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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英華》作爲宋初編纂的一部文學總集，收録了有唐一代的大量詩文，對於唐代文獻的保存功不可没。然而該書編纂不精，有頗多爲人詬病之處，作品重出即爲其中之一，而又以詩歌部分的重出情况最爲嚴重。“重出”在一般情况下是指詩文的作者歸屬有争議，以至於在總集中多次出現。例如《全唐詩》中即有許多互見於兩家或多家的作品，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曾對這些重出詩進行考察甄辨。然而《文苑英華》中絶大部分詩歌重出的表現并非是歸屬於不同的作者，而是歸屬於不同的題材類别。這些重出詩不僅展現了詩歌早期流傳的文本形態，而且反映出《文苑英華》書籍形態本身的特點。本文試圖通過考察重出詩的産生原因，進一步窺探《文苑英華》的編纂過程，并以此揭示重出詩的文本價值。
《文苑英華》現存有約196首重出詩
，包含在詩與歌行兩類文體之中。由於《文苑英華》具有類書的性質，在各類文體之下又進一步按照題材進行分類，所以《文苑英華》重出詩的顯著特點是與詩歌類目有着密切的關聯。
《文苑英華》的分類體系可以歸納爲三級。第一級是按文體分類，分成賦、詩、歌行、雜文等大類。第二級是按題材分類，如賦體下分“天象”“歲時”“地類”等類，詩體下分“天部”“地部”“應制”等類。第三級則是在題材大類下又具體細分出各個題材小類，例如詩體“天部一”之下，再分爲“日”“月”“中秋月”“玩月”“對月”等小類。絶大多數的一級類目下都有二級類目，但并非每個二級類目都會分出三級小類，例如“樂府”一類雖然占據了二十卷，但其類目之下并没有劃分出三級小類。
《文苑英華》重出詩與詩歌類目的關係，大致可以歸納爲三種情况。第一種情况是詩歌在一級類目中重出，也就是分屬詩體和歌行體。從理論上説，這種情况的發生主要是因爲詩歌在文體上的界限不明，有些詩歌難以判斷是不是歌行體，因此造成了重出的現象。但從實際的重出情况來看，這些詩歌最顯著的差异在於詩題，《文苑英華》編者只是依據詩題將其歸入歌行或其他類别。例如卷二〇九“樂府”類所收杜甫《驄馬》二首，在卷三四四“歌行 獸”類重出，分别題作《駿馬歌》和《高都護驄馬行》。但結合集本來看，此二詩并非樂府，應爲歌行體，只是因爲詩題偶作《驄馬》，便被歸入了樂府類。
第二種情况是詩歌在不同的二級類目中重出，這在重出詩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之所以詩歌會被分到兩個不同的類目，同樣和詩題有着較大的關聯。具體又可以分爲兩種情况。其一是詩歌在流傳過程中産生了不同的詩題，因而被歸入不同的類别。如宋之問《漢江》一詩，被歸入卷一六二“地部 江”類，後又在卷二九〇“行邁”類重出，題作《望鄉絶句》。兩處詩歌詩題不同，詩題所具有的屬性也不同，故而在不同類目中重出。其二是詩題本身包含有多種題材屬性，因對詩歌題材理解的不同而被歸入不同的類别。如杜牧《贈宣州元處士》一詩，既被歸入卷二三一“隱逸 處士”類，又被歸入卷二六一“寄贈”類。兩處詩題并無不同，據“處士”二字則被歸入“隱逸”類，據“贈”字則被歸入“寄贈”類。温庭筠《雪夜與友人同宿曉寄近鄰》一詩在卷一五四“天部 咏雪”類、卷二一七“人事 宿會”類和卷二六一“寄贈”類三個類别中重出，也是因爲詩題本身具有多種題材屬性。
第三種情况是詩歌在同一類别中重出。例如韓翃《送故人歸魯》歸入卷二七二“送行”類，又在卷二八四“送行 送人省覲”中重出，題作《送友人歸魯覲省》；宋之問《黄梅臨江驛》歸入卷二九〇“行邁”類，又在卷二九七“行邁 館驛”中重出，題作《初到黄梅臨江驛》；薛能《題河中亭》歸入卷三一五“居處 亭”類，又在卷三一六“居處 亭”中重出，題作《題河中亭子》。這類情况在重出詩中是比較少見的，但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問題。
