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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萬曆以降，伴隨着江南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繁榮，南京、蘇州、杭州等地的商業出版迅速崛起，不僅刻書數量遠超前代，刻書題材和編纂方法也有了極大的豐富，江南逐漸成爲福建以外另一個全國性的出版中心
。與此同時，科舉競争的日趨激烈，使得絶大多數生員都無法通過科舉入仕，催生了落第士人這一愈發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中有些選擇從事書籍的編輯和出版活動，以此作爲謀求生計和積累名望的手段。
何偉然、吴從先就是此類人物的代表。二人屢試不第，客居南京，與諸多中下層文人交游結社，合作編刻了數十種舉業用書、尺牘選本、類書、小品讀物等商業性書籍，在當時十分暢銷，二人也因此成爲頗具名氣的文人出版家。然而，這些書籍在後世大都隱而不彰，少數傳世者也遭受了猛烈批判。清代四庫館臣貶斥他們的小品叢書《快書》《廣快書》“大抵儇薄纖佻之言”，“可謂拙陋”，“俗不可醫”；類書《四六霞肆》“詞既拙俗，注尤弇陋，殆無一長之可取”；小品叢書《小窗四紀》“總明季纖詭之習也”
。鄭振鐸評價《快書》也稱：“明末人最善於談花評酒，窮奢極欲於生活上之享受，純是‘世紀末’之病態。”
這些小人物出版的“俗本”雖然在歷史上評價不高，却迎合了當時讀者的閲讀需求，是明末坊刻本出版的重要乃至主體部分，應當置於明末科舉和出版文化的視野下重新定位并評價。近代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間，學界對晚明落第士人和無名文人出版事業的研究逐漸興起
。然而除王重民、何朝暉簡要勾勒了何偉然、吴從先的事迹以外，學界對這兩位代表性的落第士人出版家幾乎没有瞭解
。本文從“眼光下移”的視角出發，以版本調查爲切入點，再利用二人的别集等文獻，全面考索二人的生平行迹、出版活動和商業策略，并以此解讀明末江南普通文人的生活狀態、閲讀需求以及落第士人參與商業出版的方式等書籍史上的某些細節。
明末士人的生活、閲讀和文化世界深受科舉制度的影響。一方面，生員購買并閲讀大量經義選本、類書、子史著作等各類題材的制舉用書，由此形成了一個擁有相似生活經歷和知識結構的龐大群體；另一方面，晚明江南僅有2%—3%的生員能够通過鄉試走向仕途
，其餘絶大部分生員不得不謀求其他的生産生活方式。何偉然、吴從先正是其中的典型，二人雖在備考生活中反復挣扎，但亦有自己的謀生和娱樂之道：在都市中購買地産，結社唱和、飲酒出游，廣泛結交中下層文人，又干謁文壇名流以提升名望。他們“不治生産”，却能在備考之餘利用自己的詩文才能和社交關係編刻書籍，并將其銷售給與他們身份相當的文人讀者。二人的生平不僅可以反映落第士人投身商業出版的歷程和心態，同時也是江南廣大落第士人生活的寫照。
何偉然（約1580
—？），字仙臞，又字仙郎、欲仙、梅臣、晋生，有室名梨雲館，杭州府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屢試不中，足迹遍布江南，天啓初年移居南京，與當地文人多有結社酬唱，又編纂出版多種商業性書籍。著有别集《梨雲館集》十二卷，其生平可據集中詩文考索。
何偉然青年時投身舉業，受業於蕭無競
、黄淡然，其在備考的同時就已從事書籍編刻
。因屢次參加鄉試不第，漸生退意，他致信朋友稱：
冬時割袂，歲復云寒……别後，携燕中所至書，盤旋江淮間。入秋，隨歸就試，强顔相向，俱非初心。日下正圖一决策，非南即北，分槐里之半席，藉六館了寤寐。
