并無定式可尋。”
伯三二〇〇，卷背抄寫，存詩十二首，徐俊云：“其中七言七首、五言五首。原卷首尾均殘，詩均無題，各詩間均空格接鈔。書法較佳，然多有模糊難辨之處。諸詩内容大多有關邊塞征戰與閨怨。”
伯三二一六，卷背抄寫，除詩外還有祭文、投社文書等，徐俊云：“原卷似由不同文書粘接而成，詩鈔部分首尾均殘，共存詩五題，作者爲唐女道士李季蘭、元淳。”
因有“女道士元淳”之標目，且李季蘭在《又玄集》中亦被稱爲“女道士李冶”，故徐俊疑“爲當時詩選集之慣稱”，并擬題爲“唐女冠詩叢鈔”。
伯三三五三，背面抄寫，詩接抄於律部疏釋等文書之後，均爲倒行書寫。存詩四首。
伯三四八〇，正面抄寫，首尾均殘，存詩六首，詩前抄王粲《登樓賦》。徐俊云：“原卷共存兩紙，薄絹裱褙。詩文題署嚴格，書法純熟，行間有絲攔（欄）界格，并間存朱墨點斷之迹。卷中所鈔王粲《登樓賦》，原署作者‘王仲宣’，與敦煌詩文寫卷中作者署名的通例不同，或鈔自通行的《文選》寫本。這種與唐前詩文名篇合鈔的詩卷在敦煌詩卷中也頗爲少見。”
伯三五九七，正面抄寫，詩前有一殘書札，徐俊云：“後空約四行位置始鈔詩。”首尾全，存詩九首，卷末有抄寫者題記：“乾符四年二月二十日靈圖寺彌比丘□□。”徐俊云：“靈圖寺爲敦煌著名佛寺，據現存敦煌遺書可知，靈圖寺當時設有寺學。敦煌作爲一個以僧侣爲主的宗教社會，寺學實際是社會的主要教育場所，寺學中往往僧俗兼授。本卷的鈔寫者或許就是靈圖寺寺學的學生，因此本卷所鈔不但有白居易《夜歸》《柘枝妓》等文人作品，而且有更多的游戲之作，《洞庭蒲萄架》爲‘喫語詩’，缺題六首中有兩首爲叠字詩，另一首則鈔自離合詩圖。另外，與本卷有重出詩的兩個寫本，北八三一七爲‘沙彌索惠惠’寫，斯六一四爲‘學生索廣翼’寫，知亦爲學郎所鈔，正可互爲佐證。”
伯三六一九，正面抄寫，存詩四十八首。徐俊云：“此卷與伯三八八五、伯二六七三兩卷爲同一人所書，故重出詩作較多。”
值得注意的是，徐俊指出“此卷行間多有朱筆校改字迹”，可見其應有根據之底本，或即從之抄録。
伯三八一二，正面抄寫，首全尾殘，存詩六十二首。徐俊云：“原卷詩鈔書寫工整，行款統一，書法純熟。行間有絲欄界格，卷首卷軸猶存，原卷裝幀形態保存完好，殊爲難得。”
伯三八八五，正面抄寫，首尾均殘，存詩十六首。詩後抄有《前大升（斗）軍使將軍康太和書》《前北庭節度蓋嘉運判副使符言事》《前河西隴右兩節度使蓋嘉運判廿九年燕支賊下事》三篇文。
伯三九一〇、Дx.二三〇一兩個寫卷，正面抄寫，存詩二十三首。伯三九一〇抄於《茶酒論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壹拾壹首》《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壹拾壹首》等之後，Дx.二三〇一首尾殘存更嚴重，存詩十五首，順序與伯三九一〇全同，徐俊云：“從現存部分與伯三九一〇卷一一吻合看，不難推斷當是與伯三九一〇卷内容相同的另一寫本。”
伯三九六七，正面抄寫，存詩七首，作者署有“周卿”“泰法師作”。徐俊云：“一至三首、五六兩首和第七首這三段之間在行款、行楷程度等方面有着較明顯的區别，根據這一特點和均創作於敦煌當地的前提，可以推測該卷爲鈔寫者就其所見詩作，隨時鈔録而成。”“原卷書法極佳，書寫格式謹嚴，遇‘帝里’‘騏驎閣’等均空格書寫。”
伯四九八五，正面抄寫，存詩四首。徐俊云：“此卷從形式上看，行款規整，字迹清秀，各詩題均另起，非一般習鈔本可比。”
伯四九九四、斯二〇四九拼合卷和伯二五四四共三個寫卷。伯四九九四背面抄寫，存詩十七首，詩前有“諸雜記字”若干行，首題“諸雜記字，録爲用後流傳”，詩後有《咒願新郎文》《咒願新婦文》二篇；伯二五四四，正面抄寫，首殘尾全，存詩十四首，詩後接抄王羲之《蘭亭序》全文，徐俊云：“與‘拼合卷’相比，伯二五四四文字除存在大部分與‘拼合卷’相同的錯訛外，還有一些新的訛寫，初以爲伯二五四四卷鈔自‘拼合卷’，然細究則不然，亦有伯二五四四文字多於‘拼合卷’之處，如丘爲《老人篇》，伯二五四四有題，‘拼合卷’却無此題，説明二卷不是派生關係，而是鈔自一個共同的母本。敦煌詩卷中，兩個寫卷所載作品幾乎完全相同者甚少，他們的存在，説明敦煌地區確實流傳有某些通行的詩歌選集。”
伯希和藏文寫本P.t.一二〇八、P.t.一二二一拼合卷，正面抄寫，存詩十首。徐俊云：“原卷題署完具，行款整嚴、書法俊秀，爲敦煌詩卷中的上品。”
斯三七三，正面書寫，首尾均殘，存詩十首。徐俊云：“斯三七三卷詩亦非某一人的作品，而是諸山聖迹題咏詩叢鈔。卷首李存勖詩題有殘缺，或亦迎太后時題某聖迹之作。”
其中七首詩題中均有“七言”“五言”字樣。
斯五五五，卷背抄寫，正面爲《李嶠雜咏注》，存詩三十七首。徐俊云：“原卷從鈔寫形式上可分爲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從卷首單行書《侍宴咏烏》詩題、迴行鈔詩，其後所有詩作均空格接寫，不另起行，詩之排列亦嚴格依照先五言、後七言的次序，卷中鄭愿二詩分置前後兩處，殆即因此。所據似爲某通行之詩選集。後一部分即樊鑄詩，此詩於前詩後不復接鈔，而迴行另起，内容上與前亦略有差异，或是另有所本。此卷於詩題、作者著録等均極嚴格，無有脱漏，非一般詩卷可比，殊可重視。”