過去一些學者認爲《文苑英華》中詩歌的重出主要是由類目與題材所導致的。如凌朝棟説：“《文苑英華》的編者在選録作品時，認爲該作品具有多重題材屬性，可以隸屬於多種類目或者題材，卷二五六‘寄贈類’選録崔峒《初拜命酬丘丹見贈》，又在卷二四四‘酬和類’選録此詩。”
程章燦先生也認爲：“重出詩的根源在於題目和題材分類的重叠。”
并指出：《文苑英華》在對待詩題上有許多類化、同化和簡化，一些詩歌重出并采用兩個詩題，是爲了切合大題類目的有意改動。但是從上面第三種情况來看，《文苑英華》的類目設置并不是導致詩歌重出的原因，否則詩歌不會在同一類别中重出。
詩歌重出的根本原因是《文苑英華》在編纂時采録了不同來源的詩歌文本。不少重出詩在標題與正文中都存在實質性的异文，這些异文并非抄寫流傳過程中因字音、字形訛誤所致。例如《文苑英華》卷二五〇“寄贈”類收録了孟浩然的《望洞庭湖上張丞相》，詩歌在卷三一二“居處 樓”類重出，題作《岳陽樓》。此詩在宋本《孟浩然詩集》中也題作《岳陽樓》，而《望洞庭湖上張丞相》的詩題在唐宋文獻中僅見於《文苑英華》。此詩前四句寫“望洞庭湖”，後四句寫“上張丞相”，故而《望洞庭湖上張丞相》的詩題明顯與詩意更爲貼切，可能是詩歌最初的形態，在收入集本時纔改題作《岳陽樓》
。又如《文苑英華》卷三〇〇“軍旅 邊將”類收録耿緯《上將軍行》，詩後校者注云：“此篇二百五十四卷重出，題作《上裴行軍中丞》，詞頗不同，全載於此。”
這首重出詩的兩處文本异文頗多，八句有六句不同，以至於校者將兩處詩歌文本都完整保留了下來，之所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只可能是因爲詩歌有着不同的文本來源。
《宋會要·崇儒》云：“太平興國七年九月，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閲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爲千卷。”
又據周必大《文苑英華跋》云：“是時印本絶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甚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説、九齡、李翱等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修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輩或全卷收入。……國初文集雖寫本，然讎校頗精。”
以此可知《文苑英華》編纂時所采用的文獻以前代文集爲主，而這些文集又主要是以抄本形態流傳的。
在文集以外，《文苑英華》的編者也可能會利用一些選本或類書
。由於編纂分工的問題，不同的編纂人員分别從文集和選本中選録了同樣的詩歌，這可能是造成《文苑英華》中詩歌重出的原因之一。許多唐代的詩歌總集早已散佚，其中如顧陶所編《唐詩類選》，《文苑英華》既已收入顧陶所作《唐詩類選序》及《唐詩類選後序》，應對其有所利用，但今已無法查證。本文僅能依據現存的唐人選唐詩作出一些推測。
《河岳英靈集》可能是重出詩的文本來源之一。例如張謂《贈喬林》、崔顥《贈王威古》、王季友《代賀令譽贈沈千運》《滑州贈崔士灌》《贈李十六岐》五首重出詩不僅都見於《河岳英靈集》，而且連續地排列在《文苑英華》卷三四〇歌行體“雜贈”類中，則其中一處的文本來源很可能爲《河岳英靈集》。同樣見於《河岳英靈集》的重出詩還有王維的《入山寄城中故人》。此詩在《文苑英華》卷二五〇“寄贈”類中題作《入山寄城中故人》，在卷三一八“居處 别業”類中題作《終南山别業》。此詩在宋蜀刻本《王摩詰文集》和宋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中都題作《終南别業》，或與《文苑英華》卷三一八的《終南山别業》有着相同的文本來源。推測此重出詩的文本來源一爲《河岳英靈集》，一爲王維集本。