何偉然游歷於江淮之間，又不得不返回杭州參加秋闈（鄉試），在挣扎中“圖一决策”，考慮是否要進入南京或北京的國子監（六館）。若入監，則意味着要放弃追求舉人這一清貴出身，走出貢之途，未來僅能選任一些低級職位謀生。天啓初年，他移居南京“沐府西門西”
，或許正是爲進入南監做準備。
面對科舉的困難，何偉然不免對友人傾訴苦悶：
當今山人野逸，肉食可鄙，絶愧烟霞。即命翰士騷流，筆墨無華，反生荆棘。喙長三尺，踵曳千門。攫金不見其人，懷珠自忘其體。縱使舉官爲壽，猶謂漢實少恩。鍳此畏途，自塞賢路，不肖不欲當無容之世界，負矜才之膽肝，所以甘托姫院之鉢，不題官舍之詩。
他抱怨翰林名流不懂文學，真正的才華之士却隱逸山林，表示自己也要遠離科舉這一“畏途”，與官場决裂。不過，他似乎仍堅持備考，終於在清順治八年（1651）成爲舉人
。
何偉然雖舉業不順，但其風雅名聲在江南一帶廣爲人知。許士柔爲《梨雲館集》作序稱：
何仙郎風雅之譽，久振詞林，不倩棗梨流布，乃名士耳。……仙郎家貧而形臞，豪挺逾富人壯士。……憶辛酉秋，促膝六橋，感懷多菀，指西湖曰：“負此清水！”予爲悲壯，意海内思交臂仙郎爲韵事，即偶徑座，不啻荀香三日。武林佳山水，轉不能留人，致逸在江淮間，令人以風人詞客相映，又安得以此集存仙郎耶？
何偉然性情灑脱豪放，被一些人視爲江南詞林的名士。吴從先亦謂其“遨游湖海，青雲之士，迹溷散人，不受人世羈縻”
。
何偉然交友甚廣，以至於其宅邸成了一個文人交流聚會的場所。崇禎七年（1634），舉人黎遂球途經南京時借宿在何偉然家中，云：
予粤公車之士，必憩金陵。……於是甲戌四月，從京師出，至於金陵。至金陵亦不多日，居大宗伯李小灣先生之署者什六，何仙臞山人家者什一，萍庵什三。居宗伯署，爲賞鑒古名迹也；何山人家爲詩人多欲見予，罷於往返，因以是爲期會也；萍庵爲予多欲見諸山，將命侣遍游相經營也。
黎遂球在李小灣、何偉然、萍庵三人家中分别借宿，目的各有不同。李小灣即李孫宸，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家中想必有不少“古名迹”可供黎氏鑒賞；萍庵未知是何人，或許喜愛游山玩水，能够滿足黎氏“欲見諸山”的需要。而居住在何偉然家中，則是因爲“詩人多欲見予”。一位來自廣東的舉人，特地選擇居住在何偉然家中，并與南京文人相約於此會面，可見何氏交游之廣，以及何氏宅邸作爲文人交流場所的獨特功能。
何偉然在南京、揚州、淮陰、杭州等地參與和主持了諸多文人雅集和結社活動。如萬曆四十七年參加茅元儀主持的秦淮大社；天啓二年（1622）在杭州參與河干社；同年秋與諸友“聯社秦淮”；天啓二年、三年，在南京參與存知社；在揚州參與大觀樓社；在淮陰參加逸翰閣社；還參與木生社、采珠社、逸翰閣社等
。萬曆四十一年春，何偉然在鑾江（今江蘇儀徵）主持創辦了春江社，規模極大，轟動一時。參與者不僅有吴從先等密友，甚至還有聞風而來的游女和小兒。諸人飲酒唱和、歌舞奏樂，“牽紅袖而分杯，携孌童而和唱”，極盡風雅之能事
。第二年，何偉然又和春江社社員一同在南京游玩十日之久
。
移居南京後不久，何偉然取“客居”之義創辦了客社，并纂成社集《客社初集》。其序云：
予自入白門，社之盛者，莫如賓王宙合與子京冶城，嗣後遂不能繼。……春夏之交，一枝自寄，與名賢若隔世，客過而風曰：“避人如此，何必寄足都會？”乃始自廣出，接舊雅新知，聯絡爲社。客之寥寂，藉以共破，因以客名。
友人的一句“避人如此，何必寄足都會”，道破了何偉然移居南京的重要目的：通過結交名賢、聯絡文人來積累自己的文化資本，這也正是何氏從事商業出版的重要人脉基礎。
吴從先（約1585—？），字寧野，號小窗，徽州府歙縣
（今安徽歙縣）人，有書齋聽月軒