斯七八八，正面抄寫，首尾均殘，存詩三首，分别爲高適《古大梁行》《燕歌行》和不知作者之《大漠行》，均不署作者。徐俊云：“原卷書法尚佳，行款整嚴。”
斯五五五八，正面抄寫，存詩三首，末一首《女人百歲
（篇）從一十至百年》僅存“壹拾花枝兩斯謙，優”一行，後殘缺篇幅較大，其前爲《宣宗皇帝御制（製）勸百寮》一文。徐俊云：“原卷首尾殘裂，字迹工穩，第一詩斷句處并有圈記。”
斯五六四八，册子散頁，存詩十一首，詩後抄有《詛鬼經》（擬）、《梵本般若心經蓮花部》。徐俊云：“經審視原卷影件，寫本中分爲兩種筆迹，第一至五項諸詩（按，指詩作部分），爲行草書，筆法純熟；六、七兩項及方形圓形詩爲楷書（原注：《詛鬼經》及《梵本般若心經》末雜寫略具行意），筆法生硬。前者内容主要爲詩鈔，後者主要爲佛經。可確定爲二人先後所寫。”
斯六一七一，正面抄寫，存詩三十九首，徐俊云：“末二行爲非韵文雜寫，與宫詞似無關。”
任半塘認爲：“出於多方選凑，并非出於一手。”
Дx.三八七一、伯二五五五拼合卷，首尾均殘，正背兩面均抄寫，徐俊云：“本卷正背兩面所鈔詩文，筆迹不同，格式也多有變化，應非一人所鈔。”“正面從第一首闕題殘詩至竇昊《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止，約可分爲三個部分：一、闕題殘詩至《咏物詩十六首》，計詩七十七首，又文一篇，其中署名作品有‘趙郎中’闕題詩、安雅《王昭君》、孔璋《代李邕死表》，可考知的詩作者有張謂、岑參、冷朝光、高適、薛維翰、王昌齡等，這一部分詩似全非敦煌當地作品。二、自《冬出敦煌郡入退渾國朝發馬圈之作》至《閨情二首》，即王重民先生所謂陷蕃者詩集五十九首。三、自《胡笳十八拍》至《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止，計詩四十三首、文一篇，其中署名作者有劉商、毛押牙、江州刺史劉長卿、竇昊，‘毛押牙’爲本卷中唯一明確標明‘落蕃人’的作者。另可考知的作者有鄭遂初、上官昭容、顔舒、李元紘、李商隱、王諲、孟浩然、劉希夷等。這一部分大多數詩似也非敦煌當地作品。”“卷背首殘，自闕題‘松篁翠色能藏馬’詩至《御製勤政樓下觀燈》止，也可分爲三個部分：一、闕題殘詩至《懷素師草書歌》，計詩十八首、賦一篇，其中署名作品爲岑參《江行遇梅花之作》和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可考知的作者有朱灣等。二、《白雲歌》至《贈樂使君》詩十二首，王重民先生將此十二詩均誤歸馬雲奇作。《白雲歌》題注云：‘予時落殊俗隨蕃軍望之感此而作。’此十二詩與正面五十九首落蕃詩是否一人所作，缺乏確證。三、在《宣示帖》之後，有《御製勤政樓下觀燈》五律一首，今人大多認爲唐玄宗勤政樓觀燈所咏。《宣示帖》爲臨習之作，《御製勤政樓下觀燈》字大如錢，與前兩部分有明顯不同。”
佛道偈頌之外，《輯考》中所録詩集如伯三二五〇、伯三六〇八拼合卷在咒願文、婚嫁詩、楊綬《大唐隴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記》與釋無名《諷諫今上破鮮于叔明令狐峘等請試僧尼及不許交易書》、賈耽《上皇帝表》之間録《寒食篇》與王泠然《夜燒篇》，只是雜抄，顯非詩集；斯八四六六、斯八四六七拼合卷《孟姜女詩叢鈔》，項楚認爲“有可能是長篇孟姜女韵文的一部分”
，亦非詩集，故本文不再討論。
日本所藏“寫本時代”唐人詩集至今尚未有學者彙集整理，據筆者所知，其中可能屬於雜抄詩集的僅有一種，即《雜抄》，係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藏，册子本，存十二紙，卷首題“雜抄卷十四，曲下”，存樂府詩三十四首（另散文一篇），其成書年代及編者情况均不詳
。
另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唐詩卷》殘本一種，首尾殘缺，收蘇味道至陳羽等詩二十七首，紙背爲《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二，似應爲某種唐人或日本學者所撰選集，應非雜抄，故不列入。
以上雜抄類詩集尤其是出自敦煌的詩集之中，或許會有一些本爲專集，只是因爲寫卷殘損、集名未知而被歸入此類
，但是其中大多數應如伯二九七三“諸雜書（詩）篇”題名所揭示的，確爲雜抄類詩集。
雜抄詩集在敦煌文獻中數量達二十八種，比所存有題名或者别集、總集還多
。相比之下，日本所存雜抄詩集僅有一種，遠少於其他别集、總集的數量
。
問題是，在中國境内的傳世文獻中，雜抄詩集幾乎杳無踪迹，敦煌、日本兩地發現的雜抄詩集與專集數量對比又差异巨大，其中的原因，需要從雜抄詩集的性質説起。