《中興間氣集》也可能爲《文苑英華》編者所利用。如李嘉祐《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一詩，分别見於《文苑英華》卷二七一“送行”類和卷二三五“寺院”類。卷二三五此詩題名作《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正文已被删去，題下注云：“按《文苑英華》共有二詩并題作《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今觀《李嘉祐集》，其一篇乃是《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詩，兼已收入第二百七十一卷‘送行’門中，《英華》誤抄於此，姑存其目。”
據此可知，卷二三五本有兩首相連的詩歌題爲《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其中一首詩的正文實爲《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文苑英華》編者抄錯了詩題。這種情况只有在《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與《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二詩相鄰的時候纔最有可能發生，而《中興間氣集》中此二詩正是相連的。因此這首重出詩的一處文本來源應是《中興間氣集》，另一處則可能是李嘉祐的别集。
《文苑英華》重出詩也可能是來自文人别集的不同小集。《文苑英華》在編纂之時，許多唐人文集尚未得到整理，是以小集的形式進行流傳，因此《文苑英華》在采録這些唐人文集時，所利用的也可能是各種小集。以李白爲例，《文苑英華》在編纂時所采録的李白詩文可能是内府所藏的李白集，但許多詩歌不見於今存李白集中，其真實性也爲後人所懷疑。這種真僞混雜、文本多歧的現象，反映出《文苑英華》編者所使用的李白集來源可能并不是單一的
。《文苑英華》中李白的重出詩共有七首，具體收録情况如下：
僅從重出詩的詩題便可以看出不同文本來源下的差异。對比今存李白集，可以發現這其中部分重出詩的詩題异文在宋本《李太白文集》中也有所反映。如《將進酒》一詩，《李太白文集》卷三詩題下注云：“一作《惜空樽酒》。”
《梁園吟》一詩，《李太白文集》卷七詩題下注云：“一作《梁園醉酒歌》。梁宋。”
《東武吟》一詩在宋本《李太白文集》中亦重出，卷五題作《東武吟》，卷十三題作《還山留别金門知己》，并注云：“一本云《出金門後書懷留别翰林諸公》。”
據宋敏求所撰《李太白文集後序》云：“咸平中，樂史别得白歌詩十卷，合爲《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爲《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别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
從中可見宋敏求在編纂《李太白文集》時使用了多種李白小集。序中雖然側重於叙述李白詩歌累積增長的過程，但顯然不同小集之間也有重複的詩歌，這種情况就體現在《李太白文集》的校記中。儘管不能確定《文苑英華》中這些與《李太白文集》相似的异文及重出情况是由於使用了同一譜系的底本，但至少可以説明《文苑英華》在編纂過程中也可能如宋敏求編定《李太白文集》一樣，使用了當時流傳的多種李白小集。
總體來看，《文苑英華》中不同作者的重出詩數量與該作者被選入《文苑英華》的詩歌數量是成正比的。李白、杜甫、王維、李嘉祐、劉長卿、戴叔倫、釋靈一、張籍、白居易、杜牧、温庭筠等詩人在《文苑英華》中都有四首以上的重出詩，這些詩人本身也是被選入詩歌較多的詩人。不同文本來源所導致的詩歌重出，也反映出他們的詩歌在唐五代時期流傳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周必大《文苑英華跋》云：“元修書時，歷年頗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首尾衡决，一詩或折爲二三詩，或合爲一姓氏，差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亦云：“凡詩賦雜文等多重出而頗有异同，蓋編《文苑》時非出一手故也。”