。其《小窗自紀》卷三、四收載自己的詩文，今據此勾稽吴從先生平如下：
吴從先生於萬曆十二年，青年時期游歷杭州
、南京等地，受業於馮夢禎、張榜、黄汝亨等人。馮夢禎於萬曆二十年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至二十六年遭劾去官，此間吴從先與其結識，稱其老師，二人多有書信來往
。馮夢禎去官後，二人曾在歙縣會面并一同游玩
。此後，吴從先又師從張榜、黄汝亨
。張榜亦是一位編刻了多部制舉用書的文人出版家，吴從先或是受其影響而走上出版之路
。
吴從先在科場上反復受挫，同時也編刻了不少書籍。他曾對老師張榜説：
今年上策復淹留，英雄之泪，何時可拭！而弟子於師，情倍扼惋矣。世會如此，筆墨似可捐弃。然捨筆墨别無可親，勉坐小窗，青氈生活。若《史綱》，若諸《紀》，若《敝貂》，若《文選》，皆無聊而托焉者也，吾師一一裁之。至於房稿，延祖叔司其意，弟子行其事，參酌於吾師之京選者俱多，名可附翼而行，不肖籍之矣。黄山念客，游子暫歸。寥落之况，馬骨高於清官，未堪與父師道也。
吴從先鄉試屢遭失敗，心灰意冷，决定暫歸黄山家中，在“小窗”前依靠“筆墨”生活。不過，與其科場失意産生對比的是，此時他已經出版了綱鑒體史評《史綱評要》、時文選本《敝貂集》《子丑文選》
以及小品讀物《小窗清紀》《小窗艷紀》，又在張榜所編“京選”
的基礎上，與叔父吴逵（字延祖）合作編纂了一部舉業房稿集。萬曆四十三年，他感嘆自己“窮途之泪，多致祭於筆冢。噫！何當乎三十老書生，如紅顔自媚五色嫁衣，何取充箱”
。吴從先作爲考生，三十歲時已經自認是一名“窮途”的“老書生”，而作爲投身出版業的商人，他儼然已經是一名“妙齡雅志”
、頗有名望的出版家了。
萬曆後期，吴從先在南京構築“燕園”别業
，在備考之餘，以“小窗”和“霞漪閣”之名號繼續進行創作和出版。叔父吴逵謂其“不治生産”，“爲人慷慨澹漠，好讀書，多著述，世以文稱之；重視一諾，輕揮千金，世以俠名之；而不善視生産，不屑争便徑，不解作深機，世又以癡目之矣。癡則僻，俠則豪，文則多致，三者皆清骨也”
。其文抒發性靈，友人謂其“貫穿今古，一本性靈，慧照文心”
。這實際上就是在南京通過社交和創作積累風雅名聲，塑造豪俠、慷慨的形象，并通過書籍編刻來維持生計。
他與同在南京的何偉然、俞恩燁（字僧蜜，又字五如）等文人關係十分密切，常一同聚會、飲酒、選伎，極盡風流：
何仙郎、俞五如將翻貝葉於牛首山，余謂：“入山易枯，當先問水，以潤其致。”……乃呼擢命觴，徵歌選伎，爲賽公橋游。仙郎曰：“今日非痛飲不快，非滿座不能成痛飲。”因拉汪中黄爲酒兵，拉郭伏生爲酒憲，募范八姝爲酒籌。鼓櫂擊壺，中流樹影俱亂。
萬曆四十一年，他參與何偉然主持的春江社，又與春江社的“山水侣”同游南京赤石磯。四十二年三月，與何偉然、俞恩燁游南京雨花臺，十月，“將暫之真州，與俞僧蜜、何仙郎言别”，又與俞恩燁游燕子磯。四十三年夏，在南京賞燈，又作《金陵八大寺頌》
。
三人不僅是飲酒唱和的密友，也是出版事業上合作無間的同事。吴從先曾短暫離開南京，但仍然挂念書籍的出版工作，致信留在南京的二人説：
入俗緣才十日，如永墜地獄，奈何奈何！大都人情安於習見，而駭於轉眼。素把臂於韵士，忽轉接於尋常，便覺滿目羅乂，仙風邈若山河矣。後日端午，秦淮有龍船否？……然尊前無弟，二兄不忍全醉也。歸時班荆，太平堤上醉殺六郎。珠翠飄香，藕絲同雪，少酬令辰，以贖暫别。魯魚之訛，得無窮二兄目光。千秋之業，千秋之士共之，想不爲煩也。
他可能是受人之聘做一份臨時的工作，暫時離開南京這一充滿“韵士”和“仙風”的都市，頓覺生活落入“俗緣”和“尋常”。而此時，書籍出版的編校工作并未停止，而是委托給了何偉然、俞恩燁二人。