雜抄的“雜”字，“寫本時代”的人即已如此稱呼，例如日本伏見宫舊藏《雜抄》卷首即題“雜抄”，伯二九七三卷標題稱“諸雜書（詩）篇”等，徐俊云：“敦煌文書中冠以‘諸雜’二字的文書很多，如：斯六六三一‘諸雜要頌一本，引名如後’，伯四九九四‘諸雜記字，録爲用後流傳’，伯二六五二‘諸雜謝賀’，斯一一五三‘諸雜人名一本’等，可見‘諸雜’是當時敦煌地區對某些彙鈔文書的常用定名方式。”
指出以“雜”名集是敦煌地區的通行做法。伏見宫舊藏《雜抄》原卷題名作“雜抄卷十四，曲上”，知其分體編次，且卷帙較多，至少應有十五卷，饒是如此仍名爲《雜抄》，可見以“雜”名集不只敦煌如此，在“寫本時代”應是非常普遍的。
從其他敦煌文書中所記雜抄文獻“録爲用後流傳”等識語可以看出，這些文書應當是抄寫者或者編寫者本人編録、抄寫，以備此後學習、寫作查閲之用。伯二九七三“諸雜書（詩）篇”雖然只録《咏月詩》六首，但是可以看出這一目的。類似的，如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唐詩叢鈔”雜録李白、高適等十人詩，其於李白《戰城南》題上有“古樂府”三字，其下録李白樂府詩二十四首，然其他詩人中均無此專類，考魏顥《李翰林集序》中云其所編李白集“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第三、四、五、六四卷下也均注“樂府”，可見李白集古本中當有“古樂府”一類，敦煌本此“古樂府”三字當來自其所抄李白集，蓋抄録者誤以爲詩題而一并抄入。
日本所存《雜抄》等寫卷，很可能也是出於同樣的用意。
敦煌雜抄類詩集數量衆多，顯示出這類詩集在“寫本時代”非常流行，其實當時書目也多有著録，如日本僧人圓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目録》載其入唐所得文書中即有“《雜詩》一卷”，注云：“册子。七十八首。《寄婁渠牟》爲初。”又有“《雜句》一卷”，注云：“一百二首。《送劉大皂》爲初。”
可見圓珍在中國抄得此類詩集時即已題爲“雜”字，并且不知編者姓名。《崇文總目》總集類著録“《雜詩》一卷”“《雜題詩》一卷”“《雜編類詩集》二十卷”“《道途雜題詩》一卷”等，説明北宋宫廷藏書中也有此類詩集。
書名中的“雜”字顯示出這類詩集没有較爲高明的編纂理念，大概頂多就是根據體裁或者題材粗略劃分，很多甚至毫不分别地胡亂抄撮，編者也不具名，不追求著述成書，其使用應當也僅限於編者個人或者少數師友。
這樣的詩集流傳應當還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所以在敦煌發現的這些雜抄詩集絶少重合。隨着時間的推移，與《中興間氣集》《河岳英靈集》等由名家編選，得到後世認可并不斷被後世傳抄、翻印的詩集相比，這些雜編詩文集由於讀者範圍有限，若非特殊機緣，難以流傳至今，這應該是至今發現的“寫本時代”詩集文本中有大量這類雜編詩文集但是傳世唐人詩文集中却絶少此類文本的原因。
雜抄詩集的作用，除較爲顯見的學習詩歌之外，應當還有抄手練習書法之用。如伯二五四四卷“唐詩叢鈔”，姜亮夫先生稱其“字迹惡劣，訛誤極多，且紙墨已朽，曼滅不能句讀，當爲習字雜録”
，其後又接抄王羲之《蘭亭序》，徐俊云：“《蘭亭序》與前詩爲一人所鈔，但字迹有明顯摹寫王羲之《蘭亭序》帖筆法的痕迹，可斷定爲臨習之作。”
與之録詩幾乎完全重合的伯四九九四、斯二〇四九拼合卷詩前還抄有“諸雜記字”若干行，首題“諸雜記字，録爲用後流傳”，這顯然是抄手抄録以備使用的，説明拼合卷很可能也是抄手習字之作，徐俊云：“伯四九九四與斯二〇四九拼合卷、伯二五四四卷，書法均稚拙，後者尤甚。”“兩卷錯訛極多……僅見於此二卷的《錦衣篇》、闕題二首、《藏鈎》等，訛别字之多，難以卒讀。”
抄手抄寫這一類詩集的目的大概僅是練習書寫，故而毫不在意文字正確與否以及詩篇的選擇。
雜抄詩集中還有一個現象，此前學者似乎并未重視，即有數量不小的缺題詩。此前學者在校録時，多爲這些詩作補上題目，如《輯考》多補“闕題”，《全敦煌詩》則於缺題之作一概以首句爲題。然而這種闕題詩作數量衆多，甚至一些抄寫精整的寫卷中也存在此類情况，如伯三六一九多數詩作詩題、作者題寫謹嚴，但是在全部四十八首詩作中仍有十三首缺題詩，而且有些詩作如“北闕休上書”詩前署作者名“孟浩然”，詩題獨缺
；“江上越王臺”詩前署作者名“宋之問”，詩題亦缺
；“鐵騎横行鐵嶺頭”詩前署作者名“高適”，詩題亦缺
；“生年一半在燕支”詩前署作者名“蕭沼”，詩題亦缺。又如伯三八一二寫卷“卷首卷軸猶存，原卷裝幀形態保存完好”，但是起首十二月組詩却缺題。這顯然不是抄手無心之失，而應該是這些詩作在抄手抄録之前其所據文本即已無題。可見，在“寫本時代”詩作脱離詩人的專集而單獨流傳者，丢失題目是常常發生的。至於題目闕失的原因，由於時間久遠，記載缺乏，難以完全解釋，但是現存敦煌文獻中仍存有一些綫索，或許可以解釋某些詩集中出現這種情况的原因。
例如徐俊云論伯三九一〇所存二十一首詩作云：