重出詩反映出《文苑英華》在編纂之時可能是由不同編者分工對不同來源的文獻進行遴選。正由於選詩的過程“歷年頗多”，又“非出一手”，所以面對不同來源的材料，不同編者選録的詩歌往往會有所重複。
過去不少研究者認爲詩歌重出是因其可以隸屬於不同類目而導致的，這種觀點其實預設了《文苑英華》的編纂是先設詩類再選詩歌。例如凌朝棟認爲：“《文苑英華》編纂時，其編纂程序是在先設定了類書的大框架的前提下而進行操作的。否則，依據何種類目而分之。”
何水英也説：“從《文苑英華》詩歌選録情况來看，編纂者應是先將類型確定再選作品。”
一些學者又進一步認爲《文苑英華》之所以漏選許多名篇佳作，是因爲没有合適的類目能够收録。如凌朝棟説：“我們將《文苑英華》中所選定的文章加以分析，發現有的作品并非是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與藝術水平不高，而該名篇佳作却被漏選，如陳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等，發現這些作品的共同特徵是在《文苑英華》中找不到合適類目，這可能是其雖早已爲人稱道却被漏選的原因之一。”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認爲：“由於預先設定的類目和子目裏没有打算收録這類古體風格的詩，陳詩與李詩（按，指陳子昂《感遇》與李白《古風》）的失收也就得到了較好的解釋。”
然而詩歌的選擇和類目的設置并没有必然的聯繫。例如從上文所述《潤州楊别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詩的詩題被誤抄爲《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可以看出，這種抄寫失誤必然是發生在詩歌歸類之前的，否則詩歌不會被歸入“寺院”一類。相類似地，卷二三八“寺院”類張祜《杭州孤山寺》一詩，在卷一五九“地部 山”類重出，題作《杭州孤山》。從詩歌内容來看，詩題顯然應作《杭州孤山寺》，宋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即以《題杭州孤山寺》爲題。《杭州孤山》的詩題很可能是《文苑英華》編者在抄録過程中脱誤所致，而這也只可能發生在歸類之前，否則詩歌不會被歸入“地部 山”一類。因此《文苑英華》編者在選擇詩歌之前，并没有事先考慮這首詩歌應該被置於哪一類中。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文苑英華》的編纂過程反而可能是“選詩在前，分類在後”。如《宋會要》云：“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閲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爲千卷。”
《玉海》所引宋白等人的奏表：“席翻經史，堂列縑緗，咀嚼英腴，總覽翹秀。撮其類例，分以布居，使沿溯者得其餘波，慕味者接其妍唱。”
這些文獻都説明編者是先選録了他們所認爲的前代文集中的精華部分，然後根據選録的詩文歸納出一定的類别，再將這些詩文安排進相應的類别之中。
由於《文苑英華》具有類書的性質，所以與《文選》只在各類文體之下分出一個層級的題材類别不同，《文苑英華》在題材大類之下還區分出許多題材小類。從部分類目的命名以及排序中，可以看出《文苑英華》對《初學記》《藝文類聚》等類書的借鑒。但是《文苑英華》中各類目子類的設置，相比類書又表現出較大的隨意性。例如在許多大類下，都有相應的“雜題”小類，如天部有“雜題月”“雜題雨”“咏雪雜題”“雜題風”和“雜題雲”，地部有“山雜題”“池雜題”等。這些小類的設置明顯是因爲某些詩歌放在哪一類别都不合適，因此俱以“雜題”命名。類書中收録的詩文是以類目爲中心的，與類目不相匹配的文章自然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會出現“雜題”等類目。但是《文苑英華》是以所選詩文爲中心的，因此可以根據作品調整類目的設置。又如卷一七六“應制”類設有“興慶池”的小類，收録了徐彦伯等八人所作的《興慶池侍宴應制》，其後又有“隆慶池”一小類，僅收張説《侍宴隆慶池》一首詩歌。事實上“隆慶池”與“興慶池”本爲同一地名，張説《侍宴隆慶池》也與徐彦伯等人《興慶池侍宴應制》爲同時所作，只不過因爲文本來源不同，所以導致詩題不同。《文苑英華》將其分爲兩個小類，明顯是根據詩題立類。這也反映出《文苑英華》是在選詩之後再進一步劃分這些小類的。