爲了給自己編刻的《小窗四紀》造勢，吴從先分别向王穉登和陳繼儒投稿并索序。在與他們的尺牘中，吴從先極盡稱頌乃至諂媚：“兩徵君係東南半壁天，不佞何物，欲要東南半壁之譽，不幾妄人？憑此筆墨，或當不負，惟先生鑒原。”又盛贊陳繼儒在文學批評上的絶對權威：“方今海内宗匠先生，先生曰玉則玉之矣，先生曰石則石之矣，先生以石爲玉，則石亦玉之矣，故敢藉高名爲海内標，且乞題詞，正謂狸質而假之豹文也。”
可見明末普通文人對文壇領袖干謁請托之卑微姿態，以及商業出版中向名公索序之普遍現象。然而，今所見各本《小窗四紀》卷首均無二人序文，或許是吴從先的請求遭到了二人的拒絶
。
萬曆後期以來，何偉然、吴從先在舉業之餘參與出版了大量時文選本、類書、小品叢書等商業性書籍。這些書籍在當時頗爲暢銷，其中有不少都經歷了重印和翻刻，但在後世往往因不受重視而散佚，很難對其進行全面的統計。筆者走訪中日兩國的藏書機構，并藉助多種網絡古籍圖像公開平臺進行版本調查和印本對比，考出二人參與編刻的書籍二十四種。今將各書之版本、内容性質、館藏地以及編纂、校閲、作序之人列表如下（表1）
。
表1 現存何偉然、吴從先出版書籍目録
（注：筆者所見爲網絡公開全文電子圖像或影印本者標*，經筆者到館查閲者標△）
由上表可知，何偉然、吴從先的出版活動集中於萬曆末至崇禎中的二十餘年間，其出版題材主要有以下三類：
一是面向科舉備考需求的舉業參考書，如綱鑒史書《史綱評要》、文章選本《皇明名公文隽》、駢文類書《四六霞肆》《四六采腴》、類書《歷代懸鑒古事隽》等。晚明時文風格變動極快，爲吸引考官的眼球，除了時文選本以外，考生還需閲讀大量文史、諸子類書籍以及類書等。何、吴二人瞄準的正是這部分閲讀市場。
二是面向文人社交和詩文創作需求的《尺牘青蓮鉢》《尺牘芳規》《小窗清箋》等尺牘選本和類書，以及《錢通》《還山草》《閩中荔支通譜》等朋友的作品。這些選本和類書備載書信等各類實用文體的套語和佳句，本質上是供文化水平一般的文人寫作時參考的工具書。
三是面向文人休閑娱樂需求的《快書》《廣快書》《竹屋三書》《小窗清紀》《小窗艷紀》《青蓮露六箋》等小品總集和小品叢書。這些小品以麈談、繪畫、戲曲、書籍、文房、飲食等文人周遭的娱樂活動和生活器物爲題材，無關學術和道統，而是强調風雅和詩意，以愉悦身心、抒發情感爲要務，是普通文人的休閑讀物。
科舉備考、社交寫作和風雅娱樂這三類題材，正對應了何偉然、吴從先的三重身份：一是備考多年，在科場挣扎已久但仍不放弃的落第士人；二是在江南地區廣交朋友、結社酬唱、干謁請托的文人；三是在南京購置房産及庭院，以風流和文藝作爲生活日常的雅士。他們依據自身經歷和交游圈子推出的産品正能滿足廣大讀者的興趣，從而取得商業上的成功。若置於書籍“交流循環”
的視角中看，他們既是作者、編者、出版者，同時也是讀者，代表着明末江南中下層文人比較普遍的閲讀需求。
何偉然、吴從先雖然編刻了不少書籍，但他們并非專業的書坊主或資金雄厚的刻書世家，只是在舉業之餘將出版作爲一種謀求名利的手段。由此，他們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商業模式：藉助自己在江南地區的交游網絡，一方面與同爲落第士人的朋友合作進行書籍編刻，另一方面向富裕的慷慨之士尋求資助。同時，他們在市場上公開徵集稿件，打造自己的書系和品牌，鞏固自己的市場地位。這些商業策略具備强烈的社交性質，展現出一個以二人爲中心的江南中下層文人的社交網絡。
何偉然、吴從先在江南廣交朋友，諸人不僅一同酬唱游玩，還互相參與書籍的編訂、評選、校閲和刊刻，爲朋友的書籍撰序鼓吹，成爲出版市場上密切合作的盟友。
何偉然、吴從先二人是“交論刎頸，業定千秋，十年已來，浮沉寒暑，三月伊邇，形影庭闈”
的“夙好”
之友。何偉然自稱“（吴從先）凡所著述，不嫌余之才短而靳商榷也，余因得供一切校讎之役”