在所有敦煌詩卷中，伯三九一〇最具講唱底本的特徵。敦煌講唱作品寫本，通常都有“前題”與“後題”（或稱“尾題”）。伯三九一〇卷所有各篇，《茶酒論》後題作“茶酒論一卷”，《新合千文皇帝感辭》後題作“新合千文一卷”，《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後題作“新合孝經一卷”。後題的存在對作品完整性和文書起訖的確定提供了可信的依據，但亦帶來了一些麻煩，因爲敦煌講唱作品文書中實際上存在着以第一件文書的題目，作爲其後數件作品的後題的現象，如本卷的“新合孝經一卷”，後題之前、《新合孝經皇帝感辭》之後，即有與《新合孝經皇帝感辭》内容明顯不同的“聽唱張騫一曲歌”和闕題詩二十一首。造成這種狀况的原因，應與當時的講唱習俗有關。王重民先生《敦煌變文研究》論及此卷云：“《皇帝感》的曲調，不但用以歌唱《金剛》《孝經》《千文》，還可以歌唱其他的故事。伯三九一〇卷内還有一篇《新合孝經皇帝感》，却是歌唱的張騫見西王母的故事。這篇《皇帝感》的前一段好像是一篇押座文。用‘上説明王行孝道’開始，‘聽唱張騫一曲歌’結尾，共二十句，方入正文。”（《敦煌遺書論文集》一九九頁）説“張騫見西王母”的故事乃用《皇帝感》的曲調，似與實際不符，但它們曾被先後相續，同時講唱，則可確定無疑。
對於講唱文學來講，這些詩作的意義是用以輔助講唱，題目似乎對講唱者來説意義不大，故而伯三九一〇所録二十一首詩作全無題目，即使其中有蘇味道《正月十五夜》這樣的名篇。講唱底本乃講唱者録以備講，其使用目的是比較私人的，故而這樣的文本對於詩題的去取較爲隨意，這可以作爲敦煌雜抄類詩集性質的一個代表。
傳世唐人詩集無論别集還是總集，不管是篇幅僅有數卷者如《中興間氣集》《河岳英靈集》，還是録詩達百餘卷者如《文苑英華》，都極少有闕題的現象，説明他們依據的底本都是有詩題的。而無論是雜抄詩集所據底本本無詩題且不追求補齊詩題，還是雜抄時方省略詩題，均可見其文本之隨意。這是敦煌雜抄詩集文本的一個重要特徵。
雖然我們將上列詩集全部歸類爲雜抄詩集，但是必須承認，這些雜抄詩集的面貌并非完全一致，它們彼此之間是存在差异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存世的敦煌雜抄詩集多爲殘損，然仍可從其外貌上看到它們之間的差异性。
最明顯的差异，就是正面抄寫與背面抄寫。
根據第一節的介紹可知，敦煌所存二十八種雜抄詩集中正面抄寫者有十八種，背面抄寫者有八種，另有二種正、背面均有抄寫。
正面抄寫意味着該寫卷原本用途即爲抄寫此詩集，抄寫態度多較爲認真，如伯二五五二所抄高適詩作四十餘首，與傳世《高常侍集》异文寥寥無幾，抄寫質量很高；伯三八一二“唐詩叢鈔”卷《輯考》云“行間多有朱筆校改字迹”，這在雜抄詩集中非常罕見，伯三四八〇“詩文叢鈔”《輯考》謂“有薄絹裱褙”，且“行間有絲欄界格，并間存朱墨點斷之迹”，可見這兩卷確是供人閲讀的。另外，如伯三一九五等寫卷“唐詩叢鈔”“行間及天地均有欄界”，説明當時人對正面抄寫詩集的鄭重其事。
當然也有例外，如伯三五九七“唐詩叢鈔”卷雖正面書寫，然詩前有一殘書札，《輯考》云“後空約四行位置始鈔詩”，詩集存詩九首，集末詩後且有“乾符四年二月二十日靈圖寺彌比丘□□”一行抄寫者題記，説明此詩集首尾齊全，没有缺損。《輯考》謂“靈圖寺當時設有寺學”，“本卷的抄寫者或許就是靈圖寺寺學的學生”，故而本卷所抄九首詩中多有“喫語詩”、叠韵詩等游戲之作。而且詩集抄在一張紙上，起首書札前端殘缺，或許是僧人收集别處書籍脱落之殘紙重新利用抄入九詩，以作練習書法之用，從原卷可以看出抄至末詩（平鋪壹合錦筵開）時該僧人已經失去耐心，故而字迹逐漸潦草。
相比起來，背面抄寫乃是重新利用已經廢弃的舊經籍紙張，大部分情况恐怕不是爲了抄成書籍保存，而僅是利用背面餘紙録以備用或者練習書法，有時甚至與其他文本同抄，因此大部分背面抄寫的詩集抄寫態度較爲隨意，例如伯三三五三卷背“五言雜詩叢鈔”僅録四首詩作，但這顯然不是因爲寫卷殘損所致，而是書手原本所抄如此，因爲該詩集不僅倒行書寫，而且前後均抄有其他文書，應是書手利用紙背空白練習之作；又如伯四九九四、斯二〇四九拼合卷“唐詩叢鈔”抄於《毛詩箋》卷背，卷首全，其前抄“諸雜記字”若干行，其後抄《咒願新郎文》《咒願新婦文》二篇，可見其原本所抄就不是完整詩集，并非因爲寫卷殘損導致内容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雜抄詩集還是專集，敦煌寫卷中除少數幾個册子本外，大部分詩集的正面、背面也都抄有其他文書，而這種情况在日本現存的雜抄詩集以及其他專集中非常少見。這一問題涉及敦煌詩集以及敦煌文獻的整體性質，本文篇幅所限，難以詳論。但是對比日本類似紙背抄寫文書的案例，如《文館詞林》卷四殘卷紙背抄寫有日本僧人千觀（918—983）的《法華三宗相對抄》，顯然是在《文館詞林》原書殘佚之後餘卷被僧人用來抄寫文書，敦煌此類詩集的性質應該類似：其正面抄寫之詩集原本應當是完整之本，但顯然至紙背抄寫其他文書時已經殘損，紙背所抄之詩集及諸文書則多爲僧人或學郎練習之作，其目的不爲抄寫成書，而僅是備用或習字。
雜抄詩集雖多殘損，很少留下與編纂體例有關的記載，但從其詩歌文本呈現出的各種信息中，仍可看出其間存在多種不同的體例。