《文苑英華》在編纂之初可能只有一個按類書形式編排詩歌的設想，具體類目的設置是在選詩之後完成的。陳子昂《感遇》詩等名篇之所以没有入選，并非是在《文苑英華》中找不到合適的類目，可能只是因爲編者没有真正做到“撮其精要”。不僅如此，《文苑英華》的編者最初顯然也未對所選詩歌進行篩選和查重，以至於許多重出詩歌因爲具有不同的詩題，或是詩題具有多種題材屬性，在歸類時就可能會被劃分入不同的類别之中。也有部分重出詩被歸入同一類别之中，只不過因爲卷數衆多也没有被發現。直到周必大組織校勘《文苑英華》時，纔將重出詩找出并進行了剔除。
今天所見的《文苑英華》是南宋周必大等人校勘之後的版本。周必大在主持校勘《文苑英華》時，通常會删去重出詩的其中一處正文，僅保留詩題，并注明重出的另一處卷數。詩歌兩處如有异文，則在保留的詩歌正文中校出“一作某”，并注明“此詩某某卷重出，今已削去，注异同爲一作”。也有少數情况會在重出詩删去正文的一處直接標明异文。《文苑英華》中“一作某”“集作某”等校記通常被認爲是周必大據當時所見書籍校録出的异文，然而對於重出詩中的“一作某”來説，它著録的其實是被削去的重出詩的文字，是《文苑英華》的原文。因此，相較於其他校記所反映的南宋校勘時的文本异文來説，重出詩中的“一作某”體現的是《文苑英華》編纂時所選取的抄本面貌，其價值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下文即以李白《將進酒》爲例説明《文苑英華》重出詩的文本價值。
李白《將進酒》在《文苑英華》中出現了兩次：一處是在卷一九五詩體“樂府”類中，題作《將進酒》，并以“一作某”注出了异文；另一處則是在卷三三六歌行體“酒”類，題作《惜空鐏酒》，删去了正文，僅剩下詩題。儘管在卷一九五所載《將進酒》詩後只注明了“此詩三百三十六卷重出，今已削去”
，并没有説“注异同爲一作”，但根據重出詩的校勘體例，正文中“一作某”的异文很可能就是卷三三六中《惜空鐏酒》的文本。從現存著録李白《將進酒》一詩的文獻來看，在宋敏求所編李白集刊行之後，詩歌的文本已經没有什麽大的變化，《文苑英華》卷一九五《將進酒》校記中大量的“一作某”，體現的正是《文苑英華》編纂時所據抄本文獻的异文特色。明刊本《文苑英華》可能是在傳抄刊刻過程中脱去了“注异同爲一作”
。
由此實際上可以將《文苑英華》卷一九五中《將進酒》的文本分成兩個不同的版本：一是完全由正文構成的文本，反映的是以《將進酒》爲題的版本；二是由正文與注文組合構成的文本，反映的是以《惜空鐏酒》爲題的版本。這兩種文本的文字，都是源於《文苑英華》編纂時所采録的李白詩歌抄本，體現了《將進酒》流傳的早期面貌。目前對於《將進酒》一詩的文本，大致是分成以P.2552、P.2567拼合卷爲代表的敦煌本和以宋本《李太白文集》爲代表的傳世本兩個系統。在過去的研究中，總體上更强調敦煌本與傳世本之間的對立，并從异文層面認爲敦煌本更接近李白此詩的原貌。但其實敦煌本也只是《將進酒》流傳過程中的一種面貌而已，結合《文苑英華》中《將進酒》的兩種文本，可以更爲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首先，《文苑英華》本《將進酒》不僅擁有與敦煌本《惜罇空》相近的一些异文，例如“朝如青雲暮成雪”“鍾鼎玉帛豈足貴”“古來賢聖皆死盡”等，而且也有“天生我身必有材”這樣不見於其他任何版本的獨特异文。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句下注有异文“天生我身必有財”，與此類似，但在含義上不及“天生我身必有材”，“財”也有可能是“材”的音訛。今人考證“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句不符合古詩的轉韵規則，因此往往謂敦煌抄本“天生吾徒有俊才”更接近李白詩的原貌