，承擔了校讎吴從先書稿的工作。二人也常常與衆多友朋合作編纂和校勘書籍，他們的姓名一般都刊載於全書卷首的校閲人名單中，或是題署於各卷首頁書名之後。
晚明許多商業出版物的卷首都附有一張校閲姓氏的名單，題作“校閲姓氏”或“訂正姓氏”等，這些人或是真實參與了書籍的校閲編輯工作，或是書籍刊刻的資助人，或是身爲名公被拉來抬高書籍的身價，展現了商業出版中的人際交往和合作關係。何偉然所編《竹屋三書》卷首就有“校刻姓氏”十五人，其中有李維楨、陳繼儒兩位“名公”和文壇巨擘，其餘則是何偉然的朋友。閔景賢、何偉然所編《快書》卷首也有“較閲姓氏”四十六人。考察諸人的功名和籍貫，他們無一例外均没有取得進士頭銜
，且其中三十七人都是江南籍。非江南地區出身者，如“何文起士域新會”“何文玉士堒新會”“黄俞言虞龍晋江”等，事實上也是移居南京并且與何偉然交往甚密的朋友。
吴從先“以筆交海内”
，他編著的《小窗四紀》亦是朋友合作編校的典型。《自紀》各卷首頁均鎸“延陵吴從先著，福朐張榜選，雲間陳繼儒訂，平湖俞恩燁、武林沈明龍、武林何偉然校”。其中有老師張榜，有名公陳繼儒，還有三位他的朋友。《清紀》《艷紀》《别紀》則各卷卷首題署的校閲人多有不同，除去重複，計有四十一人之多。其中，經常與吴從先一同出游的密友何偉然、俞恩燁、郭化、程可徵等人在名單中多次出現。
再檢何偉然《梨雲館集》中游記和詩文酬唱所提及的友人，其中也有至少三十多位參與過何偉然的出版事業。如何偉然的密友郭化，字肩吾，宣城人，是《梨雲館廣清紀》的編著者之一，同時也名列《快書》《尺牘青蓮鉢》以及吴從先《小窗艷紀》卷首校閲人；徐時震，字長卿，江陰人，名列《梨雲館集》《快書》《尺牘青蓮鉢》卷首校閲人；沈明龍，字雲君，杭州人，參與校閲《竹屋三書》，又是吴從先《小窗自紀》的校閲人和作序者之一。再如，潘之恒、吴夢暘、郝之璽等人是何偉然刊刻《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的資助人；閔景賢、王彦度、嚴培元、孫國敉、潘一桂、何士域、何士堒、汪逸、鄭元勛、張國彝、丁旭等十多人名列小品叢書《快書》校閲人；孫謀、徐卷石分别是《快書》卷一九《頂門針》和《廣快書》卷四三《長嘯餘》的作者。以上諸人，組成了一個以何偉然爲中心的文人交往和書籍編校群體。
在校閲人員名單之外，書籍編刻中的細節也顯示出何偉然、吴從先與友朋的合作。吴從先在其《小窗清紀》取得商業成功以後，與三位友人共同續編而成《梨雲館廣清紀》四卷，其在自序中交代了此書的編纂過程：
戊午春夜，何仙郎、郭肩吾、王經倩集予客樓。酒香醺月，語靈醒花。……仙郎曰：“旨哉言！何不更集所紀，自成一部？”仙郎因出《别論》，經倩出《疏野園》《醉石齋》《桐葉樓》諸箋，予出《新語》，肩吾則唯《烟雨山房筆記》。互爲批抹，帙有不足，隨取架上書，斷章輳之。月未落，編已就次。……仍以“清”名編。
萬曆四十六年春，吴從先與好友何偉然、郭化、王緣督在家中飲酒聚會。其間，他將何偉然《别論》、王緣督《疏野園》《醉石齋》《桐葉樓》、郭化《烟雨山房筆記》、吴從先《新語》中的清言小品摘録彙編，再增入吴從先所藏“架上書”的若干内容，當晚就纂成了《廣清紀》書稿
。此書藉助何偉然梨雲館之名刊行，扉頁又鎸有吴從先“霞漪閣藏板”字樣，可見此書當是諸人共同提供稿源并編纂，何、吴二人分别提供“梨雲館”和“清紀”之品牌，何偉然主持刊行，吴從先擁有版片的所有權，最終的銷售收益或是由諸人分配共享。
除朋友之間的共同協作以外，何偉然、吴從先也十分善於與建陽和南京的書坊合作。他們雖是出版家，但不經營書坊，而是在稿件校閲完成，且經抄手和“傭書”繕寫