第一種情况是，這些雜抄詩集有明確的編纂體例。例如日本宫内廳書陵部舊藏《雜抄》現存卷十四題“曲下”，應是按照詩體抄録。與之類似，敦煌伯二九七三題“諸雜書（詩）篇”，題下又署“咏月詩”，也是根據題材分類抄録。
當然，有一些目前歸爲雜抄詩集者，體例謹嚴，很可能是某種已經亡佚的總集或别集，例如伯三二一六“唐女冠詩叢鈔”存唐女道士李季蘭、元淳詩五首，徐俊以“女道士元淳”與《又玄集》稱“女道士李冶”相類，推測“爲當時詩選集之慣稱”，此集中五首詩有四首均與Дx.三八六一、三八七二、三八七四拼合卷《瑶池新咏》所録詩重合，且“女道士元淳”之稱與《瑶池新咏》亦同，或許可能是《瑶池新咏》的一個斷片；又如伯三九六七“周卿泰法師詩鈔”卷七首詩中有《初夏等金光明寺鐘樓有懷奉呈》《同前寺奇樹》《題金光明寺鐘樓》三首，或許是某位敦煌詩人的詩集中所收己作及友人唱和詩作
；又如伯二六八七“初唐詩叢鈔”雖然抄於《論語集解》卷背，但據《輯考》推測可能爲“裱褙紙”，也就是説從他處剪貼而來，卷中所抄諸詩均爲初唐詩作，王勃《上巳浮江宴》詩題上有“王集”二字，顯示其可能抄自王勃集，《輯考》推測“當爲初唐詩人的詩歌選鈔”。
第二種情况是，有一些寫卷雖然也是抄詩，但是體例稍顯駁雜。如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唐詩叢鈔”選録十位詩人的一百一十九首詩作，其中李白詩四十三首，高適詩五十首。《輯考》稱其“書法秀整，行款謹嚴，爲敦煌詩卷精品之最”，然漏署多位詩人之名，尤其是録李白四十餘首，未於第一首《古意》下署名，反於第十首《宫中三章》下署“皇帝侍文李白”，而且“皇帝侍文”并非官銜，倒是符合《宫中三章》創作時李白爲翰林供奉時的身份，或許這一稱呼僅適用於《宫中三章》，故而題於其下，這與“王昌齡校書郎”“陶翰禮部員外郎”等署官銜者相比顯得很不同，而官做得最高的高適名下反而不署官銜，加上上文所論其所録李白《戰城南》詩題上有“古樂府”三字應出所據李白集的分類
，以上幾點，均可看出這一寫卷係多方雜抄，本身没有特别的體例，所抄李白、高適二人詩作數量衆多，或許是抄手從所見唐代詩人詩集抄出。
第三種情况是，一些雜抄詩集混雜了唐代知名詩人詩作與敦煌本地詩篇，如伯二七四八卷背“唐詩詞叢鈔”起首《思越人》《怨春閨》二詞後空約八、九行再抄《燕歌行》等詩作，《輯考》謂之“似爲有區别而設”，實際上這可能因爲詩作部分跟前面二詞不屬於同一詩集文本，而詩作部分在高適《燕歌行》、魏奉古《長門怨》等文人詩作之間抄録《古賢集》、釋悟真《百歲詩》《敦煌廿咏》等敦煌人所作或與敦煌密切相關的詩作。釋悟真《百歲詩》諸作雖然在敦煌較爲流行
，但是在敦煌之外恐怕不會有太多人熟悉，因此這一詩集的抄録之人應當是敦煌本地人，故將其所熟悉的本地詩作一并抄録於此，《輯考》謂之“具有較爲明顯的蒙書特徵”，或有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古賢集》署作“古賢集一卷”，與“燕歌行一首”“長門怨一首”等稱“一首”者明顯不同，可見這些詩歌文本應當有不同的來源，確實體現出“雜”的特點。而且《古賢集》題前《燕歌行》詩末行間空餘位置還有“古賢集一卷秦王無道”九字，當爲習書者模仿所爲，這一詩集或許就是抄成之後作爲習字者練習之用的，故而并不講究詩歌的遴選與分類，而只取抄録者熟悉易得者。
第四種情况是，有一些雜抄詩集中不僅録詩，而且收文，且二者雜抄於一卷中，未加區别。如伯三四八〇首尾均殘，抄劉希夷《白頭翁》（僅存末聯）、王粲《登樓賦》《落花篇》、樊鑄闕題詩、陳子昂《感遇》、馮待徵《虞美人怨》、王泠然《汴河柳》等，《輯考》指出《登樓賦》“原署作者‘王仲宣’，與敦煌詩文寫卷中作者署名的通例不同，或鈔自通行的《文選》寫本”，并謂“這種與唐前詩文名篇合鈔的詩卷在敦煌詩卷中也頗爲少見”，確有道理，結合上文提到此卷正面抄寫且有朱墨點斷之迹，可見此卷應是其所有者爲個人閲讀所抄，故選其所重之作品，而不重其詩文之體例，且不論古今。又如伯三九一〇“唐詩文叢鈔”被《輯考》稱爲“在所有敦煌詩卷中”“最具講唱底本的特徵”
，并引王重民舉其中《新合孝經皇帝感》以“上説明王行孝道”及“聽唱張騫一曲歌”等句，謂“《皇帝感》的曲調，不但用以歌唱《金剛》《孝經》《千文》，還可以歌唱其他的故事。伯三九一〇卷内還有一篇《新合孝經皇帝感》，却是歌唱的張騫見西王母的故事”
。不過王重民謂“這篇《皇帝感》的前一段好像是一篇押座文”，原卷實際作“《茶酒論》一卷”，署“鄉貢進士王敷撰”，又見於伯二七一八（抄於《王梵志詩》一卷後）、伯二九七二、伯二八七五、斯五七七四、斯四〇六等卷，均未與《皇帝感》等詞合抄，僅憑伯三九一〇合抄一卷即謂之爲“押座文”，證據尚嫌不足。此卷中所謂“講唱文”末“新合孝經一卷”尾題之前還抄有蘇頲《正月十五夜》五律的前四句、五言閨情絶句七首，之後又抄韋莊《秦婦吟》，很難解釋這些詩句爲何也成爲講唱之詞，且《秦婦吟》并未抄完全詩，可見這個寫卷應當也是習書之作。《輯考》謂寫卷卷首題記“己卯年正月十八日陰奴兒買策子”之“陰奴兒”當即抄寫此卷之人，或許此卷即陰奴兒爲練習書法而將其所得詩文雜抄一處，其中或許抄入一些是講唱文，但也可能有一些不是。