。但《文苑英華》本“天生我身必有材”無論是在用韵上還是在意思上，與“天生吾徒有俊才”都幾乎没有差别，也可能爲李白所用。而且相比“天生吾徒有俊才”，“天生我身必有材”更容易訛變爲“天生我材必有用”。
其次，《文苑英華》本《將進酒》也反映出詩歌在早期寫本流傳下的不同形態。從《將進酒》的兩個版本中可以看到傳世本异文和敦煌本异文進行了新的組合。如在以《將進酒》爲題的文本中，“高堂明鏡悲白髮”“天生我材必有用”等過去被認爲是傳世本的文字，和“朝如青雲暮成雪”“古來賢聖皆死盡”等過去被認爲是敦煌本的文字出現在了同一版本之中。而“朝如青絲暮成雪”“鍾鼓饌玉不足貴”“古來聖賢皆寂寞”
等通常被認爲是傳世本《將進酒》中的文字，却歸屬於《惜空鐏酒》的標題之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將進酒，君莫停”一句也是屬於標題爲《惜空鐏酒》的詩歌文本。由於敦煌本《惜罇空》没有“將進酒，君（或“杯”）莫停”或“進酒君莫停”一句，因此過去一些學者認爲此句是在宋代纔産生的
。但敦煌本《惜罇空》只不過是《將進酒》在流傳過程中的一種形態。事實上，根據某一版本可以判斷异文産生的時間下限，但其上限是無法確定的。正如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所指出：“我們無法得知在此寫本之前，究竟曾存在多少該詩的口頭和書面的複製品……在宋代印刷本中保留的一首詩的某個版本也許與李白最初的創作更爲接近。”
《文苑英華》采録的《將進酒》文本很可能是來源於唐時流傳下來的李白小集，因此“將進酒，君莫停”并不一定是晚至宋代纔出現的。
以此進一步推測，《將進酒》的詩題可能也是由詩中“將進酒，君莫停”一句誘發而來。松浦友久曾從樂府與歌行的區别入手，認爲《將進酒》是典型的歌行體詩，其最初的詩題不應是《將進酒》，而應是《惜空鐏酒》
。當以《惜空鐏酒》爲題的詩中出現“將進酒，君莫停”一句時，就容易讓人聯想到《將進酒》的樂府題名，也就可能將此詩的標題由《惜空鐏酒》改爲《將進酒》。這種情况正如本爲徒詩的《出金門後書懷留别翰林諸公》變爲樂府《東武吟》一樣
。如松浦友久所説，當《將進酒》與《惜空鐏酒》兩種詩題并存時，人們還是更習慣采用熟知的《將進酒》作爲詩題。於是《將進酒》的詩題反而占據了主導，流行於各個選本之中
。
通過以上對《文苑英華》重出詩的考察，可以看到抄本時代總集編纂與詩歌流傳的複雜面貌。《文苑英華》之所以存在大量的重出詩，根本原因是重複選入了出自不同文本來源的詩歌，這也反映出《文苑英華》對於文獻的利用并不只有單一的途徑。重出詩有可能是分别來自别集與選集，也有可能是來自别集的不同小集。不同來源的詩歌無論是在標題還是在正文上，都有不少异文，體現出詩歌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的不穩定性。《文苑英華》在編纂時應是先從各類文獻中選取詩歌，然後根據所選的詩歌綜合考慮類目的設置，再將詩歌進行歸類。但是由於此書“歷年頗多，非出一手”，在選詩的過程中不免有所重複。重出的詩歌在歸類時又往往因詩題的异文或詩題具有多種題材屬性而被歸入不同的類别之中，直到周必大組織校勘《文苑英華》時，纔將這些重出詩找出并進行了清理。
過去對於《文苑英華》的利用，更多是把它當成文獻輯佚的淵藪，例如明清編纂的諸多唐人别集即以《文苑英華》爲本。但事實上作爲抄本時代的産物，《文苑英華》的價值不僅在於保存了不見於其他文獻的作品，更在於提供了作品早期流傳的文本形態。通過對重出詩《將進酒》兩處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到抄本時代詩歌异文及其組合的豐富性與流動性。《將進酒》諸多版本的面貌差异，可能是經歷了數次文本變動與异文更迭之後形成的。將《文苑英華》與更多原始文獻進行對比，追溯詩歌生成與流傳的軌迹，這種向上的路徑無疑是今後更應該努力的方向。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人文學院）