完畢後交付書坊刊行。如吴從先的《小窗四紀》和何偉然的《竹屋三書》由建陽書坊刊行，吴從先的《新刻小窗清箋》由南京書林李潮刊行。此外，吴從先與建陽書坊主的合作尤爲緊密，其《陳眉公吴寧野精校青蓮露六箋》由建陽樹德堂刊行，《鼎鎸吴寧野彙選四民切要時製尺牘芳規》由建陽存誠堂黄裔我刊行，《新編歷代懸鑒古事隽》《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隽》均由建陽蕭氏師儉堂刊行（前者可能是挂名或托名之作）。《小窗异紀》原刊地不詳，此書之書版後爲建陽余氏三台館購得，又有“姑蘇閶門兑行”印章。《鼎鎸諸方家彙編皇明名公文隽》原由南京書坊奎璧堂刊行，後又由建陽師儉堂翻刻。
何偉然、吴從先出版的書籍數量衆多，又有《快書》《廣快書》這樣的大型叢書，除了需要聯合朋友組成編纂團隊以外，在稿源和資金上亦需要藉助他人的力量。他們采取在市場上設攤、主動拜訪求稿、發布徵稿廣告等方式公開徵稿，又向慷慨之士和富裕朋友尋求資助。
何偉然《廣快書五十種序》清楚地記録了其公開買稿、徵稿和求稿的情形：
凡出市上，使童子挂三百文于杖頭，人用以醉酒者，予則醉書。嘗局脊路次，從敗書中密簡，偶得善本未經見者，如醉嘉賓焉；曾見而久失者，如醉故人焉，必醉盡三百文而後返。或立言者憐其書僻，携以相餉，即解杖頭醉之，非醉其人，亦醉其書也。……是書得之白門市上者三，其什之七則三吴、江淮游囊之餘潤也。……有一二種，猶憶雪時，聞一高客在江滸美人家，枕小書百種而卧。衝寒往訪，屐不勝滑，冰侵襪中，幾于墜指，及得秘册，轉覺痛快，可謂有快僻矣。
這些叙述雖不免誇張和廣告的嫌疑，但大致能够反映《廣快書》的稿源：有三成稿件“得之白門市上”
，即徵稿和收購而來，其餘七成是在江南地區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其收購的價格約在三百文一部，有一些投稿者認爲自己的著作（或藏書）價值不高，但何偉然仍以三百文收購之。其中有一兩種“秘册”是寒冬時何偉然拜訪“高客”所得，可能是從高客處重金購得。
再如，《廣快書》卷一七《月唳》的書稿亦是何偉然購買而來，其稱：
偶從邗關候渡，有客携宋錦見售，古色照人，無金可易。客既去，方羡艷不已。有童子以殘書换餅餌，抽視之，得《月唳》焉。雖無古色照人，流目頗多新采。自笑曰：“是或足以酬宋錦也。”以十五餅易之，不异十五城之趙璧也。
何氏在揚州候船時，用“十五餅”之低價從童子手中買來《月唳》之“殘書”。這雖是文學化的誇張描寫，但仍大致展現了買稿的情形。
何偉然和友人還在已出版書籍的卷首刊載徵稿廣告。何偉然在《尺牘青蓮鉢》卷首凡例中説：“四六亦有《青蓮鉢》，方在選訂。駢儷名家，肯以一珠片玉投贈，俾成全帙，藉甚榮光。”
爲即將出版的《四六青蓮鉢》徵稿。由陸雲龍編纂，何偉然作序并評選的《翠娱閣評選皇明十六家小品》卷首亦有徵稿啓示，面向社會各階層文人徵集詩文、尺牘、歌曲、戲劇和异聞小説等稿件，又稱：“見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陸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復初寓。”陸雲龍不僅在杭州自宅中設立“編輯部”，還委托兩位居住在南京三山街承恩寺
的朋友負責收稿，顯示出成熟的徵稿和出版模式。
除了面向大衆公開徵稿以外，他們還會尋求富裕之人和豪俠之士的資助。何偉然和朋友郭化（字肩吾）合作編纂了一部“臺閣之選”，并致信朋友施全昌
稱：
弟日來無可破寥寂，同肩吾有臺閣之選。梓未壽而市門如沸，後之蜚走可卜。但綿力不任，又不欲黄帽郎插入，故决策於足下。倘足下念海内之待哺而先之德，則凡有口眼者皆知感也。燁燁文星，寧不效靈！
“臺閣之選”指翰林館課文章的選本，是舉業用書市場上的暢銷題材，因而何偉然自稱此書尚未刊刻就“市門如沸”，對其有着良好的銷售預期