由以上討論可知，雖然我們將這些詩集均歸類爲雜抄詩集，但是它們并非統一的整體，彼此之間差异非常大，反映出雜抄詩集的複雜性。
雜抄詩集的詩歌來源，是一個複雜但又非常重要的問題。
首先，雜抄詩集存有大量唐人佚詩，例如日本伏見宫舊藏《雜抄》存詩三十五首中即有十七首爲佚詩，伯二九七三“諸雜書（詩）篇”所收六首《咏月詩》均爲佚詩，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唐詩叢鈔”收詩一百一十九首（重出一首）中有十五首佚詩，其他各卷也均有數量不等的佚詩。
這些佚詩的來源大部分已經無法追溯，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結合現存文獻做一些合理推測。如王勇據空海向嵯峨天皇進獻書籍的《獻雜文表》目録中著録“《朱千乘詩》一卷”推測當即伏見宫舊藏《雜抄》所録朱千乘佚詩一首所出
；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唐詩叢鈔”録高適詩四十九首，其中有《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陽東亭》二首爲佚詩，考伯三八六二卷“高適詩集”專録高適詩四十九首及賦一篇，其中亦有《遇崔二有别》《奉寄顔平原太守并序》二首佚詩及《雙六頭賦送李參軍》一首佚賦，徐俊指出伯三八六二卷“卷中遇聖主、哥舒大夫皆空格示尊之行款，以及避唐諱甚謹等事，二者皆同。因疑二卷爲好高適詩者有計劃地鈔録”
，可見敦煌地區當有不同於傳世本高適詩集的某種版本傳播，故而“唐詩叢鈔”及“高適詩集”兩卷得以爲據。
其次，除了佚詩之外，雜抄詩集所存詩歌文本與傳世本也多有歧异。
這種歧异包括作者署名不同，如伯三五九七“唐詩叢鈔”卷中《白侍郎蒲桃架詩一首》云：
道鄧凋庭度，引葉易盈繇。繳結亘高架，朎朧連落遼。陰暗奄幽屋，蒙密夢冥苗。七秋青且翠，冬到頓都凋。
黄永武《敦煌所見白居易詩二十首的價值》將此詩歸爲白居易作，又指出此詩見《全唐詩》卷五〇二姚合集中，認爲“應爲白居易所原創，是否又經姚合稍加修改”
，徐俊則通過考察明毛晋校明抄本《姚少監詩集》目録有此詩詩題，并考《全唐詩》輯佚所出的宋史繩祖《學齋占畢》引此詩當即根據宋本，以及敦煌寫卷中出現的多處“白侍郎”作品應當均爲托名白居易者，提出此詩當以姚合作爲是
。又如伯三八一二“唐詩叢鈔”卷中《高適在哥舒大夫幕下請辭退托興奉詩》云：
自從嫁與君，不省一日樂。遣妾作歌舞，好時還道惡。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下堂辭君去，去後君莫錯。
項楚指出：“韋縠選《才調集》卷六李白《寒女吟》，後幅與此詩大略相同：‘憶昔嫁君時，曾無一夜樂。不是妾無堪，君家婦難作。起來强歌舞，縱好君嫌惡。下堂辭君去，去後悔遮莫。’而此四句兩詩重出，决非偶合。若以文字論，則《寒女吟》末句略欠通順，而此詩末句‘去後君莫錯’，殊有温柔敦厚之旨也。校記稱此詩‘爲一個淪落在敦煌的文人所作’，恐非。”
敦煌本詩集中的這兩首詩來源顯然不同於傳世的姚合詩集和《才調集》。
詩歌文本上，雜抄詩集共有的詩歌之間有許多文本基本一致，如伯二五五二“唐詩叢鈔”所録高適詩作四十餘首，經過《輯考》校勘，與伯二五五五卷重《塞上聽吹笛》，與伯二九七六卷重《酬李别駕》（該卷無題）、《自薊北歸》、《宴别郭校書》三首，與斯七八八卷重《古大梁行》，與伯二九七六卷重《宴别郭校書》，各本之間除了少數文字訛誤及异文外，幾乎都與傳世本一致，可見它們與傳世本當同源。
當然，在相同之外，敦煌寫本所録詩歌之間以及與傳世本詩歌之間在文本上也都存在不少重要差异。
仍以伯二五五二爲例，其所録高適《自武威赴臨洮謁大夫不及因書即事寄河西隴右幕下諸公》《同李司倉早春宴睢陽東亭》等詩不見於傳世本，又説明其所據之高適詩集應比傳世本更加原始，故能抄存傳世本之外的佚詩。
詩歌文本上，也會有一些异文，如伯二五五二“唐詩叢鈔”卷録高適《東平留贈狄司户》詩又重抄於同卷《宋中遇劉書記有别》詩後，然前者“入綰佩銀印”句重出詩作“入幕綰銀綬”；《古大梁行》詩又見於斯七八八，前者“古地空多草木根”句後者作“古地多饒草木根”；《宴郭校書因之有别》詩又見伯二九七六，然後者題作“宴别郭校書”。這些异文超出普通的訛脱衍倒所能涵蓋的文本訛誤範疇，更像是彼此有不同文本來源導致的。
敦煌本與傳世本詩歌文本之間的异文數量更多。這些异文，除了敦煌本詩集本身的抄寫訛誤以及敦煌本正確而傳世本訛誤者外，還有很大一部分呈現出來的面貌與傳世本差异較大，最著名者如李白名篇《將進酒》在伯二五六七、伯二五五二拼合卷“唐詩叢鈔”中題作《惜罇空》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句敦煌本作“君不見床頭明鏡悲白髮”，“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敦煌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請君爲我傾耳聽”句敦煌本作“請君爲我傾”，“鐘鼓饌玉不足貴”句敦煌本作“鐘鼓玉帛豈足貴”，“古來聖賢皆寂寞”句敦煌本作“古來聖賢皆死盡”