。然而他却無力將此書刻出，又不願意讓“黄帽郎”
等書販插手，故而向朋友尋求援助。惜此書并未流傳至今日，可能是當時因資金不足而未能付梓。
何偉然出版《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時也經歷了種種波折，在多次編定和籌資後纔得以付梓。何偉然記載了當時的困難：
壬子冬，商之吴允兆、潘景升兩先生，郝公炎（琰）從中稱快叫絶，兩先生即以此業托之余。其如蚊負，自怯力之不能從心也。……而聘者忽阻内艱。……余乃自爲無米之炊。第盡八口之裙衫，不足質十千，而欲鎸金鏤玉，垂三十萬言於不朽，安得不謀及他家之簪珥。而吴承之之一臂首及焉。再策之鄭汝嘉，再策之浦長卿
，若而人素皆俠，而適窘於余舉事時，固知奇書快事，造化所必忌也。……忽童子報以客，爲廣陵王經倩，其人少年高誼，不可一世。余私喜之，謂石公嘿賜之，以挽群工之轍者也。未及温語，果急索石公刻。余語以故，叫絶笑絶，曰：“石公安在？”遂自頂至踵，脱所有以犒工者，而賈其力以終事。登山痛飲三日而去。夫如此快書，如此快事，必得如此快人而奏成，則中道之艱阻，正以待若人之作緣耳。則是集宜德經倩者十七，然非三君之創，無以開之先，其爲石公知己均也。余則特爲此集役，聚翠爲鈿，獵狐成裘，則爲余力。……夫鳩工刻集，世不知凡幾，一經何郎，便生若爾風波，余當與同事捋鬚絶倒矣。……時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九月，西湖何偉然欲仙甫書。
在吴夢暘、潘之恒、郝之璽三人的支持下，何偉然從萬曆四十年開始編訂此書，但因缺乏資金始終難以進行。何偉然“第盡八口之裙衫”，并向鄭汝嘉、浦長卿尋求資助，也無濟於事。最後在吴寵錫，尤其是王經倩的慷慨資助下纔順利刊行，何偉然由此稱贊王經倩對此書刊刻擁有十分之七的功勞。好在，此書因首次將袁宏道的詩文分體合編，順應了讀者的需求，問世後確實大賣一筆。其版片後歸於金陵周文煒大業堂，形成了不同牌記、多個批次的印本
，在清代道光九年（1829）、同治八年（1869），以及日本江户時代元禄九年（1696）也有翻刻本，影響巨大
。
晚明的商業出版中，出版家往往會因一書的暢銷而推出續編，或是隨刻隨續，不斷增訂，形成書系和大型叢書。如胡文焕《格致叢書》“隨印數十種，即隨刻一目録。録在變幻，以新耳目，冀其多售”
。陳繼儒參與出版的《寶顔堂秘笈》從萬曆三十四年以來編刻了六集，《漢魏叢書》從晚明至清代凡經三刻。何偉然、吴從先編刻書籍亦不例外。天啓六年，何偉然和閔景賢編纂了小品叢書《快書》五十種，雖然卷帙浩大但仍廣受歡迎。何偉然稱：“初行五十種，争相賞矣快矣，咸曰：‘未已也，子其益之益矣！’而猶不滿人之快也。因廣焉，仍以五十種計，侔于初也。”因此，僅僅三年後，何偉然和吴從先又編刊了續作《廣快書》，亦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今日海内外圖書館仍藏有大量《快書》《廣快書》的不同批次印本和翻刻本，正是《快書》《廣快書》在晚明暢銷的見證。
除了續纂大型叢書，二人還善於打造自身的書系和品牌，儘量讓自己出版的小部頭書籍也能够形成系列。吴從先就成功塑造了“小窗”這一書系。他先輯録清言短句和文人軼事，纂成小品讀物《小窗清紀》，此書“偶落世趣，遂傳爲韵”，於是又“有《艷》《别》二紀廣之，覺不寂寞”
。萬曆四十三年，吴從先的詩文集《小窗自紀》成書，與《清紀》《艷紀》《别紀》合訂成爲《四紀》。《四紀》上市後銷量十分可觀，其版片後來被著名的建陽書坊主余應虬購得，余氏在各卷首頁增刻“古閩余應虬”字樣以顯示版權