。對於二本异文的性質，目前學者判斷較爲一致，認爲可能是李白詩歌前後稿本差异所造成，如房本文推測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與傳世宋蜀刻本之間的异文“有一部分其實僅僅是初稿和修改稿的區别”
。
在傳世别集、總集等專集之外，雜抄詩集帶來了許多不同的文本面貌和文本形態，爲研究“寫本時代”的詩歌流傳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
在敦煌本雜抄詩集提供的諸多文本中，以有詩集傳世者而論，李白、高適的存詩數量都是比較多的，其與傳世文本的歧异上文已經討論。以下要討論的是，這些歧异與傳世本的關係。
如上文所舉，敦煌本雜抄詩集中的一些异文與傳世本來源不同，至於是何種不同來源，由於文獻不足已經很難追溯，但是也并非全無痕迹，其中一部分其實可與傳世本校記中所引异文互相印證。
李白詩中，如伯二五六七《送族弟琯赴安西作》題中之“琯”，宋蜀本作“綰”，然校記云“一作‘琯’”，與敦煌本合；“爾揮白刃出門去”之“揮白刃”，宋蜀本作“隨漢將”，校記云“一作‘揮長劍’”，雖“長劍”與“白刃”仍不同，然作“揮”字與敦煌本同。
《魯中都有小吏逄七郎以斗酒雙魚贈余於逆旅因鱠魚飲酒留詩而去》（宋蜀本題《酬中都小吏携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爲君下筯一餐罷”之“罷”字宋蜀本作“飽”，然校云“一作‘罷’”，與敦煌本合。
《梁園醉歌》，宋蜀本題作“梁園醉吟”，校云“一作‘梁園醉酒歌’”，雖然多一“酒”字，然末字作“歌”與敦煌本同；“素盤青梅爲君設”之“素”“青”，宋蜀本作“玉”“楊”，然二字下校記分别云“一作‘素’”“一作‘青’”，均與敦煌本合；“梁王賓客今安在”之“賓客”，宋蜀本作“宫闕”，校記云“一作‘賓客’”，與敦煌本合；“東山高卧還起來”之“還”，宋蜀本作“時”，校記云“一作‘忽’，又作‘還’”，又一本之文字與敦煌本合。
其他如《陰盤驛送賀監歸越》（宋蜀本作《送賀賓客歸越》）“鏡湖流水春始波”之“春始波”，宋蜀本作“漾清波”，校云“一作‘春始波’”；《黄鶴樓送孟浩然下惟揚》（宋蜀本作《黄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孤帆遠暎緑山盡”之“暎”，宋蜀本作“影”，校云“一作‘映’”；《千里思》“愁見雪如花”句，宋蜀本作“朔雪亂邊花”，校云“一作‘愁見雪如花’”；《烏夜啼》“停梭問人憶故夫”之“問人憶故夫”，宋蜀本作“悵然憶遠人”，校云“一作‘問人憶故夫’”，其校記所云“一作”均與敦煌本合。其餘諸篇中也多有此類异文。
同樣的情况也存在於敦煌本高適詩中，如伯二五五二《上李右相》詩“柱石總朝經”之“朝”字，影宋抄本《高常侍集》作“賢”
，校云“一作‘朝’”；《送兵還作》，影宋抄本題作“薊中作”，校云“一作‘送兵還作’”；《送韋參軍》（影宋抄本作《别韋參軍》）“終（當）不作兒女别”
之“兒女”，影宋抄本作“丈夫”，校云“一作‘兒女’”；《送蔡山人》“看爾騫騰更若爲”之“更”，影宋抄本作“何”，校云“一作‘更’”；《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蕭蕭聽不休”之“聽”，影宋抄本作“嘶”，校云“一作‘聽’”，校記所云“一作”均與敦煌本合。
魏顥在李白生前作《李翰林集序》時就説明他所編李白集“文有差互者，兩舉之”
，説明李白生前流傳的詩歌文本就已經出現歧异，而且當時人也已經注意到這些异文。這應當是“寫本時代”的普遍現象。
由敦煌本中李白、高適詩也可以看出，敦煌雜抄詩集中所收二人詩作確實在文本上存在與傳世本的差异，但這些差异前人并非不知，校記中所云“一作”與敦煌本合諸例説明傳世本祖本的校勘者見過存在這些异文的抄本并將其寫入校記之中。可以肯定的是，李白、高適詩集校勘者應當没有見過敦煌本雜抄詩集，而校記所載能與之吻合，説明雜抄詩集的詩歌文本并非孤例，應是當時流傳的某種寫本的面貌。
除了與傳世詩集校記中“一作”吻合者外，敦煌雜抄詩集與傳世本的异文還有很大一部分不見於傳世本校記之中，此類例證也很多，爲避煩文，此處不再備舉。除了一部分敦煌本或傳世本文字的訛誤之外，這些未見於傳世本校記中的异文代表着“寫本時代”流傳的李白、高適詩集的另一種甚至多種抄本面貌，這些抄本中的异文甚至傳世本祖本的校勘者也未曾見過
。這提示我們，“寫本時代”的抄本流傳是非常複雜多元的，即使是當時人專門從事搜集整理也很難遍觀所有抄本并將其异文全部記録下來。敦煌本雜抄詩集的價值之一即在於保存了這些複雜多元文本的一部分，使後世學者藉之得以一窺“寫本時代”詩集文本流傳的面貌。
結合敦煌雜抄詩集中的文本重新審視傳世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和影宋抄本《高常侍集》，可以發現二者之中《李太白文集》的校記數量要遠超《高常侍集》，故而導致宋蜀本李白集校記與敦煌本吻合者遠多於影宋抄本高適集校記與敦煌本吻合者。出現這種差异，可能有兩種原因：