。這一版片流轉的現象，説明《四紀》刊印銷售必定有利可圖，亦或是吴從先與建陽余氏存在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
“小窗”系列在市場上打響以後，吴從先又輯録三百餘條明代“异事”，纂成短篇文言小説集《小窗异紀》；搜集明人尺牘中的語句，纂成類書《新刻小窗清箋》。同時，由於《小窗清紀》“三年海内翻梓者七”
，廣受歡迎，因此吴從先與何偉然等朋友又纂成《梨雲館廣清紀》一帙，作爲《小窗清紀》的續編。此外，何偉然亦模仿《小窗四紀》，取《快書》《韵書》《奇書》之名，纂成小品叢書《竹屋三書》。陳繼儒爲此書作序稱：“新安吴寧野先得吾心，靈心慧筆，紀《清》，紀《艷》，紀《自》，紀《别》，大振江左風流，不减王謝人物。清言至此極矣，猗與盛矣！雖然，日新富有，寧以已也？武林何仙郎，寧野客社兄弟金石交，秋杪以《三書》郵筒寄示。……吴寧野以《小窗四紀》，何仙郎有《竹屋三書》。”
將二書并稱爲明代清言小品的代表。
吴從先有“小窗”書系，何偉然則有“梨雲館”之品牌。何氏不僅自刻《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等書，還與他人合作，利用梨雲館之名提升銷量。如袁學乾編《梨雲館合刻屠緯真尺牘》、胡正言編《梨雲館竹譜》、吴從先等編《梨雲館廣清紀》等書，何偉然可能均非主要編者，但將書名冠以“梨雲館”，并以校閲人的身份出現在各書卷首，以從中謀取利潤。
更爲典型的例子是《尺牘青蓮鉢》。其卷首雖然署“何偉然仙郎纂”，但據書前何偉然所撰《記事》和《凡例》可知，此書實際上是由寄宿在何偉然家的外甥夏鴻烈整理而成的。何偉然藉助他在文人圈中的影響力，籌得資金，請人校訂文字并付梓，其首要目的是“聊爲甥兒田，以免饞涎”，即刻書賺錢給外甥補貼家用。在《凡例》中，何偉然又解釋道：
不佞凡所梓行，皆署名梨雲館，不致翻刻後以贋選相溷，遂淆館名。或不佞苦費不貲，充入他選，於是梓若無主，而翻行者紛然冒之。兹刻托夏甥自梓，仍還梨雲館名目。或有翻行如故，不待不佞與之較，海内知梨雲館者，亦爲我交相攻矣！
此書雖是夏鴻烈自行刊刻，但何偉然仍許其冠以梨雲館之名，目的是藉助梨雲館的品牌效應提升銷量，并减少被盗版的風險。由此可見梨雲館刻書之多、名氣之大，以及何偉然交游之廣。
何偉然、吴從先是明末江南落第士人投身商業出版的代表性人物。二人生於萬曆初年，青年時期在科場屢遭失敗，無奈之下只得在備考之餘刻書謀生。他們移居南京這一江南最大的都會，與衆多文人結社酬唱，飲酒出游，互爲鼓吹，協作編纂和校刻了數十種商業性書籍。其目標讀者是與二人身份相當的中下層文人，在出版題材上以舉業用書、文章寫作指南和娱樂性小品讀物爲主，滿足了文人讀者對科舉、社交和休閑三方面的閲讀需求。同時，他們利用自己的社交關係，與友朋和書坊合作編刻書籍，面向大衆公開徵稿，向慷慨之士尋求資助，打造系列叢書和自身的出版品牌，形成了具有鮮明社交特質的商業模式。
從明末商業出版市場的總體環境中看，二人的出版事業亦有相當的特色和代表性。他們不同於屠隆、陳繼儒、丘兆麟等文壇巨擘和名公碩儒，并無名氣在藝文市場上輕鬆獲利；也不同於資本雄厚、世代刻書的烏程閔氏、凌氏等文化大族；更不同於建陽書坊主親自經營，與梓人爲伍而幾乎成爲純粹的商人。作爲江南無數落第士人中的一員，他們只是在舉業之餘利用自己的寫作才能和社交能力在出版市場上分一杯羹。兩位“小人物”
的平凡經歷和出版事業，鮮明地體現出明末江南科舉文化和商業出版的多元生態，也展示出明代書籍史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作者單位：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