第一，李白本人并未親自編訂出一個詩文集定本，故而李陽冰云“草稿萬卷，手集未修”，“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魏顥也説“白未絶筆，吾其再刊”，可見在李白生前他的詩文已經廣泛流傳，如此多元的文本經由後世學者搜集整理之後，其文本就會呈現出比較複雜的面貌；高適詩歌從敦煌本與影宋抄本的對比來看，异文數量不如李白詩多，或許高適生前即已編訂詩文定本，外間流傳諸本均從定本出，故詩篇差距不大
。
第二，無論是李白還是高適，其敦煌本詩歌與傳世本的异文中都有部分未反映在傳世本校記中，這説明“寫本時代”校勘中盡搜异本之不可能，即使李白集曾經樂史、宋敏求、曾鞏等名家迭加校訂，也無法窮盡各寫本之异文。影宋抄本《高常侍集》的校記數量遠少於李白集，大概是因爲該詩集不像李白集屢經學者校勘，故而校記寥寥，這就導致其對“寫本時代”諸抄本之面貌多有漏略，不僅异文不豐富，甚至還有遺漏的詩篇。相比之下，敦煌本所録李白諸詩全都見於宋蜀本《李太白集》中，可以看出學者校勘對於避免“寫本時代”抄本差异造成的詩篇散佚的效果。
李白、高適於敦煌雜抄詩集之中存詩數量最多，且有傳世文集可資比對，故而能够提供足够的樣本，使我們藉助這些對比更加清晰地瞭解敦煌本雜抄詩集中所録文本的性質，進而探討“寫本時代”詩歌文本流傳的一些特點。
現存敦煌雜抄詩集數量不僅多於敦煌寫本中所存别集、總集等專集，更是遠多於日本所存的雜抄詩集，這應當與二者不同的流傳方式有關：敦煌寫本均由藏經洞封閉保存，歷經千年未有變化，至二十世紀初纔重見天日；日本所存“寫本時代”的唐人詩集則歷經千餘年流傳，今存之一種爲碩果僅存。然而敦煌雜抄詩集的數量優勢是否能够説明在“寫本時代”此類文獻占據流傳的唐詩文獻的主流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上文曾引《崇文總目》中著録諸雜抄詩集與敦煌、日本存世的雜抄詩集互相印證，其實從《崇文總目》著録的雜抄詩集與專集數量的對比中就可以看出雜抄詩集在“寫本時代”唐詩文本流傳中的分量。雖然《崇文總目》總集類著録《雜詩》《雜題詩》《雜編類詩集》《道途雜題詩》四部雜抄詩集，但是與同一類下著録的五十餘部專集相比，雜抄詩集所占比例極小，何况還有大量著録於别集類的詩人别集未算入其中。因此，若從“寫本時代”的目録著録考察，雜抄詩集在整個唐詩文本的流傳中所占比重并不高，日本所存“寫本時代”之雜抄詩集僅有一種，符合這一比例。
如此看來，敦煌雜抄詩集數量之超多反而不是“寫本時代”的正常現象。又是什麽原因導致敦煌雜抄詩集數量如此多呢？這可能要從敦煌詩歌文獻的整體來看。將敦煌所存詩歌文獻與目録著録和存世文獻對比，可以發現敦煌詩歌文獻最特别之處在於其中幾乎没有一部完整的詩集，尤其是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著名詩人，除了雜抄詩集抄録過其中數人詩作之外，藏經洞中竟然完全没有發現他們的别集，這是極其詭异的現象。敦煌雖然地處偏僻，但是與中原文化關係密切，這些著名詩人詩集在這裏不應毫無流傳，因此藏經洞保存的詩歌文本雖然是“寫本時代”的原貌，但是應該是有局限性的原貌，而并非“寫本時代”詩歌文本的全貌。從整個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尤其是詩文集多爲零篇斷簡來看，這些詩文集很可能是當時人的弃餘，也就是使用之後甚至是紙張重複利用之後抛弃的堆積。關於藏經洞的性質，此前學者有多種觀點
，敦煌詩文集文獻的保存情况與“廢弃説”的主張更爲接近。當然，“弃餘”并不意味着這些文獻毫無價值，恰恰相反，這些“弃餘”爲後世學者提供了瞭解“寫本時代”不爲人知的底層世界中唐詩文獻流通情况的最真實材料。因此，敦煌雜抄詩集的意義不僅僅是考察某些詩篇的原貌，其中携帶的種種寶貴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寫本時代”詩歌流傳的模式。
當書籍的發展由“寫本時代”進入“印刷時代”（或者“刻本時代”）之後，雖然手抄書籍尤其是詩人詩集的現象仍然存在，但是類似敦煌、日本所存的雜抄詩集形式却很難再見其踪影，可見隨着書籍傳播方式的變化，人們獲得較爲權威的詩歌文本的機會大大增加，不必再仰賴一些隨機獲得的、零散的、文本質量參差不齊的詩歌文本進行閲讀，因此雜抄詩集這種詩歌文本傳播的方式逐漸淡出了歷史的舞臺。隨着時代的變遷，後世的人們對這種詩集形式也不再熟悉，而對於這些能够幸運地保存至今并再次面世的“寫本時代”唐詩文本加以研究，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寫本時代”唐詩文本流傳的特點